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春闱中贡士罚停殿试赴广州_郑板桥传

己丑春闱中贡士　罚停殿试赴广州_郑板桥传

从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开始，廖平襄校尊经任分教，学术取向与同事及山长伍肇龄不同，而时任四川学政的高庚恩在学术上也赞同伍肇龄，反对廖平的新学说。高庚恩在为伍肇龄《近思录》作序时，痛斥汉学“寖树藩篱，操末忘本，世儒之蠹”，含沙影射廖平。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完成经学二变的廖平心生去意。此时，廖平因经学一变首创平分今古论的《今古学考》名满天下，四方相邀论学，甚至有亲到尊经书院探讨学问的学者，这其中就有时任通林书院主讲的尊经同窗吴之英。两人虽都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但吴之英治学方向与廖平不同，受王闿运礼学影响较深，主要研究仪礼制度。

吴之英（1857～1918），字伯朅，号西蒙愚者，雅安名山人。幼承庭训，十五岁时雅州院试第一名。光绪元年（1875年）入尊经书院，与杨锐、廖平、宋育仁同称院中四杰。光绪七年（1881年）入京朝考优贡。次年回四川后，在资州艺风书院任教。光绪十三年（1887年）被聘为通林书院主讲。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灌县训导，同时在廖平的推荐下兼尊经书院讲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尊经书院都讲，同时与宋育仁创办《蜀学报》，任主笔。

吴之英博学通经，也是晚清颇具代表性的经学大师。他精于《三礼》，将经学与社会思想相结合，主张“通经致用，以文载道”，在学术基本立场上和廖平是一致的。吴之英后来也研究《春秋公羊传》，写成《公羊释例》。其基本学术观点和廖平二变观点差不多，但在与社会政治结合上比廖平更具有现实性，可以说是廖平二变观点的具体应用。他从“公羊三世说”中引申出发展的历史观，认为当时泰西各国已进入“升平世”，而中国处在“据乱世”，所以必须维新变法，然后进入“大同世”。他提出“政体因时新代故”，“纳新吐故自春秋”等变法主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辞去灌县训导职务，回名山县隐居。1910年应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之聘，在成都存古学堂任教。1912年受聘为国学院院正，1913年病辞院正职务。1918年病逝。著有《寿栎庐丛书》等。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七月，廖平和吴之英论学于尊经书院，一番畅谈，两人都“深许其可，自此见人恒颂其学”。八月，应德阳知县陶联三之聘，廖平离开尊经书院去了德阳，在德阳孝感书院、旌旗书院、双江书院一边讲学，一边撰写《知圣篇》，同时还要准备第三次进京参加己丑科礼部会试。(www.guayunfan.com)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已经胜利结束了中法战争，两广地区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在他的亲自操持下，自筹经费，亲选院址，始建广雅书院。“广雅”二字，是张之洞亲自命名并题写匾额。“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即要培养学识渊博，品行雅正的人才。年届五十岁的张之洞历经政治、军事、洋务等方面的历练，其办学理念更加成熟，办学经验也更加丰富，目光也更为广阔。在以往发展朴学的基础上，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广雅书院中引入西学，并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制学规等诸方面进行改革。严格聘任德才兼备、学富五车的词林贤达任广雅书院院长，首任梁鼎芬，次任朱一新都是当时享有盛誉的学者。书院还专聘四位分校：黄涛掌校经学、林国赓掌校史学、黄绍昌掌校理学、马贞榆掌校经济，四位分校都是岭南名士。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完成广雅书院建设的张之洞开始了另一项雄心勃勃的学术工程，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国朝十三经义疏》。张之洞对阮元的学问非常佩服，在蜀督学时就以纪阮之学为号召。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就像皮锡瑞所说的那样：“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嘉庆二十年阮元刊刻《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道光六年朱华临又精心校勘，《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为善本。张之洞称“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于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从朱华临校勘本问世到张之洞创建广雅书局，又过了六十年，十三经注疏又有了许多新的成果，所以张之洞想组织一批有学力的研究者编撰《国朝十三经义疏》。

