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控制的思考

关于网络控制的思考^[1]——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二

信息社会实现网络化之后,必然面临网络控制的问题。社会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总要突破局限,同时加以制动。人类对于水的开发利用是如此,对于电的发明与利用也是如此。刚刚发明了电,在利用时就伴随着恐惧:能置人于死地,能置物于毁灭。于是如何控制它,自然就成了研究的重点和关注的焦点。当今,对于网络也经历着同样的路程。国际互联网,多向互动传播……似乎无法控制,要“天下大乱”了。

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实现控制是可能的。绝密、机要信息,另有相应通道,除了间谍和破译,一般人是得不到的。这就是一种控制。虚假的、攻击性的、破坏性的信息,现在在广播电视大战中也并不鲜见,辟谣、反驳、斥责就是了,正如有批评就可能有反批评是一样的道理,总比私下传播小道信息好些,上网入了平台就公开了,“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真理愈辩愈明了,何惧之有。这也是一种控制。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斗争哪有胜利?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网络用户,有集团传者和个体传者两大群体。集团传者包括政府、党派、团体、广播电视、通讯社、报刊、图书资料馆所……广播电视包括广播电信、电视台以及各个节目生产制作公司。个体传者就是拥有网址的用户。个体用户,既可以传,又可以收,既可以助人,又可以求助。

对网络用户的管理,将来要立法,要有相应的国际组织,要有国际公约,以解决用户行为、用户之间关系等出现的问题与矛盾,各个国家也会使用“公、检、法”权力,对本国网络用户进行有序调控,并负责与国际上相关机构发生制衡关系,甚至采取联合行动。例如目前的禁毒、引渡等。保障合法权益、处理违法事件,会有不断完善的举措。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是可行的,而不是无奈的。

从广播电视传播角度看,实现控制也是可能的。一方面,广播电视集团公司内部,有一套运行管理体制和规范。注册登记、宏观调控、监督检查,审批程序、运营行止,都不会放松。另一方面,各自为政的制作公司也要注重节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注重精品节目的生产。不如此,节目播出的中标率、各台的采用率也不会高。长此以往,就会被淘汰,至少信誉不会可人。因此,关键在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导向,以及对各类节目的具体要求。只要坚持喉舌的主功能,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只要坚持“扫黄打非”,不论上星还是上网,广播电视传播的质量应该说是可以控制的。

从广播电视传播者的角度看,记者、编辑、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工程技术人员……还应有相应的专业要求,而且必须持有“上岗证”,即具备任职资格。就像律师、会计师一样,进行社会化的考评,严格而规范,科学而公开。所谓社会化,不可能是无序的:谁想当律师就随便走上法庭进行辩护,谁想当会计师就随便到一个单位给人做账,谁想当记者就随便去事件发生地进行采访,谁想当编辑就随便进行编排,谁想当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就随便参加节目生产,播报新闻或解说专题或主持评论、综艺节目,谁想录音录像、设计制造、调控修理,就能随便进入机器设备的生产使用过程。如果大家都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随意用什么人干事情都毫无要求,或者负责人自定标准,那么,“社会化”也就进入了无序混乱状态的怪圈,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宏观调控、舆论监督、竞争机制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新闻播音员、评论员,各电台、电视台是肯定要统一管理的。有些节目主持人可能会由各制作公司根据节目需要去物色、选用。什么人可以出任节目主持人,就是现在也没有比较完善的考核、聘任章程,明显不合格的并不少见。往往是“饥不择食”而“矬子里拔将军”。不论是统一管理还是各取所需,都应该标准化、规格化,分门别类、分层分级地考核、评聘,由主管领导、同行专家、受众代表组成“合议庭”,即评聘委员会。培训上岗,定期考评,竞争激励、能上能下,形成制度,形成风气。避免主观失度、不正之风。这是最好的途径,走的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路。

如此,集团传者就能选优集萃,推陈出新,个体上网只好处于“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境地。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竞争必然造成优胜劣汰,但网上优势却永远不会造就学阀作风和学术霸权主义,因为网络文化给了每个网民发表学术观点的权利,媒介学术霸权和故步自封的衰亡,将使学术争鸣和网络批评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媒介集团传者和个体网民的竞争态势日趋平等,对媒介的赞扬与批评会更加实事求是,全社会“匹夫有责”,共同营造着进步的民主权利、高雅的文化氛围、浓郁的民族特色、广阔的交流渠道。这正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成果:在发展的同时实施控制,在控制的同时促进发展。因发展而担心失控,因控制而担心停滞,是不必要的,因为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后还要这样走下去。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