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乌托邦宣战_有关顾准的故事

时间:2019-05-27  栏目:名人故事  

向乌托邦宣战_有关顾准的故事

第九章 向乌托邦宣战

在众神已死的荒原上,孱弱的顾准举起冷静到冷酷的手术刀,解剖起这段荒诞而疯狂的历史来——这也是他苟活于世的最后使命。

他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归纳为一个核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鲁迅忧虑道:“(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有鉴于此,顾准一次次扪心自问:革命胜利以后应该怎样?(www.guayunfan.com)重生的娜拉

林彪的叛逃让局势起了变化。

1972年7月,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明港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

很多人已失去住所,中科院统一把他们安排到学部大院。隔着一条长安街,对面就是公安部。彼时,顾准几个回京的孩子和顾庆莲都住在公安部大院陈枫的家里(其夫施义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顾准心情大好,特地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面带微笑的半身像,并翻拍多份,寄给子女和潘序伦等好友。

很快,便收到了潘序伦等人充满惊喜的回信。而子女,依旧杳无音信。

他想去对面看望家人,怎奈国安重地、朱门高墙,拦的就是他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顾庆莲想过来这边看儿子,也是困难重重,无法成行。

咫尺天涯,可悲可叹!

顾准的宿舍在学部大院8号楼2层,与同所的李学曾合住。

两人从院里捡来一个废弃的旧书架,擦净后用它把房间隔开,顾准住里面,李学曾住外面,各看各书,互不影响。

平时,不管顾准发表什么“反动”言论,李学曾都假装没听到。有这样一个令人安心的室友,故友们便都跑过来看望顾准,放言无忌,好不快活。

骆耕漠每次到访都用大搪瓷缸装着妻子做的红烧肉。张纯音私下对他说:“顾准身子这么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乏锻炼,要想些办法才好。”

于是,一帮好友不时拉顾准出去下馆子,并借机陪他逛街。

一次,顾准相中一盏有两个绿色灯罩的双头台灯,价格不菲。他坚持拿出所有积蓄,买了下来。

咪咪来访时,在两张小书桌的拼缝处看到这台醒目的并头灯,好奇地向他发问。顾准叹了口气,道:“过去在家里,我和妻子就这样摆桌子,共用台灯。坐在灯前,我感到汪璧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一起看书……”

此时的中国已是万马齐喑,一片寂寥。翦伯赞(1898—1968)自杀,储安平(1909—1966?)失踪,梁漱溟(1893—1988)禁言,熊十力(1885—1968)发疯……

在众神已死的荒原上,孱弱的顾准举起冷静到冷酷的手术刀,解剖起这段荒诞而疯狂的历史来——这也是他苟活于世的最后使命。

他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归纳为一个核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娜拉是戏剧名著《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厌倦了被圈养的生活,向往自由和理想,毅然从名存实亡的家庭出走,成为20世纪初无数憧憬新生活的中国青年心中最具影响的人物。

然而,对改变了一代青年价值观的娜拉,鲁迅却有不同的看法。在给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他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题目。

鲁迅忧虑道:“(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1935年,上海公演话剧《玩偶之家》,演员蓝苹饰演娜拉。她矫揉造作地伸出食指,冲着观众激情四射道:“你们不要以为娜拉那么不懂事!”

讽刺的是,30年后,这个“娜拉”成了“文革”的旗手,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有鉴于此,顾准一次次扪心自问:革命胜利以后应该怎样?

他辛辣地指出:“一些自称‘人民做主’的国家,能做到当前掌握权力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和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把现在和不远的将来用于乌托邦的献祭,必将导致徒劳而残酷的人祭。”

为广泛收集资料,顾准经常步行到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

晚上回到8号楼,草草扒几口饭便去找张纯音分享心得。每当此时,咪咪和她的工程师父亲便饶有兴致地坐在一旁听课……

正如同住学部大院的钱锺书身边聚集了一帮中青年的“钱迷”,顾准也吸引了一批热爱思考的“顾粉”,包括张拙园、张曙光等杰出的经济学家。

无论天赋、性格,还是才华、人品,顾准与钱锺书都不乏相同之处,但两人的境遇却判若云壤。

早在30年代,吴宓就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论学,钱锺书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陈寅恪不如钱锺书。事实上,左手《管锥编》,右手《围城》,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写情诗的钱锺书在治学与创作之间游刃有余,双峰并举,环顾20世纪,堪称独步学林。

同顾准一样,傲骨铮铮的钱锺书最讨厌趋炎附势没有节操的御用文人,曾大骂冯友兰(1895—1990)“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对郭沫若的迎合之作《李白与杜甫》更是嗤之以鼻。

“文革”中,上面通知他参加国宴,钱锺书不给面子,回绝道:“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赶紧道:“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哈!”来人怕不好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您身体不好,起不来,谁知钱锺书郑重其事地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很好!”

