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浮沉雨打萍_有关顾准的故事

身世浮沉雨打萍_有关顾准的故事

第四章　真理的乱坟岗

他非常淡定，于专家楼前开垦了一片种植地，每天除了翻地浇菜，就是躲在家里读书。

之所以没有“三反”后的愤怒、颓废、迷惘，皆因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此番所受的打击，已非他一己之荣辱，而是关系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身世浮沉雨打萍(www.guayunfan.com)1953年1月，中央建工部一个副部长到上海视察，给顾准透露了一个消息：中组部已决定调顾准到建工部当财务司司长，汪璧也一起调往该部任处长。

春节过后，顾准安排好家小，便偕汪璧一同赴京任职了。

虽然建工部的风气还算团结和睦，顾准每天按时上班，处处谨小慎微，但在那个天天搞运动的时代，躺着中枪并不鲜见。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案发，建工部的时任部长陈正人（1907—1972）卷了进去，被认为是联盟骨干。

在批判会上，轮到顾准发言时，他避重就轻地说了两句，意图为蒙冤的陈正人开脱，结果立刻被戴上“陈正人四大黑金刚”的帽子，百口莫辩。

好在顾准历史清白，和陈正人素无瓜葛，调查组查来查去也没抓住把柄，只好不了了之。

陈正人被排挤出建工部后，部长之职暂由副部长万里代理。他组了一个班子，准备去洛阳筹建以矿山机械厂为代表的全国三大重点工程。

顾准的豪情再次点燃，他找到万里，表示自己希望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的建设前线去。

正好刚成立的洛阳工程局缺一个副局长，顾准打点行装便上路了。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东汉的白马寺、唐代的龙门石窟等众多名胜古迹，顾准四处调研后，对何以选这样一个地下古墓多到“洛阳铲”都成了盗墓代名词的地方搞建设深表疑惑。

但自觉人微言轻的他不再多事，而是在施工过程中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世界文化遗产——即使因此会增加许多劳动量。

工厂一旦盖起来，连同职工宿舍与配套设施，其规模堪比一个新城区。

厂区的规划由苏联设计院负责，可当施工队集结时，苏联专家关于新区道路的施工方案却还没做好。

顾准不想干等，为了合理利用劳力资源，他根据在上海积累的建工经验，组织民工修筑了部分道路，这样全面施工开始时，便于运输材料。

然而，如此未雨绸缪、因地制宜的行为，却触怒了蛮不讲理、迂腐教条的苏联专家，他们向新任的建工部部长刘秀峰（1908—1971）狠狠地告了顾准一状。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洛阳市委为了凸显政绩，对顾准的建议置之不理，非要仓促上马，在冬季露天施工。

为了给工棚里的工人御寒，工程局新来的调度室主任老石要求河南省委协助解决保暖用的草帘子。老石因为粗心大意，匆忙间在申请报告中将草帘子的总数多写了一个零。而顾准在复核时，因为事出紧急，也没细看，便签字送往省委。结果，省委立即组织几个县的农民停止生产，专门编草帘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事发后，老石非常害怕。顾准考虑到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不熟悉业务，便在洛阳市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检查，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虽然义举赢得了广大职工的尊敬，但建工部的刘部长来洛阳视察时，却认为顾准屡次犯错，已不再适合担任工程局的副局长。

刘秀峰在会上当场免了顾准的职，并用讥讽的语气对他说：“你大概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吧？！”

顾准一阵眩晕，差点跌倒在地。

天可怜见！自己放弃北京安逸舒适的生活，跑到洛阳艰苦荒凉的工地披星戴月、胼手胝足，为的就是有所作为。而新部长的意思却非常明确：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再奢望有什么作为。做得越多，错误越多罢了！

上海的冤屈无处申诉，现在又经此打击，顾准顿感前途未卜，黯淡无光。

1955年8月，背着党内警告的顾准返回北京，心灰意懒的他开始考虑远离仕途。

同汪璧商量后，顾准向建工部党组申请去中央党校学习一年。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1896—1992）思想开明，理论扎实。在他的主持下，党校气氛非常宽松，定期邀请罗瑞卿、邓子恢等中央领导来做报告，并请王淦昌、钱伟长等科学家普及物理化学知识，以使学员文理兼备，视野开阔。

