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廖平_郑板桥传

我的父亲廖平_郑板桥传

廖幼平

贫困的童年

我的父亲廖平先生，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改四译，晚年更号六译。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父亲诞生在四川省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现名研经镇）一个贫穷而人口繁多的人家里。(www.guayunfan.com)井研是四川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盐井湾又是井研的一个山乡，隐藏在县东北的一个死角落里。这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文化落后，风气也很不开通。清朝末年，盐井湾场上只有短短一条街，虽然大多是瓦房，但都是东倒西歪的。一出场口尽是草房和茅棚。场周围是小山，紧紧把空上小乡镇包围着。山上并没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只有一些稀疏的桐、棬、桑、柘，夹杂在瘦骨伶仃的苞谷、高粱之间，给人以荒凉之感。场周围没有河流，只有一条若有若无、时断时续的小溪。由于严重缺水，每年庄稼种下去，能有一半收成，便算不错了。人们除了养蚕纺纱，没有其他副业。但养蚕不可靠，纺纱利润薄，可是清政府并未放松这些可怜的人们，捐税和徭役一年比一年繁重，一遇荒年，人们就只有喝野菜汤吃观音土了。

我的先祖在明朝洪武年间从湖北麻城孝感迁移入川，先定居井研东部的观音堂，后移居盐井湾。几百年间世世代代都以务农和做小本经营为生，没有一个精通文墨的人。十九代传到我父亲，才出了他这个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

我的祖父名复槐，字继诚，是一个乡镇的贫民。他没有土地，没有房子，全靠出卖劳力和做小本生意为生。他为人正直，为穷人所信任。打架吵嘴之事常找他评理，一些公益事业也推他主持。他虽然穷，但不吝啬。人有急难，总是竭诚相助。虽识字不多，但头脑清楚，精明干练，八口之家全靠他主持。我的祖母养蚕织布，手工针线无不精通，是祖父的得力助手。她从不疾言厉色责骂孩子。因有祖父母的惨淡经营，我们这一家子虽然经常缺衣少食，但上上下下十分融洽和睦。父亲这段既艰难又幸福的童年生活，对他性格的形成起了良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祖母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行四。父亲诞生时，大伯父已十五岁，二伯父十二岁。他们协助祖父料理磨坊、糕饼店的营生。

咸丰七八年，也就是父亲六七岁的时候，连天大旱，塘堰和沙凼的水都干了，挑水要走十余里。磨坊和糕店都被迫关门了。一家人以野菜、芭蕉头维持生命，只偶尔吃顿野菜稀饭。五叔饿得面无人色，时常啼哭。路上也时见饿殍。这些悲惨景象，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民国初年他在成都国学院做校长时，每当家乡有人来，父亲第一句话就问：“今年雨水如何？”听到雨水不好，就眉头一皱；听到雨水好，沙子凼都栽了，就喜笑颜开。我当时年幼，很不理解。常想家乡那样多好吃的东西不问，为什么单问雨水呢？

咸丰七年（1857年）李永和和蓝大顺农民起义军进至井研县境时，资中知府董贻清率领资中、资阳、内江、仁寿四县兵力来井研围墙。当时谣言四起，乡人纷纷逃避。祖父带领全家避于廖家嘴、李家碥，后来又到仁寿县境的大愿寨。祖母是小脚，背负五叔，手携父亲艰难随行。到了山寨，自己砍树子、割茅草建了一个茅棚栖身。那些富豪之家早在山上修有高大房屋，小康之家也选择山阴避风之处，用树条搭起屋架，盖上厚厚的茅草，较之贫苦人家的窝棚就明亮舒适多了。

有些有钱人家，在檐前挂上檐灯，晚上点燃既很明亮又极气派。父亲十分欣羡，就向祖父要求也做一个挂上。祖父听后责备他说：“别人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兵荒马乱的，吃饭都艰难，还点檐灯？”父亲从小就倔强，听了很不服气，竟悄悄做了一个纸灯笼，点燃挂上。茅屋周围顿时大放光明，父亲与一群穷孩子乐得拍手欢呼。忽然风吹灯摆，灯笼着火，立即引燃了茅屋。等到大人发觉时，茅屋连同仅有的一点被盖衣物已全部化为乌有。祖父气极了，要赶走父亲，幸祖母再三哀求，并把一切过失揽在自己身上，才使父亲免了难。

东西烧光了，一家几口怎么过？幸好已是暮春天气，又得到乡亲们的资助，才得免冻馁之苦。

勤学苦读

李、蓝兵退之后，祖父率领全家回到盐井湾。然而磨坊和糕饼店已毁于兵，彻底破产了。后来祖父起了三十吊钱的会，才得以重理旧业。

为了生活，祖父母日夜辛勤劳动，三个伯父也都各有任务。父亲当时只七八岁，还做不了什么事，便让他上私塾读书。祖父这么做，并无奢望，只不过希望他能写会算，将来好在生意上助他一臂之力而已。

私塾设在盐井湾的万寿宫，启蒙老师叫向春廷。以后父亲又曾从胡龙田读于盐井湾禹王宫，从曾雩亭读于小黄冲廖荣高家，从钟毓生读于高屋基，前后共四五年。

父亲做对子，做文章都不落人后，但因记忆力不强，书读多遍仍不能流畅地背诵，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为此曾受到老师的责备。旧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很强调背诵的，老师常以此来衡量学生的聪慧与愚鲁。祖父得知后，十分失望，认为父亲是一块不堪造就的材料，就叫他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父亲虽极不愿意，可又不敢违抗。一天，他于万分苦恼中，独自去塘边钓鱼，心中默念说：“假若我将来读书有成，今天便钓到一对鲤鱼。”不料果真钓到两尾鲤鱼。父亲欢喜若狂，提着鱼奔回家告诉祖父。那时很迷信，祖父也认为这是祖先的启示，遂带着父亲到塾师那儿去请免背诵。塾师为父亲的诚心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父亲才得以继续向学。父亲晚年名他的书斋为“双鲤堂”，就是纪念这件事。

父亲曾自叙其幼时用功之方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若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见《经学初程》原稿）又曾对人说：“吾于《春秋》几无字不烂熟胸中，然试令予背，则不能及半页。”

记忆力不佳，不知给他带来了多少苦恼，可是他善用一“思”字战胜种种困难，排除了大大小小的障碍，终于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就，成为近代有名的经学家。

父亲十四岁时，大的两个伯父都已成婚，家累更重了。

这荒凉贫困的小乡镇上，要靠一间面坊维持一家大小的生计，是很难的。祖父决定在面房之外增设茶馆。家里人手忙不过来，也由于祖父怕几个儿子劳逸不均，将来会有闲话，便强令父亲回家卖茶。父亲再度辍学了。一天，他为客人斟茶，不慎，斟到客人身上。客人恼怒，大骂他一顿。惭愧、委屈、失望交织在一起，他在柜房里粉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四字就跑了。家里的人四出寻找。祖父终于在一个破庙里找着了他。他正拿着一本书在诵读。父亲痛哭流涕地恳求祖父让他继续读书。祖父起初不同意，后来祖母和几个伯父都为他请求，并愿各自延长劳动时间，以顶替父亲劳动，祖父才又同意了。

