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城到息县_顾准的事迹

从京城到息县_顾准的事迹

第十二章　从京城到息县

顾准从房山回到经济所以后，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对此“很不习惯”——整天斗杀争闹、乌烟瘴气，原来祥和安静、堂而皇之的学术殿堂，仿佛一夜间变成人斗人的战场，真是匪夷所思。顾准感到十分陌生，因为这里充斥着打骂之声、卑鄙之事。每个人在这里都要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

顾准的心情十分杂乱，又静不下心来读书。这对一个酷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人，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仅仅十天，经济所造反派就召开斗争顾准的会议，在会上，他们纷纷谴责他所谓“反对毛主席和反党的罪行”，并责令他每星期交一份思想汇报。(www.guayunfan.com)自此以后，直到1967年5月为止，顾准在挨斗的间歇，在经济所院内或上街去阅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努力了解这次运动的意义”——顾准自述他对“文革”的感想：“所见的无非是‘罢官’，年底前后，逐渐了解运动的重点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20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在我脑中愈来愈形成一个明确、系统的观念，运动的性质，也逐渐地有所了解了。另一方面，由于我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毫无思想准备，我的世界观和我当时的处境，又决定我在群众运动中持有严重的保守情绪，对于运动初期出现的许多现象是很不理解的，抵触的。”“我对运动取消极态度，对自己的罪行采抗拒态度。”他愤怒地说：“我不能想象孙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想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不能想象，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地下独立王国，不能想象经济所内存在着一个张孙反革命集团，是刘少奇这个地下独立王国在经济所的代理人，不能想象这个反革命集团干了大量见不得人的里通外国的罪恶勾当。”

那一阶段，顾准在各个历史时期共事或认识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都已被“打倒”“炮轰”……其罪名不仅是现实中的“走资派”，更有不少人，一瞬间就变成了历史上的“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异己分子”……而顾准的态度则是：

我所采取的态度只能是：我既是监督劳动中的右派分子，无论运动发展状况如何，无论哪一派掌权，我都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跳出来”介入运动。但是，每天的劳动量既如是之少，剩下的时间如是之多，九月下旬起，我又恢复了我的读书生活。[1]

外面文斗加武斗，浊浪滔天，顾准却会“闲庭漫步”，逍遥自在吗？——不，他以冷馒头度日，蜗居斗室，开始了忧愤的研究计划——探究中国的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此田地，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正等待他毫不留情地解剖，他睥睨权势，不怕高压，他将寻求自己的答案。下面是顾准留下的一张书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20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两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滨逊[2]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3/4。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40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3]

由这张书单，可以窥见顾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感兴趣的，只是运动要找到他，使他受迫害。他博览群书而非食古不化，他的目光远大而视野开阔；学有所得、精益求精，由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益发清晰。这里补充一句，由顾准翻译的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一书，在他逝世后，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琼·罗宾逊夫人的著作，是由巫宝三先生推荐的。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在当时，凯恩斯主义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顾准过去并不知道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宝三讨论了之后，了解到她那篇《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意义之所在，并随后翻译了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的学说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

顾准遗藏：罗宾逊夫人著《非完美竞争经济学》（英文版TheEcono micsOfImperfectCompetition），后来由陈敏之转赠张纯音

走笔至此，读者不要以为造反派会对顾准“网开一面”特殊关照一下。由于他的思想汇报只写上三言两语，被视作“完全不接触思想”，造反派头头动辄批斗他，说他态度不端正，“写思想汇报敷衍了事”，接着来顿“喷气式”的游斗。

但是，顾准对外调等材料写作态度极为认真，实事求是，因此也要遭到责难。张纯音清楚地记得：“顾老是个硬汉，在强权面前从不屈服。‘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给本所的人前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是实事求是的，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任意写些不负责任的话。‘文革’初期，有几个红卫兵到所里来，要顾老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顾老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老怒目相视，也就打不下去了。以后顾老交给他们的材料仍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4]

遭受相同待遇的还有他的老友孙冶方、骆耕漠等人。有篇文章这样写道：孙冶方病了。造反派头头看完病假条，搓成一团，塞进裤袋，然后将一块七八斤重的小黑板挂在孙冶方脖子上，递给他一面破锣和一根小木棒。“牛鬼蛇神”中第一名便是孙冶方，跟在后面的是张闻天和骆耕漠、顾准、巫宝三等十几位老共产党人和正直的经济学家。每次都从三里河“游”到天安门广场，然后列队“示众”。“批斗”和“苦役”，在孙冶方看来也得到一种锻炼。“锻炼”的空隙，他就与几位难友探讨理论问题，相互勉励。[5]