当时的中央党校分两个班。研究班招收省部级（包括副部级）领导，普通班招收司局级（正厅、副厅）官员，学制都是一年。按级别划分，顾准被编入普通班。

这是含金量极高的一年，在学习班里，顾准听杨献珍讲唯物主义，听孙定国（1910—1964）讲辩证法，听艾思奇（1910—1966）讲历史。这些教员都是一时之选，国士无双，在他们的倾囊相授下，顾准的思想得到极大发展。

由于杨献珍内部声明“所有学员在学习期间发表的意见，既不揪辫子，也不进档案”，顾准经常语惊四座。他在日记中剖析道：“为什么封建主义总是表现为‘经典主义’？因为文化不普及，知识是教会和僧侣的专利品。我们现在的文化基础仍然不深不厚，因此偶像主义还是有市场的。”

上天似乎要给顾准这段话作一个绝妙的注解。第二天，新上台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便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篇震撼世界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表示“决不能把一个人吹捧到神仙般的超人地步”，并称斯大林在理论和实际生活中犯了不少错误，已经背叛了列宁的教导。

在对苏联亦步亦趋的年代，这样的猛料传回国内，人心之震撼，可想而知。顾准却平静地延续着他的思考：

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好解决，法制问题不好解决。帝俄与中国一样，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但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可结果却是发展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了一系列的准则，从而提供了一片发展斯大林式统治的土壤，思想上则是廉价的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现在绝对主义推翻了，对于西欧革命，无疑是取消了一大障碍，但在中国呢？

带着疑问，他通读了几遍《资本论》，在日记中独具慧眼地指出：“除了德国与捷克，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成员都是落后国家。而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苏联，紧接着就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中间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八十年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多少新的现象！我们的问题是科学地论证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深闭固拒，不加理睬。”

从党校到中科院

每个周末，顾准都会回家同家人团聚。五个孩子和顾庆莲已从上海迁来北京，一同住在建工部的宿舍。

闲暇时，顾准和孩子们打羽毛球，带他们滑旱冰、吃西餐。在与孙冶方、骆耕漠等老友互访时，他总是和汪璧一起出门。

时值夏天，汪璧一身清爽的长裙，秀发烫得蓬松微卷，显得秀丽而文静。顾准还是洋派的背带裤、白衬衫，潇洒利落。

党校的学习行将结束，建工部想让顾准回去继续搞财务，被已然醉心学术的他回绝了。

毕业那天，顾准带着一大堆新买的书回到家里，汪璧做了美味的菜肴以示庆祝。

天伦之乐，其乐融融，但汪璧已跟不上顾准的思想。她时常流露出淡淡的忧虑和寂寞，不知以后的路将通往何处。

建工部不想放人。顾准急了，他已和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谈妥，即将入职。万般无奈的他赶紧写信给刚刚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请求帮助。

在陈老总的过问下，建工部终于让步。

张劲夫是老地下党，对顾准的才华非常了解，本来打算安排他当经济所的副所长，谁知顾准已不想同政治有丝毫瓜葛，唯愿青灯黄卷，当个普通的研究员，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中科院对顾准很重视，在张劲夫的特意叮嘱下，后勤部在中关村新建的专家楼分给他一套高级公寓。

这里住的都是国宝级人物，顾准的家与钱学森为邻，面积宽敞。他对那间向阳的书房尤其满意，拉着来京探望自己的六弟陈敏之的手道：“能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研究学术，夫复何求？”

老友林里夫也在经济所，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问题，他只能担任所刊《经济研究》的副主编。

顾准的到来让林里夫兴高采烈，当即把珍藏的一套英文版《资本论》送给老友，乐得顾准合不拢嘴：“里夫，里夫，这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书啊！”

1956年是很多人记忆中的“最后一个春天”。随着“一五”计划接近尾声和公私合营的全面实现，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几乎每个月都有重大工业项目建成的喜讯传出。比如，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95%以上的县通了电话……

然而，见微知著。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完“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后，向陈云提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

东来顺是一家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纸、匀如晶、齐如线、美如花”，投入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又香又嫩，不膻不腻。