从此父亲迁入私塾所在的庙内，专一攻读，伯父们起早贪黑辛勤操作，以求增加收入。祖母则于每顿煮饭时，抓一把米另存一处，积到一两升后便送到庙内供父亲食用。亲人如此含辛茹苦地支持和爱护，是多么令人感动啊！父亲学习更加勤奋了。

他为了强制自己不要轻易离座，曾用一条长绳把自己拴在书桌上，并打上很多死结。坐久了，感到疲乏，看见同学在外面活动，也想出去走走。但想到要解开那么多死结，又坐下了。晚上他没有钱买灯油，庙里大殿上有一盏倒明不暗的神灯，他就站在下面阅读，直到深夜。有一次，和尚起来烧早香，见他站在灯下，问他：“这么早你怎么就起来了？”他才知道已天亮了。冬天，大殿上太冷，受不了，他便坐在床上用破棉被裹着足，一手执书，一手拿着一把香；吹一口，看几行。一个冬天过去，破棉絮上满是香灰烧的小孔。

他这勤学苦读的精神，深得和尚的敬重。一天和尚做嫩苞谷粑，给他送去一盘，外加一碟红糖。他正在看书，一面看，一面吃。和尚来收盘碟，见红糖原封未动，他一嘴黑墨，笑着问他：“粑甜不甜？”他说：“很甜，很甜。”和尚哈哈大笑：“墨都给你吃光了，还说很甜很甜。”他一看桌上，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父亲十六岁就完婚了，是东林乡李家山农家女，年龄也只有十五岁。当时风俗，婚后逢年过节应一道回娘家。两家相距二十里，家贫不能坐轿，只好步行。母亲是小脚，走得很慢。父亲总是快跑一程，坐在山坡上拿出书来读；等到母亲走近了，又快跑一趟，坐下继续看书。连路上这点空隙，他都不轻易放过。

旧时人们认为，糟蹋字纸就是侮辱圣贤，是要瞎眼睛的。有些老年人为了“积阴德”，专门拿字纸到庙内火化。父亲对他们十分恭敬，给他们倒茶、点烟，并帮他们焚化字纸。在投入铁炉之前，父亲总要细心寻检一番，看看有无可供使用的东西。这件事对他一生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向仙樵先生为父亲作的传记中曾提到此事：

张之洞督学四川，以纪、阮之学为号召，见平文大喜，以高材生调入尊经书院。盖平以“猘犬”义释《论语》“狂狷”之文。蜀士旧无知许氏《说文》者，独平偶得之败簏中而好之，故为之洞所嗟异。

我们小时埋怨笔不好写，乱撕课本。父亲就要说：“我当年都是捡别人丢了的笔写字，字也是在别人写过的废纸空隙中抄练的，一张纸要写得黑漆漆一团才丢。”我们听了，都把头低下，感到很不好意思。

父亲入尊经后，眼界就开阔了。当时四川交通不便，得书不易，尊经书院与省外书院相比，显得贫乏，但与井研农村相比，那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父亲如饥饿得食，夜以继日，废寝忘餐地读呀、抄呀，成为尊经一致公认的用苦功的人。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竞尚风雅，常从外省运来名贵版书籍装点书斋。书运经成都，常寄放尊经书院。父亲得知后，必恳求师长一睹。若蒙允诺，他就整夜不眠地阅读、抄写。后来他写文章引用到书上的言论，朋辈都惊讶，不知他是从何知道的。当时张之洞购得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东都事略》二书。父亲借来从头至尾抄录一遍。他这种傻劲，王湘绮都感到惊奇。

母　与　子

我的祖母姓雷名贞慈，是井研千佛乡人。据说是千佛乡雷翰林的后代，但传到她的上辈已以务农为生了。因之她具有农村妇女的特性：她温和善良，勤劳朴实，且头脑清楚，明辨是非，认定该做的事会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祖父由于有她这个好帮手，好内助，才能够把这个穷家支撑下去，把子女一个个抚养成人。父亲也由于有她这个好母亲的支持、鼓励，才能走上探讨学术、著书立论、成一家之言的大道。

每夜，祖母在家务事做完后，就架起纺车纺纺棉花。夜里纺纱是不能点灯的，哪怕点比较便宜的桐油，也不划箅。谁家屋前点了檐灯，她就把纺车放在檐灯附近去借光；无光可借，就点两根香插在纱车上做照明。纺车呜呜地总要响到三更。她一个晚上纺一斤多棉纱，可以赚三四两棉条。冬天农民都需要一双布鞋，布鞋有销路，祖母就熬夜做布鞋来挂在堂口上卖。纺纱和卖鞋得的钱就作为付老师的学费。吃的呢？因为当时盐井湾常闹天旱，红薯稀饭、瓢儿菜稀饭、苞谷糊糊成了主要食物。家里难得吃一次肉，推半升豆子做连渣菜已是盛筵了。夏天伯父去堰塘洗脚，偶尔摸到一两条鱼和几条黄鳝，成了全家的大喜事。但祖母总是说今天她吃斋，不能吃，大家把她那一份给她留下，她却悄悄用菜叶包好与父亲送去。哪怕一块豆渣粑，一个大头菜，她都要与父亲留着。几年过去，祖母逐渐消瘦枯老了。慈母的牺牲和爱护，鼓舞鞭策着父亲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光绪二年（1876年）父亲被选入尊经书院学习。书院每月有四两银子的“膏火”补贴。富家子弟每月家里再补助五两十两都嫌不够用，父亲却要把这微薄的待遇省下来寄回家去。每顿他只以米汤下饭，因此博得了个“廖米汤”的绰号。后来，有一次他酒后曾向我们讲：每遇祖父母生日或他得了褒奖，他就“打牙祭”庆贺，那就是从他自己泡制的泡菜坛中捞出几个红海椒或者泡生姜佐餐。

光绪十五年（1889年）父亲参加殿试，中二甲进士，授任湖北某地知县。这本是父亲可借以飞黄腾达的起点，沿着这条路，父亲满可以像他的同学那样爬到知府、侍郎或御史的地位。可是父亲觉得丢下老母去追求荣华富贵，他于心不安，带着老母去受长途跋涉之苦，又于心不忍。于是他毅然决然以“亲老”为理由，请改教职。他从此远离仕途，以教书为生。

父亲开始任龙安府（今平武县）教授，以后历任尊经襄校和资中、射洪、绥定、安岳、松潘、嘉定等地书院山长。只要祖母乐意，父亲都要迎接她去奉养。去嘉定，祖母是最乐意的，因为距井研近，来去较方便。

父亲工作之余就听祖母闲谈，祖母的老龙门阵，别人都听厌了，父亲还是感到很兴味。父亲也常把外面听来的新闻趣事，有声有色地讲给祖母听，逗得祖母大笑。

祖母劳动一生，老来也闲不惯，就绩麻消遣。父亲回家来就泡上一杯茶坐在祖母身旁看书。他怕老人过于劳累，就常用脚趾拇悄悄地将祖母怀中的麻丝一缕一缕地扯去。祖母没有察觉，还高兴地向父亲说：“老四呀！我还没老，一会儿绩了一只麻。”父亲乐得哈哈大笑。

祖母怕热，一到夏天汗流不止，父亲命令我母亲与兄长轮流与祖母打扇。他工作之余也来参加打扇行列。祖母怕他太累，不要他扇。他总是说：“我扇一百下就走。”于是像小孩似的“一、二、三、四……”地数起来。

