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到越南_赵完璧的安南渡航经历

从日本到越南_赵完璧的安南渡航经历

1．赵完璧其人

先来看看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有关赵完璧此人的生平情况，根据前述各种版本赵完璧传的记载，加之后来学者的考证，我们对赵完璧生平情况的了解，大致可以达到如下程度。

赵完璧，朝鲜时代中期晋州（今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市）人士。据记载，其“弱冠值丁酉倭变（1597年）”[19]，因古人20余岁皆可称弱冠，故推测其生年约在1567年至1577年间，卒年则不详。赵完璧在1597—1598年的“丁酉倭乱”[20]中被日军俘虏，并被带往日本京都。到日本之后，他最初是做日本人的奴仆，后来因为通晓汉字，被日本商人角仓了以雇佣[21]，先后三次（1604年、1605年、1607年）随日本朱印船前往安南行商[22]，期间还有一次前往吕宋。赵完璧在安南期间，曾和安南高官文理侯郑剿及一些儒生有所往来，并从其处得知朝鲜人李芝峰（李睟光）的诗文流行安南一事。因前后三次往来安南，故其对安南的风俗人情亦有深入观察。在安南时，官员文理侯郑剿曾提议赵完璧不要返回日本，留在安南寻找机会经由中国返回朝鲜，但赵完璧因认为安南人不可信而没有接受这一建议[23]。到了1607年，因当时朝鲜与日本战后修好，朝鲜派出使节递送国书，要求日本放回战争期间被虏人，赵完璧终与雇主解除契约，并与当年前往日本的“回答兼刷还使”吕佑吉、庆暹等一行共同回国[24]。赵完璧归国以后，将其安南见闻告知身边友人并被广泛传播，但关于其本人后来情况，除郑士信记载称其“安居奠业复如初”[25]外，再未见史载。

学者对于赵完璧生平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插曲，据朝鲜时代留下的科举名录《国朝文科榜目》的记载，在1549年的进士及第者中，有“赵完璧”这个名字，其出生地为晋州白川，且有“字重国”的记载，但这条材料和《赵完璧传》中“弱冠值丁酉倭变”的记载在时间上并不符合，故存疑。另据郑士信记载，赵完璧“为故掌令河晋宝之侄孙女婿”[26]，而《国朝文科榜目》记载河晋宝是1555年的进士，可见渡航安南的赵完璧不可能是1549年及第的赵完璧，两者只是十分巧合的同乡且同名同姓而已。[27](www.guayunfan.com)而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巧合的出现不必太感意外，问题只是出在取自“完璧归赵”典故的“赵完璧”这个名字上面，即所谓“姓名连意”的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曾提道：“古人取名连姓为义者绝少，近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吕调阳、马负图之类，榜目一出，则此等姓名几居其半。”在朝鲜同样如此，李德懋在其文章中就曾引用顾炎武上述这段话，批评朝鲜存在“赵完璧、河一清之流，到处相逢，指不胜屈”的现象[28]。事实上，见于中国文献记载叫赵完璧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元代《通鉴源委》的作者叫赵完璧[29]，明代有一个叫赵完璧的人所著《海壑吟稿》收在《四库全书》中[30]，而壬辰倭乱期间也出现过一个叫赵完璧的明朝官员见于史载[31]。而笔者仅初步检索各类朝鲜时代文献就发现，前后出现的叫赵完璧的朝鲜人，除前面处已经提到的两人外，至少还有四个不同的人。总的来说，鉴于赵完璧这一名字“姓名连意”的特征，加上晋州白川赵氏是朝鲜的赵氏大族，其中相隔几十年出现两个叫赵完璧的人，实为稀松平常之事。

2．受雇登船

赵完璧作为战争俘虏被带到日本，成为日本人的奴仆，李睟光记载他“为倭服役甚苦，思恋乡土，常有逃还之志”，郑士信亦称其“为倭所抢，以归于日本，服役使唤，如我国之奴属焉”，可见其最初的生活相当艰难。经过几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如李睟光所言，当时日本人“轻生重利，以商贩为农，以舟楫为鞍马，海外南番诸国无远不到”，而郑士信亦提到，当时日本人中有“欲行商于安南国获大利者”。同时郑士信还提到，日本人通商安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必求得浙江人老于海善候风者及解文通意者与偕，然后乃行”。据记载，成为赵完璧雇主的日本商人，先已雇用了长于航海技术的浙江人，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但却苦于找不到解文通意之人（这里所谓的解文通意，是指懂得汉字），赵完璧出身朝鲜士族，自幼学文，故因“晓解文字”被相邀出海。据郑士信记载，日本商人还与赵完璧“为盟文以约曰：往来安南之后，则永放汝任其所之”，而“完璧志切返国，不避死，乃从之”，故此“与浙江人同浮海向安南国”。[32]

