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冲击和资源约束趋紧影响，浙江经济进入阶段性结构调整期。一方面，依赖“低端产业、资源要素消耗、低成本劳动力、小散企业”的浙江制造业遭遇了发展瓶颈。而另一方面，浙江省服务业却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14年前三季度浙江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加8.4%，远超第二产业增加值6.9%的增速。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尤其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全方位融合和相互渗透，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条腿协调走路”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本节对浙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意义、现状进行了描述，并提出推动浙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两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全球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关键手段，我国也将推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作为打造“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举措。抢抓“两业”融合发展机遇，进行前瞻谋划和战略部署，是加速浙江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必然选择。
(一)深化“两业”融合是适应“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2013年，浙江省人均GDP超1.1万美元，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更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依赖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出口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浙江经济高速增长。浙江经济中速增长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增长的常态。“新常态”之下，深化“两业”融合成为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1.“加工+出口”向“产品+服务”转变亟需加快“两业”融合。加工贸易在浙江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然而因为产品结构层次较低、价值链短、附加值低等问题，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正处于艰难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而制造业的服务化已经成为当前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浙江省企业，尤其是龙头、“三名企业”和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行业的企业，必须不断强化制造环节与生产性服务环节的深度融合，提高研发、物流、营销、融资、技术支持等服务环节在销售收入和利润中所占比重，加快推进“以产品制造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基于产品提供综合服务”的方向转变，最终实现工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价值链跃迁。
2.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需深入推进“两业”融合。目前，浙江正以“四换三名”为抓手，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两业融合”能有效助力“四换”、打造“三名”。首先，从“四换”来看，信息服务业是“机器换人”“电商换市”的支撑载体；现代物流服务业是大规模“电商换市”，实现采购、销售网络化的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知识、高技术、高创新、高附加值行业，是“腾笼换鸟”“空间换地”重要培育对象；金融服务业的各类融资、租赁、金融中介创新，有效支持“四换”工程开展。其次，“两业”融合是浙江培育“三名”的有效途径：管理、咨询等行业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更精益化的管理、更科学化的决策；会计、法律等服务业能够帮助企业更加合法合规地发展，减少经营风险；中介、培训等行业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家提高管理能力，并为企业提供优秀的人才，促进浙江传统“家族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广告、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企业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针对产品特色的营销方案，为企业提升品牌竞争力。因此，促进“两业”融合发展是突出当前浙江发展主线的必然要求。
(二)深化“两业”融合是打破升级瓶颈，重塑“浙江制造”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制造”以“轻小民加”为特色，发展势头迅猛，促进浙江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然而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三驾马车”的拉动力降低，2014年前三季度，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6.6%。浙江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促进“两业”融合，是推进浙江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重塑“浙江制造”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1.“两业”融合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在要求。当前全球已经开始向“服务经济”时代迈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已经达8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达到50%左右。浙江省2014年前三季度，三种产业比重为4.1∶49.8∶46.1，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向“三二一”格局靠近，且服务业增速明显高于制造业，对全社会投资贡献提升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必须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制造业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赖于专业分工的深化，其产出又有相当比例用于满足制造业生产中间需求，没有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甚至会失去需求来源。因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浙江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两业”的融合发展。
2.“两业”融合是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要求。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规律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生产性服务部门，如金融、信息、咨询、物流等，均是支持制造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重要部门，通过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管理效率，推动制造企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当前，浙江省的大多制造企业仍未跳出价值链的低端，接单生产、两头在外(市场在外、销售在外)的生产模式不足以支撑浙江省制造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和升级发展，亟待加速培育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尤其随着计算机信息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增加，制造业对知识型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广泛地渗透进制造业前期的研发和设计，中期制造、管理和融资，后期分销和信息反馈等环节，凭借其高度的创新性为产业链的各个阶段提供知识性的专业服务。唯有大力发展专业性生产性服务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才能促使浙江产业链从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向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环节延伸，使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演变，促进浙江产业的整体转型和升级，并在高附加值环节构筑新的竞争力。
