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头猪脑_有关顾准的故事

人头猪脑_有关顾准的故事

第五章　伤 城

顾准几次在暴晒下累得头昏眼花，心悸腿软，踉跄着几乎跌倒，却没人敢来搀扶。

每天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内伤连着外伤，噩梦接着噩梦。顾准已学会了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只有在日记中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疯狂的“大炼钢”

在河北省赞皇县，顾准目睹了一出荒诞剧。(www.guayunfan.com)在参加赞皇县土门村的“土法炼钢”时，他“有幸”躬逢了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上演的所谓“大炼钢铁”。

这真是土得不能再土的炼铁方法。

在一座座压根不耐火的砖砌泥抹的高炉里，在一个个由顾准等人亲手挖成的“地炉”（土坑）里，用完全达不到所需温度的火力进行冶炼。

最后只能炼出一堆毫无用处的海绵状铁渣。

对此，郭沫若曾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称“今年准超千万吨，几年就有亿吨强”。顾准则一边拉风箱一边嘀咕道：“什么炼铁？一场蛮干罢了，不讲科学！”

回到工棚，他又忍不住当众讽刺了几句：“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明摆着得不偿失。”

结果可想而知——迎来更猛烈的批斗。

事实上，自从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后，一种空前的疯魔便自上而下蔓延开来。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曾多次表达对经济冒进的担忧，周恩来要求各地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陈云则警告“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

然而，1957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他还直接点名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从此，党内再无人敢提反冒进。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人谈话。在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未加思索，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说，对，就按这么办。

三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产钢计划》，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达3000万吨，1962年可争取到八九千万吨。

毛泽东非常兴奋，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决策层并非没有明白人。一次，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找到陈云，希望他向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陈云无奈道：“现在不是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1958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今年要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3000万吨。

赫鲁晓夫搞过技术，中国的工业基础又是苏联帮着打下的，家底多大，一清二楚。因此，心中有数的他用外交辞令回答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

言毕，再无下文。

随同来访的还有援华专家团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1907—1998）。一次宴会上，陈云私下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吗？”

阿尔希波夫没有正面回答，只笑着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

宴会结束后，阿尔希波夫跟薄一波走在一起，给出了明确意见：“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薄一波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

阿尔希波夫苦笑道：“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的。”

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后，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半年钢产量只完成370万吨，离1070万吨的全年指标差距很大。曾向各国共产党代表夸下海口的毛泽东非常焦急，特别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一吨都不行！

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周抓一次钢铁生产，没完成生产任务的，区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同时，命令各省市自治区分管工业的书记马上赶到北戴河，召开工业书记会。

一周后，工业书记会开幕，薄一波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100个土炉子里只有一个出铁，那也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该向它学习。”

几天后，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和鞍钢、武钢等几家大钢厂的党委书记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挨个落实：1070，行不行？

问了一圈都说行，有的还立了军令状。最后问薄一波，薄出了个破釜沉舟的主意：“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

结果可想而知，地方上全疯了。

曾任鞍钢副总经理的马宾后来回忆说：“苏联专家规定的章程不要了，高炉拼命装料，眼见就是胡来，不合格的钢也出炉了。”

结果，鞍钢生产出来的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到42%。

广西一个新建的炼铁厂要请苏联专家去指导，可专家从报上看到那个厂炼铁是用木柴烧的火，死活不肯去；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厂完全由苏方援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高的特种钢厂。在生产汽轮机的大型锻钉时，中方为创造纪录，违反既定的工艺流程，热火朝天一阵猛干，炼出大量废铁。

据《光明日报》报道，开封师范学院和河南医学院两校停课炼钢，日夜鏖战。一个叫闻传烈的教授把家里烧饭用的破煤火炉抬出来支援炼钢，别人说他年纪大，冬天还要烤火，他坚定地说：“烤火是小事，炼钢才是大事。”

《天津日报》则称，本市河东医院建成一个小土炉，在欢腾的锣鼓声中，150多位白衣战士展开了一场炼钢的激烈战斗。年轻的女护士组成钢铁运输队，从十多里远的地方一夜之间就运来20多吨废铁。医生们在炼钢炉边忙个不停，有的用铁钎伸进炉里搅拌，有的用大锤锻打，留在科室的人一有空闲就放下听诊器，拿起20多斤重的大锤去砸钢。

