从信息控制看新闻媒介

5.6　从信息控制看新闻媒介

当新闻媒介遭受重大经济压力的同时，政府与企业却对这位落魄的贵妇情有独钟，毕竟新闻媒介的传播威力仍在，善加运用、略施小技，就能让自己如虎添翼。相对于此，新闻媒介能够反抗的方法却不多。就以经济性新闻来说，在市场经济运作的社会中，投资是许多家庭的重要收入方式，因此财经类的信息十分重要，精明的生意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结果，以系列的方式报道某地区的土地被某财团以超高的价格标得，又描述该地区未来将有地铁通过、某某富豪最近以多少价格在该区购买了豪宅、该地区未来的房价将会上涨多少。这种事实、意见、预测混杂的系列报道方式，很容易就会引发购房潮，让房价一哄而起。结果意见和预测都成为事实，生意人获得了利润，新闻媒介成了事实的镜子，也是具备判断未来的专业组织。然而，事实的真相可能是标购土地的生意人，就是购买豪宅的富豪，也是具有权力通过地铁建设方案的有力人士，并且也是新闻媒介的大股东或拥有者。最后，新闻媒介获得了公信力，生意人赚到了钱，社会大众买到了梦想。结果，面对重大的社会压力，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房价、限购、加息、开征房屋税以让房市降温。此举虽然平复了部分社会群众的不满，却也给生意人和新闻媒介创造了另一轮精准预测未来的机会。于是，黄金是有价值的投资标的，粮食短缺、油价上涨是长期现象等，让生意人和新闻媒介继续完美地搭档演出。

政府虽然有时候被牵着鼻子走，但却不是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相对于此，政府对于新闻媒介的掌控却也不遗余力。如果不予配合，新闻媒介就可能面对不是信息全无，就是信息错误的窘境。在可能不断“独漏”和发送错误信息的压力下，再有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介也终将被市场和社会大众遗弃。因此，新闻媒介虽有自由之名，却无自由之实。那些挺直腰杆、坚持揭露真相的新闻媒介，所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选择，但是这种悲壮的结果，对社会大众来说，可能只是少了一个另类的信息来源而已。正因为如此，即使是那些财大气粗的新闻媒介，也往往选择顺从。“福克斯效应”就是这个现象的明证。伊拉克战争期间，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频道虽然是拥有最多受众的有线电视频道，但是，为了寻求保守派的市场，福克斯放弃了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公开指责反战声音。此举尽管明显损害了新闻尊严，但是却获得了官方的好评，并拉近了与政府的关系。

此外，新闻媒介的从业人员也因为对政府和共同信息源的过度依赖，而放松了对新闻真相的追根究底，让新闻媒介在绝大多数时，成为政府的传声筒。特别是政府只要祭出国家安全的大帽子，新闻媒介就得提心吊胆，生怕沾上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就如《哥伦比亚新闻周刊》主编布伦特•坎宁（Brent Canning）说的，对官方信息源的依赖伤害了新闻的客观性，致使记者们成为新闻的被动接收者。因此，对官方渠道的依赖，加上费用减缩措施的采用，使调查性的新闻成为不可能，从而造成大量未经证实的和以政府信息为基础的信息出现，并且在报道中常常采用妥协性的办法。因此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认为，专业新闻工作在合法性与利益性方面胜过党派和公共服务性新闻。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对权力的关注。

在新闻媒介大幅依赖官方信息来源的环境中，政府却不会对新闻媒介的专业理念给予应有的尊重。相反地，却是善加运用的好时机，甚至制造假新闻以达成政府希望达成的目的。正如反恐核心人物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在《反对一切敌人：美国反恐战争内幕》中所言：“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了寻找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他提到，布什曾说过，“我深知你们做得很好，但我要求你们做的是，你们必须寻找萨达姆是否做过这件事的一些证据，看他是否与此事相关联”。于是，中央情报局捕风捉影，提供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接着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我们认为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寻找与伊拉克的联系，并从中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是可靠的”。尽管这份报告后来证明是假的，但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这只是他持续宣布假情报的开始而已。

