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地狱一念间_有关顾准的故事

天堂地狱一念间_有关顾准的故事

第六章　天堂地狱一念间

经中科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并为他举行了摘帽大会。顾准“洗心革面”地表示：感谢组织感谢党，自己一定再接再厉，拥护“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争取早日恢复党籍。

回到家里，门刚一关，他便严肃地说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

人民的大会堂？

1960年，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中科院担心下面的人被饿死，发通知让顾准等人返京，另觅新的改造基地。(www.guayunfan.com)临行前，顾准在日记中一语成谶地总结道：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自然灾害’），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物质的补偿！”

沈万山最后一次大发淫威：回去后一律不准传播这里的见闻！

欢送仪式非常隆重，县委领导齐齐送行，搞得跟拍戏似的。返京人员集体高喊口号，以示继续革命的决心。

上车后还频频招手，都做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恨不得插上一对翅膀，赶紧逃离这处魔窟，一辈子都不要再提起。

“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顾准这样形容离开商城时的心情。

颠簸的汽车上，摇晃的人群挤碎了挎包里的豆馍——这是一个好心的老乡临走时塞给顾准的。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信阳俯拾皆是的炼钢炉。当汽车驶过名震全国的“超英”“超美”公社时，顾准发现，所谓的赶英超美的“模版”，不过是两个破集镇，连江南最普通的农村都比不上。

一月二十日，坐着被信阳百姓视为“诺亚方舟”的火车，顾准抵达北京。

换乘中科院派来的大巴，在动物园门口下车，往南走两公里就是顾准的新家——百万庄职工宿舍。

这一带在当时非常荒僻，几十栋一模一样的红砖楼鳞次栉比，宛若迷宫。

两年前，顾准被打成右派，一家人从中科院的专家楼搬来这里，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两年间，从赞皇到商城，顾准在新家待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至于当他扛着行李回来时，摸黑找了一个多小时，才认出自己家的单元楼。

窗户里黑乎乎一片，家人均已安睡。

汪璧听到动静，起身开门。对顾准的蓬头垢面，她一点也不惊讶，能活着回家，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顾准换了衣服，洗漱完毕，在台灯前枯坐。

身处北京，心却留在了商城。日记中他写道：“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再过七天就是农历新年，顾准稍事休息，外出散心去了。

在天安门广场，他看到《人民日报》上铺天盖地介绍过的“十大建筑”。这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工程，以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为代表。

望着这些气势恢宏的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建筑，顾准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信阳那些倒毙在路上的浮肿尸体。

他已无法融入这个时代，只能在家同妻子倾诉衷肠。而作为财政部的处级领导，汪璧不知该如何面对丈夫所说的那些“天方夜谭”，更不要说被严重洗脑的孩子们了。

落寞的他只好对着日记本倾诉：

“厉行上调后，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顾准一天到晚表达不满，句句反动。比如说农村应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群众去商店买钉子，只有大钉子，没有小钉子，因为国营工厂按吨计算产值，不讲实际效益。

更恐怖的是，顾准还经常给子女普及一些诸如“马克思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论述不一定正确”的观点。

有一次，一个亲戚来家里做客，顾准比画着跟他讲“大炼钢铁”：在泥地里挖个坑炼铁渣，泥土导热，你说怎么炼？

亲戚吓得脸色苍白，落荒而逃，汪璧为此很不高兴。

因立场不同，长女顾淑林经常和自己的右派父亲吵架，她凛然的神态深深地刺激了顾准。在同汪璧商量后，夫妻俩决定：今后就让孩子们把顾准当“反党右派”来看，不再争论，以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正常成长。

谁知，这个痛苦的抉择竟草蛇灰线地为日后埋下一出更大的悲剧。

陈云的惊诧

春节刚过，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特派至院属的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饲养场占地一千余亩，养猪养牛、种植粮食，专为中科院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提供食品。