1982年,胡乔木(1912—1992)写了几首诗,请钱锺书帮他看一看改一改,并谦称自己“作旧诗总是没有把握”。

胡乔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可以说给足了“礼贤下士”的面子,钱锺书大可改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彼此都有面子。岂料他书生气发作,把胡诗大刀阔斧地修理了一遍,搞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

事后,钱锺书去信致歉,说“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得“好多不合适”。

话说得很客气,却难掩不屑之感。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早就担心儿子的禀性会招来口舌之灾,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即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可吊诡的是,口无遮拦的钱锺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体风平浪静,最惨也不过挨了记耳光,比之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差距不可以毫厘计。

何也?

因为钱锺书虽然呆,却不傻,政治敏锐性很强。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他就没掉进去,还在当年开春写了首预言诗:

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

作为一个超脱的读书人,钱锺书未必丝毫不过问政治,但绝不介入政治。与钱穆不同,他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透彻如他,虽然在已为人父后还会干出诸如大热天用墨汁在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的事,却是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

唯其悲观,所以逃离,闭门不问天下事,也不把荒唐的现实看得太严重,沉浸在学术天堂里。而反观顾准,正因其坚信世界会变好,眼前是错误的,所以要革命,要担尽天下忧乐,挽狂澜于既倒,哪怕被打成右派,剥夺一切权利,也要退而求其次,思考中国往哪里去。

他根本无法洒脱,无法游戏人生!

如果说钱锺书是笑看风云,陈寅恪是坚守底线,顾准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有段时间,顾准大量借阅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对上面刊登的经济学家鲍尔丁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推崇备至。他向前来学习的赵人伟介绍了这篇文章,让他翻译成中文。

赵人伟回去后发现难度很大。被顾准布置了类似作业的张纯音对他苦笑道:“我年轻时就能看懂原版的美国电影,但要翻译顾准给的文章,挨个查完单词还是无法理解。”

二十年后,当赵人伟重读鲍尔丁的这篇文章时,才发现当年是因为对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文观念不理解,才造成的障碍。而根据他的估计,拿下历史、哲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会计学等近十个博士学位,对顾准来说绰绰有余。

吹尽狂沙始到金

1972年11月,陈敏之怀着对久未谋面的五哥和母亲的思念,向所在干校请了假,来到北京。

他投宿在陈枫家,看到顾准寄给孩子们的信:

你们近况如何?我很想念。奶奶是否健在?也很想念她。附寄刚回北京时拍的八张照片。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照顾你们,我对未能尽好父亲的责任深感歉疚。不过,我存了一些钱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先寄去一张油票,表示心意。

信纸的下端粘着在当时珍贵无比,可以购买食用油的油票。

陈敏之哭了,愈发惦念起五哥来。

一番周折后,兄弟俩终于见面。当陈敏之推开顾准的房门时,只见他头戴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正坐在炉边专心致志地读书。

看到陈敏之,顾准立刻惊讶地站起身来。

这是他在“文革”期间见到的唯一亲人。两人十分激动,到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以示庆祝。

当晚,顾准感慨万千地对张纯音道:“我老弟来看我了。我们去吃烤鸭,结果边吃边流泪,出尽了洋相!”

陈敏之的到来勾起了顾准对亲人的思念。

他常常静默地伫立在窗口,目光穿过人头攒动的长安街,凝望对面,久久无语。

一天,赵人伟去看望顾准。只见他脸色蜡黄,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枕边放着一个摊开的相册,里面贴着从陈敏之处得来的子女和母亲的照片。

赵人伟问:“怎么大白天躺在床上,是不是病了?”