年底，《人民日报》传来喜讯：1070万吨的钢铁产值超额完成。

然而，数字背后却隐藏着无比沉重的事实。

首先，炼出来的基本是质量不达标的废钢烂铁；其次，破坏自然环境。有的地方为了炼铁，砍光了山上的树；最后，全民炼铁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以至于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

在后来的一份交代材料中，顾准描述道：

我对土法炼铁根本没有信心，有一位青年同志到石家庄去学习地下炼铁炉，回来后传授大家照石家庄的炉式挖炉。他说了炉的式样、挖法后，我追问尺寸大小、详细规格，他答复得不详尽，而且说差一点不要紧。我大发脾气，说这怎么能算是传授先进方式云云。其实，我这不是对这位同志发脾气，而是对全民炼铁这一根本方针发脾气。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抬焦炭，我大发牢骚，说劳动中创造一点什么东西是极愉快的，可这种劳动却根本无益……

1958年，顾准在赞皇县先后参加了土法炼钢、三秋劳动，于年底暂时回到北京。

人头猪脑

1959年，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口号的鼓吹下，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

北京航空学院要求苏联专家帮忙设计时速3700公里的飞机，这让他们十分为难，因为只有火箭才能达到这样的速度。

北京大学则不等不靠，宣称半个月内完成了680个科研项目，超过过去三年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很快，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和技术报告。碍于情面，有关部门只得要求北大提交相关材料。于是，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国际笑话。

农村也不甘人后，河南省遂平县就出了个百年奇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延续二十多年的农村基层组织，将农民的全部财产和生产资料充公，实行集体劳动、粮食供给和报酬工分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今位于河南省驻马店遂平县，当时归河南省信阳管辖）。

嵖岈山带头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宣称亩产小麦已达3530斤（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只有500斤）。《人民日报》发来贺电，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隆重报道，称“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

几天后，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道：“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不久，钱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

作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地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后来，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回忆：“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

一个月后，信阳西平县的和平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体验版）宣布小麦亩产7320斤，经新华社报道后，震惊全国。

河南省委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核查，结论是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实情不忍卒读：

当遂平放出卫星后，信阳市委书记路宪文（1919—1993）找到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

在市委的指示下，西平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的数字问题。

会上，县委要求各农业合作社自报产量。报得多交得多，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肚皮开玩笑，因此各社相继报了比较客观的产值。

县委领导很不满意，一再施压，又报出400斤、600斤的亩产，还是难望嵖岈山之项背。领导急了，分别谈话，动员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

两社长见气氛不对，只好你追我赶地把产量往高了报，直至和平社放出7320斤的大卫星……

为蒙混过关，和平社用两辆大车从12个生产队拉来14640斤麦子，堆放到两亩“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

西平县出名后，吸引了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三个月之久，甚至连苏联都专门来电，要求中国政府介绍西平小麦“丰收”的经验。

产量是虚的，征收却是实的。西平的农民因不满县委发射超级“卫星”，爆发群体性事件，三百多人被打死，七千人逃跑。

一时间信阳大乱，成千上万的农民扶老携幼，不断涌向京广铁路，企图扒上开往北京和广州的火车，以求生路。

路宪文下令各县派出武装队，在主要路口设岗拦截。农民无处可逃，只得含泪就擒。

饥荒如影随形地降临到这片“恐怖世界、黑暗世界”（河南省委事后向中央检讨中语）。“三年自然灾害”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逾200万，死亡牲畜74万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

而被誉为河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受灾尤为严重，饿死100多万人，许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肆虐，饿殍遍野。

为了封锁消息，路宪文命令各县全面检查邮件，扣押了一万多封向外界反映情况的信件。

但是，粮食危机还是很快烧进了各大城市。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发现，在北方寻常可见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

尽管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城市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第一次登上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1磅。沿海的广东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难以买到肉食。

截至1960年6月，北京的库存粮只够7天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作为中国粮仓的东北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

华中最大的钢企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的发明则是“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开饭。这一办法在当时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大力推广。

很快，不久前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日夜攻关的科学家们专门“研制”了“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人造肉精等。这些“新生事物”看上去很厉害，其实就是把原本作为肥料或喂猪的玉米、小麦秆子碾碎了当粮食吃，而所谓的“人造肉精”则是一种食用酵母。

代食品中，最有名的当属水生植物“小球藻”。《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称：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五倍，比小麦高三倍。用小球藻试制的糕点、面包，质高味美，清香可口。

