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十五”期间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回顾与评价
（一）主要成就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十五”以来年均增长10.2%，地方可支配财力年均增长15.8%，2003年人均GDP按现行汇率折合为1723美元，预计到2005年底将进入以人均收入2000美元至10000美元为标志的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用于反映实际产出和服务的购买力平价折算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民营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全省GDP增速，民营企业从业人数占全省40%以上，吸收80%的国企下岗职工，创造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额的53.3%，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68.8%。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三次产业比例由2000年的10.8∶50.2∶39.0上升为2003年的10.3∶48.3∶41.4，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第二产业中矿产资源初加工产业比重下降，原材料精深加工业和信息化装备制造业比重上升，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2003年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到38%，而工业总产值仍占全省工业总产值59%，保持了在重要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等支柱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对256户劣势国有企业实施关闭破产，核呆减亏14亿元；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面达到87%，成功组建了辽宁特钢集团、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大力推进下岗分流、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国有企业再就业中心全部关闭，51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并轨”，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40.9亿元；转制放开地方国有中小企业的88.6%。先后两次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省政府原有的审批项目减幅达50%，努力推进依法行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改善。在农村经济中坚持和完善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认真落实土地政策，积极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自愿、合理、有序流转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金融、供销、粮食流通等体制改革，落实农村税费减免和改革政策，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
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全面开放区域市场。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9.8%，外资依存度从2000年的19.7%提高到2003年的22.1%，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33.7%提高到2003年的36.7%，外贸进出口平均年递增11.8%。抓住沿海省份加快产业转移和西部大开发的巨大商机，至2003年共签约引进省外资金83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增长，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基建投资年均增长18%。三年新建城市道路1549万平方米，大修改造道路2322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3.4%，棚户区改造769万平方米，城市住宅建设投资1111亿元，252万人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进展顺利，采煤沉陷区治理取得实效。阜新经济转型试点顺利进行，全市经济快速增长，吸纳8.5万人再就业。抚顺、本溪、南票沉陷区治理工程已经启动。
科技教育快速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建立大学园区，使高校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在成功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全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实力和水平迅速增强，全省上下成立了一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救中心、传染病防治中心、基层卫生院。全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蓬勃开展，在第28届奥运会上我省体育健儿获得4枚金牌、1枚银牌、4枚铜牌，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全省文化产业单位达18万多个，辽宁大剧院、辽宁省博物馆等一批新建文化设施已交付使用。广播电视覆盖水平稳步提高，广播电视数字频道正式开播，广播电视综合信息网已实现14个市联通，省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正式挂牌。辽宁出版集团在全国率先转为企业化经营后，沿着市场化道路正在发展壮大。
再就业和社保试点成效明显，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至2003年全省共筹措社保资金851.2亿元，顺利实现了175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分流67万人，偿还并轨人员债务48.4亿元，280万人实现就业再就业；全省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688.5万人，做实了个人账户基金88.8亿元，实现了基本养老基金由现收现付制向部门积累制的转变；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率达到100%，保证294.4万企业离退休职工实现了社会化管理，不仅偿还了历史拖欠养老金22.9亿元，而且将养老金标准提高了63元。医疗保险全面展开，覆盖面由2000年的12%上升到2003年的81.2%，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2003年159.6万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对象人均实际补助由59元增加到71元，2004年又提高标准5%—10%。
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治理，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有效遏制了辽河水质的恶化。城镇集中饮用水源达到或超过地面水Ⅱ类标准。至2003年共开工建设25座城市污水处理厂，使全省的城乡和生活用水质量有了根本保障；共完成造林面积96.9万公顷，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228万公顷，新增耕地17347公顷，完成公路、铁路、河流等通道绿化达标总里程10598千米；确定自然保护区81个，新建自然保护区42处，保护总面积1365万亩。全省空气质量正在逐步改善，2003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80%的有9个城市，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存在问题
1.体制性矛盾仍然影响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省传统国有经济比重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大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制约和激励机制，居于区域市场的垄断地位，与地方企业缺乏有效的分工合作。国有企业转制后的一些中小企业仍然受累于历史遗留包袱，没有完全走上市场经济轨道。尚未建立起能够有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
缺乏完善的市场化投融资体制，利用外资方式较单一，民营经济投资和企业自主性投资的项目较少，牵动力大的项目较少，仍未完全摆脱金融高风险区域的阴影。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机制和环境不完善，科技资源优势不能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产业化资金不足制约了高新技术的发展。人才流失状况仍未完全扭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及知识产权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
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低，特别是在金融保险、应用性科研、商业批发、旅游、市政公用、中介服务等新兴行业中，对民间资本进入还有许多限制。
此外，还存在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投资、财税、金融等管理体制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合理等问题。
2.削弱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结构性矛盾还很突出
辽宁三次产业结构不均衡，新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工业和服务业中传统产业比重偏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比重小，拳头产品和名牌产品少。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没有形成关联度高、集聚和辐射功能强大、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3.就业和社保压力仍然沉重
全省劳动力供给总量仍有170万人之多，这同我省近几年来就业人数下降的趋势形成巨大反差。同期，全省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高达106.2万人，城乡生活困难群体在300万人以上。
4.“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亟待解决
“十五”已实现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规划指标，城乡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重要农业项目和农村二、三产业项目缺乏有效的资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过于单一，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发育迟缓。部分地区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速度缓慢，许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制约了农业生产率增长。一般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安全可靠高质量的农产品又供不应求。
5.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趋紧
我省主要工业资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工业烟尘和城市汽车尾气、民用液化气排放使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工业和民用废水使河流和近海水质受到大面积污染，固体废弃物和农业滥施化肥、农药破坏了土质。水土流失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控制，土地沙化出现加剧势头。
（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基本评价
1.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十五”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可持续性有所增强，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工业经济效益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成功地实行社保体系试点、资源衰竭城市经济转型、国债项目倾斜投资、中资企业加大分离辅企冗员力度等振兴政策，使辽宁逐步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为改革调整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坚持改革体制、深入调整结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产业结构逐步优化，逐步化解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2.辽宁在全国发展中相对滞后的态势尚未扭转，人民从发展中得到的实惠相对较少
GDP在全国各地区排名第8位，而且同前几位省市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辽宁的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列各省区城镇居民收入的第15位，特别是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非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性总支出比重我省与广西、贵州并列排在第23位，表明辽宁在满足人民基本温饱要求后的富裕程度较低。