1955年，东来顺搞公私合营，改名为民族饭庄。结果，羊肉再也涮不出原来鲜美的味道了。坊间因此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羊肉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就不好吃了。”这些话都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陈云早就注意到，公私合营后很多老字号的质量明显下滑，比如全聚德的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对此，他专门做了实地调研，故当毛泽东提问时，当即给出了答案：

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到42斤的小尾巴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陈云得出的结论是：“我看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

可惜，毛泽东早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一个资本家后来回忆道：

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给你的原材料，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的风险和压力很大，也就没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到了隐患。

两位学者从制度层面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六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顾准紧随其后，惊世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草就，也在《经济研究》上全文发表。

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写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寻找的结论是：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

《试论》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出“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当时便能得到重视，至少能够少走三十年的弯路。

可以说，顾准就是改革开放的预言家。

张劲夫对顾准没有占据领导岗位始终心怀不安。正巧周恩来指示中科院成立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由另一个副院长竺可桢（1890—1974）兼任主任，张劲夫便提名顾准当副主任（正厅级）。

问题是顾准早已“觉今是而昨非”，准备大隐隐于市了，若再想把他拖回庙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张劲夫也不是吃素的，以善于做老顽固的工作著称。在他不厌其烦的劝说下，不忍一再拂人好意的顾准最终勉强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留他经济所研究员的位置。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顾准不想再以身犯险。

当时，中科院各部门的习惯是由党外科学家担任正职，突出专业性；党内干部任副职，强调政治性。

顾准和竺可桢一见如故，配合默契。并深知肩头的担子不轻，且意义重大。

综考会要勘探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在顾准到来前已经初步制订了六个省十二年的考察计划。

第一项工作便是和竺可桢陪同一位著名的苏联植物学家视察海南的橡胶林。

竺可桢私下向顾准透露，他很早就反对在气候复杂、台风频繁、土质不适的海南岛大面积种植橡胶树，但因该项目由斯大林亲自监督，便强行上马。果然，在广阔的华南农场，放眼望去，除一小片区域种植成功外，大多已是满眼的枯黄。

竺可桢痛心疾首地告诉顾准，亏损后，苏方片面违约，拒绝按共同经营的原则承担经济损失。竺可桢无奈，只好邀请这位90岁高龄的苏联植物学权威来到海南，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力争缩小摊子，降低损失。

顾准闻言，深感震惊。

返京后，中科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竺可桢海南之行的考察报告。会后，顾准协助撰写了《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呈交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引起高层的重视。

黑龙江上的斗争

1957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悄悄地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袭来。

“大鸣大放”开始了，全国各地的人们按照中央指示给政府提意见。各家报纸，整版都是群众来信；机关大院，大字报连篇累牍。顾准也时不时在同事间发表各种议论。

七月的中苏联合考察是针对由苏方提出的共同开发利用黑龙江水能资源项目的实地勘察。临行前，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1899—1992）向顾准交代了任务：协助竺可桢带队，仔细研究在黑龙江干流的什么位置拦江截流、建造巨坝，并与苏方协商。

苏联这边的代表是涅姆钦诺夫（1894—1964，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院士。

七月七日，中苏联合考察队在海兰泡登上苏联的退役炮舰“拉佐”号，顺流而下，沿途探查。

海兰泡，屈辱之城。原名大黑河屯，和黑龙江省黑河市原本是一个城市。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后，被帝俄割占。1900年，沙俄出动十万军队，以“护路”为名，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

勘测以此为起点，注定不会风平浪静。

“拉佐”号长30米，船舷上漆着苏联海军的徽记，十分威武。由于舰内的生活设施还没来得及改装，考察人员不得不挤在原来炮兵住的房间里，睡军用吊床，吃苏式饭菜。年届七十、身体瘦弱的竺可桢为此苦不堪言。

除了生理折磨，还有精神摧残。苏联专家一天到晚向中方人员炫耀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谈起中国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时，则一副不屑的表情。

涅姆钦诺夫更是不可一世，完全一副居高临下的指挥姿态，对比自己年长的竺可桢呼来喝去，还在众目睽睽下训斥、责骂他。

竺可桢涵养好，又自觉是个党外知识分子，哪敢同苏联老大哥派来的“钦差”顶撞，一直忍气吞声。

顾准看不下去了——竺可桢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世界闻名，上下推重，不能听任苏方肆意侮辱。