孙冶方知遇顾准，后来也成为其罪名之一

顾准和孙冶方是极好的朋友，“文革”初期，他们两位都被打成“黑帮”，造反派“勒令”他们打扫经济所办公楼的过道和公共厕所。他们每天去得特别早，那时楼里还没有来人，他们就趁这个机会边干活，边交换思想，讨论对“文革”的看法——纵使环境如此恶劣，他们仍然坚持思考，弦歌不辍，敢为历史作证。王元化说得好：“我认为坚贞敢言之士和羸弱怯懦之辈到处都有。像顾准这样的人不会是孤立现象。”[6]

虽然“文革”大混乱中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却是两位学者颇愿驻足久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讨论犯禁的问题才能遮人耳目。有时，个子高的顾准弯腰劳动累了，便走出厕所，拿起一把滴水的拖把，在造反派面前摇来摇去，公然开个玩笑，气得造反派直骂他“顽固不化”。

顾准和孙冶方的“厕所讨论”并未能持久。这一阶段的共同劳改生活过后，他们两人便再也没有倾心交谈的机会了。他们只能在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上相逢，以轻微的点头举手，或短暂的凝视，传递关心和思念。然而，他们都知道，哪怕隔着万重山，他们的心也是紧紧相连的，他们负重的脊梁、不屈的头颅，始终朝着同一方向。

1968年4月4日夜，孙冶方因思想“犯罪”，被戴上手铐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坐牢长达7年零5天。孙冶方关押以后，顾准很想念他，经常与别人谈起他。

有一次，张纯音忧虑地对顾准说：“孙冶方被关了这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会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变疯了。”

顾准坚定地说：“不会的，我很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

顾准接着又深情地说道：“孙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啊！”遗憾的是当孙冶方被释放时，顾准已离开尘世好几个月，真是人间至憾！

顾准于1974年隆冬临终之前，更是十分想念老友孙冶方。他异常动情地对弟子吴敬琏说：“现在别人说他是‘苏修特务’，我深知孙冶方的为人，他决不会当汉奸。所以只要不被折磨死，他总有一天会出来。只可惜我见不到他了。你见到他，一定要代我致意！”吴敬琏接受采访时说，顾准垂危之际，十分艰难地从嘴里吐出这几句话时，目光中传递的至诚至深之情，使他永世难忘。

孙冶方夫人洪克平回忆说：孙冶方于1975年春天出狱后，急于打听几位朋友的现状，首先着重问起顾准的下落。当他获知顾准刚在数月前溘然而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为自己竟未能早几个月获得自由，痛失了与顾准重逢的机会，深感遗憾，唏嘘不已。他获知顾准的骨灰抛洒在三里河路一条凄凉的小河里，每天清晨都独自去河边散步，含着眼泪望着流淌的河水，默默地祭奠。孙冶方在狱中，曾利用写交代的纸，撰写了一篇坚持并发展原有观点的3万字著作，交给监狱当局，此后反复背诵“腹稿”达85次，希望一旦出狱，可以与顾准等老友进一步畅谈交流。而顾准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在北京的蜗居中，奋笔撰写了惊世骇俗的两部著作《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惜，顾准身患癌症，天不假年。顾准与孙冶方，这两位保持了数十年非凡友谊的杰出学者，竟无缘在历经浩劫之后，把彼此对历史的观察见解再作一次深刻交流。这真是中国思想界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对此，据陈敏之介绍：1975年5月间，孙冶方刚刚出狱，便写信给自己，希望了解顾准生前的研究成果。他在信中写道：“我极想知道你五哥在和我分别后七年中的理论研究的情况，他对理论问题和形势问题的一些想法。听说他的一些学习笔记保存在你处。你来时，希望将其中重要者带来给我看看。回想1967年前后，我和你五哥相处在一起劳动时，对革命，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但我因为有病，对个人的身体是悲观主义者，我总觉得我是活不了几年了，颇以不能把自己的一点研究心得写出来而深为憾事。你五哥则颇以自己年轻力壮而非常乐观。不料他竟先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估计，他的写作计划恐怕没有实现，但笔记一定不少。我很希望知道他这几年的思想发展情况。”孙冶方看过顾准的大部分遗稿后，对老友的思想发展十分欣赏与认同，也对老友生前历尽磨难，却又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内心深感欣慰。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乃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怎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然而顾准却能够在儆世中自醒，在自醒中警世。

据赵人伟忆述：“文革”结束后，1982年，获得中国杰出经济学家殊荣的孙冶方，曾以无比怀念之情，对弟子们回忆，“文革”初期，他曾与亡友顾准如何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他至今仍牢牢记得，顾准在分手前特别对他说的两句话：“反正我是受了这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顾准至此也要说清楚，他的一双手是干净的，没有自己人的血！

试问：倘若大家的手都是干净的，给中华民族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的“文革”能够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吗？