顾准软绵绵道:“听说小女儿已经回京,想和她见上一面,但是没办法如愿以偿,心里难受。”

还有一次,骆耕漠领到补发的工资,请顾准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结果他们到晚了,“老莫”客满,只好换一家小餐馆解决。

饭后,两人散步回去。在一个岔路口,顾准忽道:“从这边走吧。”骆耕漠便跟他转了弯。

走着走着,就到了百万庄顾准的旧居。

顾准在楼前停下,望着因妻子自杀而早已不复存在的“家”,眺望许久,满脸悲伤。

百万庄,承载了多少幸福与痛苦的回忆,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无论寒暑,他总要到这里来凭吊亡妻,寄托哀思……

后来,陈敏之多方奔走,还是没能解决顾准母子相见的夙愿,他带着遗憾返回了上海。

然而,自1973年起,陈敏之便不断写信到北京,将读书后的种种体会与疑惑告诉顾准,请他指教。兄弟俩的书信往来日渐频繁,交流的全是学术问题,一直持续到顾准去世。

这些保存完好的信件成为今人了解顾准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

七月,当顾准赶写《辩证法与神学》一文时,毫无征兆的肺疾向他袭来,以至于连续几日疯狂咳血。

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的医院是不懂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敷衍了事地查了查,说是支气管扩张,随便开了些止血药。

顾准无权要求进一步诊治。他拿着药回来,希望能像以往那样扛过去。

一天,曾深受国民党元老朱家骅(1893—1963)赏识的经济学家巫宝三来访。顾准非常高兴,道:“我最近在读吉本(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韩非子》。”

巫宝三:“吉本的书不错。我对韩非很反感。”话题一转,又道:“听说上面准备取消货币。”

顾准哈哈大笑。

巫宝三也边笑边道:“你是一向谈货币作用的。”

顾准:“你不也是吗?”

巫宝三:“劳动券太笨拙了,根本行不通。”

顾准:“对什么都不能盲从啊。”

炎热的夏季,顾准把他从上海带来的那身西式背带裤翻出来穿。半旧的背带裤配上白衬衫显得非常洋气。一些小孩遇到顾准,说他像革命电影里的资本家和坏人。顾准笑道:“穿这种裤子的不一定都是坏人!”

即使每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在遇到比他更艰难的友人时,顾准还是毫不吝惜地接济别人。加之买书的开销和替子女攒钱,他过着近乎赤贫的生活。

而在安贫乐道的顾准看来却无所谓。

人们时常见他拿一只破搪瓷碗,迈开大步,穿街过巷,到小店买甜面酱,回来时则小心谨慎地端着——滑稽的样子惹得学部的小孩纷纷模仿。

粗茶淡饭的清苦之余,是两部酝酿已久的皇皇巨著的出炉。

《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华夏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如何分道扬镳的?何以前者走向了民主,后者走向了专制?这是横亘在顾准心头长久的思考,也是《希腊城邦制度》追本溯源所要探求的真相。

而后一本着力探讨的则是,为什么中国的娜拉堕落了?带着疑问,顾准以恢宏无匹的勇气,写下一句句充满真知灼见的警句:

长期高喊激进的口号,追求绝对的完美状态,企图彻底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都是导致“文革”的历史基础。

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壅塞时的溃决。一百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溃决”如同“瓜熟蒂落”,以后还是渐进的进化。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

“史官文化”是阻碍中国人思考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批判。文化和历史决不能从属于政治权威。

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

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悠久。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

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

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

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假如,1929年恐慌时期,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资本主义不这样做,哪里有各式各样的批判——越南战争、吸毒问题、青少年犯罪、种族歧视、水门丑闻、自由放任是恐慌的根源、三千美元或两千美元年收入以下的人是贫穷线以下的人,等等。这样,就呈现出一种奇观,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地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做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却混下去了,有的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也起了一种揭发批判、促进改良的作用。现在英国的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家对于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的童工(《资本论》对此作了痛烈的揭露),谈到时还是情绪激越,起码也要讽刺几句。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家中,《资本论》还是一种重要的经典。不过着重的,总是它的批判部分。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

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作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必需的。

……

每一丝努力,都是对命运的反击

除了死亡,已没有任何事可以打倒顾准。然而死神却一点一点地在逼近。

长期的肉体折磨和劣质香烟带来的损害使他患上了肺癌。顾准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浑身乏力。

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拼搏着,在紧张的写作中,不断对自己笔下一泻千里的文字发出会心的微笑。

要知道,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时期,顾准压根没有写作的权利。他用生命抒写的这些文字,既无发表出版的可能,也无法在大范围内传播,只能指望它们“藏之名山,传诸后世”。

