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国际化办大学，支持学术交流_谢希德的故事

（十） 国际化办大学，支持学术交流_谢希德的故事

1998年8月，因乳腺癌复发住进华东医院，但是谢希德仍与复旦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每星期三下午，她的同事都会准时到医院探望，讨论科研工作和进展的情况。有一次，与老师同来的还有位学生，谢希德一下子认出来，两年前他曾在一次仪式上发言。闲聊中得知他正在申请出国留学，便表示愿意为他写推荐信，而他却反应迟钝，似乎有什么心事。过了一星期，那位同学又与导师一起看望谢希德，他在很近的位置上坐下。没谈多久，就提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不好意思请老师写推荐信，也挺担心谢先生会不会为他办这件事。问起是什么原因造成成绩不佳，他倒挺坦率地说：“因为在电脑上花的时间太多了。”谢希德很严肃地对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出国读物理？如果你选择了在物理上深造，其唯一纯粹的原因应该是物理本身，而不是其他。既然你的计算机和英语都不错，如果在国内科技界发展更有前途。最后又说，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我不能给你写推荐信，你回去再考虑一下吧！当时他的导师也吓得够呛，连着帮他说好话。虽然他心里知道，这推荐信算是没戏了。但事后还是对人说：“我体会到了谢先生为人、为学者的严谨、负责，她绝不做所谓的好好先生。她用自己的言行教育我，什么是一个物理学者最应有的品格。”

谢希德后来了解到，事隔一载余，他还是免不了受世俗所累，远渡重洋成为“留美学生”。据说，他在美国学物理远比在复旦用功，始终不能忘记当年谢希德拒绝写推荐信的一幕。年初他曾经想写一封信，诉说近况，附上上个学期全A的成绩单，并对谢先生当时没有随便给他写那封推荐信表示感谢。因为没有这一课，他可能早已放任自流，对物理学科得过且过了。但最后他没有写这封信，因为一切都太早，他知道谢先生要看到的不是承诺，而是结果。

（三） 重视师资建设，形成学科核心队伍

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深知抓好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学科带头人的重大意义，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学校师资水平。(www.guayunfan.com)其间，谢希德经常与师资办公室的同志商议，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师资培养具体措施和做法。首先，学校注重培养学科骨干，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她认为，学科带头人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影响、指挥、团结一班人协同工作，不断做出成绩。评一批重点学科，选一批学科带头人，让他们在教学科研中真正起到中坚作用，已势在必行。在她的关心和安排下，学校师资办公室通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制订出《如何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的几点意见》，规定给予学科带头人优先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享受学术休假；对工作有突出贡献的给予越级晋升和增加工资等待遇。从1978年至1981年四年间，学校有六十六位教师连续两次晋升职称。1985年，为奖励先进，谢希德又给全校十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晋升两级工资。这些做法，促进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的成长，为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积淀了大量优秀人才。

同事、秘书为谢希德（中）教授祝寿

其次，学校大力起用年轻冒尖人才，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速度。谢希德认为80年代的年轻教师正是90年代学校的骨干，因此及时发现、重点培养优秀人才是一种加速人才梯队建设的有效方法。她会同师资办的同志，组织班子，调查研究，排出了思想品德好，学术水平较高，治学严谨，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名单。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再逐个分析、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培养方法。其中，有的分配在教研室任职，有的破格提升讲师，有的送往国外进修，还对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七名40岁以下的教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样，通过各种渠道，广大青年教师针对自己的特点，似乎走了一条终南捷径成才，并迅速成为复旦的脊梁。于此，她实在功不可没。高等院校肩负着繁重的培育人才的重任，这个义不容辞的任务自然落到博学多才，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批骨干教师身上。显而易见，要办第一流的大学，就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

谢希德认为，学科带头人是师资队伍的核心，抓师资建设，就要抓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抓教师梯队建设。“学科带头人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影响、带动一批人，指挥、团结一班人协同工作，不断做出成绩。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还会派生出许多新的学科，其带头人也会不断成长。”[12]她采取评一批重点学科，选一批学科带头人的方法，使一些骨干教师在科研、教学中真正起到中坚作用。

再次，要真正搞好师资队伍建设，必须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特别重视国内外学术、人才的交流作用。谢希德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极为迅速，各个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在这知识不断更新的年代，我们只有积极贯彻开放的政策，加速国际的科学信息交流，才能使教学、科研工作及时地跟上国内外较新的科研成果与较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海外的学生很多，如何鼓励他们回国服务，增加凝聚力，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谢希德的关心和积极联系下，从1978年至1985年短短的七八年间，复旦就有六百多人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其中一百人已出国两次。这些教师出国学习归来后，更新了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方法，促进了科学研究，还对建设国家急需的缺门学科产生了积极作用。1985年10月21日，高等学校师资管理国际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我国五十多位专家、教授、校（院）长、省市高教局局长以及九位外国专家出席讨论会。大会由谢希德主持，她在开幕式上指出，这次会议是根据我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教科文组织关于加强大学培训与研究项目协议举办的，目的在于广泛地交流国内外师资管理的经验，以促进我国大学师资管理工作的改革和研究。在随后的讨论会上，她提交了《师资培养工作是高等院校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谈谈复旦大学的师资培养工作》的论文，并获得好评。此外，从1979年至1985年，几百位外国专家到复旦大学进行了学术交流，大大拓展了师生的眼界，提高了学校的国际地位。

