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围城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孕育围城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卷五　直面人生：梦想与现实间拉扯

他们一生只有阿圆一个女儿，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他们三个人，一个痴，一个闹，一个记录。嬉笑怒骂间，一个个琐碎却温情的片段，就这样在杨绛朴实的文字间升华。

其实，幸福就在这琐碎生活间。不经意间，这平平淡淡的幸福便写满稿子，守在记忆深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到底，海子想要的，便是如钱钟书、杨绛这般平淡却温情的幸福。

最惆怅的雨季里

钱钟书回来了，杨绛带着女儿迫不及待地去码头相迎。时别两年，思念如断了线的风筝，在心头横冲直撞，只是真的相见时，又心疼得差点哭出声来。(www.guayunfan.com)杨绛回忆说：“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在那个地处偏僻的蓝田小镇，他这个毛手毛脚的大男人，压根儿不会照顾自己，又黑又糙的模样，女儿阿圆狐疑着，只当他是陌生人。

钱钟书下船，递给阿圆一个外国橘子。这个站在母亲身边怯怯打量父亲的女儿，接过后便转交给了妈妈。两年不见，她已经忘了父亲的模样，当钟书把行李放在妻子床边，不放心的阿圆便在一旁猜疑地监视着……

晚饭后，忍耐不住的阿圆发话了，她要赶他出去：“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钟书笑了，很“窝囊”地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阿圆理所当然地说。

真可谓童言无忌，杨绛听了后，只觉惊奇，便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住了。钱钟书也被逗乐了，他煞有介事地在女儿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一下子赢得了女儿的友谊，连杨绛也有些嫉妒，如是说：“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只是没人知道钟书和女儿说了什么话，连杨绛也不知道。晚年时分，她不无伤感地说：“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

他们一起淘气，一起玩笑，一起吵闹。钟书回来后，这个曾经在母亲身边的乖乖女，霎时便不乖了，与这个童心未泯的大男人闹成一团。她那时刚满四岁，正是孩子天性，来了一个淘气玩耍的伴儿，自然从乖乖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钟书回来后，他们并没有觅到好的处所，只得暂时挤住在辣斐德路钱家楼下的客堂中。那时他们不知道，这一住，竟是八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沦陷，他们被困沦陷区，钱钟书的工作也没了着落，还是岳父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诗经课程给他去教，才勉强糊了口。

时局动荡，他们的生活凄苦萧瑟。振华女中分校停办了，杨绛失了工作，只得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在小学做代课老师，说到底，不过为了那每月的三斗米。

他们的家在法租界内，而杨绛代课的小学在公共租界，相距甚远。每日，杨绛都要乘车到法租界边缘，再乘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刚开始，当有轨电车过苏州河大桥时，车上的乘客要排队过桥，还要向驻扎的日本兵行鞠躬礼，而她不愿向侵略者鞠躬，便低着头混过去。

后来，乘客不再下车，日本兵会在桥头处上车检查。每次日本兵一上来，车内马上肃静，全体乘客立即起立等待检查。有一次，杨绛起立晚了些，一个日本兵瞪着她，挑衅地用食指猛抬她的下颌。

巾帼不让须眉，只见我们可爱的杨女士也怒目相向，不甘示弱地大声斥道：“岂有此理！”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本就静默的车厢更是寂静得可怕。不知过了多久，那个日本兵转身走了，笨重的军靴发出沉闷的声响。电车开走后，车内刹时炸开了锅，她身旁吓呆的同事抚着胸脯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后知后觉的杨绛，这时也惊出一身冷汗。她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惹下大祸，以后她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被日本人如此羞辱。

困居上海，这是最惆怅的雨季。在日军无所顾忌的欺凌下，杨绛四处奔波代课，钟书也兼做补习老师，但得到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只够勉强度日。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在这凄苦窘迫的困顿日子里，钱钟书看着国土沦丧，百姓遭受蹂躏，不禁忧虑抑郁。他忧愤深广，奈何无力杀敌报国，只得书写一篇篇感时伤世的诗篇。

