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是在哪一章

由于供给理论没有统一的规范分析架构,因此供给派学者们包括后来的其他学派,都曾尝试归纳其内容。这样的尝试类似于物理学家们一直追寻的大一统理论框架,即用可通约的要素进行全面而简洁的模型勾画。

拉弗本人最早给出了一个图形法的综述（Laffer,1981）。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政府通过其收支、管制和限制三种主要方式影响和刺激经济。刺激性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1）提高政府支出或减税；（2）降低利率,通过提高货币供给来诱导投资；（3）本币贬值来扩大出口压低进口；（4）提高对储蓄和进口的税来压制储蓄和进口,同时提升消费。但这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中,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效应。货币主义对于这一凯恩斯框架的主要观点是:提高货币供给带来利率下降不能立刻导致投资增加,而名义收入扩大导致的需求增加也无法立即得到满足,从而最终导致通胀。拉弗认为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在理论上没有真正考虑微观层面的公司或个人的行为,因此需要在框架中引入古典经济学原则,即经济激励改变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基于这一综合性分析框架,拉弗使用历史上1965年的减税计划数据,认为其具有很大刺激效果,且税基增加抵补了税率下降。

在古典经济学原则的基础上,拉弗提出了一个对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征税的等收入曲线组合模型。其中,供给和需求弹性影响减税的效果。此外还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因为供需的弹性都会随时期延长而变大。在该框架中,政府收支有四种功能:（1）转移支付,但无净期望收入效应,而有替代效应,进而造成产出下降；（2）公共品,只需要维持在一定必需水平；（3）国有化产品,即政府制造而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的产品扭曲了价格机制；（4）拉弗委婉地称作“废弃”产品,即由政府经营的效率低于私人部门的产品,只会带来负效应。因此拉弗认为削减税率至少可以带来以下效果:其一,减少从低收入人群收取的税收；其二,提高低收入人群就业；其三,提高其他要素使用（替代效应）,从而提高税基；其四,由于对失业社会福利需求减少从而降低总支出。拉弗还提出了一个好的税收体系的标准:对生产尽可能少征税、征收成本低廉、确定性、公平性。该模型由拉弗在1982年进一步加以细化,但终归停留在了纯图示的表述上。

同样使用图形化模型来归纳供给理论原理的还有Shapiro（1981）,他指出了供给理论观点成立的前提至少有四点:（1）减税带来收入增加,进而会带来劳动供给增加的前提是:减税使得人们倾向于更多劳动来替代闲暇,而这一点传统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说明；（2）减税会提高储蓄的观点,可能有例外的情形,这是由于可能存在少部分人只为了将来的某个时点攒够一定数目的钱的特殊情况；（3）减税可能短期内导致税收下降、带来政府赤字增加,从而导致与供给理论结论相反的状况；（4）当税率改变时,劳动投入的响应和储蓄率的响应方向未必一致,从而可能导致矛盾的结论。

图形法的分析,大多只能局限于比较静态的框架下。然而这一方法也具有其优点。Kyer and Maggs（1994）在给出图示供给理论的方法时指出:如果认为供给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一种流派,那么图形展示总供给、总需求和总税收,就比关注劳动市场的收入及需求弹性的传统公式方式要更恰当；与此同时,图形法可以方便地整合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宏观概念,譬如总需求的价格水平弹性。

对供给理论的综述不能停留在图示上,但数理推导也需要超越凯恩斯的框架。卢卡斯（Lucas,1990）就试图从纯数理模型的视角回顾供给理论。他认为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收入是影响工作与闲暇的替代的变量；收入同时是影响资源在产出和人力资本积累（学习）间分配的变量。他的模型对生产技术进步做了简单化处理,并使用了供给理论提倡的单一税率。在以上假定的基础上,卢卡斯使用了有效税收的拉姆齐框架,并引入了拉姆齐关于最有效税的两个原则:第一,生产要素是被无弹性供给的；第二,产出在消费者偏好中应当对称地被施加同样的税率,从而不同时期的产出也应当施加同样的税,而这实际上导致资本对税而言是负面的因素。然而这两个原则在卢卡斯所设计的框架中无法同时被满足,因此也可谓是一个小小的缺陷。在模型推导中,卢卡斯证明拉姆齐路径收敛时,资本税率必须收敛到零。所以长期而言,资本不应当征税。因此卢卡斯的模型仅仅满足拉姆齐的第二原则。

在这一框架之下,卢卡斯引入了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新变量,进行了平衡增长路径分析,认为经济体的平衡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同时卢卡斯也分析了转移动态效应,并估计了考虑税收、收入-劳动供给弹性下的经济体总福利。卢卡斯的研究是新古典框架下的动态分析,他个人认为自己的综述性分析有力地支持了供给理论的相关主张,因此是在新古典框架下对供给经济理论的综合。其后,卢卡斯（Lucas,2003）还回顾了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和数据,认为供给政策比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要更有效,并自诩为一名供给理论者。

然而卢卡斯的模型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判。其中Laitner（1995）针对卢卡斯的模型,以实证数据进行了检验。他认为卢卡斯的模型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阶段范式,且其中内生增长范式的模型存在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实证数据检验测算出,在卢卡斯框架下25%的减税仅带来1%—1.5%的福利增加；此外当利息收入税为正时,政府赤字只能产生较少福利,这是明显反历史经验的；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投资税抵免对政府长期产生正现金流的观点,其模型并不能说明福利是由减税带来的。当然,Laitner也指出自己的检验存在局限,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Floden（2009）同样在拉姆齐框架下建立模型研究了资本所得税问题,认为在长期中该项税收应当被取消；但由于富人会更倾向于高劳动所得税,而没有财富积累的人则会倾向于对已有财富多征税,因此很难形成减免该税的共识,从而导致这一税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微乎其微。

除了拉姆齐模型外,Jacobs（2009）通过考虑内生技能、内生劳动供给和内生退休因素的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高税率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证明了高劳动所得税政策对欧洲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的消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有必要对教育进行高补贴,从而抵消高边际税率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作出了从其他理论流派来综合供给经济理论的努力。譬如Hauwe（2000）的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拉弗曲线的分析,均未考虑时间偏好的因素；此外他还综述了布坎南（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和奥地利学派的相关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视角,即可以尝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供给经济理论。

从以上努力可以看出,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供给理论的发展仍然依托于主要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进展,并且通过对相关模型补充考虑约束条件等方式而继续存在。

本研究认为,以卢卡斯等人的研究作为起点,并充分吸收制度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新发展的一些有益视角,是下一步研究值得努力的方向。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这其中有两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一方面,卢卡斯等人的模型是基于个体劳动（消费）者的微观基础来建模的,而我国目前可能更适用以厂商为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因此,从个体厂商面对的生产函数作为微观基础来推导宏观模型,是建立针对我国国情的新供给模型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目前的模型中,主要考虑了影响劳动供给及人力资本要素的约束条件。而针对我国国情的供给模型,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对厂商的投资约束,乃至对包含创新能力的全要素生产力等要素的约束条件。按照这种思路建立的新供给模型,才更加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