这一年的冬季，张之洞电召廖平到广州，邀请他参与《国朝十三经义疏》中《左传》的注疏编撰工作。但廖平已买舟东下，进京赶赴己丑春闱，答应张之洞明年会试之后再到广州。十二月，在出川进京的小船漂过巴东黄陵峡时，廖平完成了《辟刘篇》和《知圣篇》最后的撰写工作，这两部书稿一直带到北京，然后又跟随廖平到了苏州、广州。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时年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大婚。这次大婚，场面宏大，极尽奢华，清廷共耗银550万两。其中，各种“外办”耗费105万余两。而由“内办”的帝、后应用冠服、朝珠、钿钗、金银珠宝玉器，嫔妃所用器物，皇后妆奁，以及后嫔铺宫应用的金银器皿等，共用银400万两以上。这些银两主要是从各省财政和各税关指派筹备的，是从全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光绪大婚耗用的550万两白银，按当时的粮价折算，可购买近400万石粮食，足够190万人吃一年。外患内乱不断、天灾人祸丛生之中，如此奢侈铺张的皇帝婚礼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清廷依然骄奢淫逸。为庆祝大婚后“归政”，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乙酉日（1889年1月9日）“谕内阁，明年举行归政典礼，崇上皇太后徽号。普天率土，抃舞胪欢，多士如林，涵濡圣泽。允宜特开庆榜，俾遂观光，著于光绪十五年举行恩科乡试，十六年举行恩科会试。用副朕锡类推恩。作育人才之意”。（《德宗实录》卷之二百六十二）光绪十五年是己丑年，是正科会试年，是不开乡试的。但这一年因光绪亲政而开恩科乡试，恩科乡试的第二年（即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举行会试，称恩科会试。

廖平参加的会试是己丑（1889年）正科会试。

根据《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至二百七十记载，这年的二月辛丑（三月二十六日），“补行覆试顺天及各省乡试举人。一等陈泽霖等八十名。二等丁葆和等一百六十名。三等石之泉等二百四十七名。俱著准其一体会试。列入四等之邱肇基、赵衡、袁振森、方笃行、周庆宸、许鹏、冯其浚，均著罚停会试一科。”

二月壬寅（三月二十七日），“复试各直省举人一等张荫椿等一百名。二等林清照等三百名。三等宋葆昌等四百六十八名。均著准其一体会试。列入四等之周文灿、哈卜齐显、高荟桢、刘佐宸、马河图、路在兹、章淦聚、邓鹤鸣、李盛春、倪震埏、李舒馨、陈世瑞、陈杰辅、谢乃元、谢庭芝、何鼎元、宋鸣凤、张鸿博，均著罚停会试一科。李熙春、林兴家、庆禄，均著罚停会试二科。不列等之瓞寿。著斥革举人。”

两次复试，共有715人获得了参加礼部会试的资格。

三月辛亥（四月五日），“以礼部尚书李鸿藻为会试正考官。工部尚书昆冈、潘祖荫、礼部右侍郎廖寿恒为副考官。”

三月己巳（四月二十三日）会试在礼部贡院结束后，“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满洲取中八名。蒙古取中三名。汉军取中六名。直隶取中二十三名。奉天取中三名。山东取中二十一名。山西取中十名。河南取中十七名。陕西取中十四名。甘肃取中九名。江苏取中二十五名。安徽取中十七名。浙江取中二十四名。江西取中二十二名。湖北取中十四名。湖南取中十四名。四川取中十四名。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广东取中十六名。广西取中十三名。云南取中十二名。贵州取中十一名”。从715名会试举人中拟录取318名贡士，但实际录取了302名贡士。

四月庚寅（五月十四日）贡士复试结束，“此次新贡士复试一等恽毓鼎等七十六名。二等毛慈望等九十九名。三等梁銮藻等一百二十一名。俱著准其一体殿试。列入四等之颜庆忠、王云清、廖平、蔡宝仁、赵以焕、安荫甲，均著罚停殿试一科”。廖平在内的6人复试列入四等而被罚停殿试，实际参加殿试的贡士只有296人。

四月乙未（五月十九日），“派大学士恩承、协办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工部尚书潘祖荫、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左侍郎孙诒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为殿试读卷官。”

