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名人故事 体验沧桑:尘世不能承受之重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体验沧桑:尘世不能承受之重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时间:2022-05-2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一年,钟书五十六岁,杨绛五十五岁。这时,钱钟书的一条腿突然走不得路了,杨绛赶紧替他请了假,扶他去医院就医。在杨绛的一再坚持下,老王才勉强收了钱。但杨绛这个心思细腻的女子,却记得很是清楚。

体验沧桑:尘世不能承受之重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卷七 体验沧桑:尘世不能承受之重

离别泪,别是苦痛滋味。只是在这旗号纷飞的时代,他们的离殇只得埋在心里,她继续配合加紧“再教育”,而他也要在穷乡僻壤的罗山东岳开始干校生活。闲暇时,他们依旧不忘鸿雁传书。他告诉她东岳的天寒地冻,告诉她些许生活的琐碎事。他们是乐观的夫妻,带着耐人寻味的幽默。只是,有一种坚强是笑中带泪,有一种伪装叫不提过往,他们藏起了眼泪,自娱自乐,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欢快无虞。

人间地狱

一九六六年五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无情地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来。

这一年,钟书五十六岁,杨绛五十五岁。虽然他们早就搁下了笔,缄默不谈政治,虽然钱钟书还告诫朋友“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但他们这批“老先生”,无一例外地卷入了灾难的旋涡之中。(www.guayunfan.com)这一次,明哲不能保身,这一次,他们在劫难逃。

这时,钱钟书的一条腿突然走不得路了,杨绛赶紧替他请了假,扶他去医院就医。一位好心的车夫老王见了,主动把他们送到医院,还不肯收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在杨绛的一再坚持下,老王才勉强收了钱。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会在“文革”中受创,也不知道这个好心的车夫,会在他们最困难时,背着造反派的监管,给他们送来鸡蛋、香油。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刚刚下班回家的杨绛对钱钟书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钟书回答说:“还没有,快了吧?”是的,快了。他们是夫妻,又同属学部,命运的车轮自然一起碾过。三天后,他便也被“揪”出来了。

杨绛又问:“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他不知道是怎么揪出来的,这也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样的时候,揪出来是必然,原因与过程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

但杨绛这个心思细腻的女子,却记得很是清楚。那时控诉她的大字报虽然还没有贴出,但开会时传看一份文件,到她的近旁就跳过了,好像没有她这么个人。下一次开会时,有人忽然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没有人定义,也没有人答话,但以后的会议,她不用参加了。这时她已经隐隐知道事情不妙了。果然,不几日,控诉她的大字报便贴了出来。

他们就这样,被揪了出来,虽然揪出来的算什么身份,还未分明。那时,革命群众大会天天开着,号召口号时时喊着,而他们这群判了罪的“老先生”,就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等待刑罚。她坐在冷板凳上,只觉得那红红绿绿的条幅触目惊心:

“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原来他们成了敌人,不拿枪的敌人,手无缚鸡之力的敌人。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发表了。他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传看着,细细研究,窃窃私议,都以为按照通知的指示精神,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可以重新加入革命队伍。

谁知在大会上,那些群众一副十恶不赦的模样,狠狠控诉着他们的种种罪行。这一刻,他们终于愿意相信,这场灾难是躲不过去了,他们成了“牛鬼蛇神”。

最后,大会公布了他们以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开完会,他们回了家,草草吃过晚饭后,便开始如小学生那般做起手工牌子。杨绛给钱钟书寻来长方形小木板,自己则在硬纸上剪了个圆圈,两个人各按规定,精工细作地制好了牌子,然后用工工整整的楷体写下自己的款款罪名。

他们童趣依旧,罪名写好后,他们各自穿了绳子挂在胸前,还相互品评鉴赏着,宛如爱丽丝梦游仙境那般,一时兴起,他们还引用起了爱丽斯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

