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辰会试入京师吸纳湘学研经术_郑板桥传

庚辰会试入京师　吸纳湘学研经术_郑板桥传

经过尊经书院五年的汉学训诂考据训练，廖平勤学好思，小有成就。中举之后，廖平思考着如何进一步精进学业，选择学术的突破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予幼笃好宋五子书及八家文。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从事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滑无实，不如训诂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也就是说，在接受王闿运指导之前，廖平的学术立场是飘摇不定的，从幼时受井研学风影响而喜读宋五子书及八家文，经丙子科试得益《说文》转而攻读考据诸书，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以后，受到极度推崇孔子，且在《春秋公羊传笺》中宣称孔子为万世制法的王闿运的影响，又厌弃训诂考据破碎不堪，再次转到专求经学大义上，而且进一步扩展到庄、管、列、墨诸子之书，从此走上今文经学研究的学术道路上。尽管廖平一生学术观点历经六变，本人也因“独标新帜”的学术观点而饱受师长威逼、同事排挤、学生背叛甚至革职查办，但专求经学大义这一点是坚定而从未改变过的。

己卯乡试中举后，廖平获得了进京参加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年）礼部会试的资格。基于三个目的，廖平于庚辰春节后即赶赴京师。首要目的当然是想趁己卯乡试中举的好运，一举攻下会试大关，甚至殿试金榜题名，实现封建士子的人生追求。尽管第一次参加礼部会试，经验不足，希望不大，但廖平抱着热身练手的心态走进了京师礼部贡院。

第二个目的是进京拜见有知遇之恩的受知师张之洞。在廖平入学尊经三月之后，张之洞离川回京，升任无实权的文渊阁校理，从光绪三年到光绪七年，先后充任庶吉士教习、国子监司业、左春坊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学士等官职。其间因上疏为慈禧让与载淳（同治帝）同辈的载湉（光绪帝）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的举措辩解，消除朝中议论，深受慈禧“恩宠眷顾”。在平反东乡冤狱大案中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甚至一日连上三折，迫使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滥杀无辜的官员被处以极刑；四川总督文格、按察使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不同惩处，终于沉冤昭雪，张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著。

廖平进京的第三个目的是走出四川，开阔眼界，了解学术前沿，和学术大家交流学习。(www.guayunfan.com)庚辰会试落第，金榜题名未能如愿。于是廖平盘桓在京师，拜见了张之洞，把自己的学业情况做了汇报，还向张之洞请教《易》学，有《上南皮师相论易书》。但是，廖平由汉学转向专求经学大义的学术转变并没有得到张之洞的赞许，反而让张之洞有一丝担心。张之洞懂得廖平是一个难得的治经人才，而且勤奋刻苦，但张之洞对廖平选择的今文经学道路并不认同，所以张之洞第一次以“风急马良，去道愈远”相诫。告诉廖平，能力越强，才干越高，方向不对，离正道就越远。

张之洞的所谓“道”，当指他一贯提倡的汉学，即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所以张之洞在尊经初建训导诸生时说：“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他要求尊经学生“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经学方面应学习《皇清经解》，小学方面要学习段注《说文解字》，史学则必学“三史”（《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张祥龄在《翰林院庶吉士陈君墓志铭》中也说：“同治甲戌，南皮张先生督学，提倡纪、阮两文达公之学，建书院于省会，送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以《说文》及《提要》为之阶梯，购书数万卷庋于阁，总督吴勤惠公复助之。川省僻处西南，国朝以来，不知所谓汉学。于是颖异之士如饿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泠然若决江河，督部与督学复尊异之，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廖季平年谱》光绪元年乙亥条）

张之洞学术上推崇纪阮之学，即纪昀的目录学和阮元的《皇清经解》。认为一切学术都必先从研习《四库提要》即从目录学入手，诸生只要“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知学问门径矣”，就可以了解各家各派学术的源流得失。而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是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研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中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

虽然此时廖平由汉学刚刚转向今文经学，但四年来的刻苦攻读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柢，更让廖平清楚地知道训诂考据是零碎饾饤的小儒之学，明白自己的学术担当应当是继绝学、开太平！面对恩师的训诫，廖平坚定地站在了王闿运这一边。王闿运是如何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就让已经受了四五年汉学熏陶的尊经学生几乎全部“倒戈”？

