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口和社会组织等诸要素都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重大影响，也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结合本课题研究需要，以下笔者主要从市场引导、舆论监督和社会评价三方面进行综述。
（一）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
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要不要介入高等教育及其质量，后期侧重在市场如何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上，具体包括：市场介入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性研究、市场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利弊研究、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机制研究、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途径和方式研究及实施市场调节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
1.市场介入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性研究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被看作是教育市场化的代言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另一积极鼓动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把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在其著作《自由宪章》中指出市场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根据，必须把市场的竞争原则运用于教育领域，为市场介入高等教育领域提供了理论支撑。国内学者中，陈列的研究算是比较早的系统研究，他在专著《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从高等教育市场结构及其生成机理、高等教育市场调节的形式与法则、高等教育市场调节的利弊等方面对市场经济下高等教育的市场调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肯定了市场介入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性。[19]
此后，许多研究者也在自己的研究中肯定了市场介入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性。如王润良等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出发，结合高等教育的产业性以及高等教育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商品性讨论，论述了高等教育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0]李福华认为，普通高等教育的非营利性、外在性等特点决定了市场机制不能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高等教育不能市场化，但高等教育领域可以在生源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引入市场机制，这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21]
2.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利弊研究
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对高等教育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从积极方面来看，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高等教育观，冲开了高等教育盲目封闭的办学大门，促使高等教育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打破了条块分割的局面，强化了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和高校之间的联系；对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多主体、多层次、多形式办学创造了条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的引入打破了高校管理中的平均主义，给高校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师生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自主自强、平等竞争的民主精神。从消极方面来看，忽视教育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将教育的目的和过程完全置于商品关系和商品行为的支配之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眼前利益，急功近利，导致高校办学中的短期行为；片面强调商品观念，使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品德教育产生滑坡，师生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分配不公，知识贬值，直接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使教学与科研受到很大冲击等。[22]
3.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机制研究
袁祖望提出运用市场竞争机制保障质量。他认为，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变政策约束为机制约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种竞争应该是全方位的，有校际竞争与校内竞争，校领导层的竞争与教职工层的竞争。竞争背后的实质是利益驱动，对各高校而言，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利益制约迫使高校参与竞争，以扩大竞争态势；对学校内部而言，竞争必须触动领导、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竞争的结果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得以实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23]吴发科强调运用市场调节机制保障质量。他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机遇与制约因素，提出了将教育资源利用与市场行为结合起来，形成教育资源调节机制的观点，提出了以生源、财源和师源这“三源”市场调节机制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调节的思路。[24]俞国锋则主张用市场约束机制来保障质量。他通过分析高等教育质量现状，提出了以市场力约束和保障高等教育质量超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并且指明了建立高等教育质量市场调节机制目标的措施。他指出市场竞争是最好的一种质量约束机制，是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基本来源。[25]
4.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途径和方式研究