赢得儿童尽笑欢，盈盈露洗挂云端。

一生几见当头满，四野哀嗷彻骨寒。

楼宇难归风孰借，山河普照影差完。

归时碧海青天月，触绪年来未忍看。

这是他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中秋夜月》。中秋之夜，明月高照，本是万家灯火团圆时，但多少背井离乡的人们，只能在四野哀号间顾影自怜。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这碧海青天，怎忍探看？

他这时的诗，格律工细，沉郁悲痛，风格最近诗圣杜甫。如果说，杜甫的颠沛流离成就了他的现实主义诗歌，那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那些不堪闻见的一幕幕，也算造就了钱钟书这个笔杆英雄。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

壮图虛说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

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

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日军的入侵越来越猖狂跋扈，国民党的军队却不思抗日，节节退让，使收复沦陷区的希望化为一堆泡影。钱钟书反用岳飞“直捣黄龙”的典故，又取杜甫“旧国霜前白雁来”之意，表现家国堪忧的状况。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

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

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

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

此情此景，一切都是如此触目惊心，但他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更待如何？不过是写几首伤怀诗，讽刺一下时事。思垂空文以自见，他闭门著书，却又如履薄冰，柯灵被捕了，李健吾被捕了，是不是哪一天就会轮到自己？

一九四五年四月，家中突然闯进来两个日本宪兵，那时钱钟书在上课，只余柔弱的杨绛在家。还好杨绛很是机警，冷静地请日本兵坐下，自己则借沏茶的机会，将钱钟书的《谈艺录》手稿藏到半楼梯上的亭子间，又悄悄差人告诉钱钟书先别回家。

做妥一切后，她端着茶水回到厅堂，客客气气且不卑不亢地应付着日本人，最后他们只带走了杨绛的通讯录外加一沓剪报而已。也正因为妻子智敏的保护，他珍贵的手稿才躲过了盘查损毁。

一九四一年年底，他的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了，书中选录了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所做的十篇“冷屋随笔”。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是妻子帮他收拾编选，并交给陈麟瑞及李健吾审阅的。他在序上如是写道：“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他还说：“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人生是一部大书，他不慌不忙地浏览，乐在其中，每每有什么意见，还随手在空白处写上批注。

那段日子，他还一口气写了四个短篇小说《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并定名《人·兽·鬼》以待结集出版。他是学者，是诗人，也是作家，这本短篇小说集，充满浓郁书卷气息，犀利诙谐，别具风采，是他首试小说的独到成就。

他在序上诙谐幽默地写道：“我特此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兽，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绝不越轨溜出书外。”

在这最惆怅的雨季，在这受日伪控制的上海文坛，处处都是陷阱深渊，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日本宪兵的搜查拷打。为讨生活，文人不得不卖文为生，但他也不得不韬光养晦，谨慎待之，坐等河清海晏时。

当然，在这困顿的时候，杨绛也没有闲着。事实上，这时的她比钱钟书更具名气。

一九四二年，在陈麟瑞和李健吾两位著名剧作家的鼓励影响下，她初试牛刀，创作出珠联璧合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一时间叫好不止。

文如其人，她的剧作自然平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浓郁的幽默感，她善于同笔下人物开玩笑，但又不失温柔敦厚的本色。李健吾如是说：“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她是一位勤劳的贤淑的夫人，白皙皙的……唯其有清净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

处在沦陷后的上海，她的喜剧给了人们宣泄苦闷郁结的空间。她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坚强，那么，这两个戏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这是她的喜剧，空际传神，栩栩如生。她用幽默的笔触，将乐观洒向人间，也正是这份幽默与乐观，让她一夜之间从季康女士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杨绛先生。

直面现实，梦想与现实拉扯。最惆怅的雨季里，虽然漫长萧瑟，但还是要乐观相对，严肃思考。

孕育围城

这世间，谁是谁的回眸，谁是谁的邂逅。他们郎才女貌，他们天造地设，他们情投意合，他们如胶似漆，他们是文坛伉俪，如李清照、赵明诚那般，只羡鸳鸯不羡仙。

在给杨绛的诗里，钱钟书曾如是写道：“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李清照是婉约派的才女，诗作俱佳，赵明诚是学问家，但才气略输清照。不服气的男子，闭门谢客，一口气写下五十首词，要与妻子一较高下。