如前文所述，尽管王闿运做过肃顺王爷宾客，入过曾国藩幕府，但以一举人身份出任省城书院山长，仅靠张之洞、丁宝桢的支持而没有真才实学，要在蜀才济济的尊经书院混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王闿运出任山长后必须要拿出魄力，对尊经书院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不惜得罪布政使程豫和书院主讲钱保塘、钱保宣，展示自己的学术功底和管理才干，才能在江浙学派二钱主导且已经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尊经书院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推行自己的教育观念和学术主张。

王闿运入蜀后，于除夕前一日第一次拜见丁宝桢时就谈到“凡国无教则不立，蜀中教始文翁遣诸生诣京师，意在进取，故蜀人多务于名”，指出蜀中学风之弊。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和丁宝桢谈话时又一次指出“文翁教泽未善，务于显明其门生，遂有题桥之陋，不若贵州尹珍、王守仁之正，故黔习犹胜蜀也。”

王闿运所讲的“题桥之陋”的典故，出自《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世以“题桥柱”比喻对功名有所抱负，也可以暗指对功名利禄的贪图和迷恋。王闿运把蜀中学风好务虚名的传统追溯到西汉文翁兴学，并且和司马相如追求功名的题柱典故联系在一起，意含蜀中学风好务虚名致蜀学不振。以此借题发挥，针砭蜀士贪图位禄不务实学的陋习。在王闿运看来，尊经书院不仅仅是科举应试的承担者，更应该是学术传承的策源地，蜀学不振的根源在于“文翁兴学”传统中所暗含的教人以学术为手段、功名为目的的错误教育观念，造成了蜀士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不能潜心研究学问的恶劣后果。

除了学风外，王闿运还面临纠正蜀中学术中不合于己的派别的影响。王闿运的弟子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说“清世蜀学晦塞，有刘沅者，自谓通三教，取俗所传《文昌阴骘文》教士，号文昌教。其子适官翰林，蜀人靡然从之，几无通士。闻先生（王闿运）说，乃幡然改习注疏诸史文选之属”。

刘沅（1767～1855），字止唐，一字纳如，号清阳居士，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双流，至嘉庆丁卯（1807年）迁居成都。因刘沅在双流和成都的书塾中均有一株古槐，故世称刘沅为槐轩先生，其学为槐轩之学，为槐轩学派创始人。有《槐轩全书》等著作二百多卷传世。在清代四川学者中，是少有的被人奉为教主的学问大家，其著作《槐轩全书》，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体大精深，鸿篇巨制，名震一时。

刘氏自曾祖刘家珍开始研读经学，尤以习《易》最深，其家学以说先天易学为特色。祖父刘汉鼎“至孝，喜读《易》，兼习文武事，于是遂为瞿上望族”。“日以读《易》为事，……作《易蕴发明》一书”。刘沅的父亲刘汝钦继承和发展了刘汉鼎的先天易学，也是刘沅学术的重要渊源。刘沅少时一帆风顺，在民间博学之士塾师徐十樵、静一道人的指导下，很早就中了举人。然而三十岁时命运突转，三次会试不中，返蜀后又连遭厄运，使得刘沅身心疲惫，极度衰弱。恰巧此时偶遇野云老人，刘沅随野云潜心性命双修之道至八年之久，其后，走出生命最黑暗的时期，创建槐轩书塾，教书授徒；甚至创立了民间宗教派别刘门教，自任教主。咸丰五年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