接下来的行程中，顾准不卑不亢地维护着竺可桢的尊严，并屡次提醒涅姆钦诺夫：你只是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而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应该尊卑有序。

涅姆钦诺夫气得暴跳如雷，并因此怀恨在心，指责顾准破坏了中苏友谊。

考察途中，顾准得到不少意外收获。首先，由于中苏汇率定得极不合理，以致中方对苏贸易吃亏极大；其次，当年抗美援朝，苏方所谓对中的“援助军火”，其实都是以五折购买的；最后，在苏联境内的工厂里发现了大批镶有日文铭牌的机床，证实了苏军驻扎东北时大量拆迁日据时期工业设备的传言。

而此时，双方对巨坝的选址也产生了重大分歧。竺可桢的意见是，坝址应本着双赢原则，选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太平沟一带，而涅姆钦诺夫则认为应选在上游靠近海兰泡的位置。

竺可桢私下告诉顾准：太平沟两岸地域辽阔，双方可开发的土地都多；而海兰泡附近，中方很难建成庞大的工业基地，水利电力资源都无法充分利用。兹事体大，他希望得到党内高层的有力支持。

顾准闻言，及时向聂荣臻通报了情况，在得到聂帅的支持后，以针锋相对的姿态，分毫必争地同苏方展开拉锯式的谈判。

怒不可遏的涅姆钦诺夫和受他影响的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激烈斥责顾准“反苏”。

这么大一顶帽子都扣上了，顾准索性坚持到底。

阿左狂欢日

不久，风向急转。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民建副主席章乃器、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等著名人士都因给共产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

顾准感受不到首都的严峻形势，更不知前方已是万丈深渊，还在口无遮拦地发表各种“右派言论”。

这些话都被陈剑飞暗自记录在案，发往北京，又在中科院内部那些党性很强的“革命群众”间口耳相传。

再加上被指为资本主义“复辟”抬轿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此番，插翅难逃。

果然，回京后，揭批顾准和一帮“反党右派”的大会便在天安门旁的中山公园召开。

面对一千多名不明真相、情绪激昂的围观群众，顾准步履稳健，相当平静。他紧抿着嘴唇，带着几许嘲讽，以睥睨的目光扫视全场，以大无畏的姿态面对这出人类历史上最可笑的闹剧。

由柯庆施（1902—1965）主政的上海市委落井下石地转来顾准在上海期间的“罪状”，最劲爆的当属那句“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众口铄金之下，又被演绎成了“顾准想取周总理而代之”。

批斗会由张劲夫主持。他非常难过，极力维护，不断向批斗大军摆手道：“这一点顾准已经说过，并无其事，并无其事。”

然而，群情汹涌下，顾准虽没有戴上更严重的“篡党夺权”的帽子，还是因黑龙江坝址选择的问题上严重“反苏”被打为中科院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竺可桢获知后，心情异常沉重——顾准是替他受过。高层为了保他这个国宝，不惜抛弃了顾准。心如刀绞的他想施出援手，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潘序伦、林里夫、钱伟长、费孝通以及竺可桢的儿子竺希文相继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顾准被批斗后，也不能再去综考会上班了。

他非常淡定，于专家楼前开垦了一片种植地，每天除了翻地浇菜，就是躲在家里读书。

之所以没有“三反”后的愤怒、颓废、迷惘，皆因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此番所受的打击，已非他一己之荣辱，而是关系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1958年春节，对顾准家而言可谓愁云惨淡。专家楼里，一片欢声笑语，只有顾家门庭冷落，无人拜年。

当邻居的小孩下楼放炮时，顾准的几个孩子也拿着爆竹想跟下去，却被顾庆莲阻止了。

林里夫前来探望时，顾准终于爆发。他指着建工部的《简报》，勃然大怒，肆意地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在老友耐心的宽慰下，方才逐渐平复。

1958年5月，中科院公布对顾准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下放至河北省赞皇县进行劳动改造。

顾准在楼门口和送行的家人拍了一张合影，穿着汪璧为他准备的篮球鞋，踏上了通往广阔天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