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盛名之下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卷八　一世围城：触不到的思念

看破浮名后，最令自己开心的，莫过于一家三口的简单幸福。六双真挚的眼睛，构成一座温暖的三人之城，他们活在自己的国度里，简单快乐。

在钱钟书与杨绛心中，彼此都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想到家中温馨的画面，就暗然欢喜，仿佛世界上的恶都没有了，只剩下善良与美好。

相思染指年华，为爱已望断天涯，今生的你是我胸口的一颗朱砂痣。只是来世那棵开满樱花的树下，你会等我吗？

盛名之下(www.guayunfan.com)从《围城》到《管锥编》，他是中国最渊博通才的学者作家；从《小癞子》到《堂吉诃德》，她是现代最清新脱俗的翻译家。他们这对才子佳人，是文坛最惹眼的情深伉俪，相伴相随。

“文革”结束了，思想的枷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国门也重新开启。一九七八年，女儿阿圆拿着全额奖学金赴英留学，老两口很为女儿高兴，但也被思念的滋味折磨得好苦。杨绛说：“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而他们这对享誉海内外的夫妇，也不止一次受邀走出国门，去记录世界的变化，去传播中国文化。杨绛如是记述：“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

一九七八年九月，钱钟书去了意大利，应邀参加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这是他自解放后第一次参加国外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他用一口流利的英文，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即兴做了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

他在会上见到了法国、捷克和俄罗斯的三位翻译家，也收到了他们赠送的被译成不同语言的《围城》。走出国门，走出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学术圈，他宛如脱缰的马，自由驰骋在辽阔的天空，竟然惊喜地发现，原来《围城》在国外的评价如此之高。

会后，不少外国学者纷纷奔向他，争出高薪，邀他去自己国家讲学，其中也包括他的母校英国牛津大学。他一一谢绝了，年纪大了，他不想离家太远，更不想离杨绛太远。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国社科院分别派代表团出访法国、美国，钱钟书与杨绛赫然在列，只是一个美国，一个法国。

法国巴黎，这座浪漫的城，这个有情调的王国，承载着他们大量的回忆。这一次，杨绛重新回到这里，换了个身份，也缺了钟书，只觉恍如隔世。中国一年，世界一年，如今她已经长了白发皱纹，而这里的街景还一如往昔。

除了访问，她便泡在图书馆，流连在那些法国名著之间，她还寻出了法国对《堂吉诃德》的新译本以及新的研究成果。她是学者，是翻译家，走到哪里都不忘使命，她要让自己的翻译力臻完美。

远在美国的钱钟书，边走边看，边感受美国大学的文化风韵。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名校，他们代表团一一走过，而钱钟书也见到了著名学者夏志清。

自古英雄惜英雄，他们相识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只是后来一个在国内，一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竟是几十年不曾相见。出国前，钱钟书给夏志清去了信，特邀相见：

志清吾兄教席：

阔别将四十年，英才妙质时时往来胸中，少陵诗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问之勤也……弟明日启程，过巴黎来美，把臂在迩，倚装先履一书，犹八股文家所嘲破题之前有寿星头，必为文律精严如兄者所哂矣。

四月二十三日，他们一行人到访哥伦比亚，而夏志清与钱钟书也如约相见。夏志清如是写道：“钱钟书的相貌我当然记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装的就是他之后，二人就相抱示欢。钱钟书出生于一九一〇年阳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根据代表团发的情报），已六十九岁，比我大了九岁零三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

两人时隔多年，只觉分外亲切。他们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说起，促膝长谈，很是酣畅淋漓。他们谈生活，谈创作，谈国内“红学”研究近况，谈彼此对当前学术界的看法……

下午，在夏志清的带领下，他参加了研究室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临时起意时，他有问必答，语惊四座。有人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漂亮的英文口才，夏志清更是尊称他为“中国第一博学鸿儒”，他说：“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和晚辈，还没有比得上他的博闻强识、广览群书的。”