第二日,他去扫院子,而她去扫女厕所。年过半百的两个人,一直潜心学术研究,何时干过此类活计!只是在那革命人群的唾弃之下,他们不得不去做。

一切只是个开始,还有更多没有尊严的招数,在等着他们。一天,大雨骤冷,他们学部闯进来一批造反的红卫兵,把他们这些被揪出来的人召进大席棚,给他们戴上用报纸做的尖顶高帽,然后在一片谩骂声中,将他们押上台示众。

站在队伍里的杨绛,偷偷瞥着同伴们帽子上的“头衔”,什么“黑帮”、“国民党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她看到钟书头上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禁猜想自己的名目。散会时,她在推推揉揉间,摘了高帽,原来她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只是不几日,她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呵骂推揉间,他们成了人人都可欺侮的牛鬼蛇神。杨绛如是说:“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牛’。”

一次钟书外出被人剃掉纵横两道头发,成了所谓的“怪头”,幸亏杨绛一直是他的理发师,赶紧帮他剃成了“和尚头”,抹了“十”字。那时候,他们的一个同伙也被人剃了“怪头”,去理发店理发,非但不给理,还让他戴上写着字的纸篓子回家了。

那真是一段狼狈不堪的岁月。一晚,他们被集中在大院批斗,有人拿着束腰皮带往他们身上猛抽,还有人往钟书背上抹唾沫、鼻涕和糨糊,杨绛的头发也不知被谁剪去了一截……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他们被批斗完后,又被勒令脱掉鞋袜,伛着腰,排着队,环绕院中圆形花栏跑圈儿,谁直起身子或停步不前就会挨鞭子。一圈圈,他们在笑骂中不住地跑着,等直起身来时,院中的人已散去大半,他们的鞋袜也不知去了哪里。

他们这群半老的“牛鬼蛇神”有很多禁令,虽然不知是谁制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制定,什么不许穿皮鞋、不许撑阳伞、不许戴草帽,什么不许吃鱼、肉和鸡蛋,不许喝牛奶,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云云,真是稀奇古怪、匪夷所思极了。

杨绛讽刺地说:“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

后来,他们知道了钱钟书被“揪”出来的原因,原来有几个人联名上书,声讨“钱钟书蔑视领袖著作”,还贴出了大字报。杨绛对此勃然大怒,大骂这些红卫兵连风影都看不见就敢捕风捉影。她说:“默存如果说这话,肯定不是这口气,他会说得更俏皮些。”

咽不下这口气的两个人,拟写了一份小字报,贴在了大字报的下面,他们提供了自己知道的一切线索,并请求实地调查,只是不但没有等到清白的时日,反而换来了一场批斗。

他们说,虽然没有证据,但有人告发了钱钟书,料必事出有因,所以钱钟书便是有罪的。这样的莫须有,理由太过牵强,但当时就是有人说得理直气壮。

除了被批斗,他们还要陪斗。一次,红卫兵发现在台下低头陪斗的杨绛打起了瞌睡,便怒气冲冲地将她押上台去,挂上牌子,戴上高帽,进行一顿声讨挨批,厉声喝道:

“杨绛,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是我。”

“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又是谁?”

“是我──为了给同志们提供线索,据实调查。”

这么多天,他们体验了世态炎凉,人间沧桑。这里是黑暗的地狱,如果不是彼此扶持,他们根本没有勇气面对这样无奈的尘世。这一次,她真的厌倦了,这样不讲理的日子,他们还要过多久?

她的心寒,红卫兵如何懂得?或许,他们只是不愿意懂得,因为不懂得,便能继续打着正义的旗号嚣张跋扈下去。听她如此不屑的回答,台下看戏的红卫兵奓了毛:“谁是你的同志!”