一个成都五中的学生后来回忆当年培植小球藻的经历：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先灌满清水，再加上小便，因为据说小球藻在小便浓度较大的环境里繁殖尤为迅速。接着把藻苗倒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先是发绿，继而发黑，最后发臭，藻类培养宣告成功，于是舀出两桶往大食堂的锅里倒。同时，向水池补足新尿两桶。如此反复，以确保同学们每顿饭里都有充足的小球藻……

商城没有商鞅

第二次下放劳动，在河南商城的铁佛寺劳动队，羸弱的顾准必须挑起一百斤的重担。

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长期吃不饱，顾准在担菜时扭伤了左脚，造成大腿骨严重下挫。

沈万山见顾准已干不了重活，便让他穿上胶鞋，到公共厕所清淤。

于是，顾准歪斜着身子，钻到厕所，一点一点把干稠的大便铲出粪窖，推到菜地去做肥料。

清完厕所，沈万山又命顾准挑着篮子去拾大粪。

当地有许多修水库的民工，喜欢随地大小便，经常把屎拉在犄角旮旯的地方，粪钳都钳不起来。

每每此时，顾准便得忍着剧痛，吃力地弯下腰，用手把大粪捡起来，再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

短短两个月，体面的衣衫便成褴褛。烈日当空下，顾准没有遮阳的草帽，为了防止中暑，只好包一条湿毛巾在头上，顺便用来擦汗。

大腿骨疼得愈发厉害了。

即便如此，轮他到菜地巡夜时，也绝不能请假。从午夜12点一直巡逻到黎明，翌日一早，还要照常参加十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

顾准几次在暴晒下累得头昏眼花，心悸腿软，踉跄着几乎跌倒，却没人敢来搀扶。

每天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内伤连着外伤，噩梦接着噩梦。顾准已学会了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只有在日记中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劳改人员在劳动中出汗厉害，想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谁知小人当道的沈万山却像恶霸一样狠狠道：“你们喝！你们的肠子会变成腊肠的！”“你们忘记了自己是有罪的人！”

其实，更惨的是水库上从事建设的民工，天天高强度劳动，口粮却严重不足，饥一顿饱一顿。

这天，已是隆冬季节，北风如刀，一个饥肠辘辘的民工跑到劳动队的菜地偷菜，被沈万山当场抓住。他残忍地喝令劳改人员把民工的棉衣扒了，痛打一顿，再将其扔到门外的冰天雪地里。

遍体鳞伤的民工行走困难，最后被活活冻死在附近的雪地里。

目睹这惨无人道的一幕，顾准实在无法忍受，私下说了几句怜悯死者的话。谁知小报告打上去，被沈万山抓住，召开批斗会，强迫顾准对他的“人道主义错误”做出检讨。

面对人性的完全泯灭，良知的彻底沦丧，顾准在日记中悲愤地喊道：“如果有一天能让我来审判沈万山哪！”

然而，在商城县委的包庇下，沈万山一直怙恶不悛，逍遥法外。

决堤的大坝

1959年7月，旨在有限度地纠“左”、就“大跃进”中全国范围内出现的饥荒进行反思的庐山会议召开了。

彭德怀在“万言书”中指出：

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

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非常不满，把彭和支持他的人打成“彭黄张周”（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为了迫使中央委员表态，毛撂话说：“彭德怀再带兵，我就上山打游击。”

会议形成决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

中国的经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义无反顾地奔向万劫不复。

商城。

颟顸的县委应对粮食短缺的办法，即便是以“何不食肉糜”出名的晋惠帝也无法想象——大力养猪。在县城附近投入巨资，建造“万猪场”。

当县委书记带队来铁佛寺选址时，顾准和几个劳改分子站在一旁悄悄议论“万猪场”将会建在何处。

顾准估计，八成会利用修筑水库后空出来的河滩地——至少不会占用农民经营多年的上等水田。

可惜，他又低估了领导的“热情”。

县委书记选定的场址，偏偏就是那片可以产出大量粮食的水田——只要“万猪场”建得气派，能供各界参观，就是浓墨重彩的政绩，至于“人都吃不饱，猪吃什么”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压根不在领导的考虑范围之内。

不久，沈万山吆五喝六地让右派们带着工具去摧毁水田。

亲手铲除这片可以救活不少饥民的上等稻田时，顾准的手颤抖了。

为什么越是美丽的乌托邦，就越显得残忍？当伟人的政治理想和人民的利益严重对立时，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意义究竟何在？