3.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比较优越
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我省排全国各省区第7位，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我省排名第5位，我省的人才优势继续保持，科技实力也维持在较高水平。邮电通讯、基本医疗条件等公共事业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但与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
4.辽宁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居于全国各省区中上游水平
辽宁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列全国第8位。在构成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8项基本因素对比中，辽宁的经济实力排第10位、对外开放度排第7位、金融能力排第6位，政府作用排第17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排在第12位，管理水平排在第6位，科学技术水平排在第6位，人力资本赋存排在第10位。上述各项指标中，除了由财政情况单一决定的政府作用和人力资本排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外，其他多数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的劣势主要表现于投资率较低一度构成影响发展的主要“瓶颈”，不过目前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而财政负担较重，即期消费倾向强、投资倾向弱，引资能力明显不足仍然是辽宁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辽宁的竞争优势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本存量较大，综合生产率较高，经济管理水平名列各省前茅。
二、“十一五”期间辽宁经济与社会面临的时代背景分析
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变幻莫测。2006—2010年在辽宁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期，旧问题、旧矛盾、旧关系仍在起作用；新现象、新动向、新问题却层出不穷。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平稳的上升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复苏步伐显著加快，带动世界经济进一步回升。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有所恢复，商品和金融市场明显回暖。从目前情况分析，下一阶段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健康的运行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上较为宽松。
（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1.世界经济将低速增长
西方经济发展的长周期规律表明，从1994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又开始进入新的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预计将持续到2020年。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组织全世界60多位经济学家，共同对21世纪初叶的经济做出预测，提出受世界资本和外汇市场动荡影响，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平稳增长，其中北美的增长是强劲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和快速增长，但转轨国家尤其俄罗斯不乐观。
2.调整仍是世界经济的主题
21世纪初，世界经济大调整进入第三个阶段。此阶段有以下趋势：产业结构调整趋于加深，发达国家继续将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世界各国均将全力参与世界的经济竞争，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和以经济因素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国家，国家集团和企业制定与调整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
3.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加速。交通、通讯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推动，各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当前，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变迁和顺应时代的潮流，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已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4.世界科学技术会以空前的强势和超高速向前发展
每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导致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并由此而引发大国的兴衰更替。20世纪后期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促进了第五次全球性产业革命的逐渐成熟。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突破，新科技革命推动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国际产业的大转移。
5.世界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多
欣欣向荣的亚洲于1997年爆发了前所未见的金融危机，东盟四周、韩国、日本、与中国香港相继进入严重经济收缩；金融危机传染到了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外汇、股票、债券与期货市场进入一个空前动荡不安的时期。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它不仅使美国死亡3000多人，更主要的是，它又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西方国家掉入泥潭之中难以自拔。2004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节节攀升，使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由此看来，世界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随时再出现，对之的考虑应是我们一个基本点。
6.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体的竞争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美国、西欧、日本是支撑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在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中各具特色和优势，并已经成为各自独立的平等竞争的对手。从三者的综合国力来看，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3，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55%以上，其在商业银行数量、科技人才和技术专利等方面均居世界首位，三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中拥有决定性的表决权。可以说，当代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为主导并向多级化趋势发展，这三足鼎立之势发生变化对世界经济会产生巨大影响，发展的趋势和走势如何，暂且还需时间的发展而验证。
（二）国家经济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历经了二十余年的平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后，已进入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新阶段，“十一五”期间，良好的政治社会前提，潜力巨大的国内外市场，高水平的储蓄率，大有成绩的结构调整等，都为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但也应看到，我们面前还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1.“十一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将发生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初期，特别是“十五”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通货紧缩的阶段，其基本特征是有效需求不足，增长速度下降，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结构调整难度加大。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保持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我国政府实施了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直到2003年我国才基本上走出了通货紧缩阴影，各种物价指数由负增长变为正增长。为此，国家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已开始不断收缩银根，根据“经济时滞”分析，这种政策效应将在“十一五”期间显现。
2.实现向新体制转轨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经过二十余年的大力发展，到“十一五”时期，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形成；工业化进程开始向深加工主导的阶段过度；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以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的新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将从低水平的小康向比较富裕的小康升级。其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创造好的基础、好的环境。当然，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以市场价格为主的商品市场体系的基本形成，仍旧处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有些方面的改革难度依然很大。总体上看，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深层问题不可能完全解决，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属框架性的，还不稳固。很多方面的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
3.商品的进出口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将由2002年的5.6%提高到9.9%，只略低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说明“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在世界中将继续崛起，改革成果被世人瞩目，吸引外资的力度不减，但贸易摩擦将会加剧。
4.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化任务很重
过去25年中，我国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基本没有走出亚洲模式的框架。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说，“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本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虽然东亚经济是多元化的，但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区域的许多国家是遵循所谓开发国家模式”。我国在1997年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完全越过发展模式的危机阶段。
从国际经济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及时推进发展模式转换会祸及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增长。从很多历史资料看，英国之所以会在工业革命中成为世界强国，基本原因是利用了大西洋贸易并及时进行了发展模式转换。
5.老工业基地振兴为辽宁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十五”后期，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决策，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标志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意义、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各项政策措施，提出了要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确、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逐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这些都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6.国际油价上涨将会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每桶上涨10美元并持续一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就会减少0.5个百分点，其中发展中国家减少0.75个百分点。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高油价已成为影响全球和国内经济、政治、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因素。
