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生我未生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君生我未生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卷一　未及相逢：望向同一片星空的眼睛

当世界遇见才子

有人说，世间之大，每个人都是过客。我们来到世上，为了找寻，为了前世的约定，为了重逢，为了今生的情缘。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清末宣统二年的农历十月二十日，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一代才子呱呱落地，这便是钱钟书。那时，世间还没有那个叫作杨绛的温润女子。

身在襁褓中，他只是稚嫩的幼子。没有人知道，有朝一日，他会长成家喻户晓的名人学者，会写出一部流芳百世的《围城》。上帝在云端，眨眨眼，眉一皱，头一点，便给了他与众不同的脉络轨迹。(www.guayunfan.com)杏花春雨，钟灵毓秀。他的故乡，迷离在江南的烟雨之间，漂浮在烟波浩瀚的太湖之滨，落脚于轻灵秀美的文化名城──无锡。生于斯，长于斯，在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的东吴宝地，他长成锦心绣口的人才，仿佛也是理所当然。

当世界遇见才子，一切自当与众不同。

钱钟书是长孙，生于封建传统的诗礼之家，祖父钱福炯已年过六旬，是个秀才，父亲钱基博更是一代国学大师。他的出生，无疑为钱氏家族注入了无限希望与欢乐，抱孙心切的祖父，对这期盼许久的宝贝长孙自是倾爱有加。

书香门第，世家望族，钱钟书的大家庭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祖父育有四子：长子钱基成，次子钱基全（早夭），还有三子钱基博和四子钱基厚一双孪生兄弟。

封建家族，自有封建家族的礼仪传统。三十多岁的钱基成膝下只有一女，不能为后，祖父便按传统将钱钟书过继给了大伯父。一直无子的大伯父自是欣喜不已，他冒着倾盆大雨，连夜去农村为钱钟书寻来了健壮的奶妈。

钱钟书出生那日，家中恰有人送来《常州先哲遗书》，大伯父便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小名“阿先”。“仰望先哲”，向先哲致敬学习，这是大伯父对他的期许与祝福。

周岁的抓周礼上，跌跌撞撞的幼小孩童，抱起一本书咿呀学语，乐坏了一应长辈，他的名字，也正式定下“钟书”二字。从此后，在大伯父和父亲的双重关爱和教育下，小钟书一日日成长开来。

他三岁了，大伯父便开始教他识字。只是将他视为珍宝的大伯父，如慈母般亲昵，不忍对其严格要求，也不愿他太早承受读书之苦，只是每日将他带在身边，逛大街，上茶馆，听说书，四处游玩。

如果说伯父是慈母，那父亲钱基博便是真正的严父，他看着兄长带着儿子四处玩耍，心中暗暗着急，害怕惯坏了钟书，也怕他荒废学业。只是在敬重的兄长面前，他不便干涉什么，只能委婉地建议大哥，将钟书早些送入学堂。

一九一五年，五岁的钱钟书进了私办的秦氏小学，懵懂地识字造句。只是不到半年，他便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恐慌心疼的大伯父便为他办了停学，只在家中休养。

后来，他又与堂弟钱钟韩（叔父钱基厚之子）一同去亲戚家的私塾复学，钟书念《毛诗》，钟韩念《尔雅》。两个相差只有半岁的兄弟，一起玩耍，一起读书识字，颇为要好。只是因接送不便，大伯父又将他们接回了家，由自己看管教育，还对担心不已的两个弟弟说：“连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这样，钟书又开始了跟着大伯父一起游玩读书的日子。早上，他跟着伯父四处乱逛，去茶馆喝茶、找熟人聊天或者办理杂事。伯父总是给他买些大酥饼、猪头肉一类的吃食，有时还会为他租些《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一类的小说。

大伯父无疑是爱他的，也希望他有美好的未来。曾经，有风水先生预言钱家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并说长房一般无后，就算有，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对此，他很是耿耿于怀，怕不幸连累了钟书，便偷偷带他去祖坟祭拜，还偷偷在代表长房的半边树旁埋了好几斤头发。

钱钟书站在大伯父身边看着，很是不解。大伯父说：“要叫上半的树茂盛繁壮，将来保你做大总统。”

说来也怪，那长房一边的树确实长得细小稀疏，而小房一边的树高大繁茂。姑且不论迷信与否，多年后，当伯父泉下有知钱钟书成为名满天下的学者，自会欣慰不已吧。

钱钟书爱读书，七岁以前便囫囵吞枣地看完了家中收藏的《西游记》、《三国演义》一类古典名著。看罢，他只觉意犹未尽，便在书摊租些别的小说看，每一次都看得津津有味，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忘了回家，直到伯父出来寻他。