以动员群众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把群众鼓动起来了，群众中对于各类问题在看法的分歧，演进成派别对立。当时各派群众为了表示组织的纯洁，不断把被对方指摘的人保起来，抛出去，唇枪舌战，无休无止，一片混乱。

林彪、“四人帮”为了趁机铲除异己，独霸大权，从1967年开始，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采取内查外调的手法，把“文革”中以各种名义、各种办法揪出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修正主义者”、“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来一次大清查，以便抓住把柄，反复迫害。

据顾准本人回忆：“1967年3、4月起，外调逐渐增多。67—68年冬春达到高潮，最多时一天接待过三四起。外调内容，属于1940年前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的约占一半，1940年以后也不少。……我自己，羞于说我的经历，有那一二次，我也想说说我的‘故事’，他们连听都不想听。如果我说《沙家浜》（按：‘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之一）的县委书记是我们一起搞起来的老战友，他们也许还会嘲笑我这个右派想攀附烈士、英雄的英名来给自己梳妆打扮哩！——既如此，我也就乐于把记忆深深埋葬起来不去触动。现在，每天有人来调查，不回忆不行，有时简直是生活在回忆的世界里了。……我对外调人员用‘老实交代’的辞句来询问过去的历史，就会发生强烈的反感。……有一点是我始终坚持的：凡是我知道的事，我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陈述。”[7]

即便如此，顾准还常常被外调人员呵斥，由于有时回答“不知道”，竟被认为态度恶劣，动辄发火喝令顾准“滚回去”，外调的谈话常使外调人员一无所获，但后果却是严重的。因而他常常会因此而挨打。曾经身临其境的经济所的同事赵人伟后来追诉道：

在“文革”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外调人员向顾准调他以往同事们的历史问题，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因不能迎合某种需要而挨打，但他决不通过胡乱咬人来求得个人处境的暂时改善。[8]

顾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伟人，即使挨打批斗，他也情愿不说假话，他的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战友心中。

顾准写于“文革”时期的思想汇报

“十年动乱”把经济所折腾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无谓的派仗浪费了许多人的宝贵光阴，无情的批斗检查摧残着知识分子的身心。

“文革”开始之初，顾准虽然身处逆境，但还是认真地积极地对待这场运动，以为这次“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伟大革命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举步入康庄大道”。可是，后来的事实使他明白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眼光敏锐，冷静观察，发现所谓“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群众性大混战，已使祖国满目疮痍，从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深深的质疑。

1968年8月，顾准被集中监管，被要求“灵魂深处闹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经济所监管办公室责令监管对象每天（后来改为每周）都要写出书面交代材料。在这段时间里，顾准还利用假日，阅读了大量中国近代史资料，对今后作中西历史的通盘比较，又打下了基础。

1969年1月，在工宣队领导下，经济所全体人员，移往学部，“深入开展”运动。不久，加强对包括顾准在内的监督的迫害力度，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只能“低头认罪”。约莫半年光景，顾准的精力只好花在写历史交代上，共写成27篇，约20万字。

顾准在“文革”大黑暗中，除了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就是写交代和外调材料，加上三天两头挨斗陪斗，苦不堪言。然而，顾准却在受尽折磨的境况，干了一件令众人叹服，使造反派吃惊的事情。那就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每个“牛鬼蛇神”写一份罪行交代，贴在布告牌上。别的“牛鬼蛇神”都写得很认真。而顾准却拿着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便贴了上去。大家问顾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最近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读了一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顾准对张纯音说，那时他看到红卫兵到处造反、抄家、打人，认为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他冷眼旁观这一切，直当是在读史，他要看看中国向何处去。在当时极其狂乱的社会环境中，顾准这样做，确实需要很大的胆量。他以此告诫人们，要以清醒的态度观察历史走向。

张纯音说，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顾准从“文革”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一直在理性地思考问题。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一张白纸上，只写了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顾准贴好这张彪炳后世的“大字报”，并未立即离去，却像参展的画家，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望着逐渐围拢的众人。他是想捍卫“读史”这两个字，让它多保留一些时候。

顾准把“读史”两个字赫然张贴在大墙上，就是要用他浸透苦难的血肉之躯，向着刀枪无畏地挺身，告诫人们和他一起深读细读历史这部大书，透过眼前非常历史时期的浓重黑暗，看到前方的路。诚如鲁迅所说：真正的勇士，“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痛苦，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1967年4月，顾准的儿子高梁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干儿子）邂逅。崔红军拉着高梁的手，对他悄悄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

“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

高梁深受震动，也勾起了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各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寄往经济所。

顾准之子高梁

然而，父亲收到他的来信后，勾起了对家人的强烈思念。一个月后，借故回到家中——于是便发生这样一幕——

“……汪璧回来，一进门就严词责问我：‘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非要我马上离开不可，……不过事情还没有完。一个月后（1967年 12月），寄来了二儿以下四个孩子和我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他们）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来所里，从此以后，就连每月他们寄粮食的字迹也看不见了……”