四月丙申（五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许叶芬等二百九十六人于保和殿。”

四月庚子（五月二十四日），“上御太和殿传胪。授一甲三人张建勋为翰林院修撰，李盛铎、刘世安为编修。赐进士及第。二甲杜本崇等、一百三十二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孙廷翰等一百九十六人赐同进士出身。”共有331人录取为新科进士。

廖平的会试考得相当不错，中式第三十二名贡士。会试朱卷廖平曾在光绪二十三年刊刻过，现在文本已散佚无寻。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62卷中收录了廖平会试朱卷的“履历”、考官批语及聚奎堂（大总裁办公地）批语。抄录批语如下：

阅卷房师同考试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加三级张（预）阅、荐并批：自铸伟词，经策渊雅；大总裁礼部右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加三级廖（寿恒）批取，又批：迥绝恒蹊，经策该备；大总裁工部尚书南书房翰林加三级潘（祖荫）批取，又批：独标经义，经策淹通；大总裁工部尚书宗室崑（岗）批取，又批：兼取群书，经策充洽；大总裁太子少保武英殿总裁礼部尚书加三级李（鸿藻）批中，又批：洞明古训，经策闳深。

阅卷房师原荐批：

第一场：首艺择精语详文之有经籍光者，次取径深微，三亦力扫恒蹊，言文而指弥远，诗不俗；

第二场：易义熟于六书通假之例，说一经而全经皆通而六经亦皆通，是善读书人，语书说二十二人，创前人所未有，按之经传皆通，见地塙实，庶几不磨。诗常许本无塙据善说，不妨解颐，其推阐形容譬况之词皆有心得，春秋阳在生刊灭阙之说，本不可通，此独不获传文通人之论，非专己守残者，所解礼亦以文从字顺求之，深明周秦以上经传属文之例，小儒见之，未免咋舌。

第三场：五策包举经籍合炉而冶之，想坐矮屋中扪腹出古今百家叱咤进退之状，视琐屑钞摭者奚翅宵壤。合观前二场，益知作者于先圣微言大义谨守而详述之，又了然于历代治乱因革之故，理人驭世之经，言之凿凿，非贯串群书学有师法者不办。

聚奎堂原中批：文无庸陋语，次三一律诗称，二场说经铿铿，通场所无此奇才也，不意于风檐寸晷中得之，策对条贯有根柢。

会试考试最关键的就是阅卷房师的推荐，这是会试考中的第一环节，阅卷房师会对本房应试举子所有场次的全部考卷仔细阅读，批语最为详细，如果阅卷房师评语较差，即使推荐给了大总裁最终也不会被录取。如果阅卷房师批阅细、评价高，后面的各位大总裁在判阅试卷时也会更加仔细认真，被录取的可能性就更大些。

从廖平朱卷会试房师和座主（大总裁）的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廖平会试时的答卷确实表现出了一个今文经学家的水平。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阅卷房师钱塘张预的批语。

张预，字子虞，号腹卢，杭州人，光绪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江苏候补道，己丑会试同考官，湖南学政等，著有《崇兰堂诗》。

张预的评语写得非常精彩。第一场“首”、“次”、“三”，言简意赅，评价非常中肯到位，惜墨如金，字字精当。第二场评语更是表现出张预高超的经学水平，仅仅通过几篇应试文章竟然能将廖平经学的特点概括得如此妥帖“说一经而全经皆通而六经亦皆通”，真乃廖平知音。同时对廖平在朱卷中大胆创新、敢为新说的精神大为赞赏：“语书说二十二人，创前人所未有，按之经传皆通，见地塙实，庶几不磨。”甚至对朱卷中自己不认同的观点不但不加斥责，反而认为廖平是令小儒咋舌的“深明周秦以上经传属文之例”的“非专己守残者”。第三场评语相当形象，“想坐矮屋中扪腹出古今百家叱咤进退之状，视琐屑钞摭者奚翅宵壤。”意思是读廖平文章，仿佛看到一个坐在低矮的考棚里，于古今百家中纵横驰骋，藐视一切守旧抄袭小儒的意气书生。最后用“非贯串群书，学有师法者不办”来总结廖平朱卷，可谓评价极高。所以大总裁最后录取的评语“通场所无此奇才也”显得尤其醒目。廖平最终在715名参试举人、302名录取贡士中名列第三十二名。

