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名人故事 《谷梁》启发分今古经学一变立门户_郑板桥传

《谷梁》启发分今古经学一变立门户_郑板桥传

时间:2022-05-22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谷梁》启发分今古 经学一变立门户_郑板桥传作为记事之史的《春秋》,文字极其简约,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及列国史事,仅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既没有历史细节的具体描述,也没有对史料作统筹规划,散乱而无联系性。《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以往认为谷梁赤与公羊高之学,均受子夏所传。但《谷梁传》与《公羊传》彼此矛盾处颇多,学脉显然不一。

《谷梁》启发分今古 经学一变立门户_郑板桥传

作为记事之史的《春秋》,文字极其简约,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及列国史事,仅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既没有历史细节的具体描述,也没有对史料作统筹规划,散乱而无联系性。在其流传过程中便陆续出现一些解释《春秋》的书。因《春秋》乃孔子亲自删定而被儒家尊为“经”,解释这部经的书便称之为“传”,《集韵》:“传,训也。贤人之书曰传。又记载事迹以传于世亦曰传。”传指训解、注释或阐述经义的文字。《春秋》的传文,传世者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今文,以解释《春秋》经义为要务,属“经传”正体;《左传》是古文,详细记述《春秋》所简单涉及的历史事实,属于“史传”,不是经传正体。故有“《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之说。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西汉以前又称《左氏春秋》或《春秋》、《〈春秋〉古文》,《汉书·艺文志》始称《春秋左氏传》,以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称。旧说《左传》作者为与孔子同时的鲁国盲史左丘明。其记载史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元经多出十七年。《左传》虽大都以《春秋》为依托,但已不再是简短的年代大事记、朝报式的载录,而是历史事件完整的记述,社会生活生动的写照。它广泛而详尽地记载了春秋间的大事件,包括上层政治生活与军事斗争等。所以《左传》解经主要是以史实为基础,在史实叙述中亦有不少自己的思想主张,故其主要目的不是告诉人们经中都有哪些“义”,而是要告诉人们经中所记述的那些事究竟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事,经中所涉及的那些人究竟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亦即告诉人们经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历史。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也称为《公羊春秋》。《公羊传》解经,采取的是一种自问自答、层层深入的形式,对所释经文逐字逐句地提出问题,然后给予回答。解经涉及面很广,包括人、物、天、地、制度、语词、书法(写作笔法),但更多的是阐释经义。在公羊家看来,《春秋》的“义”主要是通过“书法”来表达的,亦即《春秋》书什么,不书什么,怎样书,这都有作者的深意在,都蕴涵了作者的褒贬毁誉、出入进退及其思想动机。《公羊传》特别受到汉武帝的推崇,其中的“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代以降的官方哲学,书中阐发的尊君抑臣、讨伐乱臣贼子、维护等级秩序、讥世卿、大复仇、贬夷狄、大居正、彰信义、善知权、讥变古等观念,则为后世改制者所沿用。所以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春秋谷梁传》简称为《谷梁传》,也称为《谷梁春秋》,旧题鲁人谷梁赤撰。以往认为谷梁赤与公羊高之学,均受子夏所传。但《谷梁传》与《公羊传》彼此矛盾处颇多,学脉显然不一。《谷梁》的尊王、尊周、尊君思想较《公羊》更为强烈,有主张绝对君权之倾向,在“正”、“义”与“道”之独特标准中确定褒贬予夺。在发挥经义的方法上,《谷梁》比《公羊》更注重运用“日月时例”。(www.guayunfan.com)《左传》、《谷梁》、《公羊》三传对《春秋》的解释各有特色,对以后历代的儒家学者阐释《春秋》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郑玄在比较三传时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也就是说,《左传》中记载朝聘、祭祀、会盟、田猎之事甚多,从中可见古礼之遗风;《公羊》学者在汉代解经有谶纬化倾向;《谷梁》则是以“例”说经,特别是日月时例。朱熹则从经史的角度评论到:“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朱熹认为《左传》记事较为详尽,其所传春秋史事,大多为是,但《左传》是以世俗的眼光去断春秋之事,皆为功利之说而缺乏义理;《公羊传》、《谷梁传》专门去解经,有合道理处,故于义理上有功。