他们递给她一面锣,命她敲响。怒气冲冲的杨绛,哪还顾得了许多,木槌子一下下死命敲着发泄不满。这一次,红卫兵真的闹翻了天,他们给她挂上又黑又臭的木板,押着她去学部大院游行。

红卫兵们命她每走几步便敲两下锣,再自报罪名。我们温柔聪慧的杨绛,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她使劲敲着锣,大叫着:“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在用自己的倔强抗议,抗议自己的屈辱,抗议钟书莫须有的罪名。

柳暗花明时,当杨绛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幽默地说:“那场闹剧实在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她依旧是那个诙谐乐观的杨绛,只是那乐观背后,分明是缀着血泪的不堪回首。

但“文革”的摧残还不仅仅于此。他们还被抄了家,钟书的皮鞋、领带、打印机,还有那许多宝贵的书籍、书信和作品手稿都被洗劫一空。如果说,身体的摧残还可以用意志忍耐,那么精神的折磨又如何对待呢?

他们怕那些文字资料落在红卫兵手里,不是毁了,便是成了“反动”的罪证,于是硬下心肠偷偷销毁了不少,连包糖纸都不敢保留。而钱钟书这么多年的读书笔记,凝结着太多的智慧与心血,他们舍不得烧毁,杨绛便锁在了原先的家中。

有一次批斗完毕后,有人下命令说:“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她怕稿子被红卫兵抄家时毁掉,便将花费数年心血造就的《堂吉诃德》译稿用牛皮纸包好扎紧,忍痛上交了。

她只祈祷红卫兵不要将稿子毁掉,哪怕是遗忘墙角也好。还算幸运,最后她又见到了这凝聚无数感情和心血的手稿,并在西洋文学组秘书的帮助下,喜滋滋地将它抱回了家。

在这人间地狱中,他们忍受着尘世不能承受之重,却只是忍受,他们的人格,依旧高大,他们的感情,依旧胶着亲密。他们是亲密爱人,只要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便能度过一切磨难。常常有人在背后羡慕道:“看人家钱钟书和杨绛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

这就是他们,不声不响,不卑不亢。

不忍生离

是谁,触动了不堪一击的心弦?是谁,让他们看到这世间的黑白颠倒?旅途未知,时光难挨,他们在混乱困顿的日子里踽踽而行。

一九六九年,他们同学部的知识分子一起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他们离了家,与其他“受教育者”一起集中住在办公室里,有的六七人一间,有的九人十人一间。

在这“集中营”般的办公室里,他们度过了七个月监禁般的生活,每日除了批斗,还要在清晨集体练操,还要分上午、下午和晚饭后三个单元进行学习。而学习的内容,无外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各种各样的纲领精神。

那时候,除了领袖的著作和各种文件指示,他们不能看别的书籍。于是,钱钟书便翻出一部德文原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提倡者,他的书便是“合法合理”的,钟书并不会受到批判。而马克思也是十九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有着不容小觑的辩证法思想。于是,钱钟书便堂而皇之地研读起来,不仅复习了久违的德文,也得到了不少受益匪浅的收获。

一段时日后,“军宣队”特准年老体弱者回家居住,于是这对半老夫妻便结束了“集中营”式的生活,每天只在上午、下午两个单元赶来上课。

只是他们的团圆没有长久,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钱钟书接到通知,要作为文学所的“先遣队”下放河南罗山县,开始干校生活。他们知道要下放干校,只是不知道来得这样快。

杨绛不无伤感地说:“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她不是“先遣队”,要在外文所里继续接受“再教育”,暂时不能伴他下乡。只是她不忍生离,不忍放老头儿一人前往,因为这次下干校,是所谓的“连锅端”,大有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她为他打点着行装,宝贵的图书、笔记,或穿或不穿的衣服,零零碎碎的东西,一样样,一件件,都要随身带走。她看着一个个木箱、铁箱,看着这收拾好的一大堆行李,不免怅然:“这些木箱、铁箱,却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分离的日子总是来得那样快。十一日,他动身了,杨绛与女儿阿圆、女婿王德一送行。两年前,女儿嫁了他,老两口很是满意地说:“得一(这是钱钟书赠女婿的号,杨绛文章里总用“得一”称呼女婿)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女婿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进拥挤的月台,把钟书送上了车。上车前,钟书对他们三人说,回去吧,别等了。他们遥遥相望,只觉千言万语哽在喉咙,杨绛默默回了家,不是耗不住等待,而是怕钟书看着他们伤感的脸,无法放心释念。