《年谱》说廖平：“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大挑二等。恩科会试，中式第三十二名进士。殿试中张建勋榜二甲七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这段话有四处错误。

第一，廖平没有资格参加己丑大挑，也就不会有大挑二等的说法。

“大挑”是清代科举制度之一，是从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取后任职。乾隆年间成为定制。规定每隔六年举行一次大挑，不考文章词赋，根据相貌应对选拔录用。每届大挑，钦派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看相貌决定任命与否。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脸型，先唱三人名，挑为一等，任用为知县。三人挑出后，继唱八人名，这八人是不被录用的人，全都出局。其余九人不唱名，以教职任用。

参加吏部组织的“大挑”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举人，第二必须三次会试不中。廖平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乡试中举，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和光绪九年（1883年）两次参加会试，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廖平全心投入到《谷梁》《公羊》研究及《今古学考》的撰写中，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廖平在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第三次参加了会试。所以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廖平没有资格参加大挑。而且刚刚赢得学术美誉而相貌平平的廖平不太可能会去参加这种靠长相选官的“选美比赛”。年谱所说的“大挑”，很有可能指的是会试大考，相当于“春闱大比”的说法。但会试录取的只是贡士，贡士只分名次不分等级，所以年谱所谓“大挑二等”说法有误。

第二处错误是“恩科会试。”如前所述，光绪十五年己丑是正科会试，不是恩科会试，这一年的乡试和光绪十六年的庚寅科会试才是恩科。

第三处错误是“中式第三十二名进士”。廖平会试考中的只是第三十二名贡士，不是进士，一般情况下，要通过皇帝殿试录取的才叫进士。

第四处错误是“殿试中张建勋榜二甲七十名，赐进士出身”。实际上，己丑科张建勋榜进士题名录中是查不到廖平的。廖平己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贡士后，在当年的贡士复试中，列入四等，被罚停殿试。《德宗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六十九记载：“光绪十五年，己丑，夏四月，庚寅（五月十四日）。又谕：此次新贡士复试一等恽毓鼎等七十六名。二等毛慈望等九十九名。三等梁銮藻等一百二十一名。俱著准其一体殿试。列入四等之颜庆忠、王云清、廖平、蔡宝仁、赵以焕、安荫甲，均著罚停殿试一科。”

关于罚停殿试的原因，《年谱》中说：“廖平试卷书‘厯’作‘歷’，罚停殿试。（按：‘厯’当作‘歷’，《说文》：‘歷，遇也。’‘歷’当作‘厯’，董其昌考‘歷’作‘厯’。见《三希堂法帖》）潘祖荫力争之始免。”因为试卷书“厯”作“歷”，被罚停殿试，但经过潘祖荫力争才免掉了。很明显这段话和《德宗实录》是矛盾的。实际上“歷”是正体字，“厯”是“歷”的异体字，试卷书“厯”作“歷”并不违规，即使写成并不常用的“厯”字，在光绪年间也不会成为罚停殿试的依据。当然如果廖平试卷中的“歷”字涉及乾隆名字“弘歷”，那就不只是罚停殿试那么简单了。另外，既然罚停殿试了，潘祖荫怎么力争都不可能免之。所以《年谱》这段关于罚停殿试的记述并不正确。

事实真相就是廖平在贡士复试时，因答题质量不高而被列入四等，罚停殿试一科。但他运气好，沾了光绪帝亲政的光，在第二年，即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恩科殿试中考中吴鲁榜二甲第七十名进士，这是可以从庚寅恩科吴鲁榜进士题名录中查得到的。所以廖平在己丑科会试中考取的只是贡士，而不是进士。

贡士复试列入四等被罚停殿试一科当然是件丢脸的事情，尤其是对刚刚赢得较高学术声誉的青年学者来说。所以廖平生前对此讳莫如深，甚至用“书‘厯’作‘歷’”来加以掩饰，廖平自己也在多处场合说自己是己丑进士（廖平亲自参与编写的《廖氏宗谱》、《光绪井研县志》里廖平称自己是己丑进士），以至于后世人们对于廖平考中进士的确切年份都有混淆，大部分研究者都误以为廖平是己丑进士。

