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凤书院继举业五凤山下作塾师_郑板桥传

来凤书院继举业　五凤山下作塾师_郑板桥传

在五凤山钟岳先生帐下就学期间，廖平深受钟岳兄长、来凤书院主讲钟灵先生的赏识。十九岁时（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在通过了府学考试成为“郡庠生”后，作为生员的廖平进入了来凤书院跟随钟灵继续学习举业，开启科举仕进之途。廖平入读来凤书院就是为了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成就，下面我们简要介绍清代的科举制度，了解廖平未来要走的科举考试之途，看看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科举巅峰的。

科举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管理国家的一种制度。开始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终结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共经历了1300年。因为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科）进行选拔（举），所以叫科举。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形式，其中进士科成为读书人晋身统治阶层的捷径，进士及第称为“登龙门”，第一名被称为状元，第二名叫探花，同榜进士一起到杏园参加探花宴，然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写姓名于其上，以显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宋代由于文官当政，更加重视科举考试制度。进士中的一等者后来多数都官至宰相，所以宋人称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科举在考试等级上分设了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州试由各地方州府举办，考试通过的举人才能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专门的考试场所）内由礼部承办，考官为皇帝临时委派多人担任，且即赴贡院，断绝与外界的任何往来，称为锁院。为了防止作弊，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答题试卷实行糊名和誊录制度，即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将考生试卷的内容另行誊录。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仅看不到考生的姓名，也无法从字迹去辨认考生试卷，并且由多人阅卷判定优劣，从而做到相对公平。考试内容上也做了改革，注重以经义策论取士，儒家经典开始作为科举必考内容。殿试则在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出题主持考试，并定出名次。

元代因游牧蒙人不重科举，制度发展缓慢，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之制却得名于元代。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说“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制度更加严密完善。清代为笼络汉族儒生士子，非常重视并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为防舞弊，又做了很多改进，制度更加严密。(www.guayunfan.com)按《钦定礼部则例》，清代男性，不分老少，只要不是出身倡优皂隶之家，没有违法前科或服贱役，且不在服丧期间的，都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分为童试和正试。童试分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正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

没有参加任何考试的读书人被称为儒生或童生，要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首先就要参加童试。童试从县试开始。县试由知县主持，通过者称为“邑庠生”，可入县学学习；然后参加知府主持的府试，通过者称为“郡庠生”，可入府学学习。最后参加由本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按《钦定礼部则例》规定，院试分为两场，第一场为正场，考四书题二道，五言六韵排律诗题一道；第二场为复试，考四书题一道，经题一道，小学论题一道并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通过者被称为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或膏火银，称为“廪饩”；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考上秀才，可以身穿蓝绸镶青边的长袍、头戴银雀帽，以示读书人的身份；见地方知县知府不用下跪，可以站着回话；没有履行革黜功名程序，可以不受笞刑；更重要的是可以免服徭役兵役。院试对于读书人来说非常重要，是科举仕途的第一步。

在享有一定特权的同时，秀才每年必须参加各省学政主持的岁考，列入劣等的会被取消资格，革除功名；优秀者可以推荐入国子监肄业，称为“岁贡”，如遇国家有庆典，则被称为“恩贡”；每三年学政通过岁考推荐优秀秀才入京，经朝廷考察后直接按等录用做官，称为“优贡”；每三年从考中乡试副榜的秀才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国子监肄业，称为“副贡”；每十二年，各州县推荐品学俱优且三次落第的秀才入京，经礼部考核、保和殿覆试优秀者直接以七品小京官或知县、教职任用，称之为“拔贡”。以上五贡，因为都是通过正式考试选拔出来的，也算“正途出身”，享有和举人差不多的权利，也是读书人值得骄傲的功名。

秀才每三年可以参加本省学政主持的科试，通过者才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乡试、会试、殿试才是全国性的正式的科举考试。