“恩断义绝，一致于此”，顾准在自述中字字千钧。

“大姐顾淑林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加入签名。”事隔多年，顾逸东提起这件事，全身颤抖，泣不成声。他最终请求世人，要责怪就责怪他一人，因为他是长子。但这件事一定是四人一起商议的结果。

“1965年秋天，母亲曾经很难过地对我说，你们都大了，要学会独立谋生……我后来一再回想，母亲那时已经想要去死，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高梁强抑内心的痛楚诉说道。

1968年4月8日，被宣布开除党籍、灭掉心头一线希望的汪璧，在孩子们走后，吞服大量“来沙尔”消毒水。桌上留下她颤抖的笔迹：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据说剧毒发作，她倒地的模样极其悲惨。当天傍晚，“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的窗户爬进自己家”，第一个目睹者，正是高梁。

高梁痛悔道：“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

不堪世事的磨难、一直忍辱负重的汪璧被迫自尽！起初，这一噩耗对顾准一直瞒着，大约过一年半以后，顾准才知道。还是远在上海的陈敏之隐隐约约地得知了这消息，但他受羁于狱，无法与哥哥通信。

关于此事，陈敏之饱含热泪地写道：“我第一次听到这传闻，还是在漕河泾原‘少教所’隔离期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无法深究，直到1969年9月回到家里，我妻子告诉这是确实的，然而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1967年11月，我曾有机会去北京，便专程去探望过她，那时她看来十分疲惫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仅仅半年以后，绝望到作出这种选择？老母亲走了，去了太原；丈夫虽然同一个城市，却是咫尺天涯；孩子们都给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能给她这颗孤独无告、破碎的、流淌着血的心一点安慰，否则，也许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他曾这样设想过。”[9]

而此时，还蒙在鼓里的顾准虽然十分想念“离婚”的妻子，却也身不由己，1969年6月16日他在不知汪璧已故的情况下，还以自责的心情写下了对妻子的真切之情：

回顾1934年和汪璧结婚以来，无论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在解放区时期，在全国解放以后，她都在承担起做母亲的全部重担之下，坚持了革命工作的岗位。早期，即1940年以前，我抛弃比较优裕的社会职业转入地下，或离开上海到抗日根据地，她从未扯过后腿。全国解放以后的短期上海工作时期，她绝没有因为我工作地位较高而在个人生活或家庭生活方面有过什么额外的要求。不但如此，1940年以前也好，1949年至1952年也好，我尽我们所能照顾了我的家庭成员，我对她的家庭成员却疏忽到了极点。我没有见过岳父，直到1962年去沪调查以前，汪璧的四姨一直在上海，她对汪璧早年上学出过很大力气，我却一直没有去见过她和四姨夫。1949年以后，汪璧内心里无时能忘迎养岳母，我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1959年岳母故世上海，汪璧终身抱憾。1940年我去苏南，汪璧留沪，依靠她的工资维持我的母亲和弟妹。1943年汪璧解放区回上海，长女生下来不久，我去延安，她们在上海的生活，我当然无法照顾。……至于1957年我划为右派以后，全部家庭生活当然都由汪璧负责。正是我这方面的亲戚，评论汪璧时说，她是把一切都贡献给我了。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这些都不过是琐屑小事，当我自以为我牺牲一切贡献给革命的时候，我对汪璧这些自我牺牲的行为，内心里也没有感觉过什么不安。……我现在对汪璧除了感激几十年来她的恩情而外，也感激十几年来尤其最近几年来她对我的挽救和帮助。倘使今后我还有机会厕身于人民的行列，贡献我的余生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也希望在我的余生中有机会照料汪璧的生活——她身体本来不好，1957年以来由于我是右派分子，又担负起来了过重的负担。1967年5月所见的她憔悴容貌，略一回忆，还如在目前！[10]

不幸的是，顾准所云竟成谶语，他的夫妻白首偕老互敬互爱的愿望，竟成泡影！

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全部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前夕，顾准曾两次向组织提出书面申请，要求面见汪璧一次。此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妻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因此，直到11月7日，他才得知这实在瞒不下的噩耗。11月14日临行前，大雨如注，顾准在东来顺晚餐，食而无味，心情沉重，他在日记中写道：“还君明珠双泪垂”[11]，此情此景，令人心酸。

然而，顾准对汪璧的死期、死况、遗言，仍然一概不知。他在1969年11 月12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话：

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情况，……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盒上失声大哭。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2]