刘沅生逢清代学术鼎盛时期，又得徐十樵、静一道人、野云老人等名师指点；遭遇坎坷，困顿绝望中，又迫使他在儒家经典之外的道家佛家中寻求现实困苦的解脱，把学问应用于人生，使他的学术很有地方个性特色。刘沅一生著作甚丰，现存著作超过了200卷，《槐轩全书》收录了《大学恒解》、《大学古本质言》、《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尚书恒解》、《礼记恒解》、《仪礼恒解》、《周官恒解》、《周易恒解》、《春秋恒解》、《孝经恒解》、《子问》、《又问》、《槐轩约言》、《正讹》、《俗言》等著作。当代著名的道学家台湾学者萧天石在他的著作《道海玄微》中评论刘沅之学时说：“其学既直探洙泗心传，复深得玄门秘钥，融道于儒，援儒说道；复会通禅佛，并涉密乘，博学多方，虽较庞杂，然以其能障百川而东之，汇万流于一海，故最后仍归本于儒，不失孔门矩镬。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著作之内容性质而言，则称之为道化儒家可，称之为儒化道家亦可。……讲学规模，以儒家为主；功夫修炼，以道家为本。不奉佛氏，亦不诋排，间举扬之以助传心，期融会三家而贯通之。”

刘沅从三十九岁创建槐轩书塾开始到八十八岁去世，其长达近五十年之久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对蜀中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槐轩书塾在尊经书院之前是四川规模最大的书塾。住在书塾求学的学生达三百人以上，师从刘沅的学生数千人，被尊称为“川西夫子”。由他的受业弟子刘咸炘、刘咸荥、刘咸焌、颜楷、钟瑞廷、刘芬等所形成的槐轩学派，以不分门户，融汉宋、古今文、儒释道三教于一体，提倡以天理人情折中是非，融道入儒，会通禅佛的学术特点，风行蜀中。

湖湘学派的王闿运，他的学术思想与蜀中槐轩学派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四川和湖南都地处偏远，当乾嘉朴学盛行于吴、皖之时，蜀学、湘学都还寂寂无闻，两省学者的学术状况还比较一致。但是后来蜀湘两派的学术发展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蜀学杂采三教，尤其是受仙道影响非常深刻，儒道融合、以佛解儒，使得蜀学中贯注着神秘浪漫虚无缥缈的仙风道骨之气，影响着从司马相如到李白、苏轼的历代蜀士。但这种虚妄好高的学术，杂糅三教九流而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当张之洞主学四川，新建尊经，礼聘江浙学派二钱主讲，其目的也是想用学术主流的乾嘉朴学来改变蜀中学风。

湘学则杂采古今，章太炎在论湘系经学时说“湖南经学，唯有单立湘派而已。考其始，如邹叔绩辈，不过粗闻经义。王（王先谦）从词章入经学，一意笃古，文体规摹毛、郑；发明虽少，然亦杂采古今，无仲舒、翼奉妖妄之见。皮氏先亦从吴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当道，非言‘今文’则谋生将绌，故以此投时好，然亦不尽采‘今文’也。王益吾说经之书甚少，《荀子集解》优于《汉书补注》，又尝校注《水经》，亦不能列入‘诸子学家’；若别入‘显贵提倡传’中，兼附著述，似为得之（南菁书院之设，与诂经精舍相近也）。大抵湘中经学亦颇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同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章太炎的评论虽然有一点偏激，但大体上还是指出了湘学杂采古今的特点。他在致支伟成论订书及批语中也说王闿运“不专取《公羊》，亦杂采古今文”。

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记载：“夫道不可谈……道之不可谈，谈则必非道也。于是始悟宋儒之所以深求圣人者，误于佛经。佛经之所以虚无者，误于不善读《庄子》。故作《庄子七篇解》，以明圣人不言性与天道之意，而千古儒墨之是非定矣。”很明显，王闿运对以槐轩学派为主的蜀学杂糅佛道的学术主张是持否定态度的。

王闿运之前，江浙学派的二钱主讲尊经已经有五年之久。江浙学派是乾嘉学派发展到后期，以惠栋吴派学说为主，融合了浙东派和杭州派的学术主张的一个朴学流派。二钱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善考证，尤其是钱保塘，学问渊博，著述等身，有《清风堂诗钞》、《清风堂文钞》、《春秋疑年录》、《历代名人生卒录》、《钱氏考古录》、《字林考逸》等二十余种著述传世。在二钱的教育下，尊经书院学风务实，确实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蜀秀集》即是明证。二钱江浙学派的训诂考据与蜀中槐轩学派是格格不入的，对于向来喜探究好立论的蜀中才俊，训诂考据只是入手经学的基本功而已。所以当王闿运以注疏、诸史、《文选》之属，主讲尊经时，蜀人“幡然改习”。正是因为蜀中旧学乃不登大雅之堂的三教九流之学，而二钱之学“破碎不堪”，经王闿运一番教化，风气始变，让蜀学走上了湖湘派古今文兼采的路子。