但更大的可能是:今天写完,明天就被销毁。

如果真理是太阳,顾准就是夸父。这种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的纯粹追求,是那些以著书立说为人生目标的文人墨客、名士鸿儒难以企及的境界。

顾准不是陈寅恪,也不是巴金。他无法从理念到理念,而不掺入感情。

曾经,他是最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而当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成为专制主义的根源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自我告别是痛苦的,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其惨痛煎熬无异于撕下自己的皮肉。多少人在这过程中蜕变、沉沦、发疯、毁灭,只有顾准迈过了门槛,靠的是推导和批判,靠的是实事求是地重估一切价值。于是,他为那个迷乱的时代留下了最掷地有声的回响。

癌症逐渐侵蚀顾准的气管,胁迫他的心脏。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的淋巴网,大肆吞噬他的白细胞。

顾准虽不清楚病因,却也深知病势不轻。为了争分夺秒,他每天一大早便揣着几个冷馒头和一个喝水用的旧酱菜瓶去往北京图书馆。

天色阴霾,紫禁城北边的城墙下,隔着一条灰蒙蒙的护城河,顾准的身影渺小而又坚强。

一切都像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早年在上海做实习生时的情景:甩开膀子,徒步去爱多亚路上班。意气风发,充满希望。

古雅的北图人迹罕至,寂寞萧条。管理员似乎也厌倦了这无聊的工作,动不动就打瞌睡。

静穆的阅览室内,顾准静静地研读着,思考着。没有人关心他破旧的借书卡上“顾准”两个字背后的含义,昔日的荣光与恶名早已湮没无闻,他就像书架上的尘埃一般,即使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来搭理。

只有真理,透过发黄的纸页在召唤他。

哲学是神学的敌人,它向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宣战,并郑重地告诉你,只有自性之光才是永久的神。

因此,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正如顾准所说:“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每天,他都在闭馆时最后一个出来,并逐渐感到体力不支。返回学部的路并不远,他却需要在中途休息一下,钻进弓弦胡同的林里夫家吃些茶点,再往回走。

林里夫多次询问他的病情,顾准总是乐观道:“我相信可以死在操纵‘文革’的人之后!”

因为持续的咯血和低烧,顾准虚弱不堪。他不得不去医院输血输液,并强制自己戒烟。

张纯音非常担心,劝他多休息,顾准却总是笑道:“老毛病了,不碍事。”

怕张纯音不信,又转移话题道:“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只待用文字写出来啦。你就等着看吧!”

张纯音兴奋道:“我等着看,看你即将到来的大丰收!”

转瞬到了1974年9月。九月意味着丰收,却也是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季节。正如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所说,“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顾准的晚期肺癌全面爆发了。

可怕的大吐血让他再次坐到了医院的门诊室。

医生应付差事地拍了个片子,仍言支气管扩张。顾准说了一堆好话,恳求深入检查,医生不耐烦地训斥他啰唆。

无奈之下,顾准只好自己去买止血的特效药云南白药。谁知,这种热性药剂反倒加重了病情,使他极度虚弱。

已然命若琴弦,依旧痴心不改。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从布拉德莱的《逻辑原理》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不知疲倦地写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物我两忘……

十月十六日,顾准彻底卧床不起。

在给陈敏之的信中他写道:“咳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我自己无奔走力量……”

张纯音、骆耕漠、林里夫、吴敬琏、赵人伟等闻讯一一赶来照料。他们坐在顾准沾满血迹的床头,悲哀地望着这个被医院拒之门外的重病患者,忧心忡忡。

十一月初,顾准已严重到每天卧床吐血三百毫升(一罐可乐)的地步。在众人的强烈呼吁下,驻经济所的军宣队终于出面把顾准送到了反帝医院(协和医院)。

但因是右派,仍住不进病房,只能睡在走廊上临时观察。医生们浮皮潦草的态度,说白了就是等他自生自灭。

骆耕漠见顾准躺在混乱嘈杂的过道上生不如死,心急如焚。年逾六旬的他拄着拐棍,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

情急之下,他想到原淮海区战友杨纯(1917—2005),此时正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一番陈说,正直善良的杨纯爽快地答应了。

她打了个招呼,反帝医院破例收下了“反革命分子”顾准,还把他和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安排在同一间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