第二日下午，著名女作家於梨华特意从纽约赶来，只为见见这位博闻强识的偶像。在夏志清的引荐下，三人一同吃了晚餐，在席间，他们杂事琐忆话旧，氛围颇是轻松愉快。

尽兴而来，尽兴而归。钱钟书随代表团去了旧金山，访加州大学。临行前，他对夏志清说，留些话将来再说，反正后会有期。

他是传奇，走到哪里都能赢得赞誉。在加州，有一个德文系的教授直叹他是自己见过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当然一片轰动间，也会夹杂几句不和谐的声音，一个叫费景汉的人说：“我自己倒不觉得钱钟书怎么样，语言流利、背诵出几首诗并不能成为伟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思路、分析方法，光背诗怎么能算数呢？”

他说得不无道理，但放到钱钟书身上恐怕就有许多人不敢苟同了。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他能信手拈来，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他的本事。但他的创作才能，他的《围城》、《管锥编》等，皆是世间不可多得的巨作，怎能说他“光背诗不能算数”？

访美归来时，他曾闭门总结，做了一篇《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被收录于《访美观感》之中。他的这次访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成为学术界颇为时髦的话题，连他的老友黄裳也写来贺信，祝贺他访美圆满成功。

对此，钱钟书回信说：“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

他淡泊名利，只求在这红尘间，与杨绛饮茶话往事。看着海外报刊对他的大肆渲染，钱钟书很是不以为然，当别人要为他写书，要采访他时，他也只淡淡一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皆作如是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他应邀去日本访问讲学。从东京到京都再到名古屋，因为不通日语，他不能像在欧美那般挥洒自如，但他别样的风采，依旧震慑了日本的汉学家们。

犹记得，二十多年前，小川环树对《宋诗选注》的书评解了他在国内的批判，而如今，这位日本的汉学权威，也正酝酿《围城》及《宋诗选注》的翻译事宜。

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会上，他称赞了小川环树及已去世的吉川幸次郎两位日本汉学大家的优良学风，还谦逊地表示自己对《宋诗选注》的不满意，也提到当时的“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冲突。

他还在爱知大学做了一场即兴演讲。当时的翻译知道他学富五车，喜欢在演说时引用大量中西名言，怕翻译不好，便请他拟个发言稿。钟书欣然应允，随手拿来几页信笺，洋洋洒洒便写了满满五页，连礼节性的开头都是趣味横生：

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 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

他访日归来时，《围城》再版了，这本绝版三十多年的巨作，再次走入国人视线，走到与《阿Q正传》比肩的位置，可谓风靡一时。后来，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一部小说，他如是回答说：“兴许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不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无悔。”

禁锢了几十年，他从闭关锁国的小圈子，走向世界的大圈子，只觉湛蓝明媚，清新愉悦。但这一圈下来，也够了，他不愿再舟车劳顿地奔波，只想与家人日常相守。活了大半辈子，这一刻已豁然开朗，除了家人情意，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他只想守着一世围城，种花养鱼，做做学问，在一片安然间颐养天年。只是盛名之下，总免不了拜访邀请。一九八二年六月，钱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在他的竭力推辞下，职位免除了，他很是开心地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他总是一副闭门谢客的模样，对登门拜访者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只是却也耐不住一次又一次的突然袭击。一天，社科院特地派车召他开会，他不好拒绝，便硬着头皮去了。谁知，乔木同志“趁火打劫”“逼上梁山”，要他和夏鼐做社科院副院长。

乔木说：“你们两位看在我老同学面上……”

其实，事先他已经与夏鼐谈妥，这一次只是为了“逼钱钟书就范”。钟书不好推托，只得说自己没时间。乔木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

钱钟书又说，自己刚刚推托了文学所的顾问，别人会笑他辞小就大。乔木又回答说：“我担保给你辟谣。”这一次，他的老同学可谓有备而来，他推托不下，只得应允。回到家，杨绛取笑他说：“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还记得张爱玲年轻时的那句话——“出名要趁早”。岁月长河里，轻飘飘的旧时光悄然溜走，虽然不知这个孤傲的传奇女子，是否也曾为盛名所累，但钱钟书，却是真真切切地无奈了。

杨绛如是说：“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三人之城

于年轻人而言，轰轰烈烈总是爱情的最强音。在躁动的青春岁月里，身体里的激素像是不安分的种子，总要绽放出一些热血情节，生出缠绵纠缠的枝枝蔓蔓。可在时间老人的阅历里，所有的结局都有相似的模式──当风花雪月的故事结出果实，一切总会开始归于平静。