给顾准安排的职务叫“参谋”，工作比较清闲，伙食令人垂涎。

静养了一段日子，顾准的病体逐渐好转。他开始抓紧时间读书——天知道这黑暗的时代，暴风雨何时又会落下来。

从休谟到康德，从黑格尔到杜威，日复一日的苦读让顾准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而对西方历史的研读，又使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有了深刻的认识。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顾准为了让子女跟他划清界限，痛苦地选择了自我隔离，连节假日都不回家，只是当购得鸡鸭等紧俏食品时，才带回去给他们补补身子。

汪璧为了让顾准能尽情买书，让他自由支配饲养场发的50元补助，而以自己每月180元的工资承担全家老小的生活。

她没有别的指望，只是默默地祈祷顾准逐步向组织靠拢，家庭早日恢复常态。

顾准则一副“我改造好了”的神情，几乎不开口说话，每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闭门读书，连春节都不回家，留在饲养场加班，终于感动了组织。

1961年11月，经中科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并为他举行了摘帽大会。

会上，顾准“洗心革面”地表示：感谢组织感谢党，自己一定再接再厉，拥护“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争取早日恢复党籍。

大会圆满结束，顾准带着一大摞书稿回到家里。

门刚一关，他便跟换了个人似的，严肃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把迎接他的家人彻底吓傻了。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犀利地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农民就不服。”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说：“如果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也不检讨，将给我们党造成恶劣的影响。”

压力之下，毛泽东当着全国七千名代表做了检查。

六月，陈云下基层，回家乡青浦县的小蒸公社做调研。

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便是富足的鱼米之乡，可“大跃进”后，这里的农民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时，竟把原本用作绿肥的红花草吃光了。

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见许多农家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能搓下不少麦子。

陈云问一个农妇，到底能搓下多少麦子。农妇说，攒起来有一斗哩。陈云大惊，并很快猜出了答案：农民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等把麦秆分回家后再仔细弄，如此便能多得些口粮。

陈云感慨道：“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有办法应付的。”

接着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陈云，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陈云算了笔账：允许私人养猪时，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强烈的对比，又让他大吃一惊。

更让陈云惊讶的事还在后面。傍晚，他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

陈云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早就化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只好用碗来卖。

陈云听后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捕鱼，清晨运到上海城里去卖。但实行统购统销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来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及其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其统一运到上海，以保障供应任务。

如此来回运输，耽误了时间，把活鱼生生运成了死鱼。无奈之下，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运输费和手续费，价格比以往高出不少。

陈云听说后，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对方很为难，说如果这样做，必须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秘书说：“我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

此后近二十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在同老乡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众人答：“好人。”

陈云意味深长道：“我虽然是好人，却办了错事。”

回京后，陈好人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写了封信，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研报告。

以此为契机，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建设的道路。刘少奇等人抓紧来之不易的机遇，主持恢复经济。

春花烂漫，冰雪消融，顾准欢欣鼓舞，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他又一次对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正如三十年前那样……

市场经济第一人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1962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略有好转，经济也逐渐复苏。

三月，刚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调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敲开了老友顾准的家门。

两人相见甚欢，感触良多，再次讨论起中国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一直在为“价值规律”奋战。他公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说“一步登上共产主义的青天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并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许多工厂不讲成本，不讲价值规律，上缴利润很少。还有的企业在靠救济过日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应该提倡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

国家统计局毕竟是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地位同国务院不相上下）的下属单位，孙冶方不敢公然挑战计划经济的“国策”，只是呼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同时，折中地补充了一句“不是指听任价格自发涨落来调节生产”。

其实，真正的先知是顾准。

早在1956年初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时，顾准便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搞好经济，只能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以任何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更不能“以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传世之作中，顾准挥动如椽大笔，振聋发聩地写道：“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

要知道，那是党内找不到一个人相信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无缝连接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孙冶方沿着老友未竟的路一直走下去，奠定了其领袖群伦的学界地位。然而，在1983年逝世前夕，他严肃而郑重地对弟子吴敬琏说：“我于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文章的启发。”