三、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指导思想、中心任务、主要目标和战略取向
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建设和谐辽宁为主要任务，以培育和发展“一个中心、两个基地、三大产业”，增强区域经济素质和综合竞争力为重点，大力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传统产业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国际化、农村经济产业化、城市功能现代化、区域经济均衡化，确保劳动力广泛就业、居民收入稳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改善，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基本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辽宁作为主要战场，必须把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作为“十一五”期间的中心任务，切实抓好落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关键是提高工业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归根结底，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是输出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和区际贸易更是经济发展主要动力，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决于向国内外市场输出产品的能力和潜力。从中国和辽宁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看，工业仍然是辽宁的支柱产业，也是输出型产业。因此，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首先和必须要提高辽宁工业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这才能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创造收入效应，拉动区域相关产业和基础型产业发展。工业企业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就不能扩大销售，为工业服务的农业和服务业也无法发展，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就是一句空话。明确了提高工业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这一关键，我们的战略取向就是千方百计提高辽宁工业市场竞争力，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市场竞争力。“十一五”期间辽宁要紧紧围绕工业，特别是输出型工业做文章，这才能成为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发展输出型工业要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在巩固原有国内市场同时，着重开拓国际市场。一是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实行走出去战略，另一个途径是吸引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加入跨国公司世界分工体系。只有这样，辽宁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才能上一个台阶，才能成为国际性现代制造业基地。
产业不同，其市场竞争力来源也不同。对于重化工业来说，技术已经成熟，关键是制造流程的成本和质量控制、规模和范围经济的获取，还有就是产业供应链系统的构建。这涉及辽宁工业企业在技术、组织、流程、分工、体制等方面全方位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要有国际竞争力。因此，要集全省之力，在骨干企业普及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化。要推广股份制，以资本为纽带，发展母子公司，促进资本集中和扩张。要深化分工，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群。要重视技术研发，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在五年内，形成十余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政府要着力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要形成现代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减少企业办社会职能，要增强企业积累和创新能力，要向外资本输出，要向上游产业发展，要有控制市场的实力。
预计“十一五”期间，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具备12%以上的增长能力，其中工业将领先和主导经济的增长，可能实现14%左右增长速度，第三产业实现12%左右增长速度。社会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地区生产总值结构仍然是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
（二）区域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
1.辽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分工中定位
改革开放以后，辽宁被新体制新市场边缘化，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在新体制新市场满足了人们吃穿用的需要后，进入到住和行产业时代，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循环格局会有一个新变化，那些具有发展原材料和装备产业的地区将占据主动地位，而辽宁正是这样一个地区，有可能成为全国的重要原材料基地和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在资本密集型传统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汽车、造船、工具、机床等方面可以接纳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为同类产业国际制造基地。
东北三省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可以通过分工，实现错位共同发展。从长期的经济合作中，东北经济区已形成了稳定的、综合配套的区内市场流通网域，已形成了石油开采、输送、提炼和深加工，基本化工到精细化工系列配套，机电产品零部件生产到总装，金属产品从采矿、冶炼到制材等的分工协作关系。围绕主导产业，派生出利用主导产业加工市场、残余原材料、外协产品的辅助产业，以及为这两类产业服务，构成区域投资环境的基础设施等第三产业。大部分生产资料产品在区域市场内流通，基本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绝大部分供应半径在东北三省内；深加工产品，如钢材、冶金设备、机床、锻压设备等则主要向区外市场输出。基础产业以区域内部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东北三省输出产品专业化水平高，流通网络健全，目前辽宁已形成为北方最大的生产资料市场。
2.辽宁省内各市间市场分工定位
从全省传统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看，可以分为辽南、辽中和辽西三个大的经济区域，分别以大连市、沈阳市和锦州市为中心。三个地区产业布局上可以体现出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布局最后还是由投资者来决定的。政府可以从宏观经济效益出发，进行科学规划，并利用土地审批、环境保护、税收、补贴等调控手段，引导投资者的行为，但决不能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干预企业经营。
关键是把沈阳市和大连市做大做强，然后发挥它们的辐射作用，带动口岸和腹地经济的发展。沈阳市和大连市都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成为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中心，重点建好沈阳经济圈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经济带，要协调好城市间关系，构建好产业链和产业群。在这两个经济圈内，都要搞好原材料工业发展的布局，重型产业制造基地要向沿海地区转移，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尤其是面向省外和国外市场的经济。
四、发展的重点领域及其主要政策措施
（一）产业结构升级：目标与政策
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不仅发生在三大产业之间，而且随着三大产业结构变动，部门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九五”和“十五”期间，我省需求导向型产业结构模式已经基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3年与1995年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分别下降了3.7和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5.2个百分点，三大产业比重为10.3∶48.3∶41.4，结构高度正由工业化的“二三一”阶段向后工业化的“三二一”阶段推进。在市场需求结构变动的拉动下，新产业快速增长，工业内部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95—2003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18.3%和23.1%的明显快于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的速度增长，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5%和2.7%上升到8%和5.7%，成为占我省工业总产值比重居第三位和第六位的支柱产业。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教育、文艺及广播影视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提高。
进一步推进我省产业结构升级，应明确以下战略性目标：
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发展小城镇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与劳动力减少的同方向变化。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条件下，打破城乡制度壁垒，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制度成本。增加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并使其制度化、法制化。逐步改变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别性待遇，要特别注重发挥教育在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教育资源在城乡配置的均衡化，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加强职业教育，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二是提高工业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率。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二三一型产业结构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内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我省第二产业份额过早开始下降，不是率先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标志，而是工业增长存在阻碍而进行调整的结果。应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遇，提高工业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贡献率。
三是实现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结构升级。服务业需求规模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个是收入水平，另一个是市场深化程度。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与需求和供给的制度性障碍有着直接的联系。市场深化程度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行业垄断与社会资本进入这些领域的障碍阻滞了供给的增加。因此，要促进我省第三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必须深化整个社会生活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制化程度，扩大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
进一步推进我省产业结构升级，应采取以下战略性措施：