自古以来，文士争名，赵明诚如此，钱钟书也不例外。一次，他们去看杨绛的戏剧《弄真成假》，幕布拉下，吹拉弹唱，一个动作，一句台词，呈现的都是妻子无穷的诙谐与智慧。

曲终散场时，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是骄傲的，因为有杨绛这样才华横溢的妻子，他也是沸腾的，如赵明诚那般，想要用笔杆书写一篇空前绝后的故事，征服妻子，征服世间。

他向妻子说了整体设想，包括小说的名字和主要情节内容。杨绛听了，很是高兴，频频催他动笔。那时钱钟书正在写短篇小说，还要修改《谈艺录》，压根没有时间写长篇小说。对此，杨绛还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专心写作。

杨绛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她辞掉了女佣，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样样自己来，虽然经常让油烟熏成花脸，弄得满眼是泪，虽然还会切破手指或者被滚油烫伤，但为了支持丈夫写作，她心甘情愿。

她是爱人，是知音，懂得他所思所想。在这四月芳菲间，她比钟书更期盼《围城》的诞生。

一九四四年，他动笔了，一写便是两年。在这忧世伤生的岁月里，他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史上一大力作──《围城》。这是钱钟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唯一一部。

在序言里，钱钟书如是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下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理这本书该献给她。”

他是“锱铢积累”写完的，而杨绛也是在“锱铢积累”下读完的。每天晚上，他都会把写完的稿子拿给妻子看，然后急切地瞧她的反应。杨绛笑，他也笑，杨绛大笑，他也大笑。对此，杨绛回忆说：“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一生一世一双人，他们是恩爱夫妻，琴瑟和谐，怎能读不懂与现实的链接？

杨绛说：“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好的作家，都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素材，但又高于生活。而好的作品，不是浪漫的纪实，而是写实的虚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读起来却又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这便是钱钟书的功力。

在钱钟书笔下，故事的主人翁方鸿渐是一个性格善良，却颇有几分浪荡的公子哥儿。他口才好，有些小聪明，却又不学无术……他不敢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抵不住鲍小姐的肉体诱惑，却又在学校备受排挤……

有些爱考据的先生，总是将方鸿渐当成钱钟书的化身，当看到方鸿渐是无锡人，留过洋，在上海住过，还在内地教过书，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便是书外的钱钟书。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有根有据”地推断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

据杨绛记载，方鸿渐当然不是钱钟书，他们不过都是无锡人而已，人生经历是远不相同的。事实上，方鸿渐取材于他们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但他们看过后，都不认为自己是方鸿渐，因为他们并没有那般的经历。

自然，那个同方鸿渐共同走进围城的孙柔嘉也并不是杨绛。孙小姐与方鸿渐同去湖南教书，又同回上海，这是杨绛同钱钟书不曾干过的。杨绛说：“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与孙柔嘉，是芸芸知识分子中典型的一对夫妻。他们无关爱情，却又互相需要，正如杨绛精辟的评价，孙柔嘉“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小说是夸大的艺术，具有强烈的张力。婚姻是一个大的课题，爱或不爱，甘愿牺牲多少自由走进围城。钱钟书借方鸿渐和孙柔嘉现实的点点滴滴以诠释“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他说，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也有人说，方鸿渐的父亲方遯翁便是钱钟书的父亲。这也不尽然，十个封建家长九个都是这样的，杨绛笑谈：“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还有许多的场景，他都直接取自生活所见所闻。方鸿渐在回国船上的情形，什么法国警官与犹太女人调情，什么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皆同他们在法国阿朵士2号邮轮的所见所闻相似。而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至三闾大学旅途见闻，则是钱钟书去蓝田一路的翻版，只是现实的五个人，没有一个同小说是相似的。