经历了时光的颠簸，平淡相守总是显得更加真切，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笑容与温暖，生长在每一个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滋养着信任、体谅、扶持和默契，产生胜于甜言蜜语的魔力。

同外在的花花世界相比，钱钟书更喜欢静静窝在家中，与灵魂进行对话。他懒得出门，也懒得和不相关的人发生无聊的接触。一道浅浅的门槛，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道高墙，墙内是安稳平和的世界，自己宛如一个栖息的婴儿，随心所欲，肆意畅想。而一旦出去了门槛，他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安全感顿消。

岁月留下的，不仅只有精神世界里的沉浮，人终究是血肉筑成的存在，会面临疾病，也会面临衰老。钱钟书多年熬夜伏案，身子已大不如从前。尤其是高血压，成了他最大的困扰。

他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就经常介绍自己的健康状况，说自己常年服药，为的就是控制住高血压，想来身体不好应该多运动，但自己年纪大了，对此越来越不上心，最后干脆就不做运动，也乐得自在许多。

不喜欢出去跟人打交道，哪怕是再高的学府来请他，他都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坚持。不过，偏执狂哪里都有。你不来，我却要坚持请你，这也是人家的权利。

除此之外，因为声名在外，崇拜者也越来越多，总有些慕名而来的学者或文人，想要拜访这位奇才。来的人多了，也不好全都挡在门外，所以钱钟书家中几乎是来客络绎不绝。钱钟书从美国回来后，家中就成了会客的场所，多数是美国人。钱钟书不堪其扰，十分痛苦，有时候甚至因外人带病毒入家而感冒。钱钟书有哮喘，一旦感冒，就很不容易好，但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生病而对生活丧失乐观。

一家人，六双真挚的眼睛，构成一座温暖的三人之城。他们活在自己的国度里，简单快乐。

在钱钟书与杨绛心中，彼此都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想到家中温馨的画面，就暗然欢喜，仿佛世界上的恶都没有了，只剩下善良与美好。爱情在经历过风雨之后，有了亲人般的恒温，这就好比酒的提炼，最后剩下的，最甘醇。

钱钟书的病总是不时复发，折磨着他的身心。杨绛的身体也不如从前好，但她坚持伺候病中的钱钟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钱钟书的呼吸声，如果他的呼吸有杂音，说明哮喘开始犯，就准备好给他端水拍背，如果钱钟书的呼吸十分均匀顺畅，她就会异常高兴。可惜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多见，钱钟书的哮喘基本上每天都要犯一次，尤其是到了半夜，阴气上升，抵抗力下降，往往折磨得钱钟书大半夜睡不好觉。

英国出生的女儿钱瑗，是二人的掌上明珠，自幼生长在如此的书香世家，钱瑗的见识与视野十分不凡。她从小英语就好，长大后成为一名知名的学者。据杨绛的回忆，钱瑗对自己的工作付出了所有的心血。

学问是三人共同的爱好，而三人的关系更是与众不同。在家中，钱钟书不需要有任何的拘束，他们不分大小，甚至没有固定的称呼，可以随意取笑。杨绛说，我们仨，却不止三个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

在家里，钱钟书时常像个长不大的顽童，钱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没有传统的家庭角色定位，钱钟书一家拥有格外多的欢声笑语。

有时杨绛觉得，钱钟书是自己与女儿共同的老师。三人近在咫尺，她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却绝不打扰他，往往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时才发问。在某些时刻，钱钟书的形象很高大，不过落实到穿衣吃饭的小事上，杨绛母女则把他当孩子般照顾。

钱钟书与女儿会联成一帮向杨绛造反，例如杨绛出国期间，父女二人连床都不铺，直到杨绛快要回来的当口，才匆忙整理。杨绛回家后，阿圆轻声嘀咕：“狗窝真舒服。”

杨绛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钱钟书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他们大肆取笑钱钟书的种种笨拙，换来毫无芥蒂的开心笑声。

