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回族经济开发的契机

中国自近代化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国人对西北的开发从未中断过，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开发西北”运动对甘宁青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西部开发等旗号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与回族军阀集团之间的关系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甘宁青地区经济开发的规模和效果。

1927年，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南京国民政府上台。而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中国的活动在加紧进行，终于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很快侵占了中国东北。随着东北的沦陷，西北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国民党政府也开始重视西北的开发。“七·七”事变后，中国东部大片国土陷于敌手。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的西北、西南便成了抗日的大后方。这样，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自然转向西北、西南。以此为契机，掀起了近代开发西北的又一次高潮。此时，沿海部分内迁工厂迁到西北地区，成为推动西北工业发展的物质和技术力量。由于战时的特殊环境和需求的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和民族工商业者纷纷向工业投资，西北地区的工业一度呈现蓬勃发展局面;兰州、天水、平凉、银川、西宁等成为新的工业城市。除工业外，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农业、金融、贸易、交通、邮电、教育、科技以及文化事业的开发，也取得一定进展。这不仅支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开发西北”的口号，在短期内作了大量的经济投入，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国防方面的考虑。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国际方面，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南京国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把注意力放到西北。正如邵元冲所言:“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东南则警号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1]此外，苏联极力想把新疆纳入势力范围，英国还欲在康、川、滇、新等地扩充势力，意图建立所谓“大西藏国”。南京国民政府对岌岌可危的边疆局势极为忧虑，认识到“东北边陲已失，我们这时对于西北边陲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处的情形不可再抱从前的态度，蹈袭歧误政策了”^[2];国内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给国民党造成极大威胁。戴季陶在《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中说道，“又到了严重的关头——中央用兵的意义——从政治文化上观察荡平西北反革命势力的必要——从经济文化上观察荡平西北反革命势力的必要——要争取一个最后的主义的文明的最后胜利。”^[3]可见，国民党开发西北、修筑道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消灭红军。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派系之争。

于是，内忧外患中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蒋介石很快调整了对诸马的政策，用省主席的权位在政治上笼络他们，用“开发西北”的名义在经济上扶持他们，用给与正规军番号的办法在军事上默许其独立存在，“开发西北”就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一度成为国内的热点。

西北正是在一次次“开发”声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过程。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个人、团体、中央和地方，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倡言“开发西北”，客观上对西北近代化的过程都起过积极作用。而甘宁青地区土地贫瘠，产业落后，军费膨胀，一般民众生活困苦，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赤字巨大。为了扶持回族军阀集团在那里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表示“开发西北”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和中央对西北地方建设的关心，国民政府开始每年拨给甘宁青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其中包括行政费、军费、教育费、特别救济款和各项建设费等，而且投资逐年加大，1934年，国民党经济委员会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名目下，仅兴修水利与建设公路两项，就补助地方经费435万元，另外还有畜牧、农林、卫生防疫、教育经费等项各数十万元^[4]。到1937年底，西北诸马掌握的所有地方武装，均被编进国民党正规军序列，长期困扰诸马军阀的军饷问题有了稳定的来源，经济拮据状况有所改善，可以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地方基本设施的建设，故而回族军阀官僚资本经营的部分实业，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较大的拓展。

马鸿逵的“富宁公司”和马步芳的“湟中实业公司”及其下属实业，在三四十年代的业务发展达到顶峰，主要得益于“开发西北”的资金注入。国民政府对西北建设的多项投资，由于军阀体制的缘故，多数为回族军阀集团的首要人物据为己有，成为他们扩充马姓家族官僚资本的发展基金，对地方建设的各种补助款项，通常也被合并于他们的经济垄断机构独家经营。例如1939～1940年，国民政府给宁夏追加8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在宁夏建立毛织厂和改良畜牧场，这笔款项到了马鸿逵控制的宁夏银行的账目上，很快被财政厅长赵文府转到了马鸿逵家族企业“富宁公司”的名下。

当国民政府中央的开发措施与诸马军阀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才有推行开来的可能。以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为例，他对从国家得到支援，发展“他的”省份的经济感兴趣，但是有一定的保留。他认为，中央政府应在资本上及技术上帮助他，但管理和建设大权完全由他掌握。在青海金矿的开采中，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勘探，希望开发，亦或联合开采。但由于马步芳的操纵，国民政府采金队在几经受挫后不得不撤出。这些地方军阀虽然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各自为政，由此导致来自内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落不到实处，资金流失严重。此外，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缺乏整体长远规划，开发活动比较被动，应急性突出，因战争进程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开发进程时断时续。这次开发的掀起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引发的。因大西北成为抗日的后方，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投入较多的力量来开发西北，以支持抗战的需要。然而，当抗战一结束，国民党政府却忙着去接收;战时来到西北的人员纷纷回归，大批资金流走;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曾一度欣欣向荣的西北战时工业，便陷于衰退和危机之中。开发西北的呼声，也随之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