父亲少年时代生活艰苦，学习勤奋，他希望下辈也像他那样。每当兄辈不能按时完成学习任务，或花了不该花的钱，都要受到处分，因此晚辈在他面前，都是战战兢兢的。但是无论他多么愤怒，只要祖母一到，他就停止责骂，让他们退去；因为他不愿使祖母因此不高兴。

父亲从中进士后奉养了祖母十五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祖母病逝于井研东林乡老宅，享年八十八岁。

这前后是父亲内忧外患聚于一身的时刻。从外患来说，屡遭打击参贬。光绪二十九年四川学使吴郁生以“离经叛道”的罪名革去父亲教谕之职；次年，学使赵启霖见父亲“三传同出子夏”的主张，以为穿凿附会，通令各校不得延聘父亲任教。父亲被迫回到井研，在东林乡高洞寺聚徒教学，形同私塾老师。从内忧来说，家庭方面也一再发生不幸。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两年接连死去了我的大哥、二哥和三哥。除了早嫁的大姐，父亲就没有子女了。五十之年丧子，而且一连三个，这是人所难堪的事，加以我的三伯父和父亲的挚友张祥龄也于此时死去，他们都是支持他、爱护他的兄弟朋友，他的伤感可知。而恰恰在这时刻，慈母又撒手而去，这如何不更增加了他的悲痛呢！

父亲自己设计在东林乡陈家山为祖母修了墓茔，并在旁边为自己留了一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个安排也体现了他对慈母之爱。

两　师　长

父亲能在经学上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曾得力于两位师长的提拔和培育。一位是独具慧眼拔识他于落第生中的四川学台张之洞；一位是学识渊博，志行髙洁，循循善诱的湘潭学者王闿运。

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成为后党，倒向慈禧的一边，政治上是右倾保守的。但仅就光绪初年在四川做学政的那段时间而言，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就任四川学台后，感到四川旧有的锦江书院偏重时文，成就不大，便同当时总督吴棠商议，在成都南校场建立一所环境幽静，规模更大的高等学府，这就是尊经书院。

书院于光绪元年（1875年）建成，调府县高等生百人肄业其中。张手订规章制度：除山长（校长）一人外，设襄校二人、监院二人。所授课程包括经、史、小学、词章，尤其注重通经。规定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起止及所疑所得。山长和襄校每五日为学生讲课一次，监院呈日记，山长和襄校提问考核。一月笔试二次，出四题：经辞一，史论一，赋与杂文一，诗一。文章不合格者，停发膏火，以示激励。

张以川省得书不易，辞行积资金购置书籍数万册，起尊书阁为藏书之处。又设书局刊行小学、四史等书，在坊间大量发行。在此以前，四川诸生除时文外别无所知，至此眼界大开，文风亦变。

关于张之洞办学的宗旨和治学的途径，他在《尊经书院记》中曾有所阐述：

诸生问曰：“先生与台司诸公及诸乡先生创此举何意？”曰：“为读书。”曰：“读书何用？”曰：“成人才。蜀材之盛旧矣。汉之郭、张、马、扬，经之宗也；宋之二王、二李、史、范，史之良也；其余唐之陈、李，宋之三苏，元之虞，明之杨，气节经济文章之渊薮也。使者诚欲诸生绍先贤，启蜀学，于是议立书院。学成双归，各以创导其乡里，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达之士，致用之才矣。”诸生问曰：“宜择何术？”曰：“无定。经、史、小学、算经、经济、诗赋、古文辞皆学也。高材或兼一二，专门精通其一。性之所近，志之所存，挥而为之，期于必成。非博不通，非专不精……”

一个封建官僚，能有这样远大眼光和抱负，是令人敬佩的。

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张之洞任满回京，行至绵竹与继任学政谭宗俊写信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惓惓不忘。略有规模，未臻坚定。通省佳士岂能尽采无遗？就目力所及言之，大率尽在其中……”第二年在西安又给谭宗俊信说：“以蜀才言：曰四校官，五少年。四校官：郫县教谕杨聪、雅安教谕萧署，茂州训导李星根，梁山教谕谭焕庭也。五少年；杨锐、廖登廷、张祥龄、毛瀚丰、彭毓嵩也。”他人虽已离蜀，对四川文教事业仍异常关心。

种瓜得瓜，几十年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四川的文教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龚熙台在我父亲的追悼大会上说：“清朝二百余年，大江南北，学者林立，四川独无一人列入著作之林，可谓大耻。自尊经设立，人材辈出，廖先生尤出乎其类……”龚先生这段话，是对我父亲和尊经最公允的评价。

张之洞可以说是拔识我父亲的伯乐。

同治十三年（1874年），父亲二十二岁，参加院试。题为“子为大夫”。八股文破题，例只两句，父亲的文章破题却是三句。阅卷的人以为不合格早已弃去。张之洞检落卷复查，觉得文章有新意，乃拔置第一。两年之后参加科试，父亲以猘犬之义释《论语》狂狷之文。张之洞感到惊异，于是以高材生调入尊经肄业。

由于这个原因，父亲对张知遇之感很深，别后经常有论学、论易的书信审呈“南皮师”；每成一书必送张恳请指正。

父亲每次出川，无论张在广州、太原、武昌必绕道前去谒见。光绪九年（1833年）张任山西巡抚，父亲因事去北京，中途特赴太原晋谒。张有意让父亲与山西学术界人士相见，特设筵款待。当时父亲正治《谷梁》，酒后竟大言说：“治一省易，治一经难，苟《谷梁》有成，不羡山西巡抚。”一座皆惊，以为大不敬，张却微笑说：“志愿宏大可嘉。”

他们师生情谊虽深，但在学术思想上却并无共通之点。父亲学说多变，张以为越轨，屡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诫。光绪十二年《今古学考》成，张不喜此书，寄语父亲：“但学曾胡，不必师法虬髯。”又说：“洞穴自有主，难于自立。”光绪十三年，张以父亲愈变愈离正宗，又命宋育仁语父亲：“如不自改，必将用兵。”竟以威势胁迫了。

其实，父亲新说的成立，是经过长期思考、探索的过程的。因为来之不易，所以自信甚坚。得宋信后，他废寝忘餐近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两封答辩的书信。一信给宋育仁，因为是积久而后发，言辞是十分激切的。比如：

夫两汉旧说，坠续消沉，鄙人不惜二十余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群经全新之。其事甚劳，其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即使弟子学生不绍箕裘，而匠门广大，何所不容？以迂腐无用之人，假以管窥，藉明古义，有何不可？若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囿于一途？况圣人宏通，万不为此，反复推求，终不知开罪之所由……

“今以尊郑之故，强人就我，而不许鄙人以经说经，听断斯狱，亦殊未平允……”“不知风之见疾，马之见良，正以其识见鲜明耳。”最后竟毫不妥协地宣布：“今者各报新开，学馆林立，必别招天下之兵，日与角逐，得失所形，两有裨益。国虽新立，固非可兵威胁迫屈服者……”

另一封上《南皮师相书》，言辞要委婉些，但态度仍很坚决。

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病故。消息传来，尊经同学在成都举行公祭。父亲痛哭失声。他和张之洞思想上虽然有抵牾，但在感情上对他仍是念念不忘的。