陈廷柱指出，我国当前应进一步造成文凭事实上的不等价、培养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观念、扩大学生升学与转学的自由度等，以此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策略向市场化的转变。[26]柳劲认为，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表现在制约人才培养规格、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引入竞争机制、改善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运用市场机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必须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质量观，树立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建立教育质量保障的社会中介组织。[27]谭邦柱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市场机制的途径和方式上，明确提出引入供求机制，扩大办学自主权；引入竞争机制，培养高素质人才；引入价格机制，提高办学效益。[28]田恩舜认为，国家权力、院校自治和市场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中的三种主要的力量，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协调主体间的价值冲突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是通过教育资源、生源、师资、学校地位的竞争等来实现的。[29]
5.市场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限制
不少研究者认识到，市场调节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调节既不可或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因此，对教育的市场介入应当作出限制。例如，劳凯声认为，教育是一种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它具有非垄断性，可以用一种非市场提供与有限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供方式：首先，在制度安排上，不应简单地把学校这种社会组织与企业相等同。政府对学校的作用不能因市场的介入而弱化甚至退出。相反，在这里政府的监控功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遏制因素。其次，对私营教育必须做出明确的价值定位。营利性组织的介入必须满足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实现社会的公益。对营利性组织举办的教育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使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在严格的条件下经过转化，进入市场，实现市场运作。再次，对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作用领域应有明确的界定。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都有“失灵”的情况，因此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补充和交替发挥作用的关系。同时，不同的教育领域，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又是很不同的。[30]
（二）舆论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
舆论监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调节机制，但目前关于舆论舆论监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舆论监督研究比较零散，主要涉及舆论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现状及问题、舆论监督质量的类型、舆论监督高校突出质量问题的专门研究、舆论监督质量的政策和环境等。
1.舆论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研究者们认为，舆论监督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舆论监督的认识缺乏、舆论监督立法的缺失、媒介自身的素质问题、行政权力的干涉等。完善的对策包括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加强舆论监督立法、提高媒体自身素养、改革舆论监督体制、加强各监督媒介的合作等。例如，黄锦成等人指出，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监督只有行政监督机制以及不规范的、有限的社会监督，尚未建立起社会对高等学校依法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有效的监督机制。针对此，他从建立高等教育社会监督机制的原则、社会监督机制的主要构成、加快社会监督立法与依法监督、完善社会监督机构和形式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高等教育社会监督机制的建议。[31]杨森林认为，目前新闻舆论监督的频度较高，但力度相对不足，主要原因是认识上存在误区、法律上没有保障、体制上存在缺陷、机制上不够完善、媒介方面自律不严等。[32]奠红兵认为，应该从改革舆论监督体制，完善舆论监督法制，健全舆论监督机制，建设高素质的新闻工作队伍，提高舆论监督实效，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等几方面入手推进当前舆论监督。[33]叶战备等人认为，通过为舆论监督立法，保障新闻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促进新闻行业自律可提高舆论监督的有效性。[34]
2.舆论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类型研究
由于分类标准、分类角度的不同，舆论监督的分类也不同。例如，任林洋强调，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机制是多方参与、全面合作的系统，其中，社会主导的监督机制是极为重要的方面。他认为社会监督的形式主要包括制度化的组织监督、参与性的过程监督以及舆论式的公众监督三种，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导的监督机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35]许新芝等人认为，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可分为社会群体舆论监督、阶级舆论监督、党派舆论监督、集团舆论监督以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根据舆论监督的价值取向不同，可分为积极的舆论监督和消极的舆论监督；根据舆论监督的传播方式不同，可分为民意测验、集会、游行、示威、印刷传单、出版物、检举揭发、批评控告、新闻媒介的批评曝光等。[36]
目前，专门针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舆论监督分类研究还很少，主要是一般舆论监督分类进行研究，韩立新的分类概括是其中的代表。韩立新根据信息公开和意见申明的渠道不同，将舆论监督分为社会舆论监督、组织舆论监督和媒体舆论监督；根据舆论监督主体公开信息和表达意见的动机，分为自舆论监督、偶舆论监督和拟舆论监督；根据舆论监督主体采用的框架标准不同，分为政治舆论监督、道义舆论监督和学术舆论监督；根据舆论监督内容产生方式，分为微舆论监督和宏舆论监督；根据舆论的基本形态，分为潜舆论监督、显舆论监督和行为舆论监督；根据舆论监督的性质，分为公开性舆论监督和批评性舆论监督。[37]
3.舆论监督高校突出质量问题的专门研究