妻子是再也见不到了，去干校前，顾准提出想见一下孩子，组织上同意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虽然顾准千方百计想抑制住难以抑制的哀痛，可是他的心碎了，他太爱他的妻子了。由下可证：“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小像，镶嵌在胸饰中，带进了地下。我至少还要活20年，35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20年。”[13]顾准没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在罪恶的癌魔和“左”魔双双施虐下，他只活到1974年。从此之后，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顾准都在怀念着爱妻。时时流露出凄怆的心情。1970年10月15日的日记他还写道：“悼念亡妻，无法自已。1964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两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为此常常泪沾枕头，梦牵心望，不能释怀。

五七干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从1968年10月以后，大城市的各种机关单位便开始创办五七干校，将职工分批送去劳动改造。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由于“文革”而减少或中止业务工作的许多单位，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五七干校。仅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18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共约10万多名干部。其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部下放河南省。

将学有专长的人都统统赶到农村，不务正业，以劳动生产、劳动改造为宗旨，这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大发明。王洪文曾经说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而林彪一伙的用意，也正是用五七干校这种形式来排斥异己，进行打击报复，残酷迫害。

1969年11月16日是出发的日子，目的地是河南息县。顾准等大批人马下放。在火车站热闹喧嚣之中，遮不住人们从他那扇心灵的窗户里透出来的忧思。

从此天高地远，世事茫茫。

息县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大跃进”时期，河南放卫星，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现在这里的遂平县。由于“共产风”的肆虐，饿殍枕藉。这就是著名的“信阳事件”。

“文革”时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位于河南息县东岳的五七干校示意图

干校所在一无所有，连住的房子也要自己去盖，大家只好先住在边上的一个棉花仓库里。不过，苦中取乐，劳改队里的人分属各个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性质的“反革命分子”。像骆耕漠、杨坚白、顾准等几十人。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又和吴敬琏同属一个排，便经常在一起。

干校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还要在精神上遭受折磨。顾准从1969年至1972年，在干校生活了三个年头，这是非人生活的三年，曾同顾准一起下放劳动的吴敬琏说：“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代’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在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然。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14]

顾准与经济所下放干部是11月16日上车成行的，于翌日清晨3点半到达河南驻马店，经汝南、平舆、新蔡、仓信等地，于下午2点到息县东岳的干校基地。接着，他们就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内，运砖、卸车、修路、运砂、垫土、打夯、搭工棚，据顾准日记记载，与他一起劳动的还有张曙光、杨长福、吴敬琏。其间还穿插了参加任务讨论会、表决心大会、清队（清查“五一六”分子）动员会以及传达总理报告会，还要不停写检查交代……

在干校期间，顾准始终是思想上的强者，即使写写交代，“改造表现”好一点，至少是想少连累家属，他没有低下他高傲的头。他在1971年的日记中写道：“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因而他发誓：“我决定不做魏连殳，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所以“去他妈的自满情绪”可能是他的真实心迹。

吴敬琏也是1969年与顾准一起下放干校，才对顾准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据吴敬琏接受采访告知，1971年初，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吴敬琏与顾准同在难中。那时的顾准56岁，刚刚经历了家庭破碎的人间惨剧，但他并没有心灰意冷，反而立志要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做一个“用鲜血与墨水的笔杆子”。吴敬琏从顾准那里获得很大的教益，这对他日后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方法以及为人处世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顾准正以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的身份，在劳改队从事体力劳动。顾准把身受的侮辱和损害视为身外之事，在劳动之余仍然一意不乱地阅读学习。而吴敬琏则因“怀疑康生”获罪，被定为“暂不戴帽子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打入劳改队，他在顾准的启发和帮助下，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并博览群书。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广泛讨论“文革”的发生，品评古今，虽然两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因为能够互相启发而感到无比欣慰[15]。

吴敬琏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顾准，正是与顾准的交往，才使自己大彻大悟，从一个笃信苏式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播种者和捍卫者。

当时41岁的吴敬琏深深地折服于顾准的铮铮傲骨和深邃思想，两人朝夕相处，很快成为生死至交。在顾准的影响下，吴敬琏读名著、学英语、然后两人学思相长，层层深入地破解那个困惑他们多年的共同问题：为什么千百万人满怀理想、奋斗牺牲，播撒的是龙种，得到的却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跳蚤”？

在东岳的经济所五七干校旧址

1967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现实，使许多身在干校的年轻人开始对“文革”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那几个人更觉得他们心怀叵测。而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观察。

运动慢慢消停了。然而，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中，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难道就能无愧于心？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在那苦难的日子里，顾准始终特立独行。即使在干校，他还敢穿早年上海绅士的西装背心，背带西装裤，戴一副玳瑁眼镜。他对吴敬琏说：劳改队里的有些人是“左派反革命”，咱们是“右派反革命”，不跟他们来往，于是两个人大读其书。

两人经常在一起读书，谈感想，慢慢地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吴敬琏非常珍惜和顾准一起读书讨论的日子里，他从中深受教益。他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本书著者陪同吴敬琏先生（中）寻访当年的五七干校