张之洞留川仅三年，对尊经只是大刀阔斧做了一些开创工作；至于因材施教，潜移默化，循循善诱等培育人才的细致工作，则是王闿运完成的。

尊经开创之初，即聘王做主讲，王不肯来。后来四川总督丁文诚五次去函相聘，王才于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父亲入尊经后的第三年，就任尊经山长。当时尊经已缺主讲近两年，王到后对尊经进行了一番整顿，规模制度更臻完善。“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昕不辍，蒸蒸日上。”“其时自督部将军均执弟子礼，虽司道侧目，而学士归心。”

王闿运初见父亲时，询问他现在专攻什么？他回答说：“有志于习《春秋》。”王见他土里土气，又“拙于言，尚不知其学如何？”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几次执经问难以后，才惊讶于他的功力的坚实，才认识到他是一块可塑造的材料。从此对父亲产生了好感，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师生情谊。

此后不久，父亲和张祥龄一同搬入内院，以便向王请教。王同他们谈论经义，常至深夜。

春秋佳日，王常带学生出游。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五日，父亲与同学八人随王游浣花溪。《湘绮楼日记》记此事说：“从曾园登舟，溯洄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听鸡鸣。”

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父亲应乡试，《湘绮楼日记》对此事亦有记载：

己卯年九月八日，今夜发榜，与季平坐谈至三更。季平醉去，余就寝。半觉，闻炮声，起披衣，未一记得，报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十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其他学使所赏及自负材高者皆不中。余素持场屋文字有凭之说，屡验不爽也，甚以为喜。顷之，季平等入谢，已鸡鸣矣。谈久，乃还寝。（编者注：廖幼平表述与原文有异，但为保持原文风貌，除明显错字，不做修改。）

几天之后，王率书院新举人出南门，访百花潭，公宴于二仙庵。王令诸生题名壁上。王题诗其后，有“澂潭积寒碧，修竹悦秋阴。良朋多欣遇，嘉会眷云林”之句。

这年年底王闿运归湘潭，院内外诸生送行者数十人，依依不舍，直送到彭山的江口才分别。

这以后王还于光绪六年（1880年）和九年（1183年）两次来川主讲尊经，到光绪十二年才最后离去。

父亲在尊经约十年，受王教诲近七年。王是治《公羊》的，父亲受他的影响，治经亦从《春秋》入手。但他并不谨守师法，亦步亦趋，而有他自己的途径。王对此曾表示过担心。他在离川后与友人书说：“此来居然开其风气。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后父亲学说一变再变，愈变愈背离师说。王深感不满和担忧，光绪十四年（1888年）致书宋育仁说：“廖、刘（子雄）明慧，深浅不同，而兼并轻躁，因时箴之，以进大道，则支道隆矣。”

当时学术界认为父亲学说的多变，其意在胜湘潭。父亲同学新都周宇仁曾讽刺父亲“每变愈上，不能自止，盖其意在胜湘潭……”父亲对此的解释是：“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但不能谓青不能胜蓝也。”

民国二年父亲入京参加国音统一会议，曾去天津拜见老师。

民国五年王病卒，父亲为文哀悼。

真挚的友情

父亲的总角交是杨静斋先生。杨名桢，也是井研盐井湾人。

同治十年（1871年）前，他们一同就读于盐井湾禹王宫；十二年一同设帐于盐井湾舞凤山；十三年同入县学，并同时调入尊经，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比父亲长十岁，常常像兄长一样关怀照顾父亲，父亲也把他当亲哥哥看待，事事与他商量，向他请教。父亲早年所作之书，不知为什么大多托名杨作。这些书都没传下来。

杨先生在父亲满四十岁时就死了。他家庭贫困，父亲常给以照顾。民国初年杨的孙子杨代安同二侄次山一同考入国学院。父亲对他两人一视同仁，同样缴学食费，同样买文具，有失误，同样受责备。直到杨代安毕业参加工作，娶妻生子，父亲才放下了心。

当时选入尊经的都是些隽异之士。“尊经五少年”尤为张之洞、王闿运所器重，这五人的交情也较深。

杨锐字叔峤，就是戊戌政变被慈禧杀害的六君子之一。杨在北京遇难。父亲时在资中艺风书院做山长，在资中知府凤全的筵席上得知这个消息。回到寓所对我二哥说：“杨叔峤、刘斐村死于北京矣。”俯首伏案，痛哭失声。

仁寿萧潘字西屏，也是父亲尊经时的亲密朋友。萧是仁寿大地主，家资富裕。读书似乎不很认真，因为从现存资料看来，他们在一起研究切磋学术的记载不多。但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父亲还是默默无闻的穷学生时代，他就两次出资为父亲刻《起起谷梁废疾》和《释范》。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事。

萧很早就死了，父亲常关怀他的家属。民国初年他的一位夫人和儿子在成都做寓公，抽大烟，生活奢侈腐化。后来，他的孙子因债务与我家发生过一次纠纷。从这次纠纷的顺利解决，也可看出父辈的友道之隆。

萧家光绪末年曾向我家借钱七千串，立有字约为据。到民国十七年，萧的孙子来交涉，要以七千串铜元偿还这笔旧欠。我的二嫂、大侄，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光绪年间一串钱可换一个银元，而民国十七年要二十六串铜元才能换一个银元，这七千串等于化成了水，吃亏太大，怂恿父亲与萧孙打官司，要求按当年银价偿还。父亲也认为吃亏太甚，同意诉诸法律。可是他始终烦躁不安，心情很沉重。

当时我家分成两派，二嫂、大侄是实权派，一切从经济利益出发；我同二侄次山是一派，我们受了些“五四”思潮的影响，坚决反对打这种“重钱财轻仁义”的官司。我们暗暗商量，决定采取釜底抽薪法，利用父亲与萧的旧情去打动他，使他主动撤销这场诉讼。次山怕犯大不韪，我只好鼓着勇气前去。

我走进父亲房间，问道：“明天要与萧××过堂了吗？”父亲点点头。我说：“人事真难预料，几十年前，爹爹同萧伯伯在尊经时，恐怕没想到明天要与他的孙子公堂对审吧？”我的话刺到父亲的痛处，又冒犯了他的尊严；他勃然大怒，抓起桌上茶杯向我掷来。我一闪身茶杯落在地上。我低下头把碎瓷片捡起，退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大侄过去时来请示，因为他要代表出庭。父亲说：“官司不打了，状子撤回来。”大侄惊问：“为什么？”父亲说：“不打了，不为什么！”

萧孙知道后十分感动，亲到我家拜见老人，谈起他死去的祖父，彼此都很激动。

民国十六年深冬，父亲好友历史学家合川张森楷先生突然只身从北京到井研来看望父亲。这意外的重逢，使父亲又惊又喜，一下仿佛年轻了二十岁。

父亲自民国十三年回乡后，没有一个了解他、可与之深谈的人。他的心已静寂得如同一潭死水。张先生的到来，有如一块石子投入潭中。

他们不停地笑呀，说呀。谈到死去的师友，相对叹息；谈到少年得意之事又哈哈大笑。可惜父亲在民国八年（1919年）六十七岁上中风后口齿不清，没有听惯他讲话的人很难全部听懂。张先生听不懂了，父亲就写，但他右肢偏废，书写用左手，大字还能辨认，小字常常是黑漆一团。张先生认不得，两人都急了，叫我们去翻译。他们谈的内容我们不懂，也无法翻译。