近些年来，高校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突出质量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学术不端现象不断曝光，涉及学术界、教育界、科学界。学术不端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并影响了我国教育界、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学术声誉，舆论监督在揭露与惩治学术不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例如，王平认为，学术不端现象的存在极大地破坏了良好的文化氛围，甚至到了学术腐败的地步。为了有效遏制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还文化者一个积极向上的学术环境，一是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科学素质和职业素养；二是要设置正确的议题；三是要加强电视、报纸、网络三大主流媒体之间的互动。[38]吕群的研究分析了学术不端的网络舆论监督的特点、优势与不足，以及解决对策。她认为，互联网的兴起，为新闻的舆论监督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平台与技术支撑，网络舆论对学术界不正之风现象的揭露与调查具有独特优势，学术不端的网络舆论监督具有主体的多元性及互补性、方式的多样性和载体的独特性等特点。[39]
4.舆论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政策和环境研究
学者们更多是从整个教育质量的舆论监督政策和环境角度进行研究，专门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也还不多。例如，白利芬认为，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为教育政策公众监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目前，我国公众对教育政策监督乏力问题还非常突出。由于物质需求尚不能得到满足，教育监督缺乏物质基础，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监督意识淡薄。从制度层面看，法规制度不完善，公众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舆论监督机构独立性不够及缺少强制处罚权力等也是公众监督乏力的重要因素。[40]
对于高校舆论环境，刘慧群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舆论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高校越发成为了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焦点。因此，高校舆论呈现出多元化和集中化并列的趋势和特点，同时引发了各级教育机构对舆论环境的关注与重视。高校应该客观而理智地看待舆论的多样化，并且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以促进高校与舆论环境的良性互动发展。[41]朱小翠认为，教育舆论是关于教育的公众言论，它通过传播新闻、孕育文化、发表言论得以形成，通过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向既定方向发展得以实现。她试图从文化选择的角度对教育舆论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教育舆论的文化选择应该为解决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和路径，且能正确引导舆论，反映多元价值诉求，创造适合年轻一代生长的良好的教育舆论环境。[42]蒋建华对教育舆论以及教育舆论分析进行了界定，阐明了教育舆论分析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社会舆论应该成为引领教育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和风向标。[43]
（三）社会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评价研究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社会评价的意义和作用、社会评价的主体、社会评价的标准及指标体系、现状与问题、社会评价的比较研究等方面。
1.社会评价意义和作用的研究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还主要依赖政府和高校的质量评价，人们对社会评价还存在诸多疑惑和不解的话，发展到今天，高等教育质量应该主要接受社会评价的观念已开始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孟宣廷等人认为，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估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需要，能够构架起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有利于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进行广泛的参与和监督，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密切联系市场，还有利于增强学校之间的竞争力，形成内在压力，促进自我发展。[44]李守福认为，大学社会评价是以大学的社会成果为主的评价，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有利于促使大学去努力贴近社会、贴近市场，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45]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在肯定大学社会评价作用的同时，也还有一些人对大学排名或排行持怀疑或反对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取消大学排行。他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排行榜在排行主体资格、排行过程中数据的来源、指标的设置以及排行结果等方面都还存在着问题，会误导社会、学校及家长和学生。例如，顾海兵认为，以《中国大学评价》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排名已经陷入了前提虚假、指标片面、权重失衡的误区，步入了自我拔高和商业赢利的禁区，应予取消。[46]
2.社会评价主体的研究
社会评价的主体是介于政府与高校两者之间的社会，但社会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大学社会评价的主体范围如何确定？早期人们认为，这个社会是指介于政府和高校之间的专门评价机构。例如，李守福认为，大学评价的主体是相对独立于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之外的第三者，它可以是同类型大学共同组织起来的专门评价机构，也可以是社会上的其他机构。[47]陈士俊认为，应建立一个由政府支持、民间组织的大学排名评估中介机构进行大学评价排序工作。与完全官方和完全民间的排名机构相比，半官方评估中介机构更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48]
随着社会评价活动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除了专业评价机构外，社会评价主体还广泛包括了社会个体和群体。例如，张洋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社会评价发展至今，社会评价主体得到多元化的发展，主要表现是社会评价中介机构数量上不断增加，以媒体、网站等为主体的民间大学排行榜也迅速发展，用人单位开始通过对高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的评价和自身的优势来选拔和吸引人才，家长参与评价的意识也不断加强。[49]肖雪芳指出，大学社会评价主要包括三大主体：一是社会上独立的个体，如学生、家长等；二是社会群体，主要是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等；三是社会评价中介机构。[50]