离别泪,别是苦痛滋味。只是在这旗号纷飞的时代,他们的离殇只得埋在心里,她继续配合加紧“再教育”,而他也要在穷乡僻壤的罗山东岳开始干校生活。

只是闲暇时,他们依旧不忘鸿雁传书。他告诉她东岳的天寒地冻,告诉她些许生活的琐碎事。那时候,干校需要他们自己建设,脱坯、造砖、盖房,样样都需自己来,而钟书因属于“老弱病残”的行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

只是他痴气依旧,哪怕是轻松的活计,他也闹出了笑话。有一次,他与丁声树老先生被分去烧开水,两个人忙前忙后,弄得一身狼狈,却大半天也没有把那一炉水烧开……

因为此事,两位老先生被戏称为“钱半开”“丁半开”。而远在北京的杨绛,听到这样的玩笑话,还不忘为老伴儿辩护一下: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容易。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杨绛他们“连”也动身下放干校。钟书走时,一家三人相送,而她走时,只有女儿阿圆默默送行,女婿德一已于一个月前自杀了。那时的阿圆三十三岁。

杨绛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时,德一对她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是老实忠厚之人,只是在这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之时,一切都是枉然。

他自杀了,以死捍卫尊严,以死求得解脱,却奈何逝者去,生者痛,杨绛放心不下刚刚失去爱人的女儿,虽然她知道女儿从来不是脆弱的女孩子。只是,坐在火车车厢,看着女儿在月台茕茕孑立的模样,她便心生凄楚。

她忙闭上眼睛,让盈满眼眶的泪水流下来。火车开了,月台慢慢退去,车窗外再看不见阿圆的背影……她就这样离了北京的家,奔赴下一场旅途,她知道她的钟书正在干校翘首以盼。

上次一别,已是八月之久。经过千山万水的跋涉,她终于到了干校,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丈夫,只是看着又黑又瘦,脸上挂着脓包的他,她自是心疼不已。她说:“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人海苍茫间,无论他变成怎般模样,他们依旧能够一眼认出彼此。这不奇怪,因为他们有一世夫妻恩情。只是虽然她一见便认得,别人却不一定认得!

有一次,钱钟书去杨绛干校黄大夫那里看病,这个心直口快的大夫,看到他在签名簿上写的名字,不禁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事后,当杨绛提起时,黄大夫掩嘴笑言:“怎么的,全不像了。”

两人虽然不在同一干校,但只间隔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他们总能在十天一次的休息日见面相聚。杨绛说,比起独在北京的女儿,他们也算同在一处了。

因为身体弱,杨绛被分到了菜园班,每日只是干些轻松的活儿,学习种菜,后来,全连都搬到了学部集中的中心点,而她依旧留守菜园。这时,钟书被派作专职通讯员,每日收取报纸信件时,总能路过杨绛的那片菜地。

他们相会的日子渐渐多了,有时同坐水渠边晒晒太阳,有时隔着绿油油的蔬菜说说话。而钟书,依旧给她写着信,讲些所见所闻,说些杂感笑话,真是平添了几分情趣与慰藉。对这段忙中偷闲的往事,杨绛如是写道:“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着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那时,杨绛连队养了一只叫作“小趋”的小狗,他们夫妻二人很是喜欢,他们认为狗是有灵性的,不像人那般钩心斗角。钟书每次来都带些带筋的骨头、带毛的肉或坏了的鸡蛋给“小趋”。