己丑贡士复试结束后，廖平被罚停殿试一科，也就是己丑当年的殿试不能参加，但可以参加第二年的庚寅恩科殿试。所以贡士复试结果出来后，廖平没有回川，而是在六月时离京南下去往广州，应张之洞光绪十四年戊子电召之约。一同离京南下的还有尊经好友张祥龄曾彦夫妇，张祥龄也参加了己丑科会试，但名落孙山，离京返回苏州寓所。他们先到天津，一同拜访了在李鸿章客馆的老师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记载：

六月十九日，蜀士张、廖来，曾、陈同至。

六月二十日，张生夫妇均来，及廖、曾、陈，留饭去。设瓜藕。廖留宿陈斋，谈今古学。

六月二十一日，看廖生经说，欲通撰九经、子、史成一类书，亦自志大可喜。

六月二十二日，宋芸子来，留宿外斋，谈京中蜀事。

六月二十七日，宋、曾欲入都晨起送之。

张指张祥龄，廖即廖平。曾是曾光岷，和廖平己丑同科贡士，殿试中张建勋榜二甲一百二十四名进士，朝考二等授内阁中书。陈指何人待考。宋芸子指宋育仁，时任翰林院检讨。四人俱是王闿运尊经弟子。由上可知，廖平一行是六月十九日到天津拜访王闿运，二十日晚上和王闿运、陈同学一起讨论了今古学。从第二天王闿运“看廖生经说，欲通撰九经、子、史成一类书，亦自志大可喜”的记载来看，廖平送给王闿运的作品应该不是刚刚写成的《知圣编》和《辟刘篇》，而是一变代表作《今古学考》，因为《今古学考》下卷中谈及到《十八经凡例》与“通撰九经、子、史成一类书”是一样的意思。在天津盘桓几天后，六月二十七日，宋育仁和曾光岷要返回北京任职，可以推知，廖平张祥龄也由此时南下苏州。

七月到达苏州，与俞樾相见。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德清（今属浙江湖州）人。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师法乾嘉学派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颇有成就。道光三十年（1850年），会试中贡士，复试时应试诗有“落花春仍在”之句，深得曾国藩激赏，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二月，俞樾在河南出棚考试，试题中有“王速出令反”、“二三子何患无君我”、“国家将亡必”等题。这些题目都出自儒家经典，为防考生押题而把经文贴去若干字。但是贴去了几个字后，题目的字面意思陡然突变。“王速出令反”语出《孟子·梁惠王》“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孟子劝告齐宣王要马上发布命令禁止讨伐燕国的军队在燕国胡作非为。帖字后变成了王出来鼓动大家造反之意。“二三子何患无君我”也是出自《孟子·梁惠王》，原句“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孟子劝告滕文公只要善行仁政老百姓自会跟随时，例举当年邠大王因狄人想侵占邠国土地，为了不危害百姓，他决定放弃邠地移到岐山，离开时给邠国老百姓讲的话，后来邠地百姓都跟随他移居岐山。帖去几字后，字面意思变成了“你们不要害怕不以我为君”。“国家将亡必”语出西汉戴圣《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贴去几字后字面意思变成了国家一定会灭亡。于是御史曹泽弹劾他命题“割裂经意”、“图谋不轨”，咸丰盛怒，欲治死罪，幸亏曾国藩极力搭救，最终以“革职，永不叙用”的结果终结了他的仕途生涯。

罢官后的俞樾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被时人尊为朴学大师，声名远播海外。当时就享有“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的盛誉。门下有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学者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补华、王治寿、冯一梅、吴庆坻、袁昶等，大书画家吴昌硕也是其门下弟子。日本学者也前来执经问道，井上陈政是其中的佼佼者。