一次，钱钟书对钱瑗捣乱，将钱瑗的皮鞋放到床上的凳子上，并且塞满了东西。倒霉的是，被钱瑗抓了个正着。钱瑗就充当猎手，将自己抓获爸爸的事实报告给妈妈邀功，而钱钟书将自己的身子缩得不能再缩，笑得直不起腰来，嘴里还念叨道：“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杨绛形容当时自己能隔着钱钟书的肚皮看到他肚子里的“笑浪”。

多年后，当杨绛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下如上回忆的《我们仨》，在貌似平淡如水的生活碎片里，却处处都充盈着温暖。来不及防范的时候，世界总会刮起龙卷风，向人们安稳的生活示威。可心中有一处港湾，住着淳朴与关怀，就是拥有了自己的王国，还有一份只属于自己的、忠实的、可爱的那份感情。

生活中最需要歌颂的，正是安详宁静的美感。它不急不缓，却永恒成为世界的一抹暖色。它出现在钱钟书的三人之城里，点缀了最美的记忆。故事里，“我爱你”不是高频说起的台词，而是融化在三人眼里的情意，醉了年华，惊艳了时光。

一别，竟是永生

岁月无情催人老。人生如梦，幻质匪坚，原来年华走得如此之快，不知不觉间，他们已到了眼花耳聋、鹤发鸡皮的年纪。

一九八三年，钱钟书七十三岁。他向乔木辞职说：“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听后哈哈大笑，说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只是辞职之事，他并没有批准。

那就罢了，反正他只是挂个空名而已，没有必要太较真儿。已是古稀之年，他已将一切看淡，人活一辈子，没有必要与自己过不去。

他们把家搬到了三里河沙沟的“知高楼”。那里优雅别致，住着也宽适舒心。更重要的是，这里离阿圆的学校近，离女婿的单位也近，来往颇为方便。杨绛说：“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杨绛说：“我们就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散架了。”这一年，她推辞不过，去西班牙和英国出访一遭，回来后便打定主意哪也不去了。钱钟书和杨绛如陶渊明那般，“门虽设而长关”，只在家里看书写字，惬意过日子。

只是总有些记者、编辑、崇拜者蜂拥而至，他们大多礼貌地拒绝，甚至诚恳地奉劝不要再研究《围城》和所谓的“钱学”。只是有时，我们可爱的钱钟书也会“淘气”一下，对一个想要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只是还是会有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打乱他们如水般安宁的生活。一九八五年，一个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的记者来了北京，采访了不少文坛名人，却单单缺了钱钟书。于是，她便通过《文艺报》编辑部的吴泰昌与他联系。

电话这端的钱钟书听罢，立刻警觉起来：“这不是引蛇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但这个记者小姐也是个倔强之人，电话相约不成，便直接拉着吴泰昌登门来访。

他们站在钱钟书夫妇门前，按响了门铃。门应声而开，正是钱钟书本人，他看清来人，不禁哈哈大笑着说：“泰昌，你没有能引蛇出洞，却又来瓮中捉鳖了……”

他看了看一旁含笑的记者小姐，便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进来。或许是为了不虚此行，这位记者小姐一点也不含糊，单刀直入地开始了提问，他本想打打太极糊弄过去便万事大吉，谁知这位小姐很是伶牙俐齿，他只能缄默不言，实在避不开时，才一一回答了提问。

他虽然整日闭门自守，却并不乖僻，遇到喜欢的年轻人，依旧会“蓬门今始为君开”。一次，香港的书评专栏作家黄俊东也登门拜访，想要见见自己崇拜已久的学者先生。只是这个本就不善言辞的小伙子，见了钱钟书后，更是紧张得木讷寡言。钱钟书看他这样，很是亲切地同他攀谈，还特别答应与他合影留念。

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如他这般幸运。有位在世界上很是出名的美籍华人记者，被他无情地拒之门外，而万里迢迢前来拜访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马悦然，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句冷嘲热讽：“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道理吗？”

他便是这样的人，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当遇到真诚的人，他便是和蔼可亲的长者，而遇到满脸傲色的势力之人，也会毫不留情地让他吃闭门羹。

《围城》自重印以来，一直是风靡全国的热门话题，于是很多人便动了改编成电视剧的念头，著名导演黄蜀芹便是其中之一。对此，钱钟书曾不止一次地谢绝说：“拙作上荧屏不相宜。”但奈何改编的念头太过炽烈，他阻止不了，只得由着去了，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如是说：“看来剧作家要编戏，正像‘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也是没有法儿阻止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位同志曾写信要求改编《围城》，我不支持，但不阻拦。我很惭愧，也很荣幸。”