当时的年月,狗狗只是西方贵妇人的宠物,不允许在社会主义的蓝天下吃馒头和白薯块。这只可怜的小狗便是如此,饿得精瘦,如丧家之犬一般。而它确实有灵性,懂得钱钟书的友善,也把他当成自己最亲近的主人。

它经常去杨绛的菜园,陪着女主人等待男主人。每次钟书走过来,它便摇着尾巴迎上去,随着他蹦蹦跳跳,赶都赶不走,有时还欣喜地打个滚表示欢迎。看着它这般灵动开心的模样,杨绛调侃说:“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过这么热烈的欢迎。”

后来,他们离开了这里,还依然想着这只有灵性的小狗,不时地念叨:“不知‘小趋’怎么样了?”

钟书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

杨绛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捡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在那样的年代,是否还有人愿意如他们般关照一条小狗?他们只祈求“小趋”能遇到愿意喂它吃饱饭的人。

归家的旅程

他们是乐观的夫妻,带着耐人寻味的幽默。只是,有一种坚强是笑中带泪,有一种伪装叫不提过往,他们藏起了眼泪,自娱自乐,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欢快无虞。

这里是压抑的,他们是苦闷的。在干校里,杨绛听说有人在砖瓦窑上吊了,还有人开拖拉机翻河里淹死了。一次,她还亲眼见几个穿军装的人在刨坑,还从盖着芦苇席的车上抬出一具穿着蓝色制服的尸体,扔进了坑里。

又死了一个!眼见为实同道听途说到底是不一样。暮色悠悠,她看着满脸麻木的士兵,三下五除二地填了土,跳上车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掉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在荒凉旷野间多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

她震惊了,原来死亡离自己是这样的近。

有时,杨绛也会说,自己是在睁着眼睛做梦。只是,她苦闷的流露下,往往跟着自我开解的豁达:“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了吧!”

望着干校那扇牢牢锁住的大门,他们一脚踏入泥淖,便再也逃脱不了,愤怒和怨恨更是于事无补,只能努力活在豁达幽默间,努力让二人的生活美满些。

一次晚上,杨绛看到一只猫在自己的床上放了只血淋淋的老鼠,不禁吓得战战兢兢。后来,她将此事告诉了钟书,钟书咯咯笑了起来,他边笑边安慰她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

杨绛听了,依旧高兴不已,虽然心里明白,这只是钱钟书的宽慰之言。在这贫瘠压抑的下放岁月里,归家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那时钟书依旧在做通讯员,常常去邮电局取书信报纸,久而久之便跟那里的人混熟了。他常常帮里面的工作人员辨认难字,那些生僻的人名地名,别人不认识,他却全认识,帮工作人员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每次他去,工作人员都拿出茶叶招待他。

有一次,邮电局的一位同事偷偷告诉他,学部干部收到电报,要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而他赫然在列。杨绛得知消息,很是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京,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

过几日,回京的名单公布了,只是单单缺了他。他们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因为误传,他们心生希冀,因为希冀,他们失了望,又徒添许多苦恼。

第一批“大赦之人”回京时,他们前去相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他们望着一辆辆载着人和行李的大卡车开走,不禁怅然。杨绛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钟书认真地考虑良久,道:“没有书。”

他说得理所当然,这个嗜书如命的男人,霎时消了杨绛悲春伤秋的情怀。他们都是喜欢看书的人,世上一天,不享受可以,但不看书,却真的可以要了两人的老命。还好那时,钱钟书的箱子里有许多字典、词典、碑帖、笔记等,供他反复把玩赏读。

只是,他们的漫漫回家路,何时是归期?