他记忆力好，口才也好，回家后，便滔滔不绝地向两个弟弟讲他看过的内容，连武打的场面和人物的对话都描述得绘声绘色，讲到兴处，还手舞足蹈，不能自已。

此外，他还心细如丝，总有些奇怪的联想和对比。看了《说唐》，他只觉《三国演义》中关公八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敌不过李元霸那对八百斤重的锤子，而李元霸的锤子，又如何敌得过《西游记》中孙悟空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

可以将小说中好汉们的兵器重量记得一清二楚的钱钟书，却独独识不得“1、2、3”几个阿拉伯数字，让一贯严肃的父亲气得咬牙切齿，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看着整日只知跟着伯父吊儿郎当闲逛、贪吃贪玩贪看小说不完成正经功课的儿子，钱基博很是生气，只得趁着兄长不注意，抓钟书学数学，只是教来教去，钟书就是不开窍，气极的他发狠使劲拧儿子，还呵斥他不准哭，也不准告诉伯父。

钱钟书真的不哭不说。只是晚上，伯父看到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是知道了。气恼加心疼的钱基成，将钱基博好好训斥了一番。

小孩子不免爱玩，再加上长孙的地位，及大伯父的宠爱纵容，他在自家十余个堂兄弟间，常以老大自居，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其实，这个老大，他确实当之无愧，因为他口才好，根本没有人能吵得过他。

而他，小小年纪，确实也有几分狂态。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他都不在乎，敢当面批评嘲弄。当然，他威严的父亲除外。

一九二〇年秋，已满十岁的钱钟书与钱钟韩一起考上了东林小学一年级。只是入学没几日，便传来了大伯父去世的噩耗。虽然对死别还有些许懵懂，但他却真真切切地感到难过，他一边哭喊着“伯伯”，一边向家里跑，他扑在伯父身上哭着叫着，只是那疼爱自己的伯父，再也听不到那声声的呼唤。

伯父去世了，从此后，他的教育，成了父亲一个人的事。伯父是慈爱和蔼的，令他时时怀念，而父亲却是严肃刻板的，在他心里平添了几分畏惧生疏，从不会想到向父亲要钱，哪怕是买书买笔买本子。

他是顽童，常常把课堂搞得鸡飞狗跳，有时拿着弹弓射人，还曾经把抓到的小青蛙带进教室。为此，他常被训斥罚站，只是他嘻嘻哈哈，混混沌沌，边站边乐，没有丝毫胆怯之意，更谈不上愧疚之说。

可以说，钱钟书从没有规规矩矩地听过课，不管是国文、数学还是英语。他不看课本，只顾浏览自己带的小说，而这个小顽童，也只有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才会安静下来。

他的数学，依旧糟糕得一塌糊涂，而他的国文，却出奇地优异，尤其是作文。小楷虽然潦草，歪歪斜斜，但他的文采却是有目共睹，常常得到“眼大于箕”、“爽若哀梨”一类佳评。或许，舞文弄墨真的需要些天分。

他是倨傲的，满不在乎，万事不愿求人。他也有些许自负，有着目空一切、信口开河的性情。他的父亲对此很是担忧，怕他祸从口出，得罪些什么人，便特地把他的字改为“默存”，告诫他能“以默获存”。只是这匹桀骜的骏马，真正做到“以默获存”，恐怕已经是“文革”时期了。

一九二三年，他与钟韩一起考入了苏州桃坞中学。那时他十三岁，依旧不知用功，数学烂得一如既往，英语也不十分突出。但因文学的兴趣和天赋，他自由驰骋，随心发挥，入学不久，便在初高中同学共同参加的中文竞赛中获得了全校第七名，大受校长和老师们的青睐。

桃坞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外国传教士，外文课也是外教来上，地理等其他课程也是全英教学。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他渐渐喜欢上了英语，迷上了外文原版小说，在课堂上，他从不听课，也不看教科书，只低头阅读一本又一本的西方原著。

有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中学里，他读完了《圣经》、《天演论》等许多西方名著，英文成绩也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名列前茅，还明显高出其他同学许多，连外教都夸他英文纯正，没有丝毫中式英语腔调。

一九二四年，钱基博远赴清华大学任教。少了严父管教，他成了脱缰的野马，在一大批小说杂志间恣意翱翔，包括《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还有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

只是钱钟书自由散漫惯了，总经不住父亲突然归来查岗。那天晚上，父亲回来了，第一件事便是命他和钟韩做篇文章，他因不文不白的措辞、庸俗怪诞的用字，得了父亲一顿痛打，狼狈不已。