王闿运初次执教，即对尊经书院的学生说：“治经以识字为贵，非识《说文解字》之文字为贵。”这句话对于研习《说文》多年且深有心得的廖平可谓心有戚戚，让廖平深为折服，甚至把这句话奉为圭臬。1913年，江浙学派的刘师培在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任教时，还主张墨守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许书上合古籀，信而有证，旁逮俗文，莫不毕载。信夫！范围不过，曲成不遗者矣”。这两种对《说文》的态度，背后恰好反映出蜀学、湘学与江浙一带朴学的根本分歧。乾嘉朴学主张以字解经，而蜀学、湘学重以师说、家法、条例解经。廖平弟子蒙文通在《廖季平先生传》中记载，他受刘师培的影响，喜读《说文》，廖平即责备他“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此后，蒙文通遂“循廖氏之旨以治经，惟家法条例之求，而不屑屑于训诂名物矣”。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最突出的就是注重《仪礼》。他在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时，就明确告诉院中诸生：“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他详尽考察三代制度，二十余岁即作13篇《仪礼演》。近人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王壬秋最精《仪礼》之学，平生不谈《仪礼》，人有以《仪礼》问者，王曰：‘未尝学问也。’黄季刚（语言学家黄侃）曰：‘王壬老善匿其所长，如拳棒教师，留下最后一手。’”王闿运确实精于《仪礼》，但黄侃说他匿其所长却言失偏颇。《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五月十八日就载有王闿运与尊经书院学生一起钻研《仪礼》的记录：“廖生问郑注殇服中从上下之异。余初未寻检，夜列表未尽。廖云程易畴言不功殇中下无服，郑说不可通，似亦有理。属廖总列殇例观之。自此又将从事于《礼经》矣。”

王闿运不仅研习《仪礼》，也深知实践礼仪对学生潜移默化的重要性。所以《礼记·礼器》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礼”胜过诵三百诗。因此，他在尊经书院研习仪礼的同时，还组织学生亲自实践、演习礼仪。王闿运出任山长之前的尊经书院，各种祭祀、典礼仪式都比较简单，《张文襄公年谱》曾提到“院中为飨堂，祀蜀中先贤经师”，并没有说明祭祀的具体细节，尊经书院初期很明显没有对学生进行过礼仪方面的训练。王闿运出任山长后，一反以往只注重经史小学的传统教学方式，不仅教书院学生研究《仪礼》，还特别注重让学生实践《仪礼》。从《湘绮楼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条当年尊经书院师生们如何亲身实践习礼的记载：

光绪六年八月九日，夜，删定《乡饮酒》礼，似尚可行。

十日，与诸生演释奠礼及饮酒礼，凡二次，手脚生疏。……薄暮复演，稍已成章。

十一日，寅起，俟明行释奠礼，辰正观祠，吴、张、薛监院行礼。午后再演乡饮酒礼。

十二日，雨。日中行乡饮酒礼，诸生至者四十余人，齐之以礼，甚为整肃。请松翁为馔者，升坐，无算爵。

八月十二日这一天的饮酒礼由于没有限定饮酒爵数，参礼的师生一直饮酒至醉才结束。结果醉后发生了张孝楷、杨炳烈两个院生酒狂骂坐之事，“一堂愕眙，牌示责之”。第二天，王闿运还为此事郑重发布了一篇教示。紧接着，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释奠礼：“与监院诸生释奠，朝食后于讲堂行燕礼，未正乃罢，筋力已觉不支，幸馔羞未备，得少息耳。……已，复集堂上会食，礼成，颇有整肃之观。”