《围城》是一部充满哲理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愤世嫉俗的讽刺小说。钱钟书用诙谐幽默的笔触，造就妙语连珠的喜剧哲理，总让人在哈哈大笑之余，不免愣神沉思。

他在书中如是写道：“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这就是钱钟书，刻薄中透出无穷智慧。在书中，几乎每个人都是舞台剧的跳梁小丑，让我等俗子看得热火朝天。有人说，他的许多比喻，都是神来之笔，毫不相干的两样事物被钱钟书的笔一牵连，反倒显得恰到好处，细细琢磨一下又让人有种发现新大陆的新奇和惊喜。

孙小姐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大开，使她常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红晕。

这是钱钟书对孙柔嘉的外貌刻画，如此巧妙，如此传神。他的语言，从来都是一流的，他善于将古今中外妙语连珠的文字，转换成自己的奇思妙想却又恰如其分的比喻。

当他描写鲍小姐的性感，穿衣清凉，便从侧面写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停。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据统计，《围城》一书中共有七百多条比喻，条条经典，不落俗套，他的语言，幽默精警，发人深省。

他写一纸留学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他写韩学愈骗了爱尔兰人的文凭，又蒙过方鸿渐这个骗子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而他写日军侵略中国，“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是钱钟书所勾勒的围城意向。从婚姻到人生万事，看似一成不变的事物，其实都在矛盾冲突中不断转换，爱或不爱，喜欢或讨厌，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

这便是《围城》，这便是钱钟书的智慧。夏志清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时代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

一九四六年二月，《围城》走入大众的视线，开始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在上海这座沦陷后的孤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围城》单行本，一时间畅销不衰，分别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一九四九年三月进行了再版印刷。

人生难免起伏，更奈何书如其人，钱钟书先生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做过受人景仰的才子学者，也进过牛棚挨过批斗。《围城》亦然，曾在解放时期的文艺界大受冷落，但柳暗花明后，它又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只是一切都是后话了，懂得之人，自会欣赏钱钟书睿智的诙谐。

生命中必然面对的失去

一叶落而知秋，一帘雨且怀人。多少锦瑟文字，写尽离愁别绪，多少浅吟低唱，叙尽人间衷肠，世间总有些失去，我们无能为力。

说不尽相思地，补不完离恨天，灰暗的日子，掠过窒闷的空间，走向季节的轮回。有人叹息，浮生若斯，人生要经过多少痛苦的磨难才能更加练达而灿烂呢？

困居上海时，他们生活窘迫艰辛，思想痛苦忧伤。一介女子，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丈夫可以在艰难困苦中著述不辍。她是乐观的，拥有最深沉的爱和最博大的胸怀，对父母、姐妹、丈夫，乃至万物苍生。

只是时间太瘦，指缝太宽，她给得起情怀，却给不了永生。

孤岛沦陷时，父亲把震旦大学授课的钟点给了钱钟书，自己专心著书。他开心地对杨绛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

看着父亲神色飞扬的模样，杨绛的心一片柔软。没能承欢母亲膝下，是她毕生的悔。当她隔着冰冷的棺木黯然啜泣时，当她看到曾经伟岸的父亲泪眼婆娑的模样，不禁暗暗发誓，这毕生的悔，不能在父亲身上重演。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又在上海摆起“地毯式轰炸”的架势，父亲便把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小妹妹阿必托付给了杨绛，自己带着大女儿和三女儿回苏州小住。

离开前，父亲对她说：“阿必就托给你了。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

离开也好，如今的上海人心惶惶，避一避风头总是好的。只是为何，听着父亲这样看透世事的嘱托，她的心没来由地发慌？

岁月不怜有情人，死亡总是来得太过轻易。一九四五年，她的父亲在苏州突发中风，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七岁。父亲死了，杨绛只觉自己所有的幸福都被打入冰冷的谷底，她想起了母亲，那痛到骨髓的悲伤，就这样卷土重来，逆流成河。

