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辍学苦争取茶肆受辱愤求学_郑板桥传

两度辍学苦争取　茶肆受辱愤求学_郑板桥传

廖平五岁时，廖复槐夫妇又添一子，取名登松。虽然老大、老二已经能帮助夫妇俩耕田犁地、打理磨坊、经营店铺了，但八口之家，生活依然艰难。更为艰难的是接连两年天旱无雨，庄稼几乎绝收，饥荒蔓延，大户人家开设粥棚赈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让其时九岁、聪慧文静的老三登楼在私塾里读书识字，目的不是要出人头地，而是将来经营磨坊店铺，能够算钱记账。

廖平七岁发蒙读书。虽然取名时，父母寄寓厚望，但面对贫困的家境，父母最初也只是希望廖平将来能够算钱记账就行。从初学于盐井湾禹帝宫村塾胡龙田夫子，至十二岁的求学经历，《廖季平年谱》语焉不详。根据顾廷龙先生整理编辑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的廖平会试朱卷履历表中记载的受业受知师，我们还是可以大致考察廖平早期的求学经历。

在封建科举制度形成并逐渐完备以后，师承渊源、师生关系变得日益重要。一方面对考生而言，师出名门，学有根柢；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高徒名师，善教有方，桃李天下。因求学经历阶段的不同，老师也分成了许多种，有受业师、问业师、受知师、房师等名目。

受业师是指亲自执教讲读的老师。读书人自启蒙教育开始，或出外就傅，或聘师来家馆课，或到书院肄业，或向著名学者问业，以便在漫长的应试过程中取得最后殿试的成功——金榜题名。因此，受业师又可以细分为“发蒙师”、“课业师”、“问业师”、“肄业师”、“书院肄业师”等不同名称，反映出科举中式者不同的学习阶段和“受业师”所承担的不同教学任务。(www.guayunfan.com)受知师，是指封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时的主考、副主考和阅卷房师。唐、宋时进士称主试官为座主；至明清，举人、进士称其本科主考官或总裁官为座主，也称师座。举人、进士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中，乡试、会试、殿试都是分房阅卷的，应试者的试卷须经同一房的阅卷考官选出，加批语后推荐给主考官或总裁，方能取中，所以阅卷考官被举人、进士尊称为房师。

对于封建士子来说，真正的老师是受业师。士子从幼年开始跟随发蒙师识字，听“课业师”讲“四书五经”，向“问业师”、“肄业师”学作八股文、试帖诗直至参加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受业师是科举考试的领路人。

在科举制度中，应试考生必须将自己的求学经历，以按照时间先后开列受业受知师名单的方式填写到试卷履历表中。按照清代科举制度规定，履历表的记载必须是能经得起复查的真实材料，一旦发现有冒籍虚填隐瞒篡改的，以欺君之罪处置，所以会试朱卷的履历表是最真实也最详尽的材料。廖平会试朱卷履历表按照受业受知先后顺序，共记载了十七位“受业受知师”。

廖平会试朱卷开列的十七位受业受知师中，受业师十四人，受知师仅三人。受知师中，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院试考中秀才时的受知师是“张孝达夫子之洞”一人；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乡试考中举人时的受知师有两人，即主考“茀亭夫子景善”和副主考“许竹篔夫子景澄”。

十四位受业师中，在院试受知师张之洞之前，廖平先后写下了“胡龙田夫子宗普”、“许翠廷夫子长蔚”、“夏春山夫子九垒”、“家寿某夫子凌霄”（寿字后缺一字）、“向春廷夫子明善”、“何泽之夫子钦培”、“钟毓生夫子灵”七人，这七人就是廖平从七岁发蒙读书到二十三岁同治十三年甲戌院试（1874年）前的受业师。

甲戌院试考中秀才后第二年，廖平参加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科试得优廪生，牌调尊经书院。“钱许三（许三当为徐山之误）夫子宝宣”、“钱铁江夫子保塘”、“伍嵩生夫子肇龄”、“王壬秋夫子闿运”四人即为廖平在尊经书院学习时的“肄业师”。“谭叔裕夫子宗浚”，光绪二年开始为四川提督学政；“丁稚璜夫子文诚”（丁宝桢，谥文诚），光绪二年开始为四川总督；“朱肯夫夫子逌然”，光绪八年为四川提督学政；这三人当是廖平己丑会试前的“问业师”。