一九八九年，黄蜀芹他们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电视文学剧本的改编，开始筹划拍摄事宜。为了使作品更好地呈现原貌，他们拜访了钱钟书的好友柯灵。柯灵对他们说：“我劝你们最好找杨绛。”

他们与钱氏夫妇并不相熟，也知道二人不喜外人来访，便请柯灵帮忙写了介绍信，内心忐忑地杀去钱氏住宅。他们战战兢兢地敲了门，当那个鹤发的老太太微笑着请他们进去时，他们才算松了一口气。

他们相谈甚欢，从《围城》的创作一直聊到改编经过。接着，黄蜀芹谈到了筹拍过程中的困难：“书中趣味横生幽默绝伦的比喻，要转化成为影视形象非常困难，既要保持小说的原貌，又不得违反电视特点，很难办，因此就采取通过延伸人物对话把这些比喻用进去，其他用不进去的就采取旁白的方式把这些精彩的文字读出来。”

钱钟书听后，笑着说：“媒介物就是内容，媒介物肯定作品。用电视、戏剧来广播，它的媒介物跟意义就不同了。就不能把原来的内容都肯定，诗情要变成画意，非把诗改掉不可；好比画要写成诗，一定要把画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变是艺术的一条原则。”

而当黄蜀芹说她担心自己不能形象地将他的完美小说变成电视剧时，钱钟书笑着鼓励道：“你是导演，导演是新作者，莎士比亚的戏可以改成京剧，所以，Auteurism 可以信赖，我可以沾光。我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听着钟书亲切幽默的话语，他们只觉信心倍增。两天后，他们再次登门，聆听二人对剧本的意见。老两口已将剧本通透地读过了，杨绛更是写了几十条修改意见，她说：“现在的剧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对剧本最大的意见是开头。小说是文字写的，轻描淡写地记载了几桩事，不是给人很深的印象。现在变成形象，这个印象就深了，好像方鸿渐是个骗子……”

他们的意见，黄蜀芹一一记下。有了老两口的大力支持，《围城》的拍摄提上了日程。一九九〇年，筹备了这么多年的《围城》终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钱钟书的这部倾世巨作就这样呈现在千家万户面前。

杨绛笑谈：“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本就炙手可热，如今更是势不可当。他每日都收到许多慕名者的信笺，而他每封必看，每封必回，还美其名曰“还债”。只是虽然回信不过是些礼貌性的答谢，但来信实在是太多，这“债”总是还不清。

这年初冬，因气候骤寒，他的哮喘犯了，好在送医及时，他委顿数月便恢复了正常。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老两口相伴相随，每日依旧相对读书，默契十足。

只是滚滚红尘，没有单纯的快乐，也没有童话故事那般的幸福永远。杨绛如是说：“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四年夏，钱钟书再次入院，杨绛每日衣不解带侍奉床前。一九九五年冬，钱瑗因肺癌住进西山脚下的医院，担忧不已的杨绛只得每晚通电话，偶尔相见时，也只匆匆一瞥。

一九九七年早春，钱瑗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岁。一九九八年年末，钱钟书也去世了，享年八十八岁。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虽然早知他们时日无多，但当世上两个最亲的爱人相继离世，她依旧感到猝不及防的伤痛。她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那个叫作张爱玲的女子如是写道，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

一别，竟是永生。

从此，世上再无钱钟书，斯人已远，唯有文字芬芳依旧，唯有爱情永世不朽，问这世间，谁能与你堪比？

时光深处等你

他走了，留她世间一人。时光错落，唤不回昔日怜爱的对望；岁月悠然，触不到曾经最爱的容颜。在《我们仨》的开头，她的语言依旧朴实平淡，却也分明透露着恓惶难过的情绪：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

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

他们仨就这样失散了。她说：“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不知是谁说过，家是一个人点亮灯在等你。伊人已逝，再没有人为她点燃温暖的火焰，但爱长久，在那盛满回忆的锦瑟时光里，她依旧可以就着这么多年的点滴温情取暖。