还是那地方，那大门，那院落，只是再找不回曾经温暖的家。她恓惶地走了进去，那全堂的红木家具早就不知去向，只余空荡荡的大厅和父亲冷冰冰的棺材触目惊心。

棺材的前面搭着白色布幔，布幔下挂着父亲的遗像。看着没有温度的家，她擦擦眼泪，如往常般去厨房泡一盏酽酽的盖碗茶，放在父亲灵前那张不知从何处淘来的破旧小桌上。

在氤氲的茶香间，她终于耐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这是她奉给父亲的最后一盏热茶，只是人走茶凉，她再也看不到父亲喝茶的惬意模样。两行泪，湿衣襟。人世苍茫，她坐在门槛上，只知不住地傻哭，她的姐弟妹妹们也凄然跑来，洒落几瓢清泪。

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敬之爱之的父亲，就这般走了，这个家，也这般彻底塌了。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他们都在哭泣，哭命运爱捉弄，哭逝者不复在。

几多回忆，几多惆怅。过往无端拉扯，一幕幕，一桩桩，杨绛突然想起父母间一段玩笑似的对话。

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

父亲争着说：“我死在你头里。”

母亲想了想，又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

相争的两个人，终究争不过命运。杨绛陷入回忆，这段如此遥远的对话，竟清晰如昨日之事。

吊唁前，有人前来帮忙搭丧棚。看着那些人在梯子上爬来爬去，拿着那团团白布在柱子上绕来绕去，她突然就想到自己结婚那日。同样的人来人往，同样的忙忙碌碌，只是那时缠结的是红绿彩绸，这时是刺痛双眼的素白布幔。

原来，一切变得都是这样快。她不无伤感地说：“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不知何时，人影都消失不见，只余庭院缟素一片。世界静止了，双腿麻木了，唯有鼻翼间朦胧的热气提醒着时间。她知道父亲走了，多少次梦中凝望，多少次泪湿枕席，父亲的身影，在追忆的似水流年间，渐行渐远。

葬礼，吊唁。花圈，哭泣。从苏州旧宅，到灵岩山墓地，她披麻戴孝，恨不得低进尘埃。这是生命必须面对的失去，也是生命中最沉重的失去──父魂没浩宇苍苍，断肠泪人间天上！

逝者已逝，昔日那个幽雅温馨的家，埋葬在一抔黄土间。她懂得“人有悲欢离合”，也知道“此事古难全”，只是为何，父亲曾答应给她的那部《诗骚体韵》也不见了踪影，难道连这最后的念想，老天也是如此吝啬？

她说：“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

她坐在乱书乱纸堆间，咽下拌足尘土的眼泪，一遍遍找得仔细，却只翻出一捆旧日记。她盘坐着，想要从最新的日记本上寻找线索，却发现父亲在一页记着“阿 X 来，馈X X”。

在上海时，每次给父亲送东西，她只是悄悄装在瓶瓶罐罐里，从来不说是什么，也以为父亲不知道是什么。她诧异了，发了好一会儿呆，原来父亲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

“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杨绛如是说。

小斋枯坐，思绪随静谧夜色纷飞。路漫漫，思绵绵，世界上最难弥补的便是感情的遗憾。

据她猜测，《诗骚体韵》这本书，大抵是父亲自己不满意毁了。他曾说过，自己还想读某某书却不可得。搞研究的学者，总是苛求完美，毁了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对此，杨绛很是愧疚。她说：“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弥留之际，父亲曾看着几个儿女，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那时，杨绛不懂得父亲的深意，只以为父亲想说的是“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

后来，她读了《堂吉诃德》，再想起父亲那句临终之言，不禁潸然泪下。如今，她只能喃喃替父亲说出那肺腑之言：“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她突然明了，原来，世间最真的感动，正是最朴素的言语。如今，她也只想对父亲说一声：“我也只是您的女儿。”

有时候，她也会在梦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梦中的他，儒雅依旧，睿智依旧，却故意板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解放后，她还和钟书研究，如果父亲尚在人世，会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还是社会主义下的开明人士？很久前，父亲对她说过：“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他猜对了开局，却没猜对末尾，杨绛开玩笑地说：“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罢了，罢了。这是生命中必然面对的失去，也是必然经历的疼痛，或许，她的父母已在世界的另一端重逢。春风微送，把心扉吹动，就让那尘封的遗憾，在梦中一一圆满，就让那温馨的往事留在心间，流淌梦中。