夜里他们总要喝上两杯，一面喝酒，一面谈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又高声又大笑。一夜，张先生醉了，我们扶他到书房去。他不去，要与父亲抵足而眠，说是此生只此一次了。我们不敢违背，只好多多与他们盖上被子。

张先生要回合川过春节，父亲坚决不让他走。春节后行期改了三次，最后不能不走了，彼此都知道不能再见了，没有说再见的话，只含着泪叮咛互写墓志铭。可是这个诺言并未实现，彼此都未见到对方的讣告就死了。

另外父亲与刘子雄、张祥龄、宋育仁、骆成骧、谢无量、刘师培、龚熙台、赵熙等先生的感情也很深厚。

刘、张是父亲学问上的诤友，在尊经时常互相砥砺切磋，两人皆中年过世，父亲竭尽友道，为他们哺育遗孤，直至成家立业。

父亲与宋育仁同为王闿运高足。宋对父亲的主张虽不完全赞同，但“服其勤劳”，“感其经学功夫甚深”，成为知交，经常在一起研究、辩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宋任尊经山长，聘父亲与吴之英为都讲。设蜀学会于书院，发刊《蜀学报》。宋为总理，吴为主笔，父亲为总纂。该报鼓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改革吏治、农业，成为四川报纸的先声。

民国初年父亲做国学院院长。聘宋做主讲，后来宋做院长又聘父亲做主讲。

龚熙台先生是我们的同乡，他与父亲同修井研县志，有五十多年交谊。龚和父亲关系密切，常来我们家，我们也最喜欢他。他好收藏古董，我们围着他叫“龚叔叔”，央求他把裤脚里的小古董拿出来看看。他一摸一大把，什么五铢钱、开元通宝、刀刀片片，以及各种奇怪的小东西。听人说他最节省，一个盐鸭蛋从重庆吃到宜昌。我们看完古董就要他讲是怎样吃到宜昌的。他总是一面收捡他的小古董，一面说：“别人乱说的，不要相信。”

民国元年，刘师培做国学院院长。一天名流学者会聚于国学院。龚先生拿出他所收藏的张船山“南台寺饮酒图”请大家题词。吴之英、谢无量、刘师培等均挥毫题诗。父亲推辞不了也写了一首五古。这是我所见到的父亲的唯一的一首诗：

“几山好收藏，我久厌李杜。强迫人题画，牵牛上皂树。物以罕见珍，保此荒年谷。寄语后来人，无分鸡与鹜。”

这幅画我在1934年成都花会场曾见过。

民国七年成都军阀混战。开战之初，华西坝洋人提出抗议。军阀双方答应为了保证洋人安全，不轰击南郊。于是状元、翰林、进士先后都到国专我家避难来了。后来听说那儿也不保险，母亲劝他们去双流暂避。父亲坚持不走，母亲只好带着我们走了。停火后我们回来，见墻壁上不少枪眼，堂屋内几张方桌并排在一起，上面放了五六床被子，地上是空酒坛和花生殻。我的堂兄告诉我们：“交战时，他们都躲在桌下，外面子弹呜呜响，他们在桌下饮酒高谈阔论，有时还高声大笑，很快就把预备的东西吃完了，再不停火就惨了！”

探求与挫折

父亲治经，学说多变，从光绪九年（1883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十年中，经历四变。

父亲曾自述其为学的甘苦说：“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餐，动以数年，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他的思想敏锐，意志坚强，而用功尤极勤极深。他不盲从，不固步自封，不以已取得的成就为满足，故不惜再推翻自己的主张，而另辟蹊径，以致“流于谲奇”为同侪所不解，师长所非难，当道所迫害。尽管其学说的是非可以有议，然而他这种追求真理、忠于学术的精神是可敬的。

此外，值得特别一说的，还有父亲与康有为的纠纷。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从沈子丰处得《今古学考》，读后对我父亲十分钦佩，遂引为知己。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父亲在京会试后去广州拜谒张之洞。康有为与黄季度过广雅书院相访。父亲以《知圣篇》和《辟刘篇》稿本赠康，征求他的意见。康很不以为然，写信给父亲，指责他“好名骛外，轻变前说，应当焚毁”。父亲答以此事要当面才能说得清楚。于是父亲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畅谈一夜，一再以始皇未焚六经为证，康大悟。这年秋，父亲返川，还未到重庆，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其立论的要点就是依据《知圣篇》、《辟刘篇》引申而成的。康书一出，“天下振动”。但康说之来历亦为当时国内学术界所共知，康有为对此很忌讳，父亲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曾致书康有为说：

“……吾二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之，吾以欲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致使人有向秀之谤。每大庭广众之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鄙人，难于酬答，是吾二人皆失也。天下之为是说惟吾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闻。……且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说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

在这封信中，父亲表明他无意揭康的老底，还希望与康“通力合作”求得学术的发展。父亲的胸襟是开阔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民国二年，父亲又致书康有为说：

“……忆昔广雅过从，言谈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间，七级卖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逼厘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营堂构，太岁再周，学途四变……”

父亲在信中含蓄地表现了他二十年辛劳被人掠美的愤懑之情，但还送书与他，把他引为同志，足见父亲态度是十分光明磊落的。然而康派却力图从人格上贬抑父亲。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公然诬蔑父亲：“晚年受张之洞贿逼自变其说，其人不足取也。”

真是如此吗？且看古文学家章太炎先生的评议吧：

“君之学凡六变……其第三变最可观，以为《周礼》、《王制》，大小异制，而康氏所受于君者，特其第二变也……而有为之徒见君前后异论，谓君受之洞贿，著书有驳，此岂足以污君者哉？君学有根抵，于古今经学无不窥，非若康氏之剽窃者……”

民国二十一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四川大学校长王宏实说：“……我们对廖先生的崇拜有一个共同之点，便是廖先生的治学态度。廖先生有他特殊的地方。他有很强的自信力，无论何人怎样非难，怎样用威势胁迫，他都能不改其说。但是廖先生又不固步自封，总不断为更进一步而努力，一旦得有新的主张，便把旧的抛弃。所以廖先生治学的态度是进步的，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可谓公允之言。

然而因为梁启超是“权威”，流谤所及，一直到现今。两年前，一位史学家曾引用梁说，那是私家著作，倒无足轻重；但新编《辞海》，在“廖平”条中仍引用梁氏之说，这就不能不使人觉得十分遗憾了。

一个好园丁

父亲在成、嘉各地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五六十年，桃李满巴蜀，为四川培育了不少人才。

他对教学工作是一贯勤勤恳恳，严肃认真的。当年无论做山长、做院长，他都担任全部的经学课程，工作已够繁多了。可他晚上还常到自习室巡视，了解学生的勤惰。乐山帅平均先生曾向我说，他在九峰书院念书时，晚上父亲常在自习室窗外听学生读书和议论，有时也步入室内做些指点，言简意赅，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蒙文通先生也曾谈到他在国学院受业时的情况。他说父亲不带讲义，一上堂就滔滔不絶，有如长江大河倾泻而来，基础差的，接受不了。有时夹以诙谐，引起哄堂大笑。当时《资治通鉴》是必读之书，每个学生案头都有一部。当学生问到书中某一件事情时，父亲略一思考便可明确无误地回答。有时需要查对，尽管案头《资治通鉴》的版本不同，但父亲只需把全书抱起来在桌上一放，用眼睛审度一下，然后翻开，前后不出五页就可找到他们所询问的那件事。

