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游览团”及“领选使”概说

“绅士游览团”及“领选使”概说

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并被迫开港的事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朝鲜王朝政府的神经，但是由于国内保守势力反对开化的呼声依然高涨，所以相关措施的推行依然相当缓慢，直到1881年才算成功地实施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事是朝鲜王朝在这一年的年初，仿照清朝总理事务衙门的建制，在政府中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从而有了一个推行开化的具体实施部门。另外两件事就是“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的派遣。应该说，能够顶住国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而在一年之中完成这三件事实属不易，这大概也就是韩国学者之所以认为1881年对本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

对当时的朝鲜王朝来说，要实行开化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它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而从中国和日本方面反馈的情况都是欢迎其派员前往学习。这种情况下朝鲜方面做出的决定是向两边分别派出使节，但其背后的考虑则又略有不同。对于考察日本的态度，朝鲜政府主要是抱持一种刺探对方底细的目的，因为它对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戒备的心理，而且它也不相信对方会将核心的技术倾囊相授。而对中国方面，朝鲜政府从交涉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直接指向了最急切的需求，即学习军械制造技术以及直接购买机器和军械装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政府于1881年5月向日本派出了“绅士游览团”，又于1881年11月向中国派出了“领选使”。

1．绅士游览团

“绅士游览团”，亦称“朝士观察团”。早在1876年日本和朝鲜《丙子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议约之时，日本方面就首先提出过邀请朝鲜的朝臣和士绅前往日本游览考察的提议，而当时参与议约的修信使金绮秀就曾经在向高宗复命时提到“详探彼中之物情，是紧切事也，须善为探知可也”[79]。但是，当时朝鲜政府没有立即采纳日方的意见。之后，当朝鲜政府自己有了派员赴日观察的意愿后，主动多次向日本公使暗示之前日方提到的朝士游览的可行性，最后双方就此事达成了一致。(www.guayunfan.com)“绅士游览团”由十二名朝士构成，姓名皆可考，分别是：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80]、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李元会、金镛元。这些人员的官职从正五品到正三品不等，皆为两班出身。因每位朝士携带四名左右的随从人员，整个团队共计62人[81]。

需要指出的是，“绅士游览团”只是目前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习惯性的称法，事实上这一提法在文献中并无记载，当时朝鲜政府给派出的这批人员的官方名义是“东莱府暗行御史”[82]，《朝鲜王朝实录》对于这段历史仅有这么一段记载：“本年正月中，秘命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等，前往日本视察，而名称以东莱府暗行御史，故国史只书其复命。其复命也，各有闻见记献上，而烦不可录”[83]。由此可知，这次派遣活动对当时的朝鲜王朝来说是希望能够秘密进行的，之所以要保密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激起国内保守士人的不满和反对。

游览团的行程情况大致如下：1881年农历五月七日从釜山乘坐日本商船安宁丸号出发，次日抵达长崎，十四日抵大阪，十七日抵京都，二十一日抵神户，二十五日抵达东京。从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七日在东京逗留七十四天。其间往横滨、大阪等地考察。八月七日后，除鱼允中、金镛元二人外，其余游览团成员陆续分批回国，于八月二十五日全部返回釜山[84]。值得一提的是，从游览团成员的相关记录中可以看到，日方给予游览团一行的接待规格相当之高：“日人朝议以臣等之来谓之修好益笃，预饬沿路勤于接待，且遣外务省属官迎接于中路，所过之地，地方官或来见于店社，或请邀而馈之”[85]。

朝鲜政府给十二名朝士布置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考察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加记录，且要求其在回国后提交相关的报告文书。而每一位朝士的考察对象，都是各有侧重的。从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来看，大致可以确定如下成员任务分工情况：朴定阳的考察对象为日本内务省和农商务省、闵种默为外务省、鱼允中为大藏省、赵准永为文部省、严世永为司法省、姜文馨为工部省、洪英植为陆军情况、李宪永为税关情况。

以上情况主要由游览团成员归国后提交的报告推定，如朴定阳《日本内务省及农商务省视察书启》（奎章阁藏，藏书号：奎2577）、朴定阳《日本内务省视察记》（奎2576，2449）、朴定阳《日本农商务省视察记》（奎1150，2450）、闵种默《日本外务省视察记》（奎3712，3015，3711）、闵种默《日本各国条件》（奎1835）、鱼允中《日本大藏省视察记》（奎6266）、赵准永《日本文部省视察记》（奎2871，7765）、严世永《日本司法省视察记》（奎3703）、姜文馨《日本工部省视察记》（奎1834）、洪英植《日本陆军总制》（奎3271）、洪英植《日本陆军操典》（奎3710，3702）、李宪永《日本税关视察记》（奎2451）。另外四名游览团成员金镛元、沈相学、赵秉稷、李元会的相关报告书材料未见。[86]