3.“两业”融合是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必然要求。浙江块状经济特色鲜明，地区间水平分工是产业区位主要格局，各地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产业素质和效率逐步提升。但是，浙江产业分工大多局限在制造环节，附加值较高且有助于产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服务环节发育不足，导致了浙江产业集群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弱、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譬如，浙江部分产业集聚区的专业市场发达，但缺乏专业化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和现代服务业支撑，不利于内需市场的扩大。因此，目前限制浙江制造业竞争力的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如何深化分工，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促进“两业”在集群、区域范围内良性互动、充分融合。
(三)深化“两业”融合是促进“四化”同步，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
“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工业等产业的多个环节，是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最活跃和最具带动性的产业。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有很强的吸纳就业能力，尤其是能快速集聚高素质人才，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因此，“两业”融合是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现实需要。
1.“两业”互动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粘合剂。浙江企业中99.8%是中小民营企业，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农民发动、农民投资、农民创业、农民就业推动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尤其是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浙江的劳动力结构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城镇化进程中，无论是劳动力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还是再从制造业转向商业和服务业，服务业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服务业是大量融入城市的“新居民”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可以说服务业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有效增加城镇吸纳能力，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2.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是“两业”融合的重要内容。浙江是首个“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正着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在更大范围、更细行业、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更深应用、更多智能方面的彼此交融。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服务业正是“两化”深度融合的主角之一。正是基于信息服务业的技术革新及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才引发了生产、生活模式的改变和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可以说“两化”深度融合本身就是“两业”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和重要内容。
3.“两业”融合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需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产业化、信息化。装备制造业是农业机械化的基础，唯有农业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才能运用先进设备代替人力手工劳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两业”融合是产业化的基础，通过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条龙综合经营，才能将农业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则是农业科学化、信息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加快“两业”融合，鼓励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手段。
(四)深化“两业”融合是实现创新驱动，打造创新型省份的重要支撑
1.“两业”融合加速创新资源汇聚。生产性服务业具备在中心城市和核心区域高度集聚的特性，同时，科技、信息、金融、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均是知识密集、智力密集、创新密集的产业，依赖于大量的高知识、高学历人才来促进发展，其产出也以创新知识和技术为主，是当前金融机构、风险资金最青睐的产业。因此，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有助于在集约的空间内汇聚可观的人才、资金、信息和技术等先进创新要素，快速提高区域创新的基础能力。
2.“两业”融合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完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海量专业知识的交叉与融合，很难有企业仅仅依靠自身独立完成全部创新活动，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多行业属于知识型现代服务业，在区域创新系统中扮演着知识的生产者、驱动者、转移者的角色。一方面创造着新的知识，如信息服务业，在正兴起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与能源、材料、生物、空间等领域不断融合，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并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创新桥梁，通过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强化区域创新主体间的连接，促进知识的扩散，加快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加速省外、国外先进知识的引入，从而促进浙江省区域创新系统的不断完善，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推进创新强省建设。
二、浙江省“两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一)“两业”融合的基础与优势
1.良好制造业基础凸显“两业”融合需求。浙江一直是制造大省，也正在建设制造强省，从1978—2013年，制造业是浙江省平均增速最快的产业领域，浙江省工业增加值[1]年均增长15.4%，比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2.9个百分点，比全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4.1个百分点。经过长期以来的快速发展，浙江工业增加值总量从1978年的全国第15位提高到2013年的第4位，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9%提高到2013年的7.8%。制造业企业数量占全省工业企业数量的40.6%，超过全国33.8%的平均水平，制造业领域已形成多个较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对发展效益要求不断提高，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日趋旺盛，尤其对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等需求旺盛，这将极大地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促进“两业”的融合。