第一，以体制改革带动工业结构升级。长期以来，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体制性竞争力衰退，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强大的制约。改造传统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靠国有企业自身积累和融资，不仅难度大，并且成本高、风险集中，应允许并鼓励外资、私人资本和法人资本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参与支柱产业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实现支柱产业结构升级。应加快支柱产业中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开放型的产权结构，为民营资本和外资注入创造条件。通过公司制改制，打破企业产权单一、僵化而不能流动的格局，形成包括国家股权、国有法人股权、其他法人股权、个人股权、外商股权在内的产权多元化，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基础。在产权明晰、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产权的可流通性和交易性，建立资本流动渠道。
第二，降低结构转换的制度成本。市场深化反映的是市场交易的容量和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制度供给。市场化程度低，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抑制产业升级。一方面，市场化程度低会抑制需求结构升级。越是大宗商品或服务需求，越受市场完备程度和受保障程度的制约。产品和服务的规范性，消费者权益受保护程度，二级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影响消费者对房地产、汽车、保险等大宗消费的重要因素，如果市场发育和制度供给不完善，消费结构升级的进程就会延缓。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低会影响投资进而抑制供给。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契约执行机制不健全，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等，都会增大交易成本，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和地区资本流入。因此，实现结构升级必须注重市场深化和制度完善，以完善产权保护机制与契约执行机制为核心，降低结构转换的制度成本。一是减少行政干预和制度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实现结构升级奠定体制基础。二是加强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降低交易成本，为结构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提高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是增加财政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投入资金使用效率。公共财政科技投入的基本定位应主要是基础性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市场风险较高的项目。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评估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是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制度保障。财政科技投入应对重点研发机构和重点研究领域实行倾斜政策，使其在该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二是完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各项政策。改革科技体制，使研发力量向企业集中，将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优先加快重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改造，通过提高大型装备的技术水平，满足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的要求，提升工业的现代化水平。通过减税让利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速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是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方式。形成有利于工业技术进步的多元化社会投融资体系，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创业投资基金，使创业投资基金逐步由财政出资转向由财政和风险投资公司共同出资，在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过程中逐步扩大创业投资规模和所进入的领域。三是完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应在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和激励人才方面形成一系列配套措施，形成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建立对科技人才的产权激励机制，加大对科技人才的激励力度。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技术市场的正常秩序，使创新成果能够顺利地市场化。不仅注重培养和吸引高级科技人员，而且要注重发展职业教育，使产业工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缩小工业制造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加快体制改革与解放现实生产力
“十一五”期间要加大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力度，努力在一些主要的改革攻坚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进一步充实和稳定初步建立的各项市场经济新制度。
解决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深层次体制矛盾，一是要进一步对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设和运行相配合，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增量部分，主要配置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二是加快至今尚未实质性转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形成有效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三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全面理顺政府、企业、消费者、中介组织等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关系。
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的突出问题：一是加强产权保护，要在法律上和实践中有效保护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合法存在的各类产权。二是健全收入再分配机制，减少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三是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使日益增多的人群进入不同层次的社会保障网络，构筑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设施。四是加强反垄断、促进竞争，现阶段的垄断现象集中表现在行政性垄断上，在含有自然垄断环节的领域，自然垄断往往与行政性垄断结合在一起，在竞争性领域，进入、退出和日常经营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力量的干预。五是发育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应当从提高政府公信力入手，加快发展和健全信用组织、机制和制度，培育信用文化，形成“诚信为本”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三）提高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1.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函数，投资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导致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部类内部循环。当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为了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我们应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靠投资拉动转向靠投资和消费双拉动，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
第一，消费对生产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早已经阐述明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现实消费需求是引导企业生产发展的主要信号，潜在消费需求是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开发新产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二，国际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适时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向靠投资和消费双重拉动，可以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70%左右来自消费需求的拉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经济发展出现反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及时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目标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在实施调整改造的各项措施时，要始终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高度重视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人民群众在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得到实惠。所谓实惠，就是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
2.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同全国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同过去比，辽宁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同全国平均水平比、同发达地区比，辽宁仍然有很大差距。
第一，辽宁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同辽宁在全国经济中的位置不相称。尽管辽宁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位次在后移，但目前仍然居第7位，但辽宁省职工年平均工资在全国的位次却一直在第10位以后徘徊，1993年列全国第10位，1994年列全国第16位，1995年列全国第17位，1996年和1997年列全国第19位，1998、1999和2000年列第13位、2001年列第13位，2002年列第11位。
1992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列全国第16位，从1994年开始，基本上在第19位、第20位和第21位之间徘徊。
第二，辽宁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3年到200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从3371元增加到12422元，增加了9051元；同期辽宁省职工平均工资从3248元增加到11659元，增加了84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40元。这同辽宁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是极不相称的。无论是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还是其他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而辽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300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59元。2003年，19个行业中，只有3个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其余16个行业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公务员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8元。
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2年到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6.59元增加到7702.80元，增加了5676.21元，同期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8.94元增加到6524.52元，增加了4575.58元。1992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7.65元，到2002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78.28元，差距在不断拉大。
第四，同上海的差距急剧扩大。在职工平均工资方面，1993年，辽宁比上海低2398元，到2002年差距扩大到12300元。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1992年辽宁比上海低1077元，2002年比上海低6725元。目前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辽宁高出一倍多。