一九七一年早春,干校搬迁到信阳明港。在那里,他们住带玻璃窗的洋灰地大瓦房,宽敞明亮,生活条件好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宿舍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不过五六分钟。

这时,“文革”已不是狂刮的暴风,他们可以公开阅读些笔记和工具书。而远在北京的阿圆,除了源源不断地给他们邮寄食物外,也会寄来外文报刊,老两口偷偷看着,兴趣不减当年。

忙里偷闲时,他们也会相约去野外走走。这里景色清幽,有不少可以流连的地方。每日黄昏,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在荒野间,看夕阳晚景,看云卷云舒,好像重温了年轻时在牛津“探险”的美妙。

杨绛如是说:“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在这里,他们不能离开,却又实在不干什么,从大自然这里索取些安慰也是好的。有一次,钟书牙疼,而杨绛也患了眼疾,两人便约了日子,一同请假去信阳看病。

那时,信阳医院新发明了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钟书不敢尝试,两人便逃出去玩了。一时兴起,他们溜到一个景点胜地,却奈何胜地无胜景,只看到土墩“山”,半干的水塘“湖”,一座破败的长桥,及山坳里的几畦药草……

虽然没邂逅美景,也没与好玩的东西狭路相逢,但他们依然快活,如逃课的孩童那般新奇。

杨绛的眼疾没有好,她又去了一趟信阳,医生说泪道楦裂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自然马虎不得,她决定回北京医治,但军宣队并不答应,最后她只得去学部领了证明,才算请了假回京。

杨绛回了北京,只留钱钟书一人在干校。虽然她也担心钟书的“痴气”,但想着时间不长,便硬着心肠回了。岂料她刚走不久,钟书便生了一场大病。

他犯了气喘,还高烧四十度,当时他们干校的医务员还是个小姑娘,连赤脚医生都算不上,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她紧张得浑身冒汗,大着胆子帮他扎了静脉针,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扎完针后,连那结扎用的橡皮带都忘了解开。

这个医务员小姑娘,大着胆子帮他扎的两针,竟然真的奏效了。他的高烧逐渐退了,当杨绛看完眼睛,同女儿阿圆一起返回干校时,他的病已经基本好转。不知该说小姑娘天赋好,还是钟书运气好,只是这个小姑娘很是可爱,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晃着脑袋,对钟书说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看着钟书这般大病初愈的模样,杨绛很是心疼,并且暗暗决定再不放他一人。她很是感激地说:“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一九七二年三月,第二批“大赦之人”送回北京,这一次,他们夫妻二人皆在名单之上。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终于熬过了这段难挨的岁月。杨绛如是写道:“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

所谓的变了味,不是她不再想回去,而是希望干校所有的同伴都能回去。但她也知道,既然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也不会太远。所以她私心窃喜着,为能早些回家去。

这次依旧不能回北京的同伴们,为他们举行欢送宴,钟书和杨绛吃了好几顿汤圆,还吃到了难得的荠菜肉馄饨。看着这一张张真心替他们高兴的笑脸,杨绛不禁感到些许汗颜:“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或许,这就是干校岁月的意义所在吧。八年后,杨绛想起这段往事,依旧历历在目,清晰如昨日。于是,她做了一篇散文《干校六记》以表纪念。她说,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的知识分子,如钟书、杨绛这般受尽屈辱和折磨。随着革命偃旗息鼓,走入尾声,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全面爆发,开创了新时期新的主流──“伤痕文学”。

那段日子,杨绛也写了不少“文革”记事,如《控诉大会》、《打一次下乡》、《丙午丁未记事──乌云与金边》等,但她的文章,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愤怒,她只是用自己质朴的语调,平淡地叙述自己这几年的生活经历,有笑声,也夹杂了泪痕。

超然间,回首过往,她已将一切看淡。所以她只是冷静地记述着,偶尔自嘲一下,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分明可以真切感受到她那时的笑容背后的辛酸。

这样倔强柔软的女子,总是让人动容心疼的。后来,她极具生活性和艺术性的散文《干校六记》被评为全国优秀散文,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远销海外。