除了提交各自负责部分的专门考察报告之外，有几位成员还撰写了以《闻见事件》为题的报告，此外，有一些随行人员也留下了若干单独成册的游记文献，包括如：赵准永《闻见事件》（奎1311-1）、闵种默《闻见事件》（奎1311-2）、李宪永《闻见事件》（奎1311-3）、严世永《闻见事件》（奎1311-4）、姜文馨《闻见事件》（奎15250）、李宪永《东游录》（古6370-2）、随员姜晋馨《日东录》（奎7774）、随员宋宪斌《东京日记》（古4710-4）。这些文献的内容更侧重于日常见闻的记载，而其中呈现了大量有关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情况。

以上提及的文献，目前并无出版，均收藏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本文所引资料，均来自奎章阁提供的文献原本，故此只能标注其藏书号。

就“绅士游览团”的影响而言，它的派遣最初虽然只是以刺探情报为目的，但游览团成员归国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从数量上来说远远超出了预想。这些有关日本现代化改革的情报，对朝鲜政府原本就持开化观点的士人群体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而对于保守士人群体也或多或少会产生了不小的刺激。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的影响并没有很快显现出来，但从长远来看，游览团带回来的日本经验，应该还是通过一种渐进的形式，影响到了朝鲜半岛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在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层面。

2．天津领选

比之向日本派遣“绅士游览团”一事，朝鲜政府向中国派遣“领选使”的目的性更加直接和明确，那就是派人到中国学习军械制造技术，同时购置必要的机器设备，争取尽快在自己国内设立军械制造工厂。在经过一段时间和清政府的沟通之后，清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

于是，1881年11月17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朝鲜政府以官员金允植为“领选使”[87]，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使团[88]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1882年1月25日（农历一八八一年腊月六日）抵达天津，其后，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及至1882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批成员回到朝鲜，这次学习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与天津领选有关的核心人物就是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此人生平情况在此稍作介绍。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出身于清风金氏两班望族世家，祖上世代为官，曾有先祖最高累官至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一职。他八岁时父母双亡，其后随叔父一家生活。他自幼接受家学教养，十六岁前往首尔求学，先后师事朝鲜大儒俞莘焕及朝鲜开化思想鼻祖朴珪寿，较早形成了救国图强的开化思想。他于1865年以恩荫出任健寝郎，1868年辞官回家，1873年再次移居至首尔，1874年文科及第，1876年任黄海道暗行御史，其后历任顺天府使、江华留守等职。1881年他以吏曹参议衔任“领选使”出使天津，在带领学徒工匠学习的同时，考察清朝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其间还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有接触。1882年朝鲜“壬午军变”中，他请求清朝派兵平乱，并提出“大院君乱首说”，导至清军囚大院君于保定，事后又协助高宗巩固其政治权力，成为亲清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朝鲜先后参与创立机器局、现代海关，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朝鲜的李鸿章，是朝鲜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

朝鲜学徒工匠进入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金允植对他们分别学习何种技艺作了详细的记载，而通过东、南两局总办定期反馈给金允植的《朝鲜学徒勤慢草》，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从金允植自己的掌握，以及两局的汇报，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参差不齐，有的进展顺利、学有所成，也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而在天津期间，金允植几乎一有空就往机器局跑，一方面是了解并监督匠徒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机器局中各厂进行实地考察。从金允植留下的记录看，他对机器局各厂的生产物件、核心技术、制造程序、产能产量，资金消耗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而从金允植的大量记述中，我们也能够真切地看到当时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发展的场景。

关于“领选使”事件，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一次使行的使命中，所谓的军械学造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如金允植自己所说的：“（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89]而这里所说的“议约事”，指的是当时美国要求和朝鲜缔结通商条约一事，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1882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六），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对于这次事件而言，与朝美议约有关的部分更为重要，而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军械学造和联美议约是这一次“领选使”派遣活动两个同等重要的面向，就此后文将展开分析。

关于“领选”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史料，主要是身为“领选使”的金允植的相关记述材料。包括金允植所著的三种文献：《领选日记》、《阴晴史》和《天津谈草》[90]。在以往研究中，学者较多利用的是他撰写的《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两种资料。而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中收录的《领选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的资料。《领选日记》虽然在内容上和《阴晴史》出入不大，但相对于《阴晴史》是一个经过作者本人整理和后人二次整理的文本而言，《领选日记》是一份更为原始的日记手稿[91]。本文的论述，主要以《领选日记》作为主体材料展开。

关于这一次“领选使”派遣活动的评价，有韩国学者认为它的结果是失败的，因为期间朝鲜国内爆发的“壬午军变”使得这次活动以半途中断的方式收场，但笔者认为，完全以失败论之太过于绝对化。1883年6月，朝鲜历史上第一家机器局在首尔三清洞北仓正式开设，金允植顺理成章地成为该机器局总办之一。而为了机器局的顺利运作，朝鲜政府特地从清朝聘请来四名工匠，于局内教习制造之法。尽管在金允植的记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选派到天津的学徒工匠最后去向的明确记载，但从朝鲜北仓机器局在短时间内就得以组建完成这一点大致可以推断，一部分前往中国的工匠学徒很有可能成为该局初创时的组成力量。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北仓机器局这样一个事件，和此前的“领选使”活动，不能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领选使”对于朝鲜半岛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大致可以从这一点上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