乡试是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三年一次，称为“正科”。如遇皇帝即位、大婚及其他庆典加试者，称为“恩科”。因考期在八月（也有在九月的），所以又称为“秋闱”。各省通过科试的秀才集中在省城的贡院中参加考试。考官分为主考和同考。主考一般为正副二人（京城所在的顺天府因考生多，主考官为一正二副三人），由皇帝从翰林院和内阁学士中钦命。同考官的主要任务是分房评阅试卷，推荐优秀者给主考裁决，共有十八人，称为“十八房”，一般由礼部提名，皇帝任命。考试时，本省巡抚或总督为“监临”，即总监考和总督察。乡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一天。第一场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各一篇；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九月放榜公布录取名单，称为“桂榜”，被录取者称为“举人”。录取人数根据各省人口、经济及教育与学术水平确定，四川一般录取六十名左右。前五名称为“五魁”，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也叫“五魁首”，第二名叫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叫亚魁，第七名以下都叫文魁。放榜后各省巡抚或总督要举办“鹿鸣宴”宴请新科举人，席间师生共唱《诗经·小雅·鹿鸣》诗，跳魁星舞，热闹非凡。

新科举人由各省布政司发给第二年赴京师参加会试的执照（类似今天的准考证）和车马费，同时可以购置举人穿的青绸镶蓝边长袍，帽饰也由银雀改为金雀；可以制作举人匾额悬挂家宅以显耀家族，这些费用都由官府出钱承担。

举人可以参加会试，往更高层次的科举奋进；也可以直接由朝廷选拔外放做官。考不中的举人每六年还可以参加大挑。大挑是清代乾隆年间为了让那些参加了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改三科）会试都没考中进士的举人有较宽的出路，每六年由吏部根据举人的形貌应对（外貌举止谈吐）进行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

乡试的更高一级就是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未、辰、戌年举行，也是三年一次为正科，遇有朝廷庆典而加试的，则为恩科。主考官由皇帝钦点一正三副“大总裁”，同考官也是十八人，称为十八房师。各省举人汇集京师，为保证边远省份的举人能按时到京，允许举人坐驿车走驿道，称为“公车”，也成为举人的代称。考试由礼部承办，会试也因此得名“礼闱”；一般在三月举行，因此也称为“春闱”；考试分三场，除第一场四书三题为“钦命”试题外，其他和乡试形式一样。四月中放榜，因时在春季，所以又称为“杏榜”。录取者称为“贡士”，其第一名为“会元”。

贡士必须要通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后才能成为进士。殿试前必须参加四月二十日的复试，前三等才可以参加殿试，列入四等的要被罚停殿试。殿试一般在四月二十一日于保和殿举行，由皇帝亲自出题主考，只考策论一场，当日交卷。弥封后，交由钦点的大学士两人、部院大臣六人充任的读卷官在三日内判定名次，将前十名的试卷交给皇帝，由皇帝钦定前三名，然后拆封，用朱砂笔在黄纸上按次序填写一甲三名的姓名，和二甲七名姓名，后面交由读卷官和内阁按照次序依次填写榜单。二十五日于太和殿引见新科进士，举行传胪典礼。宣读皇帝制书：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约占殿试者三分之一；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约占殿试者三分之二。传胪之后，状元率同科进士赴礼部，参加专门为庆贺考中进士登科而举行的“恩荣宴”。宴会之后，状元还要率众进士赴孔庙，拜谒至圣先师孔子，再赴国子监立碑，将新科进士姓名，刻于石碑之上。然后颁布上谕，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其余进士还要经过朝考分等，一等称为庶吉士，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法律吏治等知识，三年后考核授职（从六品官），称为散馆；二等入各部学习（类似今日之实习）后授职，三等直接交吏部掣签，然后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廖平为了科举仕途而入学来凤书院，一方面不但免除了束脩（私塾学费）负担，而且免费吃住，每月还有3钱银子（300文）的膏火费（奖学金）。这对已经成家，但依然要靠父亲廖复槐苦苦支撑资助的廖平来说至为重要；另一方面，书院肄业师钟灵（字毓生），是继曾志春夫子之后，来凤书院又一位知名的业师。