民国八年，父亲六十七岁时，中风后舌头不灵活，说话不清楚，右脚右手失灵，行动、饮食需人服侍。但他这时还在国学院做院长，仍然坚持上课，由次山扶掖入教室，讲话学生听不明白，由次山转述。

民国十八年，父亲七十七岁，已退居井研五年，犍为李源澄、仁寿陈学源忽然来井研求教。对这两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人，他不仅热忱接待，而且全力以赴，为他们讲经。这是炎热的夏季，书房又当东晒，师生都汗流不止。加以父亲见他们听不懂他的话，更急得满脸通红。一节课下来，满头大汗，疲乏不堪，我们见他累得可怜，虽不赞成，但为他的“鞠躬尽瘁”的精神所感动，便未加以阻拦。

父亲在教学时是严师，但在平时则和蔼可亲，从不摆老师的架子。父亲在九峰书院的学生胡素民在父亲逝世后作挽诗十二首，其中一首说：

儒家气象尚岩岩，争说为师道在严。独有达人知圣久，降尊先礼不为嫌。

自注说：“先生于门人爱之如子，待之如友，未尝轻呼名号，反以先生老师称之，别久，尚未及拜，即先长揖，反使受者惶伏。”

父亲青少年时期家庭贫困，读书艰难，十分理解穷学生的困苦，对他们体贴入微，爱护备至。他们有病，有急事，总是尽力资助。有些人后来有钱了，还他，他收下，没有钱，或者忘了，他也不计较。另一学生杨宗岳在他挽联中也说：

立雪有五年，减薪传，助膏火，视犹祖孙父子，音容遽渺恨何多。

有些学生追随他一生，建立了家人父子般情谊，特别突出的是青神郑可经和嘉定黄经华。郑可经号席五，是父亲被参贬后到青神讲学收的弟子。他与父亲情同父子。《四变记》是父亲口述，他笔记的。

郑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与我家同住汪家拐。后与父亲的朋友的女儿结婚。婚后迁居少城，两家还过往很密。后来郑患急病死了，父亲未中风前，常去看望可怜的孤儿。

民国十五年，郑妻忽然来井研，企图了结一场债务。原来郑先生生前因父病与父亲借去大洋五百元，立有约据。父亲知郑妻无力偿还，从未过问。但郑妻怕父亲一死，那张约据，将是她母子的后患，希望在父亲未死之前交结此事。父亲慨然用左手书写下“约据已失，任何人拾得，作为无效”的字据。郑妻拿着这张纸条，感激涕零地回去了。

黄经华先生“少年负笈相从，从九峰到艺风”。以后又同到国学院任教。他还协助父亲写作，成为父亲得力的助手。父亲晚年的著作，有些是由他整理编校的，学术方面的酬答，也常由他代笔。

民国八年，父亲忽然中风，举家慌乱，不知如何是好，奉赖黄先生等几位大门生亲视汤药，日夜守护床前，并参加陆锦亭等医生的中西医会诊，才把父亲抢救过来。

黄先生父亲死去，父亲得消息后，十分悲恸。

民国二十一年，父亲去成都过乐山河珥坎（现名磨池）见到黄的寡妻寡媳和孤孙，景况十分凄凉，父亲怆然几乎泪下，立命七弟取银元一封送与黄妻，鼓励她将孤孙扶养成人。

由于父亲是这样一位既是严师又是慈父般的老师，所以学生对他是十分尊重依恋的。在成都每年二月初九父亲生日，学生成群联翩而来，老的、少的、穷的、富的，关系密切的还带来了夫人和孩子。父亲见桃李满门墙，十分兴奋。每次必开怀畅饮，酩酊大醉。

兴趣　爱好　情操

假若有人问我：“你父亲喜欢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喜欢书。”

为衣食，为陈设，父亲是舍不得花钱的，但买起书来，钱却从书房的角落里滚滚而出了。有大银子，有散碎银子，有一串串的小钱。书商看了也感到好笑。

民国以前，他历任各县书院山长，每年俸银是五百六十两。民国以后任国学院院长和大学教授，因当时教育经费奇缺，经常欠薪，收入也不多。他用这一点点钱养活弟兄子侄以及妻儿子孙一大家外，竟购得藏书两万余册，这完全是他节衣缩食得来的。

他的书不是成批买的，而是有多少钱买多少书，遇到什么就买什么。父亲买书，不计较装帧，不讲究版本，哪怕断稿残篇也愿收藏。因之他的书大大小小、机关报新新旧旧都有，书柜也因此是七长八短的。

他的书房内除了满架满架的书以外，桌上、椅上、凳上、枕上甚至地板上都是书，简直是书的世界，书的海洋。要是有谁看到不顺眼，替他整理一番，反而会招来一场埋怨。因为据说乱中自有其规律，谁打乱这规律，反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

每日清晨，他很早就起床了。梳洗完毕走进书房，泡上一杯茶，拿上一本书，就神游到另一世界去了。假若没有人去请他吃饭，去找他交涉事情，他会一直坐到深夜。

一般脑力劳动者都要求有个安静的环境，可是父亲不在乎。他常说“心远地自偏”。

民国初年我们姐弟几人都小，常在院中打闹。有时皮球打在书房板壁上咚咚作响，父亲竟充耳不闻，照常工作。有一次小弟弟撞在花台上，头上碰了一个口，血流不止。家里的人十分慌乱，又是找药，又是请医生，父亲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晚饭时见弟弟头上包着白布，才惊讶地问：“他咋搞的？”大家暗暗好笑。

民国八年，父亲中风后仍手不释卷，并用左手十分吃力地写成《诗易合纂》一书，民国十三年，他退休回乡后，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更弱；眼睛似乎患了白内障，老花眼镜之外再加放大镜也不行了，这才被迫停止了阅读。他僻居山乡，没有可交谈的朋友，没有可散心的娱乐，长日无聊，唯一的消遣是听人念《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时我母亲已去世，这任务就落在我这个停学在家，代母亲照看弟妹的十三岁的一年级中学生肩上。有时候不免念得结结巴巴或认错了字，父亲立即纠正。我感到委屈，放下书就要走，父亲让步说：“对的对的，念下去，念下去。”

他最喜欢听《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长坂坡”、“草船借箭”、“空城计”等章节。《水浒传》是“智取生辰纲”、“三拳打死镇关西”、“野猪林”、“景阳冈”等章节，尤其是武松打虎，百听不厌，每到精彩处还哈哈大笑。

当时我喜欢看小说，却不喜欢念书，因而一听到叫我念书，我就皱眉头，只要有借口，我就要设法躲避。现在我已到父亲当时的年龄了，才深深体会到父亲晚年的孤寂与可怜，恨不得拿起《水浒传》为他明声朗诵，可惜已经迟了。