学习并实践礼仪的效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湘绮楼日记》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记载：“释奠时班甚整肃，礼毕后以羊豕祠三君，监院行礼，待口入（入前一字阙），至辰正方至。祠已，出堂点名，诸生威仪济济，殊徵为学之效，余心甚喜。……张生祥龄与杨生锐不和者四年，似是不解之怨，今日置酒修好，尤为大喜。”《湘绮楼日记》里虽然没有说明张祥龄与杨锐修好的原因，但《湘绮府君年谱》里却直接点明二人是因为在一起习礼后，关系才发生好转的：“二月十日，大昕，行视学礼，张祥龄子绂与杨锐叔乔不和者四年，同学皆以为不解之怨，释奠后，张、杨置酒修好，府君欣赏，以为足徵为学之效也。”可见王闿运在尊经书院身体力行礼仪是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成效的。

《乡饮酒礼》和《燕礼》都出自《仪礼》，王闿运以之教蜀士，不仅达到了劝诫感化的作用，而且影响了尊经书院学生的学术观念。在对礼仪仪轨的亲身演习体验下，廖平摒弃了以文字形态的差异来区分今古文的陈旧方法，创立以礼制的不同去平分今古文的学说；宋育仁从对上古礼仪的演习中体会到礼仪对人心的净化，提出了“复古改制”说；吴之英穷尽一生之学力，考证复原上古礼仪仪轨，作《仪礼奭图》、《仪礼奭固礼事图》、《仪礼奭固礼器图》等著作，这些都与王闿运的礼仪教育密切相关。所以，王闿运的弟子费行简在他的《近代名人小传》中概括评价王闿运在尊经书院的成就和影响时说：“院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而彬彬进乎礼乐。其后廖平治公羊、谷梁《春秋》、《小戴记》，戴光（字子和）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家法，未尝封于阮氏《经解》。”

王闿运对尊经书院学生所指出的学术途径是“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就是说要先学好《易》、《书》、《诗》，然后才能学《礼》，弄懂《礼》之后才能研究《春秋》。可见他对《春秋》经的重视。实际上王闿运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从《春秋》经开始的。

王闿运通过推行自己的教育观念和学术主张，彻底扭转了尊经书院的学风。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王闿运踌躇满志地为尊经书院撰写了一副春联：“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上联出自左思《蜀都赋》，下联出自班固《幽通赋》，两句合起来的意思是说，尊经书院的学生堪称四海之内最卓越的隽秀之才，我王闿运要用儒家的经典来培养和造就他们。他自信满满地认为这副对联“颇与此书院相称”。

己卯乡试中举后，按尊经书院院规，考中举人的就不再是生员了，毕业必须离校自立。和廖平同科中举的宋育仁和丁树诚深受王闿运赏识，为此王闿运特破例留住他们在尊经书院，边学习，边任分教。廖平也因此留在尊经书院继续学习。在王闿运的影响下，尊经书院学生纷纷转向今文经学。廖平从入学尊经书院以后，听从恩师张之洞学习纪阮之学的号召，留意到阮元在道光时期主持编刻的《皇清经解》中，“《公羊》、《左氏》俱有专家，而《谷梁》缺焉”。立志要做一番学问的廖平，选择了从《谷梁》入手，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谷梁学研究。他在《谷梁古义疏自序》中说，“谷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辛巳（光绪七年，1881年）中春，痛微言之久陨，伤绝学之不竞，发愤自矢，首纂遣说，间就传例推比解之。癸未（光绪九年，1883年），计偕都门，舟车南北，冥心潜索，得素王、二伯诸大义。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初秋，偶读王制，怳有顿悟。于是向之疑者尽释，而信者愈坚；蒙翳一新，豁然自达。乃取旧叶重录之”。其间，光绪九年从京城会试落第回川拜谒时任山西巡抚的恩师张之洞时曾不无骄傲地宣称“徜使《谷梁》成书，不羡山西巡抚”。可见廖平对此书用功之致。而实际上《谷梁古义疏》也确如廖平所言。全书11卷，体大思精，钩沉汉人旧说，排比传例以发明汉学。《礼记王制》注释《谷梁》礼制，从中廖平发现了《春秋》素王改制、二伯方伯、九州分中外等诸多大义，辨定了何休、郑玄之失，改正了范宁谬误，填补了阮元《皇清经解》的空白，堪称晚清经学研究中极富创见性的精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