她写了《我们仨》，用一个妻子、母亲的亲情流露，记录一家人纯美的生活轨迹。她认真为丈夫整理着那几麻袋的读书笔记，她知道这是钟书一辈子的学问宝库，自当竭尽全力，用自己软弱的肩，守护他最后的史诗。

日子是忙碌的，她枕着回忆而眠。有时，她会觉得，钟书从未走远，或许一直都在，他在看着她微笑，伴她谱写无与伦比的风华。所以，她并不觉孤单，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一九九九年年末，她完成了自己的新译作──《斐多》。这是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一篇，是充满睿智的西方哲学名篇。她如是说：“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者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

活到这把年纪，人生早已风轻云淡，她只想做好自己喜欢的二三事，整理丈夫的著作也好，自己翻译创作也罢，全凭自己喜欢。二〇〇一年，她将自己和丈夫的全部稿费和版税交给母校清华大学托管，成立了专项基金，资助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

这项基金，她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也没用丈夫的名字命名，而是取了“好读书”三字。她依旧这么低调，只想在自己的世界里安然度日。据称，随着钱钟书的书籍一本本出版，他们的版税相当可观，到二〇一一年时，已经累计两百万元，资助了九名学生。

二〇〇三年，《我们仨》朴素干净地摆在了世人面前，这部写满回忆的散文，她依旧写得云淡风轻，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他们性格迥异、志趣相投，他们相亲相爱、相互扶持，他们一起走过那段有快乐也有艰难的岁月长河。

有人说，杨绛用自己三口之家的动人故事，向世界证明了，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是的，不论狂风暴雨如何肆虐，只要他们相濡以沫，家便是最安稳的港湾，只是如今，世间只余她一人。

她也老了，多次生病入院，又多次康复出院。二〇〇五年年初，刚刚从医院出来的她，动笔写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钱钟书曾说过，人生是一部大书，她已是九十四岁高龄，对人生有太多思考与感想。她在这本集子的序言中如是写道：

“二〇〇五年一月六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躺在医院病床上，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

这是一部别样的文学作品，写满了她对人生和世界的哲学思考。从神鬼写到人生，从灵魂写到个性本性，她如拉家常那般，将自己对命运生死的独到见解娓娓道来。

她是属于生活的，但对传统国学的驾驭也是轻车熟路。在书中，她对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进行注释，旁征博引间，她将文学、哲学等知识融会贯通，将自己见到的故事一个个信手拈来。她是特殊的传奇女子，书也是特殊的文学佳作。

二〇〇八年，在钱钟书辞世十周年之际，吴学昭编写的《听杨绛谈往事》出版了。书稿完结时，杨绛亲自题签作序，她明确表示，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

杨绛如是说：“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传奇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世事轮回，走在这漫漫人生路上，重温往事，该是她难以言说的幸福。她自谦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之一，生活平常无奇，其实人生何处不平淡，那世间的真善美，就蕴藏在平淡之间。

这是她的传记，是她的心灵史，更是一个传奇。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她坦然步入生命的第一百个年头。如往常那般，没有生日会，也没有公开庆祝活动，她只是在亲友的陪伴下，吃了一碗喷香的长寿面。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这一年，她发表感言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或许，她想归去了，想去那个有钟书和阿圆的世界。只是，我还是想为这个质朴的老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健康长寿！

她说，自己是个零。人生百年，她已将一切参透，在她眼中，外界所有的赞誉都是浮华，她只是一个妻子、母亲，一个活生生的人。聪慧如她，只淡淡一句“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便道尽人生真谛。

如今，杨绛先生已经一百〇三岁，依旧淡定从容地活着。关于丈夫、女儿的事情她早已完成，现在不慌不忙地整理着自己的作品，她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此时走了，也可放心了！”

爱夫之情，爱女之心。她真真切切地思念着两个至亲之人，但生死有命，她也并不多加苛责。或许，一切正如她所言：“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相思染指年华，为爱已望断天涯，今生的你是我胸口的一颗朱砂痣。只是来世那棵开满樱花的树下，你会等我吗？

在时光深处等你。他如是说。

相思成冢，岁月轮回，她并不怕自己一人遗落红尘，因为她知道，时光深处，有两个人在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