春秋学到了汉代得到了官方认可,三传先后被立“博士”。尤其是《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诛讨乱臣贼子”之义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再加上汉初公羊学者董仲舒等人又在春秋学中加进了大量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等内容,使春秋学与当时弥漫着神秘主义气息的谶纬风气相契合,春秋公羊学成为西汉的显学。西汉后期,人们开始对《谷梁传》尤其是《左传》研究开始发生兴趣,刘歆开《左传》学之先声。古文经学盛行,研习《左传》者也日渐增多。《左传》以实事解经,较之《公》、《谷》显得更为深切著明。东汉学者一般都排诋今文经学,非“公羊”而申“左氏”;古今文界线森严,互不肯越雷池一步,所以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中说:“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传》,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但是由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及学术风气的变迁,学者在宗古文经时亦兼通今文经,表现在《春秋》学上便是以《左传》为宗,兼通《公羊传》和《谷梁传》,其代表人物为郑玄、马融、何休等。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诂》,依据胡毋生条例,“释传而不释经”;“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并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比论“三传”,力宗《公羊》,排挤《左传》,“言《公羊》之义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郑玄则站在古文学家立场对何休予以反击,“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两派虽各有所宗,但论争之中都古今兼通,相互比论,体现出学术上包融互进的趋势。

以上是“春秋学”的简介。了解了春秋学的一些要点后,再来看王闿运的春秋学研究。在王闿运的眼中,《春秋》一书是“经”不是“史”,为孔子所作,是“圣王之典”,具有拨乱反正的政治功用。他认为《春秋》三传中最能够传承《春秋》一书意旨的是《公羊》,但他也不否定、排斥《谷梁》。《春秋公羊传笺》、《春秋例表叙》是王闿运公羊学的代表作。

他在《春秋例表叙》中论述道:

《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其治民也,属其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大哉!圣人之作乎!《五经》皆以致治,《春秋》独以拨乱,故三王没而仲尼穷,《五经》变而《春秋》作,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唯其辞而已。是以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水土以缵禹功,于是有外内之词,天时以奉明威,于是有时日月之科,进退褒贬,生死存亡,专在三科治之。自游、夏不能赞一词,而子路、颜渊困于麇角,莫知微言所传,竹帛之所自来,故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将丧斯文也。”司马子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权。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礼义之宗也。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则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词则孔子有焉矣。一予一夺,不出一字,一美一恶,不嫌同词,非夫聪明睿智,从心而不逾矩者,其孰能当之而不乱乎?

王闿运极度推崇孔子,既然《春秋》是“经”,《春秋》中的史事只是孔子的假托,以寄寓王心的工具而已,不必是真正的鲁史。《春秋》因为是圣人所作的“经”,有其王心所在,所以具有永久垂法于后世的价值。从王闿运的《春秋公羊传笺》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有了孔子为万世制法的观念。

王闿运认为,以《春秋》之制,天子之下设方伯,委以大权,而《春秋》是托王于鲁,鲁公所会的二伯,一是晋君,一是吴君。《春秋》文致太平,此时已是鲁哀公年间,太平世来临,天下的二伯一个是诸夏的晋,一个是夷狄的吴,可见此时中国和夷狄已经没有界限,他说“天下诸侯广及海外”,隐然认为两千年前的孔子已经预见了两千年后中国与西方(海外)的接触了。又如,

经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

笺曰:灾王者获之于西,若海外不臣者皆灭亡也。

他将“西狩获麟”解释为麟被获于西方,就好像是孔子的道不能行于海外的西方国家一般。孔子本是圣人,当王天下,不幸没有其位,所以著书希望后世的人能行其道,而这样的道,孔子当初已经预见到以后是要普及到西方世界的。

王闿运认为《春秋》三传之中,只有《公羊》和《谷梁》二传才是解《春秋》“经”之传,《左传》注重于史,“离经别行”,“非六经之谊”。《谷梁传》则“依经树义”,“可为世范”。因其“私淑”于孔子,离圣道不远,因此阐发的义理必有“宏旨”。他在《谷梁申义·序》中说:“然谷梁子私淑仲尼,亲研异同,指事之教,必有宏旨。”他并不因为尊崇《公羊》而排斥《谷梁》,这不同于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庄、刘等人视《公羊传》为核心典籍,发挥《公羊传》描述的孔子形象,视之为宣示经典真理的圣人。刘逢禄在《谷梁废疾申何叙》中说“谷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灾异之说,进退予夺之法,多有出入,固无足怪。玩经文,存典礼,足为公羊氏拾遗补阙,时不得二三焉。其辞同又不推其类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经本错迕,俗师附益,起应失措,条例乖舛”。通过对比的方式证明《谷梁传》不传《春秋》,以提高《公羊传》的学术价值。但王闿运十分重视《谷梁传》,认为它也是传承孔子之旨,不能忽略的著作。这种尊重《公羊》而重视《谷梁》的态度,有别于谨守《公羊》一家而互为攻伐者。