俞樾一生著述宏富，《春在堂全书》垂世作品达五百余卷。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俞樾，治经以王氏父子为宗，学术成就主要在校勘、训诂群经、诸子和归纳古文“文例”方面。《群经评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是其代表作。这几部作品在当时乃至其后的学术界受到很高评价。章太炎认为，《诸子平议》成就可与王念孙《读书杂志》相抗衡。梁启超认为，《诸子平议》为“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古书疑义举例》则被他誉为“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誉”。

有资料表明，早在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廖平第二次进京会试时“舟车南北”，曾路经苏州，拜见过俞樾，所以这次拜见算是老朋友再会。

见到年轻的学界后生，俞樾非常高兴地极力称赞廖平《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面对年届七旬、平易近人而又和蔼可亲的学界泰斗，廖平把自己最新的学术二变观点告诉了俞樾，尤其将最新的学术思考，三传会通的想法请教俞樾。俞不以为然，说等到书成再议。

所谓三传会通，即“三《传》镌后，别为《折中》”，是廖平在兼治春秋三传的基础上，力求三传会通。廖平认为三传同源，经义大同小异，历代治《春秋》的学人都夸大三传的区别而忽视了三传在经义上的大同，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廖平因此指出：《春秋》三传，或文异而义同，或各明一义而皆可通。只有会观三传才能明白《春秋》之义。因此，三传同出一源，同为解经之作，大纲宗旨并无不同，由此而最终打破了经学今古文的派系壁垒，结束今古文的分争。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俞樾的肯定。“盖旧误承袭已久，各有先入之言，一旦欲变其门户，虽荫老亦疑之。”（《经话》甲编卷一第107条）俞樾最赞赏的还是廖平经学一变创立的平分今古学说，而他最得意的弟子章太炎却最认可廖平后来经学三变将古文经置于今文经之上的观点。廖平《三传折中》直到1918年（民国七年）才刊刻成书，而俞樾已去世十年。

八月，廖平来到了广州，在恩师张之洞的安排下，住进了刚设立不久的广雅书局里。广雅书局是张之洞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的，书局刚开始设置在广雅书院的菊坡精舍，后来移到省城旧机器局厂房改建的屋子，聘请顺德李文田学士为总纂，开局以后，雕刻千余种经籍图书，均赠藏广雅书院藏书楼（名冠冕楼），供书院中学生随意借阅研习。

张之洞邀请廖平到广州，指令他研究古文经《左传》，编写注疏，以配《国朝十三经义疏》。通过这个手段想让廖平回到古文经学家治学路径上来。廖平师命难违，在广雅书局，廖平专力研究《左传》，其间，远在北京的张之洞另一个学生宋育仁“舟车往反，相与辩难”。廖平不但没有回到古文家路径上，反而在专心致力于古文《左传》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他七月在苏州拜见俞樾时构想《三传会通》的想法。所以廖平虽然以《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命名，名为古经，实则以今文家法寻求三传同源之证，和古文家治《左传》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和观点。还未成书，张之洞又再次重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之诫。

十月，张之洞聘名士朱一新出任广雅书院第二任山长。廖平居室与朱一新、屠寄（史学家）、陶濬宣（书法家）等人相邻。

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浙江义乌人。光绪二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因上书参劾宦官李莲英恃宠骄尊，触怒慈禧太后，受降职处分。遭贬后，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山长。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朱一新是俞樾在杭州“诂经精舍”时学业特优的六名超等生之一，深得俞樾真传，治学主张汉、宋兼并，客观地对待汉儒许慎、郑玄等人的古文经学，以及宋儒二程（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为代表的宋学。主张“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汉书管见》四卷是其倾注多年心血撰著的考据学代表作，为世人所看重。

虽然朱一新持论汉宋调和，但对廖平今文经学是持不同意见的，他认为今文公羊学学术不端，将危害国家。在广雅，朱一新有一天讲学时说道：“讲学问须自作主人，勿为人奴隶。”廖平听后急往求教：“如何方能作主人？”朱一新滔滔不绝，但是廖平却依然觉得朱一新所讲仍是奴隶之奴隶。（吴虞《六译老人余论》）后来，康有为接受廖平二变思想并加以改造后，著成《新学伪经考》，朱一新以深厚的考据功底力驳康有为考据失偏，钱穆认为足以驳倒康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