这顿痛打，仿佛把他打醒了。他开始发奋用功，不再偷懒，治学态度也由杂览转为专攻，只是一切仍以兴趣为重，常常别出心裁，下笔有神。

一九二七年，江浙沪一带被北伐军占领。国民政府不准基督教《圣经》作为教会学堂的必修课，惹得桃坞中学停办抗议，钱钟书与钱钟韩只得重新考入无锡辅仁中学学习。

当年，辅仁中学举办了国文、英语、数学三科的全校竞赛，刚入学的钟书国文、英语全是学校第一，而钟韩则国文、英语第二，数学第一，两兄弟以绝对优势压倒一干高年级学生，引起极大的轰动。之后不久，两兄弟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他不是循规蹈矩之人，也不算刻苦听话的乖乖少年，却也从时时挨父亲打的顽劣孩童，长成了学有所成的勤奋青年。他是聪明的，用一腔热情与天赋，自会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

当世界遇见才子，便不只给他天赋，还会给他经历。

君生我未生

未及相逢，他徜徉在迷离的江南水乡，走过岁月，慢慢成长。

如果真有冥冥之中一切都已注定，如果他们出生、成长，独自走过二十几年的旅程，只为了圆满相逢时可以匹配的爱情，那么曾经有些孤寂的年月，也会充盈上别样的风采。

只是遗憾无处不在，处在人生路，他们各安一隅，无人知晓未来的点点滴滴。素手调墨，羽笔轻拈，相思腕底，静待流年，何时才能见到，那纯白如羽的华裳？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钱钟书出生时，杨绛还只是一个小胎儿。一九一一年七月，杨绛出生了，而钱钟书也只是咿呀学语的襁褓孩童。他们在不同的天空，顺着人生脉络，向着同一片星空缓缓前行。

谁人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哭泣，又有谁懂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遗憾。不过还好，作为观者，我们知道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走过了静水流深的温润的六十六年。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未老。这样的不紧不慢，才是刚刚好。

那么，请将视线远放到民国初年的古都，看看刚刚出生的美丽女婴，怎样长成钱钟书中意的模样。

她是杨家第四个女儿，乖巧可人，小名唤作季康。杨家也属名门望族，父亲杨荫杭是刚正不阿的江南才子，精通东西方政治法律，也是一位热心革命的新派人士。

在安详的四合院里，在飘逸着书香的灵动阳光下，她快乐地成长。父母虽是旧式夫妇，却相亲相爱，如一对老朋友，后来，杨绛如是写道：“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也常有，不过女方含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

父母至情相爱，家庭和睦美满，无疑给揉着惺忪睡眼来到世间的儿女们更多的温暖。在父亲豁达幽默的言谈间，在母亲细致入微的爱抚下，小季康度过了滋润幸福的童年。

最让杨绛感动的，是六岁那年的一个寒冬。那是个风雪弥漫的晚上，大风呼啸，摇曳着阵阵尘埃，忙忙碌碌的母亲突然着急地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被还没有拿出来。”随后她差人拿了洋灯，匆匆穿过白雪盖地的后院，去箱子间拿为小女儿置办的新棉被。

依旧懵懂的杨绛却心细如丝，她在温暖的房间，看着母亲手中摇摇晃晃的洋灯和同样摇摇晃晃的母亲的背影，禁不住想要泪流满面。她不知道为什么想哭，只是模模糊糊，一种别样的情绪，涌上心头。

岁月淡淡流淌，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行进着。一九一六年，杨绛五周岁，父母把她送进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高师”）附属小学念书，那时她的三姑母杨荫榆正巧在女高师任学监，有时也会来附属小学转转。那时的三姑母还是个和蔼可亲的女青年，一点也不怪，很受女高师学生的喜欢。有一次，杨绛正和小伙伴们在饭堂里吃饭，三姑母带着几个外宾进来参观，正在叽叽喳喳的同学们顿时没了声响，只神态肃然地埋头吃饭。

那时，小杨绛背对门坐着，饭碗前掉了些米粒儿。三姑母从她身边走过时，低头在她耳边轻轻说：“粒粒皆辛苦。”乖巧早慧的小姑娘赶紧把碗前的米粒儿吃了，别的同学瞧见，也纷纷将零落的米粒儿塞进嘴巴。

因着深受三姑母的爱戴，女高师的女大学生们也很喜欢听话的小杨绛，常常带她去大学部打秋千，当秋千如张开翅膀的鸟儿飞向天空，她的心怦怦直跳，双手紧紧抓着粗壮的绳子，她是害怕的，只是乖巧如她，自是不会说的。