根据廖平己卯会试朱卷履历表的记载，参照《廖季平年谱》、《光绪井研志》，我们可以大致考察出廖平早期的求学经历。廖平七岁时（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发蒙于村塾胡龙田，就读于盐井湾禹帝宫。禹帝宫的村塾当属蒙馆。蒙馆主要教学内容是识字、习字、算术和读经，传授最基本的文字知识和儒学典籍，一方面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授简单的生活技能，另一方面初习儒家经典，为将来接受经馆应试教育或通过自学应试奠定基础。

蒙馆教学，一般都是先识字习字，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后，再作文、读经。识字一般就是背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习字则是从运笔开始，到描红影格，再到临帖。学生掌握千字后开始作文，作文则从缀词（即组词）、属对（即对对子）开始，逐渐写诗、作文。同时也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即读经。塾师先教读，学生后背诵。塾师会反复教读多次，学生要定期温习。每隔一段时间，塾师会要求学生背诵一段指定的经文，遇季末、岁末，甚至会要求学生背诵整部经书。学生背诵经文时，要一字不差，流畅连贯，滚瓜烂熟；遇有错漏或卡顿，戒尺重责手心，一部经书背下来，手被打肿的事常有。这样严格地训练，只是为将来的经馆应试教育打下基础而已。

廖平入蒙馆读书识字的这一年（1858年），盐井湾的旱灾已持续了两年，廖复槐经营的磨坊和糕饼店也难以为继，全家食不果腹。大哥廖登墀迎娶了王姓姑娘，第二年（1859年）生下了侄儿廖成杰。十口之家，别说灾年，就是丰年，生活的艰难困苦也难以言状。更要命的是，1859年9月，云南李永和、蓝大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宜宾杀入四川，经犍为打到了嘉定（今乐山），这股被称为“滇匪”的起义军，以“不交租、不纳粮”、“打富济贫”的起义口号，深受无房无地的犍为、五通、马踏等地盐工们拥戴，他们纷纷加入，队伍鱼龙混杂，烧杀抢掠时有发生。偏僻的盐井湾，人心惶惶。有险可据的大户人家开始修墙固院，招买兵勇。大部分贫民佃户则开始收拾家当，准备逃往龙泉山区。村塾先生也在惶恐不安中，先后换了许长蔚夫子（道光二十八年岁贡）、夏春山夫子。

1860年农历闰三月，李永和率部进逼井研县城，资州知州董贻清按照四川总督骆秉章的部署，督率资州、资阳、仁寿、内江四县兵勇由北往南进驻井研县城，以防堵由南北上准备进攻成都的农民起义军。结果义军人数众多，将井研县城围得水泄不通。义军攻城不下，便分队在井研周边掳掠，民众纷纷逃亡。廖平一家十口也北逃，经廖家嘴、李家碥、柴家山等地，一直逃到仁寿县境内龙泉山中的大愿寨，这里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勤劳能干的廖复槐就地取材，在山中搭建简易茅屋，将惊魂甫定的家人安顿了下来。

井研城中军民在被困孤城七十多天后，终于等来了援军。楚军将领萧庆高率官军赶到了井研县城外，和城内董贻清率领的守军里外夹击，一接战义军就溃败，围困得解。虽然满目疮痍，但社会终究安宁下来，外逃的百姓也渐次回家。远在北部山区的廖平一家也在外逃半年之后回到了一片废墟的盐井湾，不仅磨坊店铺已荡然无存，连蓬壁茅屋都成灰烬。好在廖平父亲廖复槐勤劳而诚信，深受乡人信赖，靠着起会这一民间公益互助形式，凑得了一笔二十千钱的建屋安家费，在原址上重建家业。在父母兄嫂的辛勤劳作下，这个十口大家又重现勃勃生机。廖平也得以回到盐井湾万寿宫的村塾，跟随塾师向春廷夫子安心读书。

没有了饥饿，没有了战乱，一切恢复到千年以来的宁静。已经开始读四书五经的廖平反而迎来了烦恼。万寿宫的向春廷夫子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传统村塾先生，对学生背记经文要求极严，不仅错漏要挨手板，连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也会被罚重头背诵。偏偏十一二岁的廖平“素无记性”，经文怎么也背不熟。每次学习新的经文，即使尽力以自己的理解串讲一遍，也只能记住十之二三，虽然经文意思大意不错，但原文就是记不准确。在这个只求背记，不求理解的学习阶段，人们评判一个读书人将来有没有出息、能不能金榜题名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尽管廖平很努力，也吃尽了苦头，但天赋如此，被父亲和先生认定不是块读书的料，廖平不得不辍学回家了。