有梦想固然不是错，但强迫他人活在你的梦里，则大错特错。

夜深人静时，顾准拿出妻子汪璧的信，读着读着便呜咽起来。

哭累了他就盯着从小窗泻进来的一地月光出神，脑海中回响着日记中的话：

“手的变化最大。虽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宜于抚摸我的妻子跟孩子了。起茧皴裂，右手大指食指中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

但仍可握笔。

顾准爬了起来，写道：

对一般人要求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实际生活却又做不到这一点。空话连篇，相互欺骗。结果一边强调交心，一边极力掩盖。思想革命，政治挂帅做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可怜至极！十年前强调入城后腐化的危机，闯王（李自成）集团的危机是自上开始的，我们亦复如此。

正当商城县委热烈庆贺铁佛寺水库竣工蓄水之际，凝聚着数千民工血汗的大坝突然决堤了。

那些共产主义式的建筑还来不及登台亮相，便被咆哮的洪水以雷霆之势冲垮。

许多年后，当顾准回想起这一可怕的景象时，他写下了那句入木三分的警语：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平生所学供埋骨

劳动队不但戕害人的肉体，还摧残人的灵魂。

画家叶浅予后来回忆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靠说假话活过来的。”

在沈万山的催逼打压下，劳动队的学者学会了先自唾其面，再反咬他人，互相残杀，彼此蹂躏，既可怜得像虫豸，又疯狂得似野兽。

为了争取早日摘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大家争先恐后地摇尾乞怜，声泪俱下地扮演忏悔。等而下之者则献媚、告密、窥探、栽赃，连顾准也怀疑自己“是否变得卑鄙了”，不得不使人感叹这种“摘帽讹诈”的威力：

赵暴露思想，琐琐碎碎，我将她二军……赵所乞求的是脱帽子与做老婆，如此而已……杨自诩全无问题，样样都通。此人告密别人，鹦鹉学舌式地积极，奉承领导。

二日，我早起记笔记，冯顺站岗，也参加烧火。他利用灶火火花，观察我写什么，也侦察我茶缸里烧什么。冯对沈出奇地恭顺，目前属于告密者这一类。

我倒得到了沈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靥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北京宣布140余人（摘帽），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越紧，防范越严。

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是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顾准妻子）式的空想。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遍地哀鸿，人相食，灾荒报丰收，打肿脸充胖子……右派分子如何能摘帽子？只能来个10%左右，备备节日气氛，做一个政治勒索的资本，如此而已。

我的政治态度应该继续下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

的确，当无处控诉时，唯一可做的就是把它记载下来。在后来集结成册的《商城日记》中，顾准怀着绞痛，记录着浮肿、死亡和冰冷的统计数字之外那一个个死者的姓名：

三组的周为凤，肿死的；

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下一个小孩，人家给他送来；

昨晚附近路上倒尸二起，系工地民工；

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多个；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的，诚哉斯言（哥哥是劳动力）；

……

制度的禁锢不许人说人话。顾准写道：“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派机会主义者。”

饥饿褪去了廉耻的面纱，暴露出生存的本能：

劳动队的家当都是靠收集破烂撑起来的，不能辨明什么是偷什么不是偷；

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

……

恍惚间，顾准甚至怀疑中央不搞马列主义而改搞马尔萨斯主义（通过提高人口死亡率和降低人口出生率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了：

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

中科院给下放的右派定了粮食供应指标，虽已大为缩水，倒也不至于饿死。同周遭炼狱般的景象相比，劳动队竟成了天堂。

幸亏有《顾准日记》，使我们得以对当时的人祸之惨状，有更直观的了解：

十一月四日 晨三时

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二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破米还能买到。红薯未起，破口子储备起来，腌菜已达九千斤，这一场雨后，白菜茁长，还有胡萝卜。

徐云周是在避难所里，我对他说。现若他仍在农村，目击心伤，如何过去？

恐怕要过去明年春荒。在此以前，有一个避难所，于公于私，二方有利。

政策不转变怎么办？

可是这不以政策转变为前提。否则，这一类集中营还得扩大。

十一月十三日 晚九时

红薯收获，较去年在赞皇所见大为逊色。沙滩地是原因之一，基本原因是旱灾。气温降低到适宜于红薯生长的时间过短，霜冻来得太早，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像水果，不像薯块。