有一次，女大学生们开恳亲会，要演三天戏，她们便借杨绛演“花神”。于是，一个辫子盘起，插满花朵，还穿着贴满金花的戏服翩翩起舞的花仙子便活脱脱地现了身，惊羡旁人。

还有一次运动会，一个跳绳的女大学生让她扮演小卫星，围着自己绕圈圈，还专门为她准备了台词。小小的杨绛，便在天高地阔的运动场上，含羞带怯地绕圈跳绳，只是说台词时，太过细语轻声，惹得一位老师直说：“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这是她的童年，琐细间包裹着不张扬的快乐，而这份快乐，与她的三姑母是分不开的。后来，杨绛回忆说：“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学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绝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她跳绳。”

只是，童年的记忆不只是欢乐，有时还夹杂着点点悲伤。一九一七年五月，时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的父亲，为维护民主法治的公义，把贪污巨款的交通总长许世英拘押起来，还不准保释。

这便是她的父亲，刚正不阿，连上级和民国政府有头有脸的人物为此事打来电话，他都没有妥协。只是这样“铁面无私”的模样，得罪了不少人，第二日，他便被停职审查，杨家一时间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六月，张勋复辟，乱了北京城，也乱了人心。为了家人安危，父亲只得带家人去外国朋友家避难。那时，杨绛的两个姐姐在上海读书，正值暑假，因北京太乱便没让回来，只去了无锡老家。只是想家心切的二姐，回校没几天便得了风寒，进了医院。

母亲得了消息，很是不安。母女连心，或许她已感觉到些什么，她当即乘船去了上海。只是还是晚了，当她赶到上海的医院时，杨绛的二姐已目光涣散，直拉着母亲的手哭。

不久，母亲回了北京，只带回了大姐，杨绛再没有见到过二姐。而母亲，也因为伤心哭坏了眼睛。看着神色悲伤的一家人，只有七岁的杨绛从那时便懂事了，为二姐为母亲伤心流泪。

因着双重的打击，父亲杨荫杭悲伤不已，于一九一九年秋辞官南下，这一次，他们回了故乡。

磕磕碰碰，历经颠簸，杨绛终于见到了老家的山山水水。他们住在庙堂巷的一所房子里，那是处有小河从庭院流过的院落，杨绛可以站在自家厨房外的小桥上眺望来往的船只，很是新奇。只是她的父母并不满意此处住宅，张罗着找寻新的处所。

这一张罗，便滋生了一场八岁之缘。世界很大，有时又很小，缘分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那天，父母去看房，心血来潮地带她同往，而那房子，正巧是钱钟书家租住着的旧宅。

没人知道，两个年幼的孩童，是否在街头巷角擦肩，只是她并没有在旧宅见到他。杨绛一家最后并没有搬进来，因为钱钟书热心的婶母告诉杨绛的父母，自从自己搬进这里，便没离开过药罐。只有八岁的杨绛，清楚地记住了此事。

许多年后，她向钱钟书提起那空旷的院子门口，高大的粉白墙，镂空花的方窗洞，还有那门口的两棵枝叶浓密的大树……真真记得清清楚楚，钱钟书直夸她记忆力不错。

或许这就是缘分，哪怕一眼，也是忘不掉。

后来，杨家把家安在了沙巷，杨绛转入大王庙小学学习。这是段短暂的时光，没多久，父亲病倒了，也不知是气候的原因，还是河水时原因，只是住过这房子的很多住户都得过很重的伤寒。

因父亲只信西医，他们便请来了一个外国西医，抽了血送去化验，只是并没有查出病因，病情却在日日加重。母亲看着躺在床上直说胡话的杨荫杭，急得不得了，自作主张地请来一位有名的老中医，老中医把完脉便说是伤寒。

母亲恳求中医开个处方，而这位中医只是摇摇头，说病人已经没救了。母亲听到这句话，顿时就流了泪。看着母亲的眼泪和探病亲友的叹息摇头，杨绛哀伤着，惊恐不已。

还好，父亲的老朋友华实甫来了。他是当地著名的中医，看着床上满嘴鬼神的老友，自是心疼不已。他答应试试看，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慎重地开了方子。

那一夜，他们一家人，忐忑不安地守在杨荫杭身边。世间总有奇迹，第二日，父亲睁开了眼睛，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杨绛高兴不已，她的父亲终于挺了过来。后来，已入古稀的杨绛回想到这段往事，忧伤地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父亲杨荫杭病愈了，只是这场大病，让本来就不宽裕的杨家更是困难。为了谋生，杨荫杭在一九二〇年秋将家搬到了上海，在申报社当起副编辑长，还重拾了律师旧业。