她想起父亲最后的嘱托——阿必。他们几个姐妹兄弟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除了这最小的妹妹。阿必是父亲在尘世之上最后的牵挂，她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她幸福圆满。

那时阿必仍在震旦读书，还上过钱钟书的课。毕业后，她留校做了助教，还兼任震旦附中的英文老师。这个小姑娘，常常在几个哥哥姐姐家里走动，成了一家人联络的主线。

后来，钱钟书又和傅雷一起教阿必翻译，并在离开上海前夕，为她介绍了上海国际劳工局的翻译工作。对杨绛来说，她永远都是自己最亲爱的妹妹。

还记得臧克家先生的那首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此处，我们姑且不去考究生命的价值，也不去纠结“鸿毛”、“泰山”。在有些人心里，那些逝去的爱人，只是消散了形体，灵魂依然同在。

他们依然同在。父亲是，母亲亦然。

平淡幸福

一个赤诚的诗人如是吟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个惨烈的诗人，选择了卧轨，决绝自杀，这个让人心疼的诗人，用生命去探寻幸福的足迹。他说：“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

不知他是否在天堂寻到圣洁的幸福，只是人间清风，幸福常在，如钱钟书、杨绛这般。

她是瘦弱的，却带着柔软的韧；他恃才傲物，却拥有一颗不老的童心。他们是世间独特的伉俪，即使沦陷上海，生活困顿，精神忧伤，依然有变着法儿的欢乐。清风吹过，一树栀子花开，因为有彼此，再大的磨难也能找到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消遣。

一个夏天，钟书的学生送来了一担西瓜。稚气的阿圆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西瓜，佩服得不得了，见了钟书，便一本正经地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她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逗得两个大人哈哈大笑。有女如此，何愁没有欢笑？杨绛还在文章中揶揄说：“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而钟书这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自然也不甘示弱，总是逗逗她、惹惹她，有时还欺欺她。像每次吃东西，钟书总是笑嘻嘻地对阿圆说：“Baby，no eat。”而聪明的阿圆，渐渐听懂了，便小心留意杨绛的脸色，还喊出了自创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 eat！”

杨绛说：“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钟书）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叔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

他们这串小孩子很是懂事，总是在言谈间避免着那些“不文明”或“臭”的词语，而钱钟书这个大孩子却很是淘气，总是变着法子诱他们说出来，并大笑着，赖他们说“坏话”。小孩子们自然不干，围着他闹个没完。而钟书却颇以为乐，如胜利者那般神奇。

他很会逗阿圆，总是在临睡前往她的小被窝里埋置各种“地雷”，什么镜子、刷子、玩具……他一层层埋，有时甚至把砚台乃至大把的毛笔也埋进去，做完一切后，他便在一旁等着女儿的惊叫，叫了便心满意足，不叫便再接再厉。

对此，杨绛如是叙述：“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簸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故意对阿圆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她相信了，却很大度地不与父亲计较。后来，他变本加厉，说自己刚写了个开头的小说《百合心》里，有一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

这一次，阿圆大不乐意。或许，在她小小的心里，丑一点没关系，讨人厌就太冤枉了，她每天都找他的稿子偷看，而他也每天换个放置的地方，乐此不疲。

父女二人，一个藏，一个找，这样趣味横生的捉迷藏游戏，自然欢乐无限。只是后来，稿子便不知所踪，连杨绛都不知藏哪去了……

生活不就是在于自己找乐子吗？他是痴气的，并且痴气得很是别致。有一次，他曾经很认真地对杨绛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但他们一生只有阿圆一个女儿，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他们三个人，一个痴，一个闹，一个记录。嬉笑怒骂间，一个个琐碎却温情的片段，就这样在杨绛朴实的文字间升华。