世界原本的轨道

还是这座城,红墙黄瓦的宫殿,深邃绵长的长安街,一派悠然的四合院……漫步桥头,看着那穿梭着的人群,他们知道,一切并不是午夜梦回的一场春梦,他们真真切切地回来了。

据说,他们的归来,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总理调钱钟书继续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不久后,他们开始照领工资,一年后,又相继走出“牛棚”。虽然他们仍然是最受欺负的人,但已经不是受尽欺侮的时候。

世界正在向着原来的轨道慢慢回归……

他们的家一直被造反派的那对夫妻占着一半,他们不愿回去。家有强邻,当时的批斗他们还心有余悸,从干校回来后,他们只好再度流亡,直接住进了文学所的办公室。这一住,便是三年。

世间正义常在。文学所里的一些年轻人,对他们老两口很是崇敬,便主动帮他们打扫房间,擦拭门窗,还配好了锁钥。当他们知道钟书有哮喘,遇冷容易咳嗽,还特意为他们装上了炉子。看到这样善良细心的年轻人,他们的心也温暖起来。

他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那时的钱钟书兢兢业业,除了潜心翻译毛泽东诗词,白天便在学部开会学习,偶尔打打杂,抽空也看些书,那时环境似乎已没那么苛刻,他多多少少有了些许言论自由。

七情万象强牢笼,妍秘安容刻划穷。

声欲宣心词体物,筛教盛水网罗风。

微茫未许言诠落,活泼终看捉搦空。

才竭只堪眈好句,绣鞶错彩赌精工。

这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寄给诗人王辛笛的一首《说诗》。他在整首诗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美学观点。他说,写诗不应一味写实刻画,也不能一味辞藻堆积,而应将心赋物,如筛盛水那般虚虚实实。诗歌的美,在于意境,不落言筌,活泼空灵。

江郎才尽矣,他说自己达不到如此的意境。

他不再缄默不言,偶尔也作首诗说说自己的看法。其实,这场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向尾声,蓦然回首时,他们只觉做了一场噩梦,如今,梦醒了,世界也将回归原位。

十年“文革”,十年磨难,多少正直的文人学者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无辜的知识分子不堪受辱而自杀。他们的朋友傅雷夫妇、吴晗都用自杀来控诉“莫须有”的阴谋,而杨绛的小妹妹阿必也于一九六八年去世,有人说她是自杀,只是杨绛不相信。

她说:“我知道阿必的脾气,她绝不自杀。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无论怎样,她最美丽的小妹妹,就这样死在了“文革”时期,用最安详的方式死在了睡梦里。

一九七四年,阿圆嫁人了。自从女婿德一去世,晃眼便过了五六年,看着茕茕孑立的女儿,他们实在放心不下,如今总算了了一件大心事。

她嫁给了曾经帮助过的一个被红卫兵迫使扫大街的老太太家的儿子。一次偶然的相遇,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太太便认定这昔日的“恩人”做自己的儿媳妇。起先阿圆没有同意,老太太便把工作做到了他们夫妇这里。

两人见了她家儿子,皆认为是女儿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便点头答应两人交朋友。只是阿圆知道后,说:“妈妈,我不结婚,我陪着爸爸妈妈。”

丈夫的离世,终究是伤了这个聪慧的女子。看到阿圆这般模样,杨绛不忍勉强她,只说一句:“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便不再提。

她是孝顺孩子,自然懂得母亲话语中的疼爱。只是固执的老太太那边依旧努力不懈地撮合着。最终,她的心融化在这一池春水下,情愿地嫁了。对此,杨绛满足地说:“我们知道阿圆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

那几年,杨绛重新着手《堂吉诃德》的翻译,而钱钟书也会悄悄避开造反派的视线,偷空写《管锥编》,这个“偷空”可谓是名副其实,他用的便是从造反派那里偷来的一分一秒来写作。