后来，他又嫌上海社会太过复杂，便在一九二二年定居苏州老宅“安徐堂”，并将杨绛转入了苏州的振华女中。这是所寄宿学校，她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依恋着温馨小家的杨绛，虽然很是不舍离家，但她还是不情不愿地住进了学校。

一到周末，她便兴冲冲地回了家，偎在父母身边，哄最小的妹妹阿必睡觉。这个妹妹刚出生不久，粉嫩嫩的很是可爱，还很像自己过世的二姐，她犹记得母亲那日悲伤的言语：“活是个阿同！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回来了。”

懂事的杨绛，因着母亲这份心，也会更加关爱这个最小的妹妹。她的母亲是慈善和气之人，对待下人也很是仁慈，而她也很是遗传了母亲的菩萨心肠，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十分体贴自己的父母弟妹。

在父亲伏案工作的早上，她会悄悄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盖碗茶，饭后，她又会送去削好的苹果或剥好的栗子和山核桃，午后她还会带着弟妹去别处，怕扰了父亲午休……

她是懂事心细的孩子，她做的一切父亲都看在眼里。一日，他叫住想要离开的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于是她就安安静静地伴在父亲身边看书，冬天往火炉添煤都轻手轻脚没有声响。

她是喜欢书的，这个文静的女孩，在书中寻到了内心的平静。有一次，父亲这样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她老老实实地答：“不好过。”

父亲接着问：“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她张口便说。

她的父亲笑着点点头：“我也这样。”

只是这爱读书的小姑娘，也有调皮的时候。一次寒假，趁着父亲午歇的时候，杨绛和弟妹一起围在书房的火炉旁偷烤年糕。只是一不小心，年糕掉进了火炉，一瞬间乒乒乓乓的声音响个不停。他们几个见闯了祸，便一溜烟都跑了出去。

一会儿后，他们又偷偷跑了回来，在门旁缩头缩脑地张望，见父亲神态轻松地坐着工作，便悄悄进来找年糕。而他们的父亲，一边忍着笑，还一边虎着脸假装没有看见他们的诡计。

看，当时年少，她便是这样乖巧懂事又不乏天真烂漫的小女子，怎能不让人喜欢呢？

传奇不可复制

场景转换，欲语还休。看罢杨绛的乖巧美好，再把镜头对准锋芒初露的钱钟书，看这个无锡才子如何扬名清华大学。

一九二九年夏，他和堂弟钟韩高中毕业。两人一起报考了全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钱钟书选了外国文学，而钱钟韩则是理工类专业，兄弟二人，一文一武，颇多了些傲视群雄的气魄。

转眼便是入学考试，试卷发下来，国文和英语，钱钟书大笔一挥，便是洋洋洒洒的文字飞扬，交了卷仍觉意犹未尽。而到了数学，他看着那一堆堆阿拉伯符号组成的道道题目，只觉天书般云里雾里，寻不到出路，只得草草答了便交卷大吉。

发榜那天，他与堂弟相约去看榜，两人赫然在列，钱钟韩更是总分排名第二。而钱钟书，国文和英语都是第一名，数学则只有十五分。后来杨绛戏谑钱钟书“数学十五分，考入清华大学”。

其实，按照清华大学的招考规定，只要考生有一科不及格便不予录取，钱钟书那烂到爆的数学成绩，只能被阻隔在高墙之外。可因为国文和英语两个第一名，他的总成绩排在了第五十多名，主管老师不敢做主，便将他的情况报告给了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罗家伦。

而罗家伦很是爱才，当他看到钱钟书的国文和英语成绩，赞叹备至，破例把他录取了。此后，罗家伦对钱钟书也很是关注，对他的才华和诗作颇多夸奖。

因为这件事，钱钟书还未跨入清华大学的大门，便已有名满校园的声势。而他的堂弟钱钟韩，还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为了表明与堂兄道路不同，他选了上海交通大学。至此，两个手足情深的兄弟，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就此别过，分别踏上了文理两条道路，并在未来各自取得了属于自己的非凡成就。

在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清华大学，真可谓教授如云，学子济济。钱钟书入学时，便有文学院长杨振声、外文系主任王文显及叶公超、温源宁、吴宓等一干名流学者，还有普来生、瑞恰慈、温德等外籍学者。