虽然被家长、老师判定为没有读书天赋，但廖平并没有放弃读书求学的努力。他充分利用父亲善良而又迷信的性格特点，以垂钓双鲤显示祖先显灵的方式，说服了父亲，重新回到了学堂。面对如此坚决要求读书求学的学生，向春廷夫子也同意免去背诵经文。廖平从此走出了一条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的学术之路。

随着生产的恢复，盐井湾逐渐繁荣，廖复槐磨坊生意也兴盛起来。廖平二哥登梯也结婚生子，十二口人的大家庭，仅靠磨坊饼店的收入是不够的。廖复槐又在盐井湾开张了个小茶铺，让廖平的几个哥哥各执一役。一方面家里确实需要人手，另一方面，作为一家之长要做到公平，免人闲话，所以廖复槐再次强令廖平辍学回家，在茶馆里跑堂打杂。正一心求学的少年廖平，哪里甘心在小茶馆里当一个被人呼来唤去的小堂倌。一次在参茶倒水时，茶水洒在了客人的衣服上，被客人责骂，廖平深以为耻，在粉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后离家出走。家人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破庙中找到了正专心致志捧书苦读的廖平。几位哥哥深受感动，跪求父亲准许廖平读书，兄嫂们甘愿多做工作，母亲也加入到助学行列里，每日纺纱纳鞋，补贴家用。

这次复学，廖平的三哥廖登楼给廖平推荐了设在小黄冲的族人、井研名医廖荣高家的私塾，塾师是道光五年（1825年）的拔贡生曾志春夫子。

作为井研名医的廖荣高是廖氏本家中的大户。廖荣高医学专主“景岳八阵”（明代医家张景岳，字介宾，著六十四卷《景岳全书》，中有《新方八阵》），尤其擅长八阵中的“和阵金水六君煎”方（以当归熟地陈皮半夏茯苓甘草为主，是治肺肾虚寒，咳嗽喘急的良方）。廖荣高不迷信权威，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将原方加以创新改造，把原方偏于补阳的药方改为偏于滋阴，方子中喜用大剂量的龟胶，当时乡人称他为“廖龟胶”。廖登楼当时正在廖荣高门下学习中医。在他门下学医的人很多，后来成为井研名医的有税锡祺、廖登高和廖平的三哥廖登楼。廖平在他家的私塾借读，“束脩”（即学费）可以节省很多。

另一方面，廖荣高延聘到家馆学的塾师曾志春，也是井研有名的教书先生。曾志春，字雩亭，《光绪井研县志》说他“力学能文，事父母有至性。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选拔贡生。知县陈垲以志春植品端方，聘主来凤书院讲席”。不仅如此，每颁布新令之前，知县必定先要与他商议。“志春接弟子以诚，所论辩批窍导窾，听者忘倦。先后成就至数百人”。晚年归乡，受聘在廖荣高家教馆学。

第二次复学后的廖平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抓住所有时间，刻苦攻读。白天，为了强制自己不轻易离座，他常常用麻绳将自己死死地捆在桌椅上，手不释卷；晚上，就着祖宗神龛上豆粒大的清油灯夜读。神龛很高，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得着灯火。父亲廖复槐不忍心看到他疲惫困顿，一向迷信的他不得不吹熄油灯，赶廖平睡觉。廖平竟然在被窝里点燃香头，借助香头的亮光继续看书。香头光线微弱，他不得不吹一下香头，让香头明亮些，然后抓紧这短暂的时间迅速看几个字，再吹口气，又赶紧看几个字，一个冬天过去了，四书五经的意思日益熟络，但被子上却烧出了密密麻麻的破洞。

借读在名医廖荣高家，廖平在苦读经书之余，耳濡目染，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三哥廖登楼正在廖荣高门下边学医边做徒，已经是廖荣高得力的助手了，而且学有心得，尤其是对中医脏腑学说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日后他写出了非常有创建的医书《藏府探微》一卷。中医“五脏六腑”学说，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为生化和贮藏精气血的五种实体组织；六腑是指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为受纳腐熟水谷和传化排泄之物的六种空腔组织。在《藏府探微》一书中，廖登楼打破了千年来中医“五脏六腑”学说，指出“五脏六腑”的说法仅仅是为了迎合与五行的配对，于医无据。他进一步提出，肺为金，心为火，胆之附肝与心之附肺同，因此胆应该是与肝同为脏，共为木。他又从《内经》中考得，心为君主之官，胆为决断之官，心胆形体同，功用同，胆有上口无下口，更应该是脏而不是府。而原来五脏中的肾为五脏之精华，兼包并揽，“如天王在五官之上，上帝较五帝为尊”。