2.特色块状经济为“两业”融合提供良好平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浙江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组织形式以家庭作坊为主，企业规模以中小为主，区域内企业间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模仿性和关联性，逐渐发展形成地方特色的块状经济，如绍兴的轻纺产业群、海宁的皮革产业群、嵊州的领带产业群、诸暨大唐的袜业产业群、永康的五金产业群、永嘉的纽扣产业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群、桐庐的制笔产业群等。集群化的发展方式为“两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如“集群+专业市场”正是区域内“两业”融合的典型模式。近年来，专业检测检验机构、工业设计基地、行业专用软件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企业和机构也开始在集群周边大量聚集，诞生了具有内生性、根植性、地方特色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群产业链耦合的发展模式。
3.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为融合提供更好支撑。近年来，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规模在不断扩大。2012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为9646.9亿元[2]，占第三产业比重达62%，占全省GDP的27.8%，相比2004年，增加值2660.6亿元，占第三产业比重为58%，占全省GDP的22.8%，生产性服务业稳步增长，高出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正逐步优化，知识密集程度较高的商务、信息和科技服务业在2008—2012年间的年均增速均超过17%，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而技术含量低的物流行业和资金驱动型的金融服务业的年均增速则显著低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分别只有11%和13.7%，而且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知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更好地满足制造业高端化发展需求，为“两业”更高层次融合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支撑。
4.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发展态势显现。近几年，随着工业强省战略的有效实施，浙江工业经济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产业规模稳步提升。自2004年以来，伴随制造业规模扩张，生产性服务业也总体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服务业总量规模不断攀升。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增速的对比来看，可以明显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速曲线呈现较为一致的变动趋势，充分说明浙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两者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5.信息产业加速发展进一步助推“两业”融合。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增长速度较快，已拥有各类国家级和省级信息产业基地(园区)30家，形成通信和计算机、电子机电、电子元器件及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4个超千亿产业集群和其他7个超百亿元的基地(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重要的支柱性、战略性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使得融合、泛在、智能、集成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方式创新、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提升作用也日益显现，更好地扮演了“两业”间的粘合剂，加速两者深度融合。此外，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更开创了“两业”融合新模式，为浙江制造业的发展赋予新的能量。
6.强化政策扶持，加大“两业”融合引导力度。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加快我省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通过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调动各地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实施对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支持服务业企业向高端化发展，从税费优惠、用地保障、资金支持、人才吸引等全方面保障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大对“两业”的协调发展，为“两业”融合提供保障，以重大项目、龙头企业、集聚示范为抓手，将发展服务业作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引导企业进行研发设计、品牌创新，不断深化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营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7.企业探索实践为“两业”融合提供经验借鉴。从企业层面来看，浙江省已经涌现出不少“两业”融合、制造服务化的典型案例，尤其在装备制造产业、信息产业，部分企业已经率先进入了服务型制造阶段。通过发展“为服务而制造”“外包制造、专注服务”等模式，实现了主要业务收入或主要利润来源于服务环节，正从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甚至向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转变。也有部分零售、工业设计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制造工厂，积极向制造业产业链延伸和渗透。
(二)“两业”融合的问题与挑战
1.高端要素积累不足，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滞后，融合支撑能力不足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高知识、高技术要素投入，然而当前，浙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总体仍围绕制造业进行布局，中心镇、县域经济和工业园区占据重要地位，中心城市功能相对薄弱，与高层次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城市和核心区域集聚的发展趋势不相匹配，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更高层次“两业”融合支撑能力不足。
(1)中高层次人才缺乏，人才区域分布严重不均。实施“千人计划”的5年来，浙江共引进“千人计划”人才939名，其中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人才为333名，入选总数占全国8%，居全国第四位，然而这些人才70%以上集中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及物联网等行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相对较少。且除杭州、宁波外，浙江省其他地市和县级城市的中心城市功能尚比较薄弱，人文环境、工资待遇、发展平台等对科技人才、信息化人才、专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等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足，引人留人困难，中高端人才区域分布严重不均，导致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2)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过低，产业结构有待优化。近年来，尽管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有所优化，但高知识、高技术的服务业占比仍然严重偏低。2012年，知识密集程度最低的物流和批发零售业占据了半壁以上江山，说明劳动密集仍是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特征。而知识密集程度最高的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科技服务3个行业占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尚不足20%，尤其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科技服务业占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仅为3.6%，难以支撑浙江当前科技创新、“两化”深度融合示范区建设等重点工作，更阻碍了创新强省的建设。
2.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融合需求层次较低，制约工业转型升级