来凤书院办学历史相当悠久。《嘉庆井研县志》卷十艺文志收录了明代“嘉定四谏”之一的翰林院庶吉士安磐所写的《改建学校碑》一文，据该文记载，明正德八年（1513年），陕西河州人张文锦出任井研知县，在平定盗贼之乱后的第二年，他率领县学诸生视察了县治东面的来凤山。来凤山左有龟麟山，右有覆镬山，前有书台山、文笔山，而龙潭之水环抱而去，风水极佳。所以从宋代以来，一直为佛家所占据，并建有天王寺。宋孝宗时期的乡贡进士青阳仲广还写了一篇《天王寺塔记》，叙述天王寺舍利塔的建造经过。知县张文锦觉得此处是绝好的读书之地，当即劝说寺僧搬迁腾让，寺僧也乐见知县办学兴文。于是“拆佛舍而迁庙学”。尽管当时为防备盗贼修建井研城防，已使得“公帑萧然”，但是“诸生合金市材，不以烦官与民”，“张君亦时时助之”。第二年（正德十年，1515年）正月庙学落成，“神位清肃，学舍高爽，耽耽翼翼，忱忱森森，井研庙学遂雄擅境中”。庙学兼顾祭孔和儒学教学功能，这是来凤山上最早的办学机构。五十多年后的隆庆年间，一个名叫谈起凤的儒学教谕，在庙学的基础上将庙学中的学独立出来，新建书院，取名为凤山书院，专司教学，这就是来凤书院的前身。可惜“雄擅境中”的井研庙学和环境幽雅的凤山书院都毁于明末清初的兵火。

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废弛了近半个世纪后，教谕黄云斐用自己的俸金买下了原书院旧址门前的土地捐入书院，以期重建。但一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才由知县万咸燕集资，举人刘琨和贡生雷宏伸督工，在原址上重建书院，并更名为来凤书院。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知县湛梦蛟又重修了头门。资助来凤书院日常开销用度的学田也由最初的不到五亩田，历经知县白士宏、韩莱曾、南日廷、林守鹿等人，通过购买、拔置、捐赠等方式，扩充到二百五十五亩，岁收田租544千450文，除支付院长讲席聘金脩金200千、堂课官课奖136千以及优秀生员每月300文膏火费外，每年都还有少量结余。环境幽雅、经费充足，使得来凤书院在百年来的教育历史中，为井研培养出了十七位进士，五十六位举人，一百九十四位诸贡生，这在教育相对落后的四川地区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来凤书院属于规模较小的县学书院，设有斋长（类似今天的班长和生活班委）二人，一般由年龄较大、入学较早的生员充当；看司（类似今天学校的总务和门卫）一人。设院长（即今天的校长，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书院称山长）一人，兼任主讲，每年年终时由知县从县人“文行优裕者”中礼聘。因此，来凤书院的院长基本上都是本县学有所成但又尚未仕进的士人，如许长蔚、曾志春、宋治性等人，他们考中过诸贡生但后来又未能在科举仕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一类院长是考中了举人，还想进一步参加会试而没有选择作官，留在井研继续边教书边读书的士人，如陈箫、吴克昌、张墀等人。

陈箫，字凤笙，咸丰九年中举后入主来凤书院院长，连续四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最终以大挑二等选为虚职的璧山县训导。主讲来凤书院前后达十余年的陈箫，对来凤书院文风学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光绪井研县志》说他“少不好弄，喜读宋人书，教弟子以敦品饬行为务，遇跅弛（放荡不循规矩）之士必正色拒之”，主讲来凤书院时，斥资筹置各种书籍，“士子始知向学重藏书”。这种喜好宋学又重藏书的风气给予了廖平很大影响，廖平家贫买不起书籍就借书手抄，从来凤书院一直抄到尊经书院，曾将宋代史学家、井研同乡李心传撰写的编年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全书手抄。进士出身之后，廖平买书从不吝啬，做教职本来就很微薄的薪俸，除了生活开销外，几乎全部都用来买了书。廖平一生都买书、读书、教书、写书、刻书，与书结下深厚的缘分。

吴克昌，字祉蕃，“少开敏嗜学，十岁尽诸经，弱冠避寇山中，作《塞上吟》一卷，长老惊异”，同治九年中举后，在来凤书院作院长，直到同治十三年考中进士后以知县分发直隶即用，才离开井研。“克昌为学精敏，于书无不读。公事暇，常手一编，丹黄烂然。上自经史传注，下及地舆算数、医方星象、阴阳二氏之书无不穷究其旨。”吴克昌执掌来凤书院的四年，除帖括时文外，鼓励学生广泛阅读，不仅要读儒家经典，释道老庄、阴阳法墨，无所不包。这种兼收并蓄，开卷有益的学风也深刻地影响了廖平，他不仅苦读诸子百家经典，对中医典籍、堪舆地学也有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和思考。博览群书，增加的不仅仅只是知识的储备，更增加了廖平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思路，使得他后来的经学研究没有局限于儒家划定的小圈子，跳出条条框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孔子、看待经学，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这与他在来凤书院所接受的学风影响是分不开的。