以此为据，吴敬琏后来指出：“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回到1962年。孙冶方这次登门探访，是想请顾准出山，重回经济所。

顾准对老战友的关心和提携感动不已，接受了这一诚挚的邀请，因为经济所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娘家”。

孙冶方四处奔走，上下协调，终于办妥了报批手续。五月，顾准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他被分配到政经（政治经济学）组，组长是另一个老友骆耕漠。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顾准从苏南调到苏北，协助时任盐阜区财经处处长、陈毅最信赖的密友骆耕漠工作，担任副处长，由此两人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真挚友情。

骆耕漠亲切地欢迎顾准的到来，他伸出双手，连道：“回来了就好，我们都是了解你的人！”

在孙冶方和骆耕漠的关照下，顾准得到一间专属的办公室。

书架书桌一应俱全，角落里还有一张铺着洁白床单的单人床——同饲养场的条件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当年轻的女研究员张纯音闻讯前来看望传说中的顾准时，发现这个年近五十的“摘帽右派”正高兴得在床上滚来滚去。

回所的第一个周末，顾准特意买来好酒好菜，亲自下厨，为家人烹制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他把在单位的见闻同妻儿分享，并宣布以后除了读书写作和照顾家庭，别无他求。

汪璧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满怀希望地向丈夫举杯致贺。

经济所“收容”了一批在政治上失势，但理论水平很高的党内干部，级别最高的当属前总书记张闻天。

自从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张闻天便发配到经济所政经组当研究员。因为保留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头衔，他每天还能带着警卫员和秘书坐轿车来上班。

除此之外，政经组还有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巫宝三（1905—1999）以及吴敬琏、张纯音等青年俊杰，一时间人才济济，群贤毕至，被戏称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在骆耕漠的领导下，政经组思想活跃，学术氛围极其浓厚。

平心而论，顾准的性格缺陷非常突出。他善于独立思考，也爽快实在，但城府不深，自尊心强，遇有争论，往往得理不饶人。

这样一颗近乎透明的赤子之心，遭逢那个特殊的时代，注定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

然而，在经济所这个人人平等、追求真理的“雅典学院”，顾准身上的“刺”却被视为可贵的知识分子本色，受到充分的理解与包容。

随着中央开始试行“包产到户”“自由市场”，孙冶方预感到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时机到了。他给顾准下达了任务：从改革现行会计制度的角度对“利润挂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每月150元的工资不能白领。奋笔疾书中，顾准的眼前闪现出20年前那一幅幅炮火连天、激情燃烧的壮丽画卷。

再当一次“右派”又如何？

1962年9月，顾准到上海出差，调研国企的会计状况。

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回乡，趁机拜访了暌违多年的潘序伦。

在赴潘宅途中，顾准钻进一间书店，竟发现有揭批“右派”潘序伦“反党罪行”的小册子在出售，便好奇地驻足翻阅，结果笑了个半死。

原来，编书人把潘序伦曾让他这个地下党代写专著的事也作为重要的罪证罗列出来……

岁月如梭，顾准已从当年活蹦乱跳的小伙计变成了阅尽沧桑的中年人，潘序伦更是白发苍苍，廉颇老矣。

话别时，顾准希望潘序伦送他几本会计学方面的书，早已看破红尘的潘指着家中汗牛充栋的藏书道：“我现在根本用不着书，你喜欢哪本就尽管拿走吧。”

顾准选了二十多本，提着满满一兜，在潘序伦的相送下走出大门。

此番一别，竟成永诀。

忙完公事，顾准又去探望了打小便和自己最亲的大姐陈秉珍。在聊到极“左”路线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尤其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顾准激动地喊道：“老和尚（毛泽东）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