第五，尽管辽宁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同上海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辽宁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在全国列第7位，1990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6元，2002年高出275元。同上海的差距从1990年的888元扩大到2002年的3472元。
第六，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目前中等收入者在辽宁劳动者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大体上在26%左右，中低收入者仍然占大部分，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让广大劳动者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今后一段时间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一。
3.“十一五”期间提高广大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性建议
“十一五”期间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任务能否完成、振兴的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我们建议：
第一，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列入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考核指标体系之中，并纳入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得到实惠，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老工业基地振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不仅体现在要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积极性，而且要让广大劳动者在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得到经济上的实惠，收入水平应当有较大的提高。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因此，我们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速度和具体的指标，并把这些指标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之一。
第二，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总量。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主要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在就业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每个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二是在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就业人数，进而增加工资总量，三是既增加就业总量又提高工资水平。由于工资水平不可能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加，因此，增加就业就成为提高广大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途径。居民工资收入总量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加储蓄，同时也必然会增加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创造就业机会要同我省目前劳动力供给的实际情况相适应，针对相当多的劳动力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缺乏的实际情况，应当有针对性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
第三，企业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同企业生产的产品的附加价值的高低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建设“一个中心”“两大基地”和“三大产业”的过程中，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当大力发展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产业，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为提高广大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奠定物质基础。
第四，认真贯彻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工资水平的制度。首先应当在那些尚未建立工会的企业尽早建立工会，并由工会出面同企业进行工资谈判，对于用工人数少的企业，应当组建行业工会，由工会出面同雇主协会进行谈判确定工资水平。由于我国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求职者和劳动者同雇主相比将处于弱势地位，各级政府应当关心这些弱势群体。
第五，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保障工人加班、加点应得的报酬。违反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不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加点报酬的现象，在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普遍存在，劳动监察部门应当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变坐等投诉为主动到企业进行检查，一旦发现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的情况应当立即责成企业支付，并应当处以相应的罚款。
第六，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来增加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水平。近日省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宣布要建立公务员工资不断增加的机制，除公务员外，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也要建立公益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工资增长机制，并限制财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四）拓宽就业渠道、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创造就业机会，尽可能让每一个有就业需求和就业能力的人就业是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各级政府应当像抓经济增长那样抓就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体现人民政府的本质。
1.“十一五”期间我省仍然将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十一五”期间，我省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招后大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由于大专院校扩招，今后每年我省将有20多万大专毕业生需要就业，如果加上上一年未就业的大专毕业生，估计人数将接近25万人。由于大学学费逐年增加，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学生本人，对就业岗位的工资待遇的期望值都比较高，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将是各级政府今后面临的就业压力之一。
第二，目前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和新增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2003年我省登记失业人数为72万人，如果加上今后几年企业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而导致的失业人数，预计今后几年这部分失业人员的总数可能会接近100万人。
第三，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2003年我省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67692人，加上上一年未就业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预计在今后几年，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将在10万人左右。
第四，因未能升学而直接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初高中毕业生。2000年我省初中升学率接近60%，高中升学率为78.6%，如果假定今后几年这一升学率不变，2006—2010年期间，我省每年将有25万左右的初中毕业生和3万左右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预计2006—2010年期间，我省有就业需求的劳动力将达到150万左右，压力相当大。
2.就业不充分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无论是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就业的标准，还是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就业标准，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了就业不充分问题。就业不充分直接影响了劳动者收入的稳定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我省就业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失业问题。初中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主要在农村，这些人年纪比较小，在农村经常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下。
第二，有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员的就业问题。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经过政府的努力，相当多的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已经就业，但仍有许多人还没有就业或就业不充分。
第三，城镇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后打零工的人员。这部分人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
3.对策建议
第一，通过发展经济、增加企业数量来增加就业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讲，发展经济实际上就是增加企业的数量，通过增加企业数量增加就业人数。因此，在国有中小型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防止消灭企业的现象的发生，绝不允许购得企业的人将企业推倒搞房地产开发。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已经发生过。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这些企业，而是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这些企业恢复活力、发展壮大。
第二，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同创造就业机会一样，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动力培训也是政府的责任之一。在英国政府中就专门有一个就业培训署，专门负责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培训。政府负责劳动力培训可以增加针对性，更好地实现同就业需求的对接，而民间培训机构是以赢利为目的，对就业的关切度相对要低些。
第三，针对劳动力供给的不同情况有意识地发展不同类型的产业。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是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企业，同样存在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如若不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不会遭到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反对，就不会发生纺织品贸易摩擦。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初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是在城市，也应当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文化水平比较低、技能低的失业人员就业。针对大专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在提高毕业生质量的前提下，应当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第四，从企业规模角度讲，在大力搞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应当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在任何一个国家，占企业总数95%以上的是中小型企业，它们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固然大型企业对辽宁经济的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但经济发展并不单纯是GDP的增加，同时还应当包括就业的增加。把经济增长理解为GDP增长，那并不是科学发展观。