仅从赵完璧受雇登船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少有意思的话题。

比如关于当时日本商人热衷远洋贸易，“海外南番诸国无所不到”，以及通商安南可获大利等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而日本人出海必须先求得中国浙江人驾船，说明至少在那个时期，日本人虽有强烈的海外贸易意识，但其航海技术还有所欠缺。事实上，在李睟光的《赵完璧传》中，除记载有当时日本人必以“唐人之惯习海程者为船主”外，还提到“倭船小，不能驾大海，以白金八十两购唐船，船中人共一百八十余名”这一情况[33]，可见当时日人航海技术的欠缺，不仅在人的因素，连硬件即船的因素亦是如此。反过来看，中国当时的远洋航海技术水平之高则可见一斑。

至于日本人行商安南需要懂得汉字的人同行这一点，则是当时整个东亚乃至亚洲地区“书同文”现象的反映，而在这个事件中，日本商人雇佣的汉文翻译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个通晓汉字的朝鲜人，则更富戏剧性。事实上，日本人利用壬辰战争中被俘的识汉字朝鲜人在其海外贸易中担当汉文翻译的情况，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中国文献中亦有沿海发现日本漂流商船上有朝鲜人的记录[34]。

抱着从安南回来后就可以回归故国的期待，赵完璧登上了远洋冒险之旅，不过后来日本雇主出尔反尔，并没有兑现承诺，“完璧即回日本，其主倭者背盟不放，又要再往安南，更成盟文为约。完璧不得已再往，及还又不肯放去”[35]。于是，他又有了第二、第三次的出海经历。

3．海上经历

有关赵完璧的海上经历，在目前所见的几种赵完璧传记中都有一定篇幅的记载，其中又以李睟光和郑士信所记尤详。这些记载的内容包括了航海路程、航海技术以及海上异闻等，为我们了解古代亚洲海域及海域空间内的活动提供了有趣的资料。

（1）航海路程

在各种文献中，以李睟光对航海路程的记述最为详细：

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36]

生又言海水西高东下。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盖水势悍急如此。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37]

关于日本到安南的海路里程和航海路线，李睟光记载：“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而其对航行时间也有详细记载：“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就此所见，当时日本与安南间的海路，去程与返程所需时间相差超过一半以上。我们知道，古代航海主要以帆船借助风力航行，风向对船速有决定性的影响，除此以外洋流也是关键性因素，因此往返耗时不同这一点并不足奇，而李睟光在当时的记述中就已经指出了“大海中舟行以风便”这一点。

同时，李睟光提到，赵完璧称之所以往返耗时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海水西高东下”，这一点现在看来有欠科学，但大概反映出当时人对洋流问题的某种认识。此外，李睟光还提到这条航路“每年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亚洲海域的季风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记载：“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这很显然也是在说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洋流问题。

（2）航海技术

相比之下，在郑士信的记载中，与航海技术相关的内容更多一些：

浙江人常于船上持候风五扇及日影台，夜则看星象以分方位及由某方向某国之路，如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又以海底沙土之色，辨其为某地某方，常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粘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下三四百余把者，看其锤底所粘出沙土或垆或白，以辨其地方焉。[38]

其中所提及的候风五扇、日影台以及夜观星象等，是航海中帮助辨别风向和方位的工具和技术。当然除了工具和技术，更重要的还是经验，船上浙江人对“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才是确保航海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不过，比起上述这些，浙江人的一种“以海底沙土之色”分辨方位的技术，似乎才是让记述者最感兴趣的地方。不仅郑士信详细记载了这一点，另外两位记述者李睟光和李埈，虽然对航海技术相关内容记载不多，但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39]，这应该是因为这一技术在他们看来比较新奇。