父亲还喜欢喝酒。他壮年时期酒量很大，号称百杯之量。我家别的东西不多，酒却是大曲、白干、绍酒大坛小坛地放着。父亲中饭晚饭必喝一两杯，从不现醉态。客人来了，总是谈笑风生，开怀畅饮，一端就是几大盅。我常常想：就是茶也喝饱了，这是酒，怎么受得了？

外出做客，常常是醉了用轿子抬回来。当大家从轿内把他扶出，他总是嘻嘻哈哈地笑，有时还哼几句不成腔调的川戏。然后就沉酣地睡去，从不使酒发疯，絮絮叨叨。

父亲平时是很威严的，全家都怕他，但酒醉后却变成另外一个人：和蔼可亲，笑容满面，逗大的，抱小的。我们常趁这个机会提出平时不敢提的要求，往往有求必应。

父亲严格禁止子孙抽烟、赌博，但不干涉他们喝酒，我的兄辈侄辈都很有酒量。

退休回乡后父亲的酒量大减了，只在晚上喝一小杯。家里为他酿有谷子酒，是很香很醇的。酒不多，是他的专用品，因而放在他屋里。一天夜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说到这种酒都想尝一尝，公推我去偷。我走进屋去，见父亲在椅上打盹。我把灯移来背着酒坛，就蹲下倒酒。父亲听见响声，明知有人倒酒，并不阻止，只长长地哼了一声。我把酒拿出去，几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用大头菜下酒，吃得又香又乐。几十年后，每回忆到此事，总会产生一种温馨幸福的感觉。

父亲工作之余，偶尔也参加一下文娱活动，这就是射箭与下棋。

在国学院时，秋高气爽的下午，父亲常同教师去操场射箭。父亲有时中，有时不中，黄经华先生却常中红心。他是这些教师中年岁较大，箭术较好的。每当他射中红心，父亲就带头欢呼“黄忠老将”，围观的人一片掌声，我们这一群孩子也随之又跳又叫，气氛十分活跃。

父亲偶尔还同他的老朋友在庭园中下围棋。树木掩映的凉亭中，一对白发长须的老人对坐沉思，颇有古画情趣。

回到井研因为没有会下围棋的人，不再下了，围棋子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象棋倒还有几副，他常用的是一副黄杨木的，棋子很大很沉，下起棋来几间屋都听见“驼驼驼”的响声。家里的人大都会下象棋，但除堂兄庆三外，都不是他的对手；但他一见庆三下棋，就不高兴，更不说和他对弈了。原来，庆三是大伯的次子，继承了祖父的糕点铺，以卖糕点为生。他整天坐在柜台上与人下象棋，不理正事。本钱蚀光了，父亲给以资助，始终扶不起来，四十以后还未成亲，故父亲见他下棋就皱眉头。

父亲晚年性格变得温和慈祥，十分喜爱小孩和小动物。我们小时，他忙于工作，忙于写作，很少爱抚我们。回到井研后，他把他的爱倾注在孙子、曾孙身上，常把他们抱置膝上，感到无比快乐。以后，这一批幼小者也入学了，他就疼爱他那只麻猫。麻猫也似乎通人性，整天陪着他，一同在大竹椅上打盹、打鼾。父亲去世不久，麻猫因无人爱护也死了。

父亲不愿结交官府，却喜与老农摆家常。

当时是防区时代，井研经常更换县长，有些是文官，有的是武将。这些人附庸风雅，一上任都要到我家“执弟子礼拜见”老师。有的三鞠躬，有的行跪拜礼。我感到很奇怪，问父亲：“他们都是您的学生吗？”父亲十分厌恶地说：“他们配称学生？”

我的一位堂嫂因事与人打官司，见县长如此尊重父亲，就提着鸡和点心来请父亲与她说人情。父亲一言不发，艰难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礼物一件件掷出去。堂嫂狼狈而去。

这些县长都设筵招待他，他总是以病残为辞。只有民国十八年县长李先春正式发出通知，举办读经讲习班，父亲才去县府讲过几次《易经》。

但他对农民又是一种态度。我家在县城和镇上都有住宅，但都在郊外。当大太阳天气，父亲喜坐门前晒太阳，看田间农民耕种。有农民走门前过，父亲总要招呼他们，和他们摆谈几句，有时还请他们进屋去抽烟喝茶。他了解他们，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因而谈得很投机。二嫂对此很反感，常暗地说：“这真有点失身份。”父亲知道后笑道：“民以食为天，他们是功臣，失掉我什么身份？”

父亲虽然一生尊孔、读经，讲求孝弟，对三纲五常尊卑老幼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与当时一般士大夫比较起来，思想并不十分僵化，对新生事物还颇为敏感。

五四运动后，他首先令家里的女孩子放足，比我大十岁的大侄女已是大足，这在井研是创举。

民国十五年，在女孩子们的要求下，父亲让家中女孩子与男孩子一道去成都读书。这对落后闭塞的井研县城是一种冲击。在这影响下，接着就有一群女孩子涌上成都投考学校了。

我到成都不久，曾接到父亲一封来信，内面只有他用左手写的“孙文买完”四个大字。想了半天，才理解到他叫我把孙中山著作买完，寄回去，他要加以研究。

这年五月，我同三妹就自动把发辫剪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反封建的大事，回到井研，绅士们说：“倒男不女，不像话！”但父亲却未提出批评。

这时国民政府颁布了女子继承权。盛宣怀第一个把财产分给女儿。我家由二嫂当家。我们上学的学费常受她的卡制。我们在报上看到这消息后就向父亲提出继承权的要求。父亲慨然允诺，将成都两院房子和一笔现金分给我们姊妹二人。但二嫂和大侄反对，并向廖氏宗祠控告。在家族会议上，父亲坚持原意，并向井研县府正式备案，这场纠纷才以我们胜利而告终。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也是一个创举。

我们一部分旅省青年，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在成都成立了“研新社”，目的是研究新思想，倡导新文化，改革井研旧的思想风俗。“研新”成立后，在社长廖次山的领导下，发行了三期不定期刊《研新》，猛烈向故乡封建势力开火，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父亲对研新社的行动，有的默许，有的积极支持。如打东岳庙的菩萨，抓县督学的烟灯游街，父亲明明知道，却不加以阻止。绅会首们虽气得咬牙切齿，见父亲未表态，也不敢轻举妄动。

以后次山等又在井研北街创办结纯小学。本地教员纯粹尽义务，大家都很努力，学校办得也很有成绩，深得学生家长的好评。父亲为表示对学校的支持，曾命最小的妹妹入学。

民国十六年寒假，研新同仁决定在井研举行游艺会。苦于没有幕布，父亲知道后，捐赠了一幅幕布，上面贴着他左手写的“少者怀之”四个大字。下款是“邑人廖平赠”。

开会那一天，一群年轻人来请父亲去看演出，父亲欣然前往。当看到三妹与王嘉祥姐妹同跳《葡萄仙子》，廖次山与李亚群合演文明戏《孔雀东南飞》时，父亲点头微笑。但亚群回家，却受到他父亲的责备，说：“拿钱送你去读书，你不争气，去学小旦！”

民国十八年研新社在井研创办私立中学，因为没有经费，企图用父亲名义募捐，故取名六译公学。父亲首先捐赠五十元大洋，并令曾孙女入学。但此校开办不到半年，就被当局以“赤化嫌疑”的罪名给查封了。