就这样，顾准和吴敬琏等志同道合者从希腊史入手，一面看，一面议论。除了希腊史，他们也看一点中国史的书。当时，已经传出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和“评法批儒”的“最高指示”。为了自己来判断是非和探索“文革”领导人深层的思想，他们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荀子》《韩非子》等书。对于为宣扬施行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的韩非自不必说，像被尊为圣人的荀况也公然主张“才行反时者杀无赦”，实在使人吃惊。从这里，看到了所谓“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多么源远流长。这样，对于探索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头和兴趣也就更大了。他们在相互探讨中意识到，过去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书籍总是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复归。但是这种说法，是同在原始社会与古代民主政体之间中间隔着王政时代和寡头专制的历史事实不符的。既然希腊城邦民主制不是一种从原始公社直接演化来的，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为了求解，顾准与吴敬琏反复讨论，进行“思想试验”来证实或是否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假说。后来他根据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主制的形成先于本土的事实和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得到启发，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为逃债，或者被放逐到那里去的。他们的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羁绊已经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他们只能以独立平等的成员的身份组成共同体。城邦民主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制度移植过去。顾准很欣赏这种解释。

其实，干校期间与顾准盘桓求教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除了上述吴敬琏之外，还有赵人伟、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张卓元、陈瑞铭，甚至是随他们一起下放的子女，如张纯音的徐方（小名“咪咪”）、骆耕漠的几个女儿，还有宋晓梧[16]等等。赵人伟曾忆述道：他与顾准“1971—1974年，即干校后期和返京初期。这一段接触较多，较深。当时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即学英语和学经济学。由于他教得好，又乐于教人，所以当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除吴敬琏最为突出以外，还有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在我同顾准的交往中，这一段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这一段的向他求教，为我在1978年以后赶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是我今天能够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基础。”[17]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那种情况下，以其得天独厚的知识学养，通过交流，让思想不再枯竭，让思维不再艰涩，真是件幸福的事。

又比如张纯音与顾准就有近距离的接触，给顾准很多帮助。陈敏之1975年3月4日在顾准故去不久撰文这样记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他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18]

徐方则记得，“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母亲考虑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而我们下来之前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带了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于是母亲想到给顾伯伯送去一些。当时做这样的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顶与监管对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轻则大小会点名批判，重则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于是母亲想让我去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我那时已经懂事，对顾伯伯的种种遭遇深感同情，很愿意做这件事。记得我每次送的时候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刚下干校不久，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花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2尺，买维尼纶混纺布30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母亲曾跟我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要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他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车上。一路上他们在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19]

值得一提的是，吴敬琏、赵人伟等先生在与著者交谈中，不时流露出对顾准赍志而殁而所带来的无比痛惜，他曾经设想天以假年，顾准如果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有所作为，而且必将大有作为。

现已问世的《顾准日记》，第二部分即是《息县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顾准从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从“北京——东岳——明港”的经历，主要的内容是学部干校的生活实录，从中已闪烁出后来顾准在与其弟陈敏之通信中所阐述的那些独立思索与见解。这些日记，不仅是顾准思想形成的心灵轨迹与政治文化背景，而且是特定的荒诞时代的真实反映，一个民族遭受的“痛史”。

当年顾准在息县五七干校的住所

这份日记仅是顾准苦难生活的一个片断，中间有对劳动改造的记录，又有对共和国命运的忧思。有一种舆论，对《息县日记》存有反诘，认为观照出“两个顾准”（林贤治），又谓是“伪日记”（沙叶新），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顾准就是顾准，世上只有一个顾准，日记中某些假话、空话，只是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须知那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你得随时应付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你头上的突然袭击，所以读“息县日记”恐怕要注意到这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份日记中，顾准决意告别会计学。早年，顾准是以会计学研究知名于上海滩，年纪轻轻就是一位会计教授。在干校劳动时（其实已是他的晚年），他认为会计学固然重要，会计事业是永恒（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取消经济核算），但它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在顾准眼里，紧迫的问题是社会和现实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何走。

顾准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20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为什么呢？在同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理由：“回忆1968年8月前读书二年，1968年12月起释卷，迄今也已两年半左右了。一旦摘帽，方毅那里信是要写的（按：顾准准备致函方毅，是想建议国家设立总会计局），关于会计、管理的文章则不准备写了，因为实际状况的变化，据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而且今后我究竟在哪一方面有所效力，尚不确定。会计、管理固然是一个方面，倘若着手，会占去我全部精力，1963—1964一年间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现在想想那几章‘会计学’草稿，实在一无是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还确实要有一个班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准备长期搞下去，并不是‘浅尝辄止’所能解决的，这样，陷下去容易，拔出来就难了。”所以，顾准打算先从事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笔来的，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所认识，还必须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16—18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两个拳头打两个人，甚至妄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么？”

