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国际责任

尽管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每一个国家对于国际安全和人类的生存、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许多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上，只有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有时甚至是作出“利他行为”时，治理才可能见到成效。从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艾滋病问题的应对来看，当美国等大国切实地投入资源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时，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真正获得内生性的应对能力之前，这种投入和支持都是必要的。

应对全球问题的这种现状对大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们应当为国际公共利益的实现作出承诺，并真正地履行承诺。而且，在两者之中，后者往往更为重要。这一点无需专业的研究者才能察觉。对小布什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活动家波诺，就很清醒地指出，“现在，让一个政治家签一张支票和兑现支票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要发达国家从口袋里掏出与许诺的数额相等的资金，那“就像拔牙一样困难”。^[3]

尽管小布什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慷慨地”许下了480亿美元庞大计划的承诺，政府换届、金融危机等因素着实让许多人担忧这项计划是否能真正付诸实施。目前，奥巴马政府仍然维持了对艾滋病传播等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视，并表示要发起为期6年、总预算630亿美元的全球综合健康计划。^[4]对于全球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与国际安全的实现而言，这是值得称道的举措，但是，由于决策主导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政府自己手中，承诺是否能够真正兑现却是未知数。

如何才能保证大国承担国际责任？从本书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启发：

一方面，对于大国本身而言，要真正在一个跨国联系密切的世界中获得安全，就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等闲视之。艾滋病传播在非洲肆虐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利益受损，乃至威胁其安全诉求。过去被视为“低级政治”、“非传统安全”的议题能够影响到“高级政治”、“传统安全”，而强国的安全往往依赖于弱国的社会稳定与繁荣。这一状况不仅对于美国是真实的，对于其他大国而言也是不能回避的现实。因而，增强国际合作、履行承诺对大国而言不再是慈善事业，而是本质上服务于本国核心利益的。大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以新的、整体主义的安全观看待问题。2008年10月21日，小布什总统在白宫出席国际发展高层会议时谈及了这一点，他说，“在经济危机之时，许多人也许会试图趋于内向——集中于我们在国内遇到的问题，而忽视全球范围的利益。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放弃履行承诺的代价将大大地高于将其付诸实践。”^[5]

另一方面，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大国自觉自愿的行为上往往是不甚可靠的，应当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方法鼓励、督促大国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安全化”是手段之一。如上文中讨论的那样，国际社会的成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构建政治议程，将大国的兴趣引导到相关问题上，增强它们优先处理这些事务的政治决心。此外，选择合适的国际合作形式也能够促进大国承担责任。双边与多边合作各有所长，却也都存在问题。在双边条件下，大国可能动员更多的物质资源投入公共问题的治理，但却不可避免地将本国的特有偏好强加于政策之中，而且在执行政策时不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监督。相反，在多边条件下，国际社会能够更好地监督大国行为，但却可能同时抑制了大国加强投入的兴趣。本书认为，在这一两难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国际社会因时因势地合理选择国际合作形式，或重点选择其中一种，或两者并重，对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