陈秉珍惊惧交加，连番软言相劝。

闲谈之际，大姐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帮忙照顾她在清华大学念水利的儿子宋德楠。

顾准欣然应允，却没料到同外甥的联系日后竟酿成弥天大祸。

1963年初，北京经济学会召开研讨会。在会计组的讨论中，顾准把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是成本和利润的计算体系”。如此一来，会计制度的改革，就必须紧紧围绕为企业利润服务这一核心。

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终于得到了理论上的有力呼应。

然而，政治的云谲波诡永远超出顾准的想象。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他“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并重提“三面红旗”，号召国人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经济所作为全国经济的舆论风向标，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更微妙的是孙冶方和刘少奇的关系。

两人很早便相熟，1941年，刘少奇的著名文章《答宋亮》就是对孙冶方（宋亮）来信的回复。

孙主持经济所后，刘少奇一直表示极大的关注，经常约他到自己家谈话，以至于《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1904—1984）阴阳怪气地对人说：“经济所？那是刘少奇直接控制的理论阵地哩！”

早就上了黑名单的孙冶方多次被康生邀去“座谈”，他明知这是阴谋，却不顾好心人的劝告，坚持参加，并说：“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在一次中科院的扩大会议上，一个年轻学者劝孙冶方：“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

孙冶方淡淡道：“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对康生而言，一直为孙冶方献计献策的顾准更是老相识了。

1948年，在整风中犯了众怒的康生被毛泽东下放到山东省渤海区，负责接待的便是区委副书记顾准。

生活奢侈的康生养了条大狗，天天逗狗玩，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喂鲜肉给汪星人吃。

顾准看不惯，便在机关议论了一通康生的生活方式。谁知非议传到了睚眦必报的康生耳中，从此在他心头埋下了深深的怨念。

1957年“反右”时，顾准的右派帽子就是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自圈定的，一边圈一边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孙冶方只好象征性地把顾准独用的办公室暂时取消，让他和另一个研究员共用一间。

顾准对此全不在意，依然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紧密配合战友，为财经改革方案提供思想资源。

而孙冶方为了便于顾准写作和休息，又给他在附近的经济所单身宿舍解决了一套住房。

两人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形势，在一次政经组的内部讨论会上，顾准慷慨悲壮地表态：“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的帽子！”

无论风刀霜剑，还是恶语相加，顾准和孙冶方总是无私无畏地联手走在经济改革的最前沿。每当顾准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便第一时间提供给自己的老友参考。孙冶方则在欣赏之余，立刻加以运用。

1963年底，《会计原理》第一卷杀青。顾准在这本新著中对苏联忽视企业利润的会计体制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并重新阐述了会计学的真谛，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迪。

顾准原计划写七本，提纲都拟好了，结果天不假年，只完成了一本。1984年，当《会计原理》残篇以三万册的首印出版时，91岁高龄的潘序伦强撑病体，用颤抖的笔撰写了生命中最后一篇序言。

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郑重指出：

“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识。”

为了向家人“偿债”，改善汪璧和孩子们的生活，顾准又接了译书的活。

在他辛苦翻译的外国文献中，最具价值的当属熊彼得（1883—1950，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这本40年代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名著第一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

熊彼得认为，过去界定民主与否，都看是不是依据“人民的意志”来达到某种看上去“公益”的目的。他推翻了这种研究民主的狭隘着眼点，指出：“民主是为做出政治决定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

熊彼得最大的贡献是分清了“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与“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以及程序的民主概念”。

顾准敏锐地觉察到，只有读懂了熊彼得，中国才有可能从以暴易暴的治乱循环中走出；才不会假自由之名，去干剥夺他人自由之事；才不会接二连三地涌现李自成、洪秀全……

孙冶方听闻译著杀青，非常高兴，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动该书的出版。本来商务印书馆已经答应承印，却因紧张的政治形势而搁浅，直到1979年才践诺，将这部珍藏了15年，纸页已经发黄的译稿一字不动地出版，以告慰顾准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