3.社会评价标准的研究
评价标准主要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反映出来，因此，评价标准的研究也主要反映为对指标体系的研究上。不少学者站在宏观角度提出相关建议，认为制定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必须借鉴国外经验，立足国情，建立分类评价机制；正确处理定量与定性、数量与质量、科研与教学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国家应加强数据库资源的建设等等。例如，裴云认为，指标体系的价值体现在完整性、精确性、流畅性三个方面，这三者可以作为指标体系设置原则。[51]游成梅等人认为，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遵循以下方法和步骤：一是深入研究和了解被评价对象；二是列出研究目标的因素，并进行筛选，去掉次要的因素，选择相关性最大的指标因素；三是搭建规范的指标结构，应用系统工程的KJ法对这些因素进行归类；四是采用“艾菲尔法”分配权重。这样就形成一套综合、合理的指标体系。[52]谢安邦等人认为，大学排行应该围绕“大学发展”的核心指标展开，构建大学发展性排行指标与评估体系。[53]
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是当前评价标准研究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关于排行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这既有国内的比较，也有国际比较。国内比较主要围绕着武书连榜、网大榜、校友会榜、中评榜等几大民间连续综合排行榜进行。例如，严燕等人对武书连榜和网大榜的排名指标体系进行的对比分析[54]；范晓婷等人关于国内四大排行榜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六方面差异性的比较等。[55]国际比较主要是围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麦克林》等杂志推出的排行指标体系及其与国内几大排行榜的比较。例如，宣小红等人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麦克林》、武书连榜和网大榜指标体系进行的比较[56]；周晓慧等人通过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与《中国大学评价》、网大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国际高校科研实力评价的一级指标进行的比较[57]；韦柳娅等人对美国大学排行评估体系和中国四大排行榜的分析比较[58]；胡咏梅对中美大学排行榜的方式、方法以及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等进行的比较[59]；陈素娜对中德两国大学排行榜的比较研究[60]等。
认证作为大学社会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美国的高校认证制度不仅开展较早，且制度相对完备，研究也相对较多。在地区性院校认证方面，陈慧青对新英格兰学校和学院协会认证标准及指标进行分析，得出美国院校认证标准的价值取向实质上体现了外适性、内适性和个适性这三者的融合。同时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特征具体表现在社会导向功能凸显、弹性多元的衡量尺度和以学生为本的服务理念这三个方面。[61]熊耕以中北部地区大学与中学协会的认证标准为例，分析了认证标准的演变逻辑：从具体量化的规定到深层质性的标准，从刻板划一的规范到自觉个性的彰显，从重视院校资源到强调学生学习结果。[62]林晓的《美国中北部协会院校认证标准与程序研究》一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北部协会院校认证标准与程序变革的历史脉络及其背景因素，提炼并阐释其发展规律和不同历史阶段折射出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展望其未来发展走向。[63]在专业认证方面，蓝江桥对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的组织架构、认证过程、认证与评价标准进行了介绍，并选取美国科斯塔大学进行了案例分析。[64]此外，其他学者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也对认证标准进行了一定研究，王建成出版的专著《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65]
4.社会评价的历史、现状与问题的研究
国外大学社会评价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如黄欣等人把美国大学排行发展划分为萌芽期、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通过剖析每个阶段的典型个案，揭示美国大学排行发展的特点和原因。[66]我国大学社会评价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历史的研究还不多。
在现状研究方面，赵春晖等人认为，各国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高等教育制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国的大学社会评价千差万别。以评价的实施机构为例，美国采取的是以民间评价与鉴定组织为主，英国是以高教拨款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组织的评价为主，俄罗斯是由院校评估国家检查总局组织的鉴定委员会组织为主，而日本则是以民间评估与政府评估相结合为主。[67]关于国内现状的研究，邱均平、张蕊从大学评价的组织者、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和权重、评价的数据源和评价的发布方式五个方面，对国内大学评价的发展及现状进行了概述，具有一定代表性。[68]
对大学社会评价问题的分析以国内研究较多。例如，顾志跃认为，当前大学的社会评价尚缺乏强有力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部门权力过大、评价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和评价中介机构势单力薄等方面。[69]李守福认为，目前我国大学社会评价的主要问题：一是被评大学间是否存在可比性的问题，不考虑大学办学目标和宗旨进行的评价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有可能使所有被评价大学都向综合大学看齐，失去了原本的目标和特色；二是大学评价的内容问题，对大学进行评价的内容应该是由评价目的决定，而不应该将评价的重点放在大学构成的要素上；三是大学评价的主体问题。一些社会评价机构为了证明其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往往都会打上“教育部系统”或“专业核心期刊”的重点字样，但实际上，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在于评价主体，而在于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体系是否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70]孟宣廷等人通过对我国大学社会评价发展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大学社会评价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起步较晚，理论研究尚不成熟，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尚不够科学，评价的覆盖面还比较窄；二是政府的主导性质明显，社会评估力量薄弱，专业性评价机构缺乏评价的权威性；三是以总结性评价为主，形成性评价做得不够，且评价多流于形式；四是大学社会评价的法规体系不健全，评价制度建立不完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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