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一个新发明，用薯藤磨粉，徐云周调去做这件事。旱年本应如此，惜在劳动队见闻不广，形形色色的现象知道得少而已。

十一月十八日 清晨四时

上次雨后，基本无夜工。工地劳动定额为四十五车，五时半即回，似乎想抓紧学习。

领导水平太低，反右倾学习抓不起来。其实问题不在领导，而在群众。

于是，最近确定学习重点是《河南日报》十一月三日《大长节约粮食之风》的社论。

社论是“忙时闲时，粮菜混吃”老一套，所据消息是办得好的食堂如何吃法，标准是吃得好，吃得省，消息还有“顿顿有馍”之语。

其实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刘进明说，有些民工队一顿中午饭，每人菜一斤，红薯半斤。如何禁得人们不来红薯地捡薯头？

还是初到赞皇时的感觉。农村吃粮历来紧张，但是有冬眠时间，有男女之分。如今冬春不分，男女都下田了，粮食标准依旧已不堪设想，何况紧缩。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

十一月二十日 晨四时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晨三时半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民工队来买菜的多。

东风队来买菜，闲谈情况。每天十两，中午吃跃进饭，为米面中和蔬菜的糕。大体现存粮食，够如此支销，到达明年夏收，已算了不起了。

昨上午捡粪二挑。

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毛厕，心里是腻烦的。

在商城农场，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那是蛔虫。

蛔虫甚多，有一堆粪便，粪极少间，蛔虫倒有七八条。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晚九时半

今天县委库部长来决定县直养猪场建设在上菜棚与下菜棚之间，叫做千头猪场。据杨明昭画图时咕噜，准备发展到五万头。猪饲料呢？

连日用评比的方法发动暴露思想，暴露最多的是吃饭问题。

商城去年全县平均亩产600余斤，今年则达七百余斤。余济美说，赵家棚子的公共食堂停止供饭，各人自己设法，结果是各家吃菜。董副大队长说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今年征购任务尚未完成，想来下放干部对此普遍思想不通。

今年打下粮食，隐藏私分是普遍的，搜粮与停止供应也是不乏其例的。然而隐藏私分必定为量不多，中秋过后，吃饭问题已经紧张，征起粮食，明年供应，叫做细水长流，慢性饥饿必较今年更甚。

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

商城全县平均土地，每人不过七八分，用这个办法解决人口问题倒也好。

大量发展畜牧，而且是集体大猪场。将来还是让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还可以观察一番。

天气寒冷，蔬菜已基本上停止迅速生长。

蔬菜作为代食品，民工队竟来买撇的菜叶。菜园的白菜，可砍的可撇的都将完结。十二月，一月又是如何？胡萝卜还可以供应一时，以后大约是腊菜了。

不少菜地，原来分给个人的，如今蔬菜成为主要食品了，又归公统吃了。

刘方惠偷红芋六七斤给他的母亲小孩带回。

据说是小孩可吃生，其实还是饥饿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 晨一时半

昨晚所闻，胡萝卜市价二角。市场挂牌二分九厘。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

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

晨九时

蔬菜价格，民工回家，局势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劳动队是保险库，短期内不能解散，否则群魔乱舞，如何是好？

劳动队是艰难的，比之农村，犹是天堂。

十二月二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

被偷至少十几个。

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

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十二月五日 晨六时

截至三四天前规定病员吃豆浆时为止，肿病凡44人，脚病4人。

肿病续有发生。柳学冠也肿了。

十二月六日 晨六时

烧澡堂，代冯顺站岗。

叫醒张哲华时，取胡萝卜二个，小红薯三个。喝红茶，在外面吃生的吃掉了。

稀饭熟时，喝米汤一茶缸半。通体暖和。

共用糖9 Tea spoon full（满满9茶匙）。

三四天内无电，无夜工。商城城内也是一片漆黑。

决定加强学习。讨论题叫做“什么叫做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为什么人民公社——应该保护？”

厨房严禁外人入内。

倪济川、杨永新贴大字报反对厨房多吃多占，然而厨房的多吃多占取决于领导集团的多吃多占。

沈，每回晚回，必另做饭吃。昨天我特别观察谢德征给他做的饭，面疙瘩，加大量猪油，用芫荽。谢有胃病，不馋，分一杯羹给老姜。

昨晚用二个鸭子招待砌跃进灶的劳师傅，显然事后可以分润。

杨荫堂卖糖，非病号不卖，然而厨房的人大概都有。

回想从前我做首长时也相同。然而那时还是供给制。现在伙食费相同，还不准随便自购东西吃，而特殊化现象又不可免。不偷才有鬼。

所以我也偷了。

偷其实普遍之至。建猪场的人拔地里胡萝卜吃，我洗我的胡萝卜时，过路的人无不伸手。

十二月十五日 下午四时半 上棚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陈、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点红薯与胡萝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菜馆去吃它几次。