对于这一技术，郑士信提到了最多的细节，包括提到其具体做法是“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粘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下三四百余把者”，以此粘出海底沙土，并且还提到了浙江人是通过看海底沙土的颜色是黑还是白来辨别方位。至于这种方法依据为何、如何分辨，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所言，这种做法在日本的航海史料中亦多有记载[40]，由此可见应该是一种当时比较普遍应用的经验性航海技术。

（3）海上见闻

对于赵完璧事件的记述者来说，“勾沙观色辨位”之法虽然新鲜，但与其他一些赵完璧所述海上见闻相比，简直黯然失色。这里就要涉及李睟光、郑士信、李埈三位记述人无一例外都记录下的内容，即赵完璧“海上遇龙”的离奇见闻。

据郑士信记载，赵完璧在海上时常听航海者向他讲述一些怪异之事：比如，在海上有时会遇到“妇人形作怪之状”，这种妇人形的海怪“自古相传是汉时漂溺之鬼”，如果遇到，则“必祭以油、蜜果、面饼等物，掷波上以去，然后得免覆没”；又如，在海上经常会遇到鲸鱼，其情状被形容为“见横海长鲸喷波涨天”，而这时候的应对之法则是“即下碇住船，以竢其止然后乃过”。[41]

然而，海怪和鲸鱼之类，比之于龙，则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据航海者说：“南海常多雾雨，海中多大龙，龙之在海中者，必靠某物上挂其身，然后得云变化升天。其例也，龙挂着船上，船必覆没。故舟人见龙之来，则错愕失色。”不过，就算是龙，也并不是没有对付的办法，而驱龙之法就是“以生鸡五六十首，炮燖出臭，磔投船头海波，然后龙乃潜遁无患”。故此，当时远洋航海的船上必“常畜鸡数百首以行”。[42]

当然，记述至此，这些关于海怪、鲸鱼乃至龙的事情还只是停留在传闻的层面上，不排除其只是航海者海行无聊时的谈资。可最离奇是，据赵完璧所说，他还真的亲身遇到了龙。郑士信的记载称：“完璧之再往来也，适一遇青龙，其鳞甲光芒，蜿蜒来去也，其禳之如许云。”[43]而李睟光和李埈也都绘声绘色地记载了赵完璧“海上遇龙”的经历：

（李睟光记载）一日，数十步外，有苍龙奄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雾涨空，有五色虹覆之，雨雹交下，波涛腾涌如沸。舟上下震荡几覆，如是者三四，盖龙奋迅欲升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龙，则辄爇硫黄及鸡毛，龙恶其臭避去。是日仓卒，取数十活鸡投火烧之。龙又将逼舟，舟人计没奈何。以铳炮数十，一时齐发，龙忽没水去，遂得脱云。[44]

（李埈记载）一日，望见数十步之外，白沫洒空，鳞甲闪闪，渐见蜿蜒而前，若欲跨行舟而偃息者，盖龙自海中欲奋迅腾空而未易致力故也。一行愕眙，煨活鸡累十投之，乃避去。[45]

其中，李睟光的记载甚至还描述了船员以寻常之法驱龙未果，而转用铳炮数十齐射方才驱之这样的细节。李睟光记载的铳炮驱龙这一条，有一定的疑问，目前的研究一般都认为是李埈和郑士信先听说赵完璧事件，然后告知李睟光。可是李埈和郑士信的记载都止于烧鸡驱龙之法，没有铳炮驱龙的情节。那么，李睟光所记铳炮驱龙又从何而来呢？是李睟光为了写作《赵完璧传》，又再次向赵完璧本人了解过情况呢，抑或仅是他自己的文学性创作？这一点已经无从考证。

显然，“海上遇龙”这一情节有些过于荒诞无稽，而一般研究赵完璧事件的学者都倾向于把这里的龙认为是鲸鱼一类的大型海洋生物，而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一种海上的自然现象——海龙卷，即海上的龙卷风。这种自然现象因其形制的原因，被古代航海者想象为龙的可能性极高，而亦有不少科学研究指出，中国南海一带因其特殊自然条件，是海龙卷的多发地带。

事实上，赵完璧遇到的是龙、鲸鱼，还是海上龙卷风，这个问题没有太多探讨的必要。需要思考的是，当时赵完璧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龙，而转述者也没有提出任何疑义，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认知水平去揣测古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历史研究当中。另外，笔者所想到的还有，“海上遇龙”这个情节的存在，大概也和之前提及的李睟光事迹一样，对赵完璧事件的流传后世有一定的助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