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意义

陈　来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四个“全面提高”中，对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使命作了新的界定，即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点之外，增加并提出了“文化传承创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观的新发展

总书记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这个论述涉及对于大学教育的使命的理解，但它并不是一般地讨论大学功能，而是从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观的新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战略性的意义。

什么是文化传承创新？报告的表述是“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很明显，这里的文化传承创新不是泛指一切知识领域及其成果，而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换句话说，主要讲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思想文化，是以价值体系为中心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要求我们把目前国家面临的重大思想文化问题的解决作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在这个提法中明显包含着如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文、史、哲、国学的研究与创新在我们当代的高等教育战略中获得了更重要的地位。

根据总书记的讲话，所谓“文化传承创新”，其中的“传承”指的是“优秀文化传承”，而其中的“创新”指的是“思想文化创新”。我以为，优秀文化传承不限于中华文化，但文化传承创新的主体任务，应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所谓“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就是指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对于人生价值的阐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外围文化建设。这既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然使命，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需要。

二、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文化传承

我们今天讲的传承不是单纯地继承，而是有分析地继承，即用扬弃的态度，根据现实需要，有分别，有取舍。“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主要讲的是文化传承，“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主要讲的是思想创新。这个关系显示出，“旧义”和“新知”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没有旧义为基础去创立新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旧义不能加以批判继承，也就没有新的发展，无法创立新知。这是人文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性，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有所不同。当然，文化传承自身也有其独立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而言，如语言、文字、文学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不仅仅是为了创立新知而有意义，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的归属、认同、传承，是民族得以成立的基本要件，文明、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凝聚力与归属感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

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就是研究思想文化不断传承创新，不断扬弃旧义、发展新知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化一贯重视文化的传承。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中华文明历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三代的文明精华凝结在《诗经》和《尚书》等“六经”之中，王官失守之后，孔子删定六经，儒家学派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从汉代起，儒学以经学为平台，将华夏古文明不断传承下去。同时，儒家总结、提炼了华夏古文明的主流价值概念，加以发展，建立起了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儒家价值理念体系。儒家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自觉，在不断传承经学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传承和创新也体现在儒家以外其他大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不断传承和创新的历史。

唐宋以来道统传承的观念日益发展，其代表为韩愈。韩愈“原道”的道，其内容就是仁、义、道、德，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概念。北宋的儒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形态，它不仅在经典诠释方面开辟了新的维度，在思想文化上也开创了新局面。宋代儒学特别强调“传道”的意识，这里的“道”即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伦理的、人生的，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可以说儒家特别注重中国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传承。在宋明儒学的文化意识中，面对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常常表达出对“学绝道丧”的特殊忧患，“学绝”就是学术传统的断绝，“道丧”就是核心价值的丧失，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韩愈还以传道的谱系来论证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即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宋代还有一种关于传道谱系的表达，如孙复、石介所提出的，他们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传承之首，这种传承便不是强调核心价值的传承，而是一般地指文化的传承。无论如何，文化传承是中国文化中的一贯意识。

三、文化传承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

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几千年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逼压迫之下，民族生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化发展，并和本土文化不断结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承遭遇阻断，我们自己在认识上的失误也一度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中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这使我们愈来愈意识到，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同时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过程，这是全国上下业已形成的共识和自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正是指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遭遇不正常的断裂、压抑，指向中华文化生命的正常传承，求得中华文化生命的无碍畅通。没有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就不可能在今天提出文化传承的问题。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几千年连续发展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也是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养育起来的文化能力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忠恕协和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政治、法律、经济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施行，支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主导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历代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念。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文化基础和根源，亦即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这些价值也构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基本属性，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力无不来自这些价值及其实践。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息奋斗地发展和这一套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都是这些价值的充分体现。

四、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一项根本使命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的观念，极端个人主义的宣扬，尤其是“文化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破坏，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功利追求的泛滥，造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巨大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所应负担的文化使命，而且是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当前社会的价值迷失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的需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已与古代社会根本有别，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既与古代社会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思想文化传承的时候注意创新，以适合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的建立不能割断历史，也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在稳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以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的价值有些可以直接应用，有些则必须加以改造，并因应时代问题和需要，重新加以整理、概括，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的核心价值。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因此，中国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单位，在整体上必须服务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民族文化的复兴勇于担当。大学教育作为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基地，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一方面，大学教育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必须始终贯彻文化育人的方针，换言之，文化传承要体现在大学的文化育人的实践上。大学必须以稳健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对学生加以引导，使学生对民族文化有较深的体认和认同。价值观的教化责任使得大学成为文化陶养和价值教化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大学的科学研究必须把文化传承创新置于重要地位。优秀文化传承和思想文化创新，不是指科学技术而是指思想文化，因此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理论和学术研究的主力军。长久以来，大学文史哲学科研究的主要任务，正是“掌握前人的文化成果”，注重文化传承，大学的人文学科研究也一贯重视基础研究中的学术创新，但是如何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文化创新，受到的重视还不够。事实上，由大学的教育职能所决定，文化传承的学术研究需要向现实贴近，向思想创新发展，既要充分地、讲学术地掌握古人思想理论的旧义，还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立新知，以推广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实践，满足社会文化建设的需求。

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