第五，运用财政手段扶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在我省有因自然条件恶劣而导致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也有因主导产业衰落导致的落后地区（如阜新市），为了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省市两级财政应当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财政的扶持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创造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可以为这些地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六，调整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为市场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约为70%，个别专业的初次就业率更低。为了解决高校就业难的问题，除了政府要努力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外，高校必须调整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使毕业生具备更加灵活的岗位适应能力。高校不能只管招生而不顾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
第七，认真贯彻残疾人权益保障法，按照有关规定安排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到企业和事业单位就业，同时加强对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培训，以便使他们自谋职业。
第八，改变重城市就业、轻城镇和农村就业的倾向，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城市的劳动管理部门应当主动帮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解决工资、伤残等问题。对农民工的关心不能只局限于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各级政府应当密切关注这些进城务工的各类农民工的权益。
（五）协调区域发展与实现空间均衡
按照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做大三点，做粗三线”（三点：沈阳、大连、锦州，三线：沈大线、沿海线、沈葫线）为基础，抓好产业和城市的空间布局均衡，从整体上考虑产业带和城市群规划，从产业的社会联系水平和市场辐射力的现实出发，侧重培育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大连为龙头的沿海经济带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培育辽中南经济区，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充分发挥支柱产业群落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纽带作用。继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支持经济强县（市）做大做强。继续加大对辽西北地区的支持力度，引导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辐射，形成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于抓住临港经济大发展的契机，加大港口资源整合力度，争取在大连实行小区域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建设以大连港为中心，以营口港、锦州港、丹东港为环绕的港口集群，发挥区域性港口的集聚优势，带动渤海、黄海港口集群参与国际港口间的竞争，推进港区一体化进程，使大连成为带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龙头。
（六）完善公共服务与保障人的全面发展
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战场在经济领域，主角是企业，但它也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后勤和配角的作用。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局限性和缺陷，即使在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和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十分重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就是完成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体制、结构和社会转轨、升级和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涉及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变化。因此，政府不能再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的道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实现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不同于计划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因此，政府作用的出发点、形式、方法等都要创新。政府要从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逐渐退出来，而把工作重点放到市场发挥不了作用和发挥不好作用的领域。目前来看，政府提供的市场产品有余，而公共产品不足，“十一五”期间，应该扭转政府这一角色错位，把完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身体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首先应该受到关注。知识、技能和才能是人发展的条件，也是全社会关注之事，政府要侧重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自身价值实现是人的最高追求，政府要为之创造条件，包括体制、公平竞争、政治民主等。为此，“十一五”期间，我们要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知识创新体系、思想文化体系。
（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十一五”时期的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将主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结构，走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来实现。这势必要求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一时期要加大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改革与建设的力度，加大科技运行对辽宁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加大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加大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建设“两大基地和三大产业”的过程中以新型工业化的思想来运作和驱动的力度。这一要求和任务主要地表现在以下的层面和内容：
第一，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建设的深化进程，尤其要做好直接相关的几项急迫的工作。
一是强化企业财产权利、公民财产权利以及公共资源财产权利，奠定市场机制，约束和激励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稀缺经济资源的制度性基础，根本性地保障稀缺经济资源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沿着更低成本和更高产出的方式运行。只有社会财产和经济资源充分地拥有个量独立化的法律归属载体，它们的社会经济配置与利用才能够在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效益目标的引导之下进行，这不仅仅因为只有充分人格化的资源与财产制度状态能够更加激励人们有效的利用稀缺经济资源，更是因为只有这种充分人格化和离散化的资源财产制度状态才能充分形成良性市场竞争所必然需要的微观经济运行基础。没有充分的资源财产人格化和离散化的产权制度载体，就不会有资源财产的有效的竞争性利用，总体经济体制就不能够在充分应对资源稀缺约束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可持续的高效益发展就没有可以依赖的必要基础。因而，政府必须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首先当作一个经济运行不断充分地市场化的问题。
二是强化和规范市场经济竞争状态，在充分尊重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政策，从中培养地区和产业的经济竞争力。只有实行充分和规范的市场竞争，资源的流动才能够沿着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和高产出的方向进行，“多、快、好、省”的目标性构想才能够有现实的经济运行机制可以依赖。从社会经济总体运行的角度来看，充分的市场竞争，不仅要包括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和隐含其中的经济资源与资本的竞争，同时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充分的市场化的竞争：公共经济资源比如生态和环境的利用与享用竞争，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应该造成外部不经济，也就是说，不应该无成本或成本不对称地占有或享用公共性的经济资源或财富，各种形式的公共资源与环境的污染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公民个体行为对公共经济资源享用的竞争，首先是公民个体本身的市场劳动权益应该得到充分的法制化保障，这种保证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契约的方式实现，其次是公民的公共资源享用权利和相应的义务也要同企业一样受到法制化的约束和规范，并在这种约束和规范的过程中得到最根本的保障，是公共资源的社会权益同公民对公共资源的个体权利相互统一起来。在企业竞争、公共资源竞争和公民行为竞争这三个层面充分地建立起以市场经济文化为导向的合作关系，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就会沿着竞争化的道路逐步进行，环境、生态、市场、进而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和谐关系就能够从中逐步建立起来。
三是地区或企业一定要将培育体制和机制竞争力放在同科技经济竞争力同等重要的重要地位来抓好，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统一协调起来，这是形成地区或企业的整体市场经济竞争力的最根本的内容和要求，也是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本质内容。一定要充分地认识到，科技的发展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状态中才能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力，科技生产力才能更多地表现为同资源、环境、生态和社会之间的统合。如果科技发展和利用没有在市场经济机制的轨道上运行，其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甚至更多地表现为对经济资源和公共资源的破坏，而不是更高效益的利用。这一点尤其要注意，因为在很多人的意识中，通常没有将科技发展与应用的经济机制与体制依托问题当作一个必要的前提来认识。只有科技发展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只有科技因素成为企业和个人的市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的时候，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四是推动对外开放事业的持续发展，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流程，在这个企业运行与竞争单元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竞争的挑战和获取竞争的利益，使经济运行对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水平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持续的洗礼，从中不断地提高辽宁经济运行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国际经济竞争力，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上赶超世界发达的国家和企业。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本质是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全球化，包括辽宁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要想更加充分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福祉，首先就要在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和成就，从中打造体制竞争力。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化，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乃至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全球化都需要经济社会运行逻辑在市场经济方式基础之上的充分对接。在这一点上看，开放本身也有一个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的问题。