这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顾准仍在不倦地思索。

当时，学部干校参照部队编制，有连、排、班等，不时召开全连大会，内容空洞，无非整人、学习有关文件。他们的居住条件也是恶劣的，多次搬家，从《息县日记》中可以得知，到1971年2月18日第三次搬家还是住饲养房，与顾准“同住的为张曙光、刘国光、张之毅三人。班里全部人员为刘国光、杜浩智、张之毅、张曙光、巫宝三、孙宗琇、刘淑英、陈长源、汪熙曾，共十人。”[20]到了新地方，又开始繁重的饲养班劳动，请看顾准一篇《饲养班的十八天》日记：

来这里，今天是第18天，其中九天用于出圈填圈，看来再有四五天，可以完成第一个周期。这一个周期是困难的，因为过去的半年多，严格说来，猪圈从未彻底清理过。一月三十一日及二月一日，王贵震、杜浩智等五人，和我带的吴敬琏、曾延伟等五人，花15个工，“彻底”地整理一次猪圈，其实是不彻底的，最主要的猪坑上没有掘地三尺，而且小圈底下的肥坑也没有彻底整清楚，即便是“院子”里，也没有挖彻底。这第一个周期所以困难，还因为现在是运肥到堆肥场，而这个饲养场地内坑坑洼洼太多，所以，清圈填圈是和挖水圩子、填路一同进行的。水圩子计划得到大家的热心赞成，巫宝三以67高龄，尽力挖土，拖拉机来，用开沟犁把水圩子的轮廊开了出来。张曙光这个大力士，是清圈、填圈、铺路的主力，来后18天，我用其中一半时间搞清圈填留有关的工作，张曙光实际参加的时间要少得多，但是他完成的工作是远远超过我的。这18天，尤其是最近十天，每天累得晚饭后只有躺下的一法，然而目睹久已设想过的“挖填”工程进展场地内可以整理得有头有绪，而且将变为一个小小的并非可以自由参观的饲养场，心里是十分高兴的。[21]

但是，就在顾准等人“兴高采烈”地庆幸猪圈落成，将动手搞猪食地坪之时，突然接到“搬到明港的一所营房集中搞运动”的指示，工程只得半途而废。顾准想得好：“当然，从远景来说，也并不突然，因为一种政治安定和全力搞建设的局面已经出现，像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22]

顾准是4月上旬到达明港的，名为“明港集训”，实为“强弩之末”，干校快要走到尽头了。他在3月底4月初的日记中对学部干校一年半左右的历史作了如下小结，足资存史：“1969年，我连（按：指经济所）首先到达东岳，到此次搬家搬完——估计不会早于4月17日——前后历时一年又5个月。其间，经济、文学两所先离北京，第二批是自然科学史室。如经济、语言所及民族所在1970年3、4月；5月，考古、近代史下乡；8月，其他各所及学部机关如数南来。所以哲学、历史、外文等后来各所，在乡时间不过8个月，比经济、文学两所少九个月。经济、文学两所下乡最久，建房规格是经济所做出来的样子，砖窑是经济所第一个动手，脱坯也是经济所第一个动手，但是，1970—1971年冬春，经济所已经任务不足，颇显松劲。而中心点庞大的建筑群，则是后到各所奋战的成果。……这一年半，建校的方针是经济建校，突出炼人，其间每次战役结束，都举办讲用会，评比则全未举行过。炼人效果如何，可以‘谁来谁变’四字概括。……干校是‘学校’，是不与农民混居的学校，日常生活，在住与行方面比较城市已经艰苦很多，伙食之不能降低到当地农民水平是必然的。然而十年消长，也是见时易势移，人力难挽。分析其原因，可以列举下乡人员老了，城市生活方式固定化了，看农村贫困20年来并无根本变化，等等，而瞻望未来，则全国农村都发生大寨式的变化，前途犹多困难。”[23]

林彪、“四人帮”搞五七干校，就是变相使知识分子失业，就是埋葬科学技术文化，埋葬民族的文明进步。顾准所在河南农村的荒野、茅屋、土房……使他忧心如焚，农村的贫困牵挂他的心，但是出路何在？

2005年7月，本书著者与陈敏之先生（中）在顾准当年居住过的息县五七干校明港军营合影

1971年4月，干校搬到东岳以后，对顾准之类“劳改分子”的管制实际上松动了一点，顾准就以“读书为主”，辅以“思想汇报”（因“董辅礽宣布监管对象要每周汇报思想”）[24]。