只是如今的他很是虚弱,干校的那场大病,他虽然死里逃生,但体质终究不抵当年。一九七四年,他因为感冒引发了哮喘,经过了四小时的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但这一次,他也因大脑皮层缺氧,状如中风般反应失常,经过一年的训练才得以康复。

康复后,他越发觉得时间宝贵,便孜孜不倦地投入《管锥编》的写作之上,连“文革”后期的国宴邀请,他都不止一次地拒绝了。他写《管锥编》,主要参考自己曾经的笔记,一向支持丈夫的杨绛,专门请了两个年轻人做保镖,杀回原来的家中,为他寻找笔记。

他们的家,已然荒废太久,处处尘土飞扬。杨绛在这里待了整整两天,饱餐尘土,终于整理出了丈夫五大麻袋的笔记,运回了办公室的住处。

整整五麻袋,堆积起来如小山一般,这便是钱钟书多年来读书的心得,也是他著书时旁征博引的丰富素材。因为它们,他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耗时两年,写完了这部历史巨作《管锥编》。

一九七五年,他请自己很是信赖的老编审周振甫来家里吃饭,席间,他将自己辛苦创就的几袋手稿拿给了周振甫,请他拿回家看,并希望他看后提些意见。

周振甫听后,很是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是个例外,钱钟书的手稿是从来不外借的。这个曾经审阅过钱钟书《谈艺录》的编审,拿回家后,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还认真地将书中引言同原文一一核对,然后真挚地提了些补充意见。

后来,钱钟书充分融合了周振甫的意见,使这部书更臻完美。对此,他还特意在序中感谢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彻底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也彻底没了踪迹。这一次,学术界和思想界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也重获了新生!

他们自由了,不仅恢复了名誉,还光明正大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从此后,他们再不用偷偷摸摸地创作翻译了。更重要的是,那些积压多年的佳作名篇,也得以重见天日。

一九七八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十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西班牙语文学翻译成汉语,对两国间的文学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杨绛曾经谦虚地说:“我的领导对《堂吉诃德》这部举世闻名的杰作十分重视,急于要介绍给我国读者,就叫我来翻译,我出于私心爱好,一口应承,竟没有考虑自己是否能胜任。”

事实证明,她这个被朱光潜大师推崇的翻译家,不仅能够胜任,还翻译得颇为出色,连应邀来访的西班牙国王及王妃都肯定了她的成绩,还专门会见了她。

外国的一位文学专家如是评论说:“翻译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除了中外文根底,丰富的学识之外,似乎还需要一点灵气,一种创作家的艺术分寸感……她的译文脱离了匠气,升华为一种艺术。”

还有一位专家评价她说:“杨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译者,在于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做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

他们的评价,字里行间蕴藏的都是杨绛的魅力。她的聪慧,她的天分,她的努力,她的豁达,成就了这样不朽的篇章。

一九七九年,《管锥编》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辑,共有四册,洋洋百万言,堪称钱钟书最具宏伟气魄的著作。他在序文中写道:“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

这是一部用典奥文言文写成的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著作。他采用札记形式,概括古今,囊括中外,主要对《周易正义》等十部分属经、史、子、集的重要典籍进行艺术研究,内容堪称渊博浩瀚中的典范。可以说,任何想要研究文史哲的学者,都必看《管锥编》。

《韩诗外传》有云:“譬如以管窥天,以锥插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以刺者巨,所重者少。”他取“管”、“锥”二字,暗喻自己实乃管中所窥,锥之插地,小见也。

只是他虽然在自谦,却对这部比《谈艺录》还要古奥的巨作颇为满意。这便是他的著作,博极群书,古奥难懂,许多年后,有人建议将《管锥编》译成白话文,以普及“钱氏学问”,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也没有在市面上看到所谓的白话文版本的《管锥编》。

每本书,都有它的定位。钱钟书的书籍,便是为自己而著,为那些学富五车的兴趣之人所著,曲高自有知音在,那些看不懂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