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外来看，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到来，国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和实践逐渐增多，并逐渐形成三大较有影响的质量保障模式：一是大陆模式。实施这种模式的主要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这些国家大都属于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结构，带有政府意志和价值取向的外部评审在质量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美国模式。该模式主要通过非政府的社会中介组织的认证、排名和博士点评价等活动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政府不直接参与评估活动。三是英国模式。该模式主要存在于英国和英联邦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其主要特点在于大学享有较大的自治权，教学质量主要由大学自己负责，来自学校外部的干预较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与实践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力量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作用受到普遍重视。例如，英国在1997年成立高等教育质量署（QAA）全面负责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事宜。QAA是一个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成员主要由社会人士组成。在美国，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专业性的认证机构，都是私立的非政府组织，经费来自会员院校。荷兰2004年成立的大学质量保障署为非营利的社会组织，负责高等院校外部质量评价。芬兰1996年成立的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尽管受教育部资助，但它独立于教育部和高等院校之外。此外，社会力量还以新闻传媒、社会舆论、大学排行等形式广泛介入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来。
从国内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集中在高校教学质量管理，比较系统的研究有厦门大学刘金桂和广西师范大学黄刚等人的研究。[7]随着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引入，人们认识到，高等教育质量涉及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必须从学校工作的全面、全程和全员来考虑，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赵中建的研究。赵中建教授自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在《外国教育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对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进行了系统推介和研究。[8]
与此同时，也有学校按照ISO9000的设计原则和思路，对高校的质量保障体系进行设计，并付诸实施，这方面的代表应首推航海系统高校，如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尽管这些学校在具体引入ISO质量体系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都是根据以下基本原理：一是依据PDCA循环原理（Plan、Do、Check、Act），即制订计划、贯彻实施、检查审核、总结处理四个阶段实施管理；二是用五个W原则（What、Who、When、Why、How），即明确什么事、谁去做、何时做、为什么做和怎样做五个问题，建立体系文档，形成系统的管理闭环；三是在具体的质量保证体系的设计上，主要是通过转化ISO9000质量保证体系中的20个关键要素，使之符合高校的实际情况，同时注重抓好五个环节：职责分明，界面清晰；程序明确，操作规范；记录清楚，便于检查；内外审核，督促提高；规范管理，确保质量。[9]
但高等教育质量不仅受学校内部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学校之外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该把学校以外的影响因素也考虑进来，使内部与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相结合。较早明确提出这一点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玉琨教授。早在1996年，陈玉琨教授就发表了《建立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系统》一文，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的概念、质量保障活动的程序、为什么保障、保障什么、如何保障等方面，对国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作了介绍，并提出了我国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的建议。其基本思想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外部保障系统与内部保障系统。前者通常是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专门机构，其成员包括高教界与高教界外的专家，他们由政府或某个作为其领导部门的专业与行业组织任命。主要任务是领导、组织、实施、协调高等教育质量鉴定活动与监督高等学校内部的质量保障活动。后者则负责高等学校内部的质量保障活动。[10]安心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表达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思想。他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国外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分析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目的、原则、模式、机制及保证的内容等，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外部保证体系的建议，并从高校教育质量生成与发展的系统流程出发，从输入、过程、输出三维，对影响高校教育质量保证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框架，从组织保证和质量监控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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