(1)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不足，“两业”融合需求不足。浙江省制造业的主导产业仍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2013年，我省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达53%。而制造企业组织形式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大多从事纺织、服装、皮革等简单消费品或复杂产品的部分零配件加工生产，在技术上以模仿型的创新为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以粗放型的规模扩张为主，这些特点决定了浙江大多制造业企业价值链过短、创新动力不足、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对生产性服务业融合需求不足。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就超过了20%，而浙江2010年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仅为12.37%，不但远低于美、英、德、日等国，更低于中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2005年的水平，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不足导致了浙江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需求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2)两业“融合”需求层次过低，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尽管近年来，浙江省通过“两化”深度融合、建立重点企业研究院等举措努力推进“两业”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融合，但由于浙江制造业，尤其是纺织、服装等轻工产业，呈现出大而不强的态势，大多企业目前仍以OEM、ODM业务为主，对品牌培育、研究开发投入普遍偏低，而对运输、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旺盛，互动融合需求仍停留在较低层次。通过2010年浙江省投入产出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浙江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互动需求结构中，互动最密切的仍为低技术制造业与批发、物流、金融等低知识密集程度生产性服务业，浙江省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对科技、信息等知识型服务业的需求非常低。“两业”融合层次过低，严重阻碍了“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的转变进程。
3.现有政策针对性不强，对融合引导不足，对企业激励作用有限
(1)政策引导针对性不够。浙江省对“两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引导不足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缺乏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目前，国内已有部分省市出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项政策，如《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意见《(鲁政发〔2009〕87号)、《广东省东莞市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实施意见》(东府办〔2009〕5号)等，但浙江省的服务业扶持政策[3]以针对整个服务业或某个特定行业为主，缺少对与制造业互动融合最紧密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针对性政策和规划布局。二是缺乏针对“两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上海、四川等省市都出台了鼓励制造业主辅分离的财政扶持政策，苏州已经启动自主品牌制造服务化示范企业评选，省内杭州、温州等地也有相关的政策措施。但就全省而言，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政策措施仍比较少，不利于“两业”协调发展，共同提升，所以亟需进行相关政策的研究。
(2)配套政策不齐全。现有的各类服务业发展配套政策尚不全面，土地、人才、金融等方面的政策配套尤显不足。工业领域的普惠性政策较多，特惠性政策偏少，如财政支持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技术改造等方面，将有限的资金采取“撒胡椒面”方式，平均分配给中小企业，个别地方甚至缺失评估，将资金分配给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除此之外，也存在配套政策出台有一定滞后性以及政策更新不及时的问题。目前，“两业”融合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关于税收、财政、土地、融资、人才、价格、管理、统计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有待细化。
(3)扶持力度不足。在税收优惠方面，企业在“两业”融合上面临营业税重复缴纳等问题；交通运输等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大，但外购固定资产进项税却不能抵扣；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投入所得税优惠政策关注较少，技术中介业和物联网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够完善；“重事后轻事前”的税收激励问题也有待解决。在企业融资方面，金融机构在为制造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存在“一刀切”问题，在确保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和项目得到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不应仅以行业大类来判断是否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要根据具体细分行业的具体特征作为判断标准。金融政策的灵活性不足，企业品牌、技术力量等无形资产融资还存在较大障碍。这些都不利于企业的产品研发、打造品牌，不利于对上下游环节进行拓展，也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协同发展创新。
(4)政府扶持发展的方法、手段创新不够。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各产业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如“两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引领越来越关键；产业发展提升路径不仅体现在“硬技术”上，也体现在“软技术”上；产业创新的新模式不断涌现等。而政府扶持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仍然更多地采用“补助、奖励、贴息”等手段。引导企业关注“两业”互动融合发展的手段、方法还需进一步创新，应结合当前的产业发展特征，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采取更有效的推进办法。
总结浙江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可见，当前推动浙江“两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已经具备，需求已经凸显。首先，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浙江制造业依靠规模、成本、资源的追赶式发展模式已到瓶颈，“两业”融合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价值链延伸、推动产业升级，是浙江制造从依靠外延投入为主、数量增长型的“规模红利”，转向内涵提升为主、质量增长型的“生产率红利”和“创新红利”的主要路径。其次，从浙江省制造业发展的水平与趋势来看，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企业家们日益开阔的眼界，为“两业”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部分优秀企业已经开始探索“两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所积累的经验必将助推“两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最后，当前的消费需求升级也对“两业”提出更高要求。例如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从功能满足转向“功能+时尚+个性”的多维体验，再如工业企业对装备、零配件等的需求也愈加强调制造解决方案的提供，这些均需要制造业加快转向服务型制造。
三、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规划引导