其实，幸福就在这琐碎生活间。不经意间，这平平淡淡的幸福便写满稿子，守在记忆深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到底，孩子想要的，便是如钱钟书、杨绛这般平淡却温情的幸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漫长艰苦的抗战岁月终于以胜利告终。一时间，爆竹声声，举国欢庆。只是百姓还没有从喜悦中走出，便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两党之争，这仗早晚是要打起来的，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没有丝毫喘息的大上海，依旧沉浸在苦难之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真可谓民不聊生。

他们微薄的工资无法应付飞涨的物价。为了生计，钱钟书于一九四六年年初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邀请，担任图书馆编撰。那段日子，他经常奔波往返在上海、南京之间，也经常在图书馆的《书林季刊》上发表文章。

这年夏，他应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邀请，到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开设“欧美文学名著选”、“文学批评”、“莎士比亚”、“英国分期文学”等课程。

上课伊始，院长将他请到教室，特意向全班同学介绍：“我给你们请到这样一位先生，你们真幸运。”如此知名的学者，他们确实幸运，身穿紫红色西服的钱钟书走上台去，只一口爽朗正宗的外语，便吸引了在场的学生。

这便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神情潇洒，风度翩翩。有人说，他的课如戏剧表演，是的，他用自己的语调和神色，赋予书中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力。曾经有学生，为他广博的知识和潇洒的讲课所倾倒，多次向他请教秘诀，他很谦逊地说：“我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

还有一位学生，很是佩服他的《围城》，尤其对三闾大学校风惟妙惟肖的描写青睐有加。对此，钱钟书幽默地说：“你可以看看所谓的训导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啰。”

后来，这个学生进一步问到小说的社会背景时，他马上收起诙谐和幽默，只搪塞道：“不好讲。”他是学者，只想倾心在自己喜欢的文学领域，那复杂的政治旋涡，他并不愿踏及。

他在暨南大学教书三年，为了方便，还特地将家搬到了蒲石路。三年间，他兢兢业业，从未迟到早退，也不应付了事。只是嗜书如命的他，每次到校都要带一摞要归还的图书，再带回一摞要借的新书。

判将装悔题全集，尽许文章老更成。正值中年，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只奈何时局动荡不安，他们过早便停止了文学创作，专攻研究和翻译方向。

《围城》出版了，反响热烈，只是他不甚满意，开始大规模地修改。《谈艺录》整理完毕后，他又张罗着写一部比《围城》更精彩的长篇小说，这便是他与女儿游戏时藏来藏去的《百合心》。

这部小说，他也是花了心思的，到他重返清华大学时，已写了三万字有余。只是藏来藏去的游戏，加上搬家时的手忙脚乱，这堆乱纸般的草稿便不知遗落何方了。

后来，环境变了，每日都忙碌不堪，便再也没有心力完成《百合心》的创作了。钱钟书回忆说：“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

时间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使我们成长，使我们睿智，也使我们不再年轻。后来的后来，钱钟书一直都没提起创作之笔，他只剩下一个顽固的信念：如果《百合心》写成，会比《围城》好一些。

对此，他很地道地说：“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而杨绛也不再写戏剧创作，从事起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她出版了编译丛书“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同年，她也开始着手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

这一年，时局初定，国民党政府可谓大势已去，朝不保夕，共产党掌握天下基本已成定局。大批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局势很是惊慌，如惊弓之鸟般纷纷外逃。

但还是有不愿离开祖国的文人，比如吴宓、陈寅恪，比如郑振铎、李健吾。吴宓先生说：“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决定不到外国去。”而郑振铎和李健吾，则原地欢迎新政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大学抓住时机，邀请钱钟书前往担任文学院院长，接着牛津大学再次邀他做高级讲师的信件也到了。他都拒绝了，他是这样说的：“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远行万里，还是故乡土。他们不羡慕国外的生活，因为他们热爱着祖国的这片土地。

一九四九年夏，他们结束了上海的岁月，举家北上。在这个热烈的季节，他们二人受母校聘任，重返清华大学任教，浩浩荡荡间，他们步入了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