在王闿运的《谷梁申义》、《春秋公羊笺》、《春秋例表》三种著作中,从始作的年代来看,《谷梁申义》作于同治八年,《春秋公羊笺》始作于光绪二年,《春秋例表》始作于光绪六年。所以,《谷梁申义》是王闿运第一部春秋学作品。他在序文中指出,传《春秋》一经者为《公羊》、《谷梁》二传,若只读《公羊》,尚不能去除疑惑,所以《谷梁》也是不能忽略的一部解《春秋》的传,“今唯明《公羊》,不足祛惑,辄以浅学,更申《谷梁》,务推其立说之原,期于不乱而止”。站在同样都是解《春秋》经的立场上,王氏认为《公》、《谷》不妨并立,这是因为《春秋》经所传达的是义,只要是义理解释合理者,都可以承载《春秋》的解释。

可以看出,王闿运作经籍注解的方法是很有个性的,他既不效仿宋儒高谈阔论义理,也不落入乾嘉学者专尊古注的窠臼,而是以自己的理解体会作简要精当的诠释。对那些自己实在难以弄懂的古书文字,他也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

也正是因为王闿运解经有极强的功利目的性和注经的主观随意性,使得他的春秋学一直不被学术主流认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曾说:“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固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章太炎也强调王闿运以文士从事于经学,“说经虽简”、“发明虽少”,亦“杂采今古”。甚至廖平在光绪九年给张之洞的信中谈及师门时也表现出不屑:“王湘潭半路出家,所为《春秋例表》,至于自己亦不能寻检。世或谓湘潭为讲今学,真冤枉也。”

厘清王闿运春秋学脉络后,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廖平在光绪六年还对王闿运今文春秋学“不能寻检”而嗤之以鼻,但实际上,廖平的今文经学研究之路,却实实在在地是沿着王闿运踩出的路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如前所述,在王闿运主讲尊经之前,廖平是以举业为主,在张之洞和二钱的影响下由喜读宋人书转向训诂汉学。王闿运主尊经,廖平“庚辰(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

王闿运对廖平经学的影响主要是在治学方向和研究路线上。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时期,正是廖平始入经学殿堂到取得初步成果(经学一变)时期,正是在王闿运的影响下,廖平将学术研究方向从汉学转变为今文经学。在研究路线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是从《谷梁传》入手研究《春秋》经,并且著成《谷梁申义》(同治八年),入主尊经书院前两年(光绪二年)刊成《春秋公羊传笺》,入主尊经书院后一年(光绪六年),写成《春秋例表》。

廖平经学研究也是从《谷梁》入手探知孔经大义的。

他在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春秋经传汇解》序(见光绪井研志卷十二)中说“平初解《谷梁》,继解《公羊》,己丑乃治《左传》”。潘祖荫在廖平的《公羊补证》一书序中说“季平《三传》之书,乙酉成《谷梁》,戊子成此篇,乃续作《补证》”(见光绪井研志卷十二),乙酉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谷梁》当指《谷梁春秋内外编目录》;戊子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从庚辰(光绪六年,1880年)开始入手《谷梁》到乙酉(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年间,廖平编定《谷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三十七种,共五十卷。“内编书一,《谷梁古义疏》十一卷,外编书十一:《起起废疾》一卷;《释范》一卷;《集解纠谬》二卷;《谷梁先师遗说考》四卷;《谷梁大义详证》四卷;《谷梁传例疏证》二卷(《谷梁春秋经学外编》序目作释例);《谷梁外传》二卷(序目作一卷);《谷梁决事》二卷(序目作一卷);《谷梁属辞》二卷,附《本末》一卷(序目作《春秋属辞表》四卷);《谷梁比事》二卷;《说谷梁琐语》四卷。表二十五:《谷梁日月时例表》,《谷梁七爵进退表》(序目作爵禄表),《谷梁笔削表》,《谷梁褒贬表》(序目作进退表),《谷梁善恶表》,《谷梁十八国尊卑仪注表》,《谷梁一见例表》,《谷梁三言例表》(序目无),《谷梁内本国外诸夏表》(序目作内外异辞表),《谷梁内诸夏外四夷表》,《谷梁内内夷外外夷表》,《谷梁尊大夷卑小夷表》(以上序目作中外异辞表),《谷梁名号中外异同表》,《谷梁诸侯列数隐见表》(序目作中国夷狄争伯表一卷),《谷梁来往表》(序目无),《谷梁加损表》(序目无),《谷梁从史表》,《三传师说同源异流表》,《左传变易今学事实、传例、礼别三表》(序目无传例、礼制二表),《三传异礼、异例、异事三表》。作意均详《谷梁春秋经学外编》序目。《谷梁春秋经学外编》序目除上述三十六中有二十六种外,尚有《谷梁旧传》一卷及《诸国地邑山水图》、《王制注疏》、《王制佚文佚义考》四种,为此目所无。《外编》惟《起起废疾》、《释范》有成书,《先师遗说考》已收入《古义疏》中,原稿遂废,余均拟作未遂。”(见《廖季平年谱》光绪十一年乙酉条)