围绕我省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尤其是按照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原则的要求，制定和实施适应的科技经济发展战略。其要点是：
●确立企业在科技经济运行中的基本主体地位和作用。积极打造以核心性企业为主要支撑的企业科技跟随、同化、研究与开发的科技基本体系。
●以“两大基地和三大产业”的发展与建设为载体，形成涵盖内容广泛、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社会化特征比较显著的技术经济发展综合性体系。
●加大对传统产业深度工业化的科技支持力度，使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化，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不断地在解决资源、环境、生态等约束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经济结构的升级同市场制度质量的提高、同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应该而且必然地要一体化地持续深化进行。
●辽宁科技经济工作首先要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流程充分开放，不能自我封闭起来，从而充分地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市场的方式相互融合。同时也要充分地把握相关产业的国际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紧密跟随、同化创新相关的科技成果，使之能够迅速地内生化和产业化。
●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地表现在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方面的竞争，因而要将打造科技经济竞争力作为“十一五”时期辽宁区域经济发展和辽宁企业经济发展的核心性任务来抓好。力争在“十一五”时期辽宁能够形成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匹配的宽领域、纵深化、多层次、市场化和开放式的科技经济体系。
●彻底进行应用性科研单位的企业化改革，使之完全成为科技型企业，不再作为公共科技体系的事业性构成部分。
●认真研究和探索省市科技行政部门在新时期的任务定位和运行机制问题。对企业应该做的科技工作，对国家应该做的长远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一般来讲地方科技工作应该尽快撤出。建立健全地方科技项目的绩效评估机制，尤其是要建立健全项目实效的责任负责制度，以确保公共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从中建立健全公共科技经费利用的透明化、公开化和民主化的运行机制，使非常有限的公共科技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约束和规范。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一个经济资源沿着更加具有价值增值性的方向流动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新的科技因素不断注入经济运行流程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经济运行的结构性效益和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以日益健全和权威的法制规范经济社会主体行为和利益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充分地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过程，否则就很难发生，也不可能可持续地发展。因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变和升级，必须要注意以市场的方式，以科技进步的方式、以开放的方式来进行，以法制的原则来推动和进行。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方式内在地具有可持续的发展特征。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政策、规划和法律法规，政府经济工作也要积极地按照这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这样，市场的优势和公共政策的优势相互之间可以协调和增益。因而，必须将“两大基地和三大产业的”建设工作，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将改革、发展、稳定和以人为本的工作都放在这样一个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发展、科技与经济、法制与秩序相互统一的认识框架之下，内在地一体化地整合起来。这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的体现，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化要求。
（八）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老工业基地的竞争力
扩大对外开放是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举措之一，是提升老工业基地的竞争力，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为我国未来的重要的增长极的重大战略措施。
1.我省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辽宁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弥补建设资金缺口、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变、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出口等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角度看，辽宁的对外开放还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这里谈论我省过去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我省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绩，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搞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在过去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每年政府总是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利用外资的质量指标。在重数量轻质量思想的指导下，假合资、假签约的现象屡次发生，甚至出现了签订明显有失公允的合同的现象。还出现了给予外商以固定回报率的合同、把直接利用外资变成了变相对外借款，有的合同上甚至写有“照付不议”的条款。个别领导代替企业进行决策，为完成招商引资的指标，硬性要求企业进行合资。
存在着重引进轻走出去的倾向。本来比较优势指的是动态比较优势而不是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既有比我国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也有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水平相当甚至比我国低的国家，我们应当利用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通过动态比较优势创造竞争优势。但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一提对外开放就是发展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和输出劳务，很少提及如何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招商引资团、组的任务也主要是引进外资，直到最近两年，才开始注重走出去，才有了大连机床集团并购美国索尔斯公司和沈阳机床集团并购德国一家机床企业的案例出现。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注重数量轻培育产业集群的倾向。产业集群直接关系到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扩大。计划经济时期，辽宁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加工制造企业，但配套能力不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相应的技术集群。这也是辽宁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落后的原因所在。
在发展出口贸易过程中，辽宁的主导产业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主导产业的产品例如钢铁产品、机床产品没有能够成为辽宁出口的主导产品。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存在着恶性竞争，出现了牺牲农民利益搞工业园区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零地价”现象。这种以发展经济为名损害农民利益的做法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在间接利用外资、使用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贷款的过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不讲诚信、不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现象。
2.在今后招商引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跨国公司的动向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但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来扶贫的，它们也不是慈善机构，尽管它们把友谊挂在嘴上，但利润才是友谊的基础。我们在实施扩大对外开放的时候，不仅要了解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同时，还应当了解它们的战略意图，做到知己知彼方能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做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我们认为跨国公司的下列动向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开始整合在我国的投资，有建立自己的生产、营销网络的倾向。近年来，西门子、松下、大众等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整合在中国的投资，有的建立了中国投资总部，正在将中国已经建立的合资企业整合到一个生产、营销网络之中。
第二，跨国公司对已经在我国建立的合资企业有要控股或独资的倾向。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许多跨国公司提出要改变原来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甚至收购中方股份将企业变成独资企业。位于大连的中国华录的合资方日本松下公司提出要控股，至少要比中方多一股的要求，并且把转让新的产品和技术同扩大松下的股份联系起来。
第三，跨国公司正凭借其经济实力将我国的优秀人力资源网罗到它们在我国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中，对我国各类企业构成严峻的挑战。
第四，一些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利用我国各地都急于招商引资的实际，千方百计让中方给予它们更多的优惠条件。它们往往是到甲地后说乙地已经答应他什么条件，逼迫甲地让步，然后再拿甲地的承诺拿到丙地，逼迫丙地做出更大的让步。
第五，一些外商将污染企业或对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企业转移到我国。
第六，一些跨国公司一方面在中国投资享受各种优惠、并赚取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又指使其在境外的子公司恶意抢注我国企业的商标或在国外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西门子公司、菲利普公司就是这样的代表。
3.“十一五”期间扩大对外开放的建议
第一，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到国外并购与自己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企业，利用被并购企业的市场销售网络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利用被并购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品牌承接国外定货。
第二，利用我国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时机，在认真进行市场评估的基础上，到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一方面占领当地市场，同时带动设备出口。东盟集团中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低，我国的许多生产技术和产品在那里有一定的市场，我们应当利用辽宁的比较优势开拓东盟市场。
第三，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俄罗斯、拉美、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投资，将资源约束风险降低到尽量低的程度。今后辽宁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严重的能源、自然资源、水资源的资源约束，市场风险比较大，辽宁的有关企业应当到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去投资，在上游工业拥有发言权，确保资源供给。同时，还应当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开发中水的利用和海水淡化，缓解水资源的严重约束。
第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当针对目前辽宁企业成套能力不强这一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招商引资，对于成套能力的上游环节，必须坚持对等合资的原则，否则就有可能无法形成真正的成套能力。