不论事实真相为何，战争都是值得注意的头等大事，必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激起爱国心和建立正当性，政府必定对所有的信息加以润饰和包装。新闻媒介必须证据充分，且深具道德勇气，才可能发表异议。但是，为了不开罪于政府，绝大部分的新闻媒介都选择配合的态度。结果，新闻管理人员与倾向于支持政府立场的专家保持联系，以产生符合政府政策的意见，又对从事报道的记者或访谈节目主持人进行善意的提醒，因此造成新闻媒介不是拒绝报道反战的消息，就是一面倒地支持政府的行动。这种同质化的现象虽然不可取，但至少为新闻媒介建立了“集体安全”。

按照新闻专业的立场，新闻媒介应该基于保护信息来源的信念，以不对外透露的方式来保护新闻来源。但是，实际的状况是美国媒体的管理层有76%的人员，不是现任的高官，就是前任的高官，新闻从业人员根本无从隐藏，结果新闻媒介在自然和出于自愿的状态下拒绝报道有关反战的信息。这种巧妙的结合正如《时代》杂志前主编密歇尔•雷恩（Mithchell Rennes）所说：“美国媒体在实际上是帮助军方吓唬伊拉克。”此外，对于胆敢发表异议或是指责的新闻从业人员，即使政府无法在这个新闻事件上以任何方式加以报复，但是日后想要从政府部门获得任何信息时，就会发现信息的大门已经为他关上了。

在新闻媒介必须仰赖政府的信息，又几乎无力反抗的状况下，政府可以轻易地对新闻媒介进行操控。他们不但提供信息，还设计信息应该如何被报道。当然，这种设计并不是为了公正客观，而是为了达成目的进行的修饰。事实上，政府部门为了统一对外发布信息的口径，甚至会指导新闻媒介如何遣词用字。就如同《芝加哥先驱报》记者鲍伯•凯博（Bob Kabb）所描述的：“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是如此的严密，以至于布什班子里的官员从上到下使用同一件事来说明问题，即使对个别词句的选用也是十分的谨慎。”为了严格控制，白宫还设立了“环球通讯办公室”，并向军事发言人散发了一个册子，其中指出不要把萨达姆的部队说成“阿拉伯突击队”（Fedayeen），因为这一词汇可能会产生正面的解读，因此要使用如“恐怖”或“暴徒”之类的词以避免“误解”。英国《卫报》报道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大量的美国人主要依靠英国的BBC来获得消息。出现这种偏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对战争公正的期望度和美国媒体在这方面的失败性^[36]。这个说法似乎显示了新闻自由还是具有某种夹缝可以生存的可能，但是把美英两国的友好关系纳入思考，就可能不再那么乐观了。通过各种措施，美国政府在需要时做到了对新闻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管理，且让新闻报道依照既定的剧本发展。这种控制方式的效果就如2004年5月25日《纽约时报》所评论的，有很多例子证明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不是十分的精确”；“有些信息是受到争论的、不完全的并且是经不起推敲的”。但通常的情况是，一旦管理者将一种错误的、未经核实的信息看中并反复使用，以至于人们将错误的东西看成事实并予以接受，就会最终赢得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这种以利益交换的结合方式，正是美国政府得以控制新闻媒介为其进行宣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霸权政策开脱和动员民间力量的重要手段。若不是驻伊拉克的美军中，有人将虐囚和残杀无辜百姓的信息和照片放到网络上流传，至今许多事实可能仍被掩埋。

据此可知，在“第四阶级”和“无冕王”光环下的美国新闻媒介，其实只是在商业利益和政府政策之间争取生存的利益团体而已。虽然这种控制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并引起波澜，但终归无碍大局；而且在巧妙的结构下，政府、商业组织、新闻媒介在至少表面上都是各自独立运作的结构下，让美国的新闻媒介维持了独立自由的名声，因为这对谁都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