廖平入学来凤书院时，主讲钟灵先生也继承了井研士林喜好宋学又兼容并包的学风。受此影响，即将参加院试，走上科举功名之途的廖平却对八股文兴趣不浓，反而对文笔活泼的唐宋古文非常喜欢。一起在来凤书院读书的同学杨桢，和廖平一样，“不屑治章句”，也喜欢“读唐宋大家文”，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成为挚友，生活上关心互助，学业上砥砺共进，结下了一生的情谊。

杨桢，字静斋，是廖平最早也最密切的同学。杨桢出身寒微，家世贫穷，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才“补诸生”，考入来凤书院，时年比廖平年长十余岁。因为醉心于六经三史及唐宋大家文，且不屑治章句，所以和廖平一见如故，廖平常常视之为兄长。杨桢性格孤介绝俗，喜欢高谈阔论，自视甚高，行事光明磊落，志行高洁，痛恨龌龊子所为，即使路上偶遇也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为文喜学韩柳而更为艰险奇崛。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这一年，二十岁的廖平与三十多岁的杨桢都第一次参加了院试，都没能考中，他们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时文制艺上。

然而贫困生活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每月3钱银子（折合300文铜钱）的膏火费远远不能维持已经成家的廖平和杨桢生活所需。当时，井研义学（政府设立的乡级学校）因馆钱（塾师工资）不足以养家，义学社师（塾师）都离职自办私塾，义学正缺塾师。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十一岁的廖平决定和杨桢回五凤山义学设帐授徒作塾师，每年25千钱的馆钱和1石稻米尽管不足以养家，但比起在来凤书院每月3钱银子的膏火费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至少可以为贫困的家庭减轻些负担。于是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一边在五凤山义学以及后来的盐井湾三圣宫私塾辗转教授蒙童，一边温习四书五经、时文制艺准备参加院试的忙碌生活。

“塾师”职业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尚书大传》中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名曰父师，士曰少师，以教乡人子弟于门塾之基”。宋代以后，塾师成为一个专指在塾馆中担任教职的阶层的特指称谓。到了清代，塾师阶层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家境贫寒，读书力学，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他们一般在乡村设馆，教授蒙童，收入微薄，且耕且教，甚至兼营占卜、行医或代写文书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另一类则是取得科举功名但没有入仕做官的读书人，或是退出官场告老还家的前官员，他们有社会声望和地位，一般都被富家延聘家塾，即使自设馆帐，也都讲授举业，收费较高，衣食无忧。

清代私塾和义学遍布城乡，底层文人和未入仕的读书人大多选择塾师为业。这是因为塾师相对底层百姓其他生计而言，更自由、简便、轻松。入幕做宾客可遇而不可求，弃儒经商需要本钱且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包揽词讼做讼师需要口齿伶俐圆滑世故。作为底层读书人，塾师是最为恰当的且不失体面的首选职业，因为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读书人都是以中举入仕为人生目标的。做塾师不仅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去读书备考，而且教学内容也几乎就是温习举业。同时，学生家长或馆学东家也积极支持鼓励，不会干涉指责塾师备考，甚至资助塾师参加科举考试，以自家塾师中举入仕为荣。因此，塾师同其他职业相比，更有利于底层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即使久困场屋，在有着悠久尊师传统，甚至将师列入“天地君亲”之后而备受尊敬的封建中国，做塾师也能部分满足底层读书人甘为人梯的精神追求。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一边在五凤山义学当塾师教学蒙童，一边温习功课的廖平和杨桢第二次参加了四川学政夏子鐊主持的院试。当时四川科场乱象丛生，“联号”、“枪替”等各种舞弊手段层出不穷，无钱无权、来自偏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廖平和杨桢凭借老老实实地答题怎么能够考得中？再次落榜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打击。面对不公和挫折，一向自视甚高的杨桢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文章风格也开始走向艰险奇崛。温柔敦厚的廖平面对挫折没有灰心，反而更加用功。课童、读经、思考、练笔成为廖平生活的全部。连续两年夜以继日的刻苦攻读、勤奋思索，使得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居然头添白发，其用功之深，让清高狷狂的杨桢都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