这些汇报无非是“认罪服罪问题”，交差了事。在《息县日记》，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记载，发现一位勤奋学习、不倦思索的智者形象，当他得知在京的书籍与卡片有可能没收，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决心在五七干校一面劳动，一面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北京藏书，大体已经利用过，通过这些书籍，我眼界开阔到上下古今，今后有赖于这些书籍的，不过是引证史实，引证百家，不致有文词上的错误而已。大体their meaning had been caught already（意思已经领略了），即使这些书全部丧失，我也写得出东西来了。手稿，比之要写的东西，幼稚肤浅，可以采用者少。卡片不外抄摘与感想，有，当然好，丧失了与丧失书籍手稿结果一样。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1970年1月1日）[25]

正如顾准所云，五七干校“并不是可以写作的环境”，但他通过努力，争取到阅读与思考的权利，军宣队也拿他无可奈何。囿于条件所限，他能够读到书是有限的：“手头可读的书少，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不知干什么好。”（1971年9月2日）[26]但是顾准始终在如饥似渴地搜寻书籍来读，1971年6月9日的日记这样写道：“七日休息，未去小卖部，巫（巫宝三）得《天演论》。下午，见巫读此书，疑为由京寄来，后闻购自小卖部，甚悔未去。初见此书，似受电触。曾读李锐书，知昌济先生曾以欲得大树擎天，与夫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教人，亦如主席少时，极重立志，《天演论》要旨以人力胜天，今见是书新版，度必有原因，极想一读，前日今天，粗读一过，颇多感触。读后所得，约之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一语。赫氏此书，虽以达尔文物竞天择开其端，又以人力治国，与天竞胜之例演其义，其间评述诸教祖与哲学名家之人生哲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又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27]

由一本书的出版、阅读，推及形势的演变，实在为顾准所擅长，只有顾准才能够体味其中的奥秘。同年6月20日，顾准又记道：“连日读书甚勤，《反杜林论》也结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已将告结束”[28]。这些书，他早就读过，此番再读，想必又有新的收获。

在顾准的思索范围内，包括外交、财政、建设科贸经济发展速度，国际形势等等，特别是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可谓真知卓识。1971年8月2日，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记下了他的思考：“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于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又说：“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新增收入，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他还认为：“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29]，沧桑巨变，20年后的苏联解体，证实了顾准的预言。

“位卑未敢忘忧国”，顾准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然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Huxley（赫胥黎）说，‘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懂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30]

顾准对国内“文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众多变化，并不无动于衷，他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祖国建设的未来。吴敬琏说得好：“在这个冷峻孤傲的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蠢，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31]咪咪（徐方，张纯音之女）短暂回国，在北京治病，我去看望她，这是我们俩久别重逢。她系名门之后，她的外婆程俊英是民国才女，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五四“四公子”。咪咪的外公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咪咪少女时代随母亲下放干校，与思想家顾准先生熟稔，成为忘年交

顾准身处逆境，头脑清醒，冷眼旁观，不但本人喜爱读书思索，十分关心青年人，鼓励他们不要受“读书无用论”的误导。听徐方说过：“顾伯伯特别关心年轻人，热心帮助年轻人成长。记得70年下干校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有一次顾伯伯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如果不读书，是决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终有一天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如果你没有本事，那就可悲了。’他还说：‘你应该像小孩子捡石子那样为自己搜集知识财富。’正是听了他的这番教诲，我才开始下决心学习。……可以说他的那些教诲对我选择人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像这样的事情，在干校中，顾准还做了不少。

徐方年少时

顾准的五七干校劳改生活，直到1972年夏天才结束。这是由于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整个学部从河南息县明港回到北京。

【注释】

[1]《顾准自述》手稿，第373页。

[2]原文如此，即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3]《顾准自述》手稿，第374—375页。

[4]张纯音：《我所认识的顾老——给陈敏之的信》，见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39页。

[5]张扬: 《“中国利别尔曼”的理论之祸——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蒙难记》；见石翔主编《文化的沼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9页。

[6]王元化主编《新启蒙》丛刊第2辑《编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83页。

[7]《顾准自述》手稿，第375—377页。

[8]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改革》1998年第2期。

[9]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东方》1996年第2期。

[10]《顾准自述》手稿，第383—385页。

[11]《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59、133页。

[12]同上书，第160页。

[13]同上书，第161页。

[14]吴敬琏：《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见罗银胜编《顾准再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20—22页。

[15]根据吴敬琏先生于1989年7月4日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接受采访记录整理。

[16]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

[17]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见罗银胜编《顾准再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27页。

[18]陈敏之：《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天涯》1997年4期。

[19]徐方：《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老照片》第九十五辑。

[20]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40页。

[21]同上书，第240—241页。

[2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14页。

[23]同上书，第244—247页。

[24]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70页。

[25]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74页。

[26]同上书，第282页。

[27]同上书，第264页。

[28]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90页。

[29]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74—275页。

[30]同上。

[31]吴敬琏：《何处寻求大智慧》，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