父亲毕生教书，对青少年特别有感情，他又比较豁达开明，因而我家经常宾客满门，大都是次山、七弟和我的朋友。有的人简直是常客，常住我家。

后来亚群参加了革命，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回井研常以我家为掩护。一旦风声紧急，次山就用佃家衣帽把他乔装打扮成农民，从后门把他送走。一次亚群在堰塘边钓鱼。八弟去通知他说：“叫你快走，捉你的人来了。”他丢下鱼竿就跑了。

父亲对这些年轻人一会儿出现在眼前，一会儿又不知去向的神秘行径，也感到蹊跷。但他相信他的孙子和这些青年不是为非作歹的人，从不追究。由于他的雍容大度，给这些青年很多方便。

俭朴的家风

父亲出身寒素，青少年时期饱经贫困，因而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作风。他在尊经时，脚上穿的是祖母做的青布鞋，身上穿的是家机土布衣，有时还打上一两个补丁。这么一个十足的“乡巴佬”，站在衣冠楚楚的少爷们中间，多么寒碜呵！可是，他毫不在乎，旁若无人。他这种独特的风格，博得了有识之士的钦佩，因而在尊经结交了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直到父亲中进士后，我家无论来了什么客，最丰盛的宴席仍然是一顿豆花饭，故除当年“廖米汤”之外，父亲又得了个“廖豆花”的绰号。

每年秋天豆子上市，我家就买一两石来用囤子囤着。平时用炒豆子下稀饭，或者自己生豆芽；客人来了，就用来推豆花。推豆花是劳动量较大的工作，家里人常为此感到麻烦，但父亲总是改不了这个习惯，一直到八十岁还喜欢吃一顿又辣又麻又烫的豆花饭。

父亲中风以前，我家饭菜始终保持井研农家本色。平时白水煮菜醮红海椒，父亲吃得十分香甜。初二、十六打牙祭，一斗碗回锅肉，几大碗菜汤。中风以后，身体需要肉食多一些了，常用黄芪党参炖肉；但命令小人不得上大人饭桌，说是吃了大人吃的东西要上火，实际上就是怕我们经常吃肉，养成不甘淡泊的习性。我们小桌上经常是两碗蔬菜，打牙祭时一人一小碟回锅肉，或者牛肉丝炒红萝卜，吃大鱼大肉的时候很少。我们极难得吃零食，父亲常说：“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还要什么？”

我家的农村本色还表现在喜欢吃咸菜。酱油、豆瓣都是夏季做来吃一年；泡菜、酱菜、伏菜、甜菜、豆豉、豆腐乳无不齐全。一间小屋尽是坛坛罐罐。打开这间屋，就闻到一股香味，我们就爱挤进去捞点什么来吃，可是小官僚家庭出身的二嫂很反感，常常背地里埋怨：“别人家有的是古董、字画、盆景，我们家却一屋瓦罐罐；这土气不知要传到哪一代？”

父亲经常穿蓝或灰色洋布长袍，外罩一件青缎或羽纱马褂。家里为他制有四季的绸缎衣服，可是他一见那些金光闪闪的东西就皱眉头，只好成年系月压在箱底。民国初年熊克武在成都做督军，一次请父亲赴宴，熊与我们是同乡，父亲决定前去。临行，母亲抱着新衣服追出去，他绕着圆桌躲，结果还是穿着旧衣服去了。晚上他大醉归来，扶下轿子就哈哈大笑说：“我今天没有穿新衣裳，还是坐了上八位！”接着又向我说：“布衣傲王侯，你懂吗？丫头！”这件事在我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不但自奉节俭，治家也是很严谨的。在国学院做校长时，一家大小穿的鞋子都是母亲做的，常常睡醒一觉，还见母亲在灯下纳鞋底。我们姐弟数人夏天是家机麻布，其余三季是家机的土布，用蓝靛染成深蓝或浅蓝色。刚穿上身时有很大一股臭味。我们满十岁时父亲给我们做大生，才给缝一身洋布衣裤，但也只能外出穿，一回家来就得赶快脱下，放在箱子里。平时布袜子疤上重疤，穿在脚上十分难受。比起一般士人子女，我们是显得很土气的。

父亲总是天明就起，梳洗后用手杖敲我们的门，一面敲，一面叫：“天亮了，快起来。”早晨的瞌睡是很香的，但不敢不起来。起床后，男孩子扫地，女孩烫水烟袋，抹桌椅，提着一个小水桶，用抹布包着指头把雕花椅上的洞一个一个地揩拭干净。女孩子满十二岁，家里虽有女工人也要学洗被盖，学炒菜，一而再，再而三，非学会不可。还定下一条奇特的规则，客人来了，女孩子下厨房操作，媳妇出来陪客，说是让女孩子多锻炼，以免将来为难。

他还鼓励我们储蓄，每人给买一个瓦的扑满，上面写上名字。客人给的钱，银元交母亲，铜元小钱自己存入扑满。年三十夜比赛，看谁存的钱多。

父亲的子、侄议婚了，他总问姑娘能不能干，是不是养蚕能手。他们结婚了，就要带个信回去叫给他做一双布鞋来看看，一般士大夫家庭选的是才貌出众，善于知宾待客的姑娘；他选的都是健壮结实，能纺纱织布，勤俭持家的主妇。

井研老家一贯务农，养蚕织布。大嫂是农家女，对农活很内行，就由她主持其事。春天我们回到老家，大嫂就带着我们去砍桑条，摘桑叶，帮着她把桑叶撒在蚕棚上。听着蚕儿沙沙吃叶声，感到无比高兴。我同小伙伴一道爬到桑树上去摘桑葚，捉毛虫。有一次不小心掉在水田里，从头到脚一身稀泥。大嫂悄悄把我从后门带回去，全身脱尽，塞在被窝里，待衣服烤干了，才让起床，怕二嫂知道后会责备“粗野”、“没规矩”。

民国初年，我们住在国专附近杨遇春故宅里。房子古老陈旧，但四井的院落面积大，房间多而宽敞，中间还有两个大坝，颇有农家风味。父亲命前院种菜，后院种花。花园里常常鲜花盛开，蜂蝶成群；菜园里呢，地垄中栽满苞谷、豇豆、茄子、南瓜，围墙上还爬满丝瓜、扁豆。父亲工作之余带领我们去掰苞谷，摘茄子、豇豆、丝瓜，煮成一锅，蘸上红辣椒，父亲吃得比山珍海味还鲜美。

当时我家房子有空的，就分一部分与商务印书馆四川分馆的龚馆长居住。龚是吴淞人，穿着打扮都很讲究。当时父亲的名气比那位馆长的名气大，拜访的人也较多，人们常误认他家子女为父亲的孩子，他家孩子也讥笑我们是“阿木林”。

父亲严厉的家规，对子女近于苛刻的待遇，当年不知使我们受了多少委屈，我曾产生过极端不满的情绪。可是七十年后，在我将走完这坎坷的一生旅途的时候，缅怀往事，我反而产生了强烈的感激之情。老父啊！是你给了我好的教诲、熏陶，使我能于生活淡泊自甘；使我练就了坚韧的性格，因而新中国成立前久走烂路，没有摔倒，史无前例的十年中，饱经狂风恶浪的冲击，没有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