而最令钱钟书喜欢的，则是那藏书众多的图书馆，当时他最大的志愿便是要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一名叫许振德的同班同学曾如是评论说：“钟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八四四号。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无论是课堂还是课下，他都只专注于课外书的阅读，从没有认真听过课，也没有记过笔记。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是名列前茅，有两个学年成绩皆为“甲上”，还有一个学年得到破纪录的超等成绩。

一名叫饶余威的同学这样说：“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带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考第一。”

另外，他还提到钱钟书的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大学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之手笔。”

其实，除了这个被称为怪癖的习惯外，他还在读书笔记上大下功夫，不管是宿舍的书架还是书桌，那一摞摞写满心得文字的笔记本随处可见，有的甚至堆到一尺多高。

他喜欢读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悟性，无论多么艰深的书籍，他都可以不费力地领悟。并且，在高谈阔论时，他可以将广泛涉猎的知识学以致用，什么黄山谷的诗句，什么古罗马作家的名言，都可以信手拈来，甚至可以立刻找到出处。

另外，他还鼓励别人读书，能够为旁人不假思索地开出颇负建设性的书目，并能将书的内容优劣详细列明。一次，吴组缃找他推荐三本英文禁书，他二话不说，当即写出四十多本，书名、作者及内容简介都罗列详细，写了满满正反两面，看得同学大为称奇。

自古有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钱钟书的文章写得极快，却又总是语惊四座。同学郑朝宗如是说：“我曾亲眼见他在人前笔不停挥地写出文采斐然、妙趣横生的书札；又曾眼见他给学生改英文作文，把一篇命意修辞都很寻常的东西改成漂亮的文章。”

在校期间，他常常在《清华周刊》、《新月月刊》、《学文周刊》及《大公报》等杂志报纸上发表文章，以书评、散文为主，中英文并用。他的文章，说理透彻，旁征博引，洋溢着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连在政界赏识提拔过周恩来和朱德的张申府教授也在《大公报》上称赞他说：“钱默存先生乃是清华最特殊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在现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

能考得上清华大学的学子，不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便是远近闻名的风华才子，实力当然都是不容小觑的。钱钟书同班三十人，虽然毕业时少了三人，但二十七位同学皆成为了名家学者──戏剧家曹禺、小说家吴组缃、书评家常风、翻译家石璞……

只是立于鹤群间，钱钟书依旧卓尔不群，得到叶公超、温源宁、吴宓等一干名家教授的一致赏识。这样的殊荣，只他一人而已。吴宓教授更是如是感叹：“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人才，在老一辈人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因吴宓教授这句“人中之龙”，钱钟书便得了“清华之龙”的雅号，他的同班同学曹禺得了“虎”字，颜毓蘅则是“狗”，他们三人被称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三杰”，而他居“三杰”之首。并且他还是清华大学所谓的“三才子”之一，另两位是在历史系。

一九三一年十月，温源宁教授想要请他去英国伦敦大学教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刚步入大三的学生，这样的推荐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是极大的殊荣。他给父亲去了信征求意见，钱老先生看了自是喜不自禁，但他恐儿子太过自喜自傲，太过锋芒毕露，便告诫他“不要自喜”，钱钟书也打消了远赴伦敦教书的念头。

这么多年，父亲是了解钟书的，他怕儿子因着狂气毁了前程。在清华大学，他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连名教授们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甚至有人将他看作教授的“顾问”。只是满腹经纶的他，还怀有一身傲骨，敢与权威论长短，没受过他嘲笑批评的清华大学文史教授，可谓寥寥无几。

一九三二年，新文学大家周作人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一时间好评如潮，深受学术界的重视。而钱钟书却在《新月月刊》发表的书评里摘误指瑕，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根本误解、错误和不足之处。

在书中，周作人将文学划分为“载道”、“言志”两类机械图式：载道即遵命文学，在政府禁锢思想时起支配作用；言志则是思想繁盛时的先进文学，以明代公安三袁为典型。而他更是认为，反对封建思想的“五四”文学革命与公安派一脉相承。

钱钟书对这样的说法不能苟同。他在书评中辨别了“载道”、“言志”并非相悖的概念，“文以载道”、“诗言志”，一切只是分工的不同，多少“载道”的文人，作起诗也是抒怀以言志。有些东西，并不是简单的归纳派分，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他批评了周作人的概念不清和简单逻辑，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周作人哑口无言，无可置辩。只是这样毫不避讳的评论太露锋芒，总不免让当事人难堪。他禀性如此，到底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屑于为了所谓的人情世故做违心妥协。

他只是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与世界相对。在校期间，他不喜交际，更不会去拜访那些所谓的权威名流，连社团活动相邀也只是敬谢不敏。有人说他行为乖张，不近人情，也有人说他架子大、爱挑剔、爱出风头……那又怎样，他就是他，从不愿在那些虚与委蛇的应酬中浪费宝贵光阴。