进一步加强对浙江省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政策调控，力争统一认识、明确目标、理顺思路、改善方法、完善机制，提高浙江“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制定和出台浙江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推动“两业”互动融合发展的专项规划或指导意见，关键要强化通过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整个服务业加快发展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并明确不同时期支持发展的不同重点行业，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作。各市、县(市)、区相关部门也应分别根据自身特点制订相应的推进方案，通过三级联动推进机制，合力助推“两业”有机融合，共同发展。同时，加快研究制订各行业与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规划方案，根据行业特征、发展阶段等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开展促进“两业”互动融合发展的政策研究；各园区、产业集聚区也应根据区域特点、产业状况，研究制订推进“两业”互动融合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加强政策引导，着重解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布局问题，整合引导资源要素的集聚，培育高端服务职能，构建面向制造业的高水准区域服务平台；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结构，规范提升物流、金融等传统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突出发展信息服务业以及发展面向高端制造的服务业，不断培育、形成生产性服务业新的增长点；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和商务环境。
(二)加大资金有效投入
制订促进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导目录，明确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并从财税、价格、投资和信贷等方面有重点、有针对性地予以支持和适度倾斜。将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纳入相关产业政策扶持范畴，加快设立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浙江工业发展重要，但自身发展薄弱的生产性服务行业，设立专项资金予以鼓励和支持。利用专项资金，对以建立品牌为目的而投入大量营销服务、对以提升技术水平为目的而投入大量研发服务的工业企业，以及“两业”互动融合发展水平领先的示范型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
鼓励企业加大能够有效促进“两业”互动融合发展方面的投资，加快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促进制造业水平提升的思路和实现路径。引导技术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低的企业在提高项目研发、提升流通效率等方面的投入，引导制造水平领先、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在加强渠道建设、提升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的投入。同时，金融部门对企业促“两业”融合发展的投资项目也应及时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加快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和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创新金融工作方法，在协助政府、帮助企业和争取项目配套资金上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切实加大对项目建设的信贷投入力度，全力支持“两业”互促共荣重点项目建设。
(三)强化先进要素保障
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行业，科技是支撑，人才是根本。所以，要以“两业”互动融合需求为导向，建立新的人才引进及培养机制，通过建立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以“订单式”教育与培训模式，引进及培养既懂得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又能够胜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各类复合型人才。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育，根据浙江产业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区域适用性，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信息资源和先进经验，加快技术引进，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应用于制造水平和服务水平的综合提升。同时，引导企业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性的认识，鼓励企业自身加强创新能力，研究形成最适合企业自身的“两业”互动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方法。企业引进、吸收先进技术，加强自主创新都离不开企业家才能的引领，因此，加强具有先进理念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队伍的培育至关重要，引导企业家团队充分认识制造与服务互促互融、共生共荣的重要性和关键性。
(四)建立完善统计体系
当前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统计标准无法全面衡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体系尚待完善。为更合理地反映“两业”之间的关系，本着统计服务于应用的原则，需要建立一套完善、合理、运行有效的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规范相应的统计分类体系，明确相应的统计调查方法。应对工业生产性服务业范围做出界定，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制定《浙江省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标准》，划分各相关部门职责，制定《浙江省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制度》，并组织实施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调查。与此同时，应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工作，提升相关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统计法律意识，加强与数据采集单位的配合。加大对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控制数据收集过程，实行数据收集的“奖惩制度”，提升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加快推进服务业统计体系的建设，切实做好全省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统计资料的综合汇总、评估、核算和公布工作。
此外，统计部门应提高对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关注度，在年度、月度经济运行报告中增加对该行业的统计分析，定期开展研究解决“两业”互动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政府职能部门还可通过建立“两业”互动融合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定期收集“两业”发展水平数据，开展各市、县、区“两业”互动融合水平的评价工作，不断激发全省各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力争有效推动企业制造和服务水平的综合提升。
(五)优化融合发展环境
营造便利、高效的政务环境。不断提升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包括工业企业内部或分离发展的以及专业服务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审批设立“绿色通道”，减少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审批时间，依法下放权限，提高审批效率；实行重点项目领导联系责任制和服务承诺制，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透明的政务服务。
营造平等、诚信的市场环境。建立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制定相应的市场准入门槛。对会计、咨询、物流等服务行业，提高准入门槛，避免无序竞争。对金融、通信等行业，则要降低准入门槛，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努力形成政策限制少、产业间公平发展、不同所有制平等竞争的良好发展环境。同时，大力整顿和规范“两业”融合发展的市场秩序，强化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逐步建立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生产性服务行业诚信经营。
营造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秩序的政策法规，完善工业企业主辅分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法规，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服务业法规体系，为“两业”融合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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