第五，在近期内应当把开拓俄罗斯市场、东盟市场作为一个重点来抓，真正实现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六，省政府应当制定有关的规则，防止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发展下去。
第七，鼓励企业开发替代进口的产品，并鼓励有关的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占领两个市场来分散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九）协调城乡发展与优化区域结构
协调城乡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城乡居民相对均等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目前看，城乡差别不仅表现在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上，而且表现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方面也有很大差距。所以，协调城乡发展，应从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着手。
1.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是传统农业对提高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下降。农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收入目前仍是我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统计表明，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说明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对提高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下降。因此，实现农业产业化和调整农产品结构，对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大规模地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人口和不断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
二是农村城镇化的资本供给短缺。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大规模流动到城市，还是就地转移到新成长起来的非农产业和小城镇中去，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我省小城镇得到较快发展，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缩小城乡差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城市和农村在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产业链条和劳动力素质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资本主要流向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5%左右集中在城市，农村只占15%左右，沈阳、大连更是占全省的一半以上。资本流动和产业布局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主要通过发展小城镇实现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受到资本供给短缺的制约。
三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缓慢。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比，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变化极其缓慢。1990年，辽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5.9%，2003年为10.3%，下降了5.6个百分点，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规模和占全省从业人员的比重并没有减少和降低。第一产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慢的原因，除了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之外，计划体制下第二产业所形成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和衰退产业所形成的失业人口，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形成障碍。
四是现行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在现行城乡管理体制下，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制度成本过高，劳动力难以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由于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水平总体低于城市居民，即使不存在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农村居民在就业竞争中也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同时，现行乡镇体制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一方面，农村经济不发达，税基明显小于城市，实行分税制后留给乡镇一级财政的主要是零散的税种，乡镇财力十分薄弱；另一方面，乡镇财政却承担着农村道路建设、农村义务教育、基层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管理、文化卫生等项目繁多的支出项目。事权大于财权，其结果就是许多事情无财力去办，使农村的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发展与城市有明显的差距。
2.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
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服务体系、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系统性举措，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第一，创新城乡管理体制。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在城乡管理体制上走统筹发展的道路。目前，户口之分割断了城乡之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适应经济发展的联系，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应以改革户籍制度为突破口，逐步调整和改革现行城乡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并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一视同仁，统筹发展。要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乡镇财政实力，强化乡镇财政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建立健全对乡镇财政的监督管理制度，抑制乡镇财政弱化公共产品支出的倾向。要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使省、市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化、法制化，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
第二，走符合辽宁实际的城市化道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必须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实现农村城市化。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结构变动加剧的工业化中期，随着产业结构变动，应该有更多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分享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社会福利。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有三个重要约束条件：一是人均土地短缺，二是资本供给不足，三是劳动力供给过剩。因此，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必然与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受人均土地资源少和资本短缺的制约，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走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城市集中的集约化道路。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过剩，在短期内城市不可能大规模提供所需要的就业机会，因此，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劳动力成本和城市集聚程度都不高，从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应顺应产业布局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扭转在体制和政策上人为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小城镇建设的倾向，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我省城市群发展历史悠久，城市密度比较大，县城工业和基础设施也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基础，因此，应依托县城已有的基础，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使县城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载体。总之，人口主要向城市集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适度建设小城镇，是符合辽宁实际的城市化道路。
第三，以品牌开发为依托建立农村服务体系。当前抑制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原因，从表象上看是农产品供给过剩，其深层次原因是农产品质量不高、服务体系不完善、销售渠道不顺畅，使得生产环节赢利水平过低。因此，要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应在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农村各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上，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做好品牌开发，形成标准化、无公害的优质品牌产品，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以农产品品牌开发为依托，建立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和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目前农业产业化多停留在初级阶段，应在良种繁育、技术服务、质量检测、市场开拓、中介服务、信息服务和法律咨询等环节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在农村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组织、农村合作组织和政府部门三方面的作用。既要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深入发展、促进中介市场组织发育，也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政府部门应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由对生产领域的直接扶持为主转向为农村和农民服务为主，在信息网络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产品推介、技术推广等方面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规模，把完善农村法制环境、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作为重要的任务来抓。
第四，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从根本上改善劳动力供给条件、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实现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途径。缩小城乡差别，必须努力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把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我省农村义务教育占全省义务教育体系的一半以上，城乡教育水平差距主要是由于教育投资水平差异造成的。应从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高度着眼，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改变目前乡镇教育经费自筹的体制，转向实行省级统筹的体制。同时，应针对农民生产需要和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应研究和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农村教育和为提高农民素质而开办的短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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