在廖登楼的影响下，在名医家借读的环境中，廖平对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脉气血、君臣佐使、升浮降沉等这些中医药基本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他将来在经学六变时期探求个体如何飞身成仙寻求中医理论支撑，培养了兴趣，打下了基础。

但是随着年迈的曾志春夫子逝世，借读廖荣高家塾的日子也结束了。廖平转投到在离家五里地远的黄连桥办学的何钦培先生帐下学习八股时文，开启了他人生的举业之途。对中医的学习也止于了兴趣，廖平一心扑在了时文制艺上。在何钦培先生的指导下，廖平很快通过了县学考试，成为“邑庠生”。

十六岁时，廖平娶了比他小一岁的同县李英孝的次女李氏为妻。李氏的祖父曾做过国学生，李家也算得上是读书人家。婚后，在逢年过节陪妻子回娘家的路上，廖平都要抓紧时间读书。妻子李氏缠了小脚，走得很慢，廖平就快步走到前面，取出书籍在路旁阅读。等妻子赶到，又快步走到前面继续读书，如此反复，直到走到妻子娘家。李氏晚年常常用这件事来激励孙辈们要善于利用一切时间勤奋学习。

大约在十七岁时，廖平转投到在五凤山办学的钟岳夫子帐下继续学习时文举业。钟岳的哥哥钟灵是井研来凤书院的主讲。钟灵常常到弟弟在五凤山的馆学客串讲学。五凤山在井研县“治东十五里，下有傅家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丘，上有禹帝宫，下有龙王庙，林木繁茂，幽静少人，正是读书的好地方。廖平常常到寺庙里寻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思考，庙里的僧人也乐意给这位谦和勤奋的读书人提供桌椅茶水笔墨纸砚之便。廖平读书非常专注，从不死记硬背，常因思考而达到忘我境界。一次，寺庙的僧人吃嫩玉米饼，一种用嫩玉米磨成糊状，然后用桑叶包着蒸熟的、井研人最爱蘸着蜂糖或红糖吃的小吃。僧人也送了嫩玉米饼和红糖碟给廖平，廖平边蘸边吃，但两眼始终不离书卷。结果糖未沾饼而旁边砚台里的墨汁却被蘸着吃完了，而廖平竟然丝毫未察觉到，专心致志到了如此忘我的地步。

他还常常喜欢“帮助”那些来寺庙焚化字纸的老人们，替他们在“字库塔”烧字纸。烧字纸大概是从宋代开始，普及于明清的一种民间原始宗教信仰。我们的祖先对文字的敬畏，最早源于仓颉造字的传说。相传黄帝史官仓颉造字时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哭”、“龙乃潜藏”等惊天动地的奇观，因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一种独特的习俗——“敬天惜字”。于是，焚烧字纸就变得非常的郑重，不但有专门的礼仪，还建有专门焚化字纸的场所和设施，这就是“字库塔”了。古人爱惜字纸，其实是对字纸所负载的文化顶礼膜拜。老百姓认为，文字是“古圣贤心迹”，是非常神圣的，因此字纸不可秽用，而应该焚化成灰还归圣贤。糟蹋字纸会得罪神灵，受到惩罚并祸及子孙，更有甚者，轻贱字纸会生疮害病，秽用字纸还会瞎眼睛等。所以字纸必须集中起来，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拿到寺庙“字库塔”烧掉，以此积累文化功德，大户人家甚至花钱买字纸来焚化。

地处穷乡僻壤的井研，书籍贫乏，能买到、借到的书籍很少。廖平每逢初一、十五便到寺庙帮助来烧字纸的老人们化纸。在投入“字库”前，廖平将每一张皱皱巴巴的字纸展平，细读上面的字，以此方式来获取更多的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居然在这些废纸中，读到了对文字字形、字义、读音进行解释溯源的残缺不全的纸片。尽管他不知道这是东汉学者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但与平时常读的四书五经截然不同，这引起了廖平极大的兴趣。他反复阅读、琢磨，恨不能找到全本来阅读。正是这种勤学善学、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为他开启了命运转变之门：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科试的时候，廖平用在焚化字纸时读到过的《说文解字》残片上的解释来答题，结果很受四川学政兼主考官张之洞的赏识，列为优等，复试后牌调尊经书院学习。（所谓牌调，就是学政颁发正式公文，录取府学县学的优秀生员到省级及以上的官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