才子的世界，不需要太多人懂。他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书要读，他要把那点点滴滴的时间积攒起来，在图书馆里消磨，在书海里遨游，如痴如醉。除此外，靠着自己的揣摩和悟性，他作了大量独具匠心的旧体诗，还成了石遗老人的门上客。

石遗老人，在旧诗中取法江西诗派，颇有一番建树底蕴。石遗老人性情孤傲，很少将世间诗人学者看在眼里，却独独对相差两代的钱钟书青睐有加，对他的诗作的意境与风骨也指点颇多。因为石遗老人，钱钟书舍唐诗趋宋词，诗写得也更快更好。

石遗老人降尊纡贵，亲切唤钱钟书“世兄”。两人谈诗论道，石遗老人常常拍案而起，惊叹：“世兄记性好！”石遗老人还如此品评云：“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识，惜下笔太矜持。夫老年人须矜持，方免老手颓唐之讥，年富力强时，宜放笔直干，有不择地而流，挟泥沙而下之概，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耳。”钱钟书说：“丈言颇中余病痛。”

石遗老人在自己编写的《石遗室诗话续编》中把钱钟书的诗册逐一点定品评，还特意为他附上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默存精外国语言文字，强记神思，博览载籍，文字淹雅，不屑枵然张架子，喜治诗，有性情，有兴会……”

传奇不可复制。他是钱钟书，读书著文，研磨作诗，自有别人学不来的风骨与性情。在清华大学，他用自己的学识与个性，征服了无数学子和教授，世间再寻不到一个如他这般的人物。

柔软中的钢铁

钱钟书已经来到了清华大学，并且过得如鱼得水。而那个望向同一片星空的女子，还会远吗？

时光追溯到一九二七年，那时杨绛十六岁，已是苏州振华女中高中部的学生。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她因个头矮，人还娇小，看上去就像十三四岁的女娃娃，没有长开，懵懵懂懂。

那时正是北伐战争胜利时分，动荡的年代，胜利的欢乐总是伴随着扩张百倍的激动，一个个游行队伍，群情激昂地涌上热闹的街头，学生运动更是此起彼伏，集会、演讲弥漫了那些兴奋躁动的日子。

有一次，学生会发动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杨绛同学也赫然在列。只是瘦弱文静的她，一想到自己如猴子般站在板凳上，被一群人围将起来，其中还不乏轻薄猥琐的男人，便觉得如当街示众般难堪，而自己那细弱的声音又如何能穿透喧哗吵闹的人群呢？

她不愿参加，却又没有推辞的理由，便想学当时古板人家的女学生，借家里人不同意的说辞推掉。周末回家后，她立即向父亲求助，不料她的父亲一口拒绝了：“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她的父亲是倔脾气，眼里容不得沙子。他是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张勋打败了一家军阀胜利进京，江苏省的名士乡绅联名登报表示欢迎，他并不愿欢迎这样的“辫帅”，可下属也自作主张加入了他的名字。他得知后，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便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没有欢迎张勋。

听到父亲这样毫不迟疑的拒绝，杨绛慌忙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她的父亲沉吟片刻，认真地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接着，他便将自己坚持在报上登启事的事告诉了女儿。虽然他知道有人会说自己不通世故，但他这样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杨绛苦着脸，有些底气不足地说了“敢”字。

第二天，她回了学校，说明自己不去参加宣传。当同学们问她原因，仍想不出充分理由的她，只坦白地说：“我不赞成，所以，我不去。”

在热情高涨的革命氛围下，这样随意的“不赞成便不去”无疑是泼冷水，她成了“岂有此理”的众矢之的，同学们向校长告了状，校长把她狠狠批评了一顿，但这个柔弱的小姑娘，倔强的小脸上只有雷打不动的坚持──不赞成，不去！

她是柔软的，文文静静，不言不语。但她有一个正派倔强的好父亲，他用自己的言语和经历，教会女儿要敢于坦白，敢于说不，敢于成为柔软中的钢铁。

事实上，她的坚持和选择是正确的。当被推选的其他三位女同学热情兴奋地进行街头宣传时，便有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起哄吆喝，还邀请她们明天去游园宣传。其实，这不过是借口，他只是想请她们游园吃饭而已。

那所谓的街头宣传，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了味道，而她“岂有此理”的坚持，也成了很有道理的先见之明。校长得知后，大吃一惊，下令禁止了女学生们这样的宣传。