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原拟今晨早起，竟至耽误。

商城如今已无食品市场。卖糊涂的饭铺均已停止营业，月饼黑市已紧绝，只能通过医院或杨荫堂的路线买到少量。医院自己进行加工。酒也买不到。土酒没有，杨荫堂买到一点红酒是稀罕事，大曲全无。今晨他值岗，烤火时托他买瓶酒，回称“啥也没得”。

今晚稀饭很稠。新编桌，人数七，度打饭还按八人（即按八人那也是分量很多的），加上要我刮盆，吃得极饱。赵淑仁要让我一些，我拒绝了，她给了何祥福。

中午饭是没有吃饱的，分得似乎我这一份也特别少些。

十二月十六日 晨一时四十分

河这边的站岗是看柴火与萝卜种。萝卜种种下197个，被偷的已20余个。一般说来，这边的站岗任务不重。四时以前，不致发生事故。

晚饭吃得很饱，现在毫无饥饿感。

河那边的站岗是看西瓜地的胡萝卜，那是宝中之宝。严格说来，实在是看不住的，每天要损失几个。而且站岗的人，连杨文华在内，必定自己也吃。

昨上午担过了粪水浇麦，一阵阵冷，担不起担子。想想是发了烧了，到刘复生那儿去量体温，腋表，38.3度，给了全休一天的证明。

病了，该睡，刘复生给的是发汗、退烧、止咳的药，理该吃了去睡。可是要吃饭，不吃不能睡。刘复生不懂我的发烧——不，不懂劳动队全部人病情的性质。所以他的指导我是不听的。

回后，跃进灶第一次烧，蒸的饭根本未成，还差得远。穿上大衣，睡到十二点半，还差得远。一时半，吃了一碗米面糊涂，大家上工，我还是不睡。

我在灶堂子喝了一碗红茶，在躺椅上假寐了一二回。四时半，跃进饭吃成了，才睡下去，直到今天七时。

跃进饭十二两一盆，赵刚还给了我不少。发烧消化本会不好，结果是影响十分良好。今晨，稀饭吃七勺，大便极端良好。

我这是发烧。刘复生诊断是把脉，不量体温，他量不得。我，昨天与上次一样，一开始他也是不量体温，我要求了才量。把脉时，他说没有什么，感冒。加以我的脉搏本来低，有什么呢？

但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今晨刘复生跟病员在谈肿病病因。他说传染，但是县里没有肯定，不敢说。

其实，谁都知道是休息与营养问题。荒年，农村人吃草根树皮，全身浮肿，所在都有。而今，过度劳动加甚，没有瓜果吃了，没有月饼吃了，没有酒了，没有糊涂了，哪能不肿？

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跃进灶，就是用蒸饭代替煮饭，这在节约粮食消耗方面是有用的。因为容器直接是食器，流失减少，与火面接触损失的部分也就减少了。

杨柔远不懂得兢兢业业地处理新事物，第一次用跃进灶按通常程序，结果吃了大亏。实际上，烟筒还必须改装一次，使火力集中于第一锅，才算解决了问题。

吃饭制度，如是已经三变。

第一种制度，打在饭桶里，大家在桶里装碗。那好紧张，真是抢饭那。我吃干饭也不免少嚼急咽，还不免“干活一个不如一个，吃饭一个比一个厉害”的批评。那是何祥福的话。

看来第一种制度，在去年还行得通。粮食多，吃不饱可到工地食堂与小贩那里买鸡蛋、包子、干饭、馍馍之类吃，有人卖，也有钱买。

今夏，瓜果多时，也还勉可维持，紧张程度不免愈来愈甚。

第二种，那是十一前夕实行的，各人一盆，实行分饭。紧张程度减轻了，可是分饭时还不免紧张得很。

第三种，连分饭都不要了，定量下盆，各人直接从蒸笼里端。

贫乏出办法，那倒是真的。

可是以后再没有剩饭了，早起烧锅，喝碗米汤也办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