在研究方法上,受王闿运的影响,廖平在研究《谷梁》、《公羊》时,也是从礼制入手的。王闿运早年精研礼学,二十三岁始治三礼,作《仪礼演》十三篇,二十九岁始读《丧礼》,三十七岁治《周官》,四十一始讲《周礼》。从礼学视角研读、注解、讲说经学是王闿运治经的基本特点。光绪六年,廖平刚入手治谷梁学时,就参照了《礼记王制》去注释《谷梁》礼制。勤学善思的他,不是刻板地引述前人的注疏传笺,而是“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谷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钞《异义今古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今古学考》)廖平经学一、二变,都是善以礼说经,所以刘师培后来称颂廖平“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洞彻汉师经例,自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在体例上,廖平在王闿运心得式的注经方式上开辟出运用义例、凡例、图表等归纳法和形象化研究手段自注自疏的注经新路。

通过谷梁学研究,廖平探索出了一条宝贵的治经之法,让他受益终身,这就是依传解经、传例推比,从群经之中爬梳剔抉、条列图表、钩玄索隐的跨文本比较研究。廖平一生的经学发明与取得的声誉成就,都从研究《谷梁》中得来的。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编成《谷梁春秋内外编目录》后,《谷梁》研究暂告一段落,廖平就此转入《公羊》学。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著成《公羊三十论》一卷(光绪丙戌尊经书局刊本)。由于有了五年《谷梁》学研究打下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廖平一入手《公羊》便出手不凡,《公羊三十论》在前十论中就提出“《王制》为《春秋》旧礼传”、“主素王不主鲁”、“无月例”、“曲存时”、“三世继”等独到的见解。后十论写成于《公羊解诂商榷》,《公羊解诂商榷》二卷是专门攻驳公羊学中被视为经典的《何氏公羊解诂》的,一介籍籍无名的四川尊经书院学生竟然有这等气魄和功力,不仅同学之中无人能及,连老师王闿运都难与比肩。《公羊解诂商榷》写成后,廖平又有公羊十论,其中“取备礼制”、“袭用礼说”、“图谶”、“用董”等论,成为他经学一变的前导。

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家乡井研县所属的直隶资州的新任知州高培谷(字怡楼)创办艺风书院,邀请廖平任讲习。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受井研知县王琅然的力邀,廖平回到井研主讲来凤书院。一方面近200两银子的聘金脩金对于廖平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明年还要进京参加癸未科礼部会试,需要从井研县县学设置的杏花庄租金收入中申请进京科考办装盘缠费,杏花庄经费的管理是委托给来凤书院的,所以接到井研知县王琅然的邀请后廖平很难拒绝。另外一方面,在来凤书院做主讲,生活学习环境肯定比尊经书院学生斋舍的条件好很多倍,清幽雅静,最适合读书、思考、写作。尽管教职繁忙,甚至廖氏族人推举他主持重修《廖氏宗谱》这么重大的事情,廖平也“以馆事不得分身,乃草创凡例,请族祖小楼公代为纪理”。(廖平《重修宗谱序》)除了教学,廖平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谷梁》学、《公羊》学的研究中。课余开始着手构思撰写《今古学考》。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廖平第二次进京应礼部会试,再次落第。在返回四川的途中,专程前往太原拜见已升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三年未见,廖平学术日渐精进,衣着平凡的他,比尊经时期更显苍老,但开口谈经,则气度不凡。张之洞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廖平学有所成,有了与众不同的学术见解,不是埋首故纸的腐儒。担忧的是廖平没有“迷途知返”,反而在今文经学的“邪道”上愈走愈远。张之洞第二次以“风急马良,去道愈远”相告诫。正沉浸在《谷梁》、《公羊》习有所得的喜悦中的廖平哪里听得进去呢。