她是幸运的，拥有温馨的家庭、关怀备至的母亲和以理服人的父亲。父亲从不会强迫她做些什么，连学习也是让她按自己的兴趣来。她喜欢诗词小说，便买来给她；他自己喜欢音韵学，但女儿对此却不感兴趣，他也不勉强她。

孔子云：“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便是杨荫杭先生的教育理念，让女儿顺着自己的天性学习成长，而他只是因势利导，并没有多加干预。高中时，杨绛还辨不清平仄声，他也不着急，只让她慢慢涵咏体味，并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而有一天，她也真的──自然懂了。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高中毕业了。她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只是刚刚开始招女生的清华大学，这年并不在南方招女生，她只得就近报考了东吴大学。

那个年代，中国虽然历经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文化洗礼，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却依旧束缚着广大妇女群众，去上大学的女孩是很少的，当然东吴大学的女生，也没有很多。

正因为女生少，文静且不善运动的杨绛，参加了排球队，成了一位很是神气的女排球队员，并在比赛时拿过中气很足的发球分，惹得啦啦队叫声一片。后来，当杨绛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排球比赛，还会眉飞色舞地说：“我也得过一分！”

长长短短的岁月，总是禁不住回忆。曾经，她只是跑得跌跌撞撞的季康，如今，却已成了亭亭玉立的女大学生，而她的父亲，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那天，父亲对她说：“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想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她知道，这话是父亲说给他自己听的，这一刻，她觉得父亲有点老了，有高血压，会头昏，不再如从前那样心力充沛。

她有些心痛。自己长大了，而父母也苍老了，原来，自己的每一分成长，承载的都是父母如水的光阴。她开始思考，怎样让他们省些心力，不再那么操劳。

从小她便是懂事的孩子，体恤父母。她的父母亲，也会为她的这份孝顺心而欣慰不已吧。

在东吴大学的日子并没有多少波澜，秋冬春夏，转眼便是一年，她成了一名大二的学生。这时候，她面临了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分科。

她是文理均衡发展的学生，不像钱钟书那样严重偏科，所以选专业也多了几分踌躇。不知为何，老师似乎都偏爱理科些，他们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自然是选理科好些，杨绛不置可否，只回家征询颇具智慧学识的父亲：“我该学什么呢？”

父亲回答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是的，喜欢的，便是最相宜的。只是这句让人豁然开朗的言语解决了惑，却没解决掉问题。杨绛喜欢文学，喜欢读小说，但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专业，只有同为文科却又大相径庭的法律预科、政治可供选择。

她打算选法律预科，这样可以做父亲的帮手，替已显老态的父亲分忧，还可以接触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为写小说积累素材经验。只是她没想到，当她告诉父亲自己的想法时，一向让她选择的父亲却是坚决地反对。

这么多年的法律生涯，他见惯了太多尔虞我诈的陷阱与倾轧，在这个动荡黑暗的复杂社会，想要维护正义的律师，危险系数是极高的，要时刻提防邪恶势力的明枪暗箭。

而他也十分了解自己捧在手心的女儿，不谙世事，简单纯粹，他又如何忍心眼睁睁看她跳入这危机四伏的漩涡？

于是，乖巧懂事的杨绛，选择了政治系。只是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她，自是对晦涩的政治没什么兴趣，只是在课堂上用功些，她将课余时间消磨在图书馆，读小说，学英语和法语，她还列了自学的课表。

大学三年级，她的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她获得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在那个出国留学很是风光的年代，这可谓十分难得的机会，可她并没有特别兴奋，只是将消息告诉了父母。

父母的态度也很是平和，没有表现出激动或忧虑的情绪。父亲只是如往常般说“如果愿意，可以去”，并表示，如果去的话，他会进行全力资助。

她想起父亲在自己刚上大学时，曾在不经意间说过的话：“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

她只是想起，因为她知道父亲的言语间会有些偏见。问题是，她虽然拿到了奖学金，可是还有需要比学费多一倍的钱作为日常的生活费，再加上往返的路费……这些加起来，并不是什么小数目，她放弃了，因为不忍心再给父母平添负担。

其实，对待留学，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见系里的老师都是留学生，便不见得留学生就有什么稀奇，更何况她对政治学并不感冒，与其去国外读不喜欢的专业，还不如去国内一流学府，学自己很是痴迷的文学呢！或许，冥冥中都已注定。时隔四年，她这块柔软中的钢铁，注定要走进那所当年没向她敞开的校门，更何况，那里还有等着与她邂逅的钱钟书。

后来，她考上了清华大学，也与钱钟书相知相恋，她的母亲如是开玩笑地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