张之洞一面训诫劝告,“并以小学相勖”,一面又树榜样荐贤人,“盛推太原令德堂院长王霞举,比之伏生、文中子”,希望借这位年高望重又恪守古文家法的老先生能杀杀廖平的锐气。令德堂是张之洞光绪八年(1882年)创办的,由提学使从山西全省府、厅、州、县选拔优秀生员四十名入堂公费肄业,聘请王轩(霞举)为山长,张于铸(铁生)、杨笃(秋湄)、杨深秀(仪村)为协理,以经史、考据、词章教导山西学子读书研习。山长王轩(1823~1887),字霞举,自号顾斋,是山西著名的学者。但王霞举除诗文集和地方志外,经学著作就只有《说文句读识语》一卷。在张之洞的极力推荐下,廖平和曾叔才、周桂溪一同前往。席间,廖平用他正在研究的《谷梁》中“继弑君不书即位”(即凡先君遇弑,则嗣子废即位之礼)请教王霞举,王霞举虽然“答语极澜翻(澜翻意为滔滔不绝)”却是不着边际。请教小学方面的问题,王霞举则熟背《说文》如流。原来这位王山长“意主守旧,不喜著作”,“其教人以诵读《仪礼》、《说文》为日课,不治余业,不著书”。北学的著名学者竟是这等学问,一下子就让廖平对自己的学术方向和路径信心大增,坚定了今文经学的信念:汉学走到头就是王霞举的状态。他甚至在席间放言“徜使《谷梁》成书,不羡山西巡抚”。可见廖平立志经学的决心。

从山西回四川后,廖平继续馆学来凤书院。在研究《谷梁》学的同时,开始了《今古学考》的撰写,著书立说,自立门户。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廖平“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两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学专用《周礼》、周公。然后两家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溪百壑,得所归宿。今古两家所根据,又多同出于孔子,于是倡为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说。然后两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判然两途,不能混合”。(《初变记》)

廖平以“礼制”辨今古,写成经学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今古学考》,创立了平分今古之论:今古之分不在文字,不在立学,也不在义理师说,而全在制度;古文学派主《周礼》,今文学派主《王制》。同为孔子之学,为何有两套不同的制度系统呢?好从“思”字下功夫的廖平提出初年晚年之说:孔子早年尊王命、畏大人,有从周之心,在燕赵以《周礼》讲学,是为古学;孔子晚年哀道之不行,退齐鲁,书《王制》,寓《春秋》,托古改制以救时弊,是为今学。平分今古之论使近两千年相互攻讦的今古二家,各安其所。古文家刘师培、章太炎,循此而成一代经师。今文家皮锡瑞、康有为遵此而扬名海内外。千载之惑,一旦冰释,“香象渡河,众流截断,于是先生之学,巍然雄视百代矣”。而这一年是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廖平三十五岁。

在廖平经学一变的思想中,虽然平分今古,调和了今古二派的相互攻讦,但今学《王制》是孔子晚年手定的改制之作,古学《周礼》是针对六国时期的早年之说,晚年学说是对早年之说的纠正和递进,其尊今抑古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早期倾向古学的恩师张之洞不喜此书,“南皮张尚书不喜《今古学考》,谓余但学曾、胡,不必师法虬髯”,并谓“洞穴皆各有主,难于自立”。但独创门户的廖平依然坚持己见,在给恩师的回信中辩驳道:“尝考国朝经学,顾、阎杂有汉宋。惠、戴专申训诂。二陈渐及今古,由粗而精,其势然也。鄙人继二陈而述两汉学派,撰《今古学考》,此亦天时人事,非鄙人所能自主者也。”《今古学考》是天时人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我廖平能左右的。为坚持独立自由的学术立场,不惜开罪贵为巡抚的知遇恩师,廖平堪为学者楷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