谢希德还提出，现代学科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专业与学科越来越窄，而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学又不断打破原来各系、各学科的历史界限，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综合体，让各系、各学科不同的专家相互配合，共同来完成某些大型的科研课题。复旦大学应该利用校内的有利条件，广泛举办讲座、报告会、讨论班、培训班、自由讨论，使许多师生得到提高。从1992年起，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双周报告会，面向全校师生，每次座无虚席，深得好评。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长期以来复旦大学在师资培养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了促进人才的培养，打破某些封闭局面，谢希德做了不少努力，如派骨干教师出国进修，做访问学者，邀请外校外国学者来讲学，合作搞研究，等等。但她认为这种交流还很不充分。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视条件成熟情况，逐步取消专职助教制，把大学生送到工厂、科研等单位。助教由研究生兼任，讲师从工厂、科研单位择优任职。研究生正是精力最充沛阶段，一面学习，一面做辅导工作，有利于加深基础，提高水平。毕业生少留校作终身教师，打破“铁饭碗”，更有利于人才流动。对毕业生来说，通过流动开阔眼界，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尽快提高自己；对学校来说，则可以吸收各种学派的优秀教师，活跃学术思想，提高整个师资队伍的水平[13]。

当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可在研究生中留少量师资，聘任在校外做出成就的本校毕业生，同时有计划地吸收大量国内外学者，共同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既能发挥传统特色，又能吸收各方的优点长处，这样的老中青、国内外队伍结构，对于发展教育、科学事业，肯定能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文革”及其他某些原因，师资队伍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学科甚至出现青黄不接，中青年教师流失不少。从学校看，一批岁数大的教师还在工作岗位上，职称评定的晋升比例又有限，这就给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带来一些困难。在教育改革中，复旦大学采取一些措施，晋升一批高水平的年轻教师，谢希德从工作出发，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争取加大名额比例，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有限的名额中争取更多的主动。学校经常召开师资工作经验交流会，研究师资培养问题，使一批中青年教师在困境中脱颖而出。在她任校长期间，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年轻人王沪宁，29岁被破格提升为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过了六年，他又以丰硕的成果晋升为教授，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今，王沪宁早已调任中共中央工作，当年一批被破格晋升的讲师、副教授也都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了。

谢希德深知，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键，必须充分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指导作用。经过多时的讨论酝酿，新设想“导师制”诞生了，并于1986年秋季开始执行。所谓“导师制”，即学校聘任一些知名的教师，对学生实行“一对一、一对多”培养，充分发挥教学的能动性，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培育更优秀的毕业生。在谢希德任职期间，“导师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学生中反响强烈。她经常召开导师工作经验交流会，表彰工作出色、成绩卓著的导师，并且制订了《导师工作条例》，明确导师的职责及有关规定。

（四） 把握办学方向，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向是否明确、坚定，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谢希德强调必须对学生进行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学生在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领导班子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教学中去，并采取配备学生导师、开办“教授论坛”、 “校长论坛”等有效措施，在学校中形成讲政治、求进步的氛围。她带头为“校长论坛”作首个报告，联系自己从国外辗转归国执教，以及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表明自己坚定的爱国情操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我觉得，对年轻同志的希望，最主要的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知道活着是为什么。正确的人生观，就像船在大海航行，假使没有指南针、方向盘，大船就会迷失方向；相反，我们有了指南针，又把握好方向盘，就不至于在雾里迷失方向，一个人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就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坚定不移地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后来，四位副校长也陆续都在“校长论坛”上作了精彩的报告，在复旦学生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校之长，谢希德深知要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必须使办学思想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历史同步前进。她指出：“教育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决定教育，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程度都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但是，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是各个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也是被我国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智力开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增加物质投资更为重要。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建设同步进行。对一个学校来说，就是要适应国家‘四化’建设的需要来培养人才。”[14]

因此，谢希德认为：“在培养目标上，我们既要重视给学生打好理论基础，又要使学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倡文理相通。对于新设的专业，力图避免专业面过窄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使今后学生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迎接新技术革命对培养人才的挑战。”“面向现代化，培养高质量人才，必须十分重视基础知识的培养；必须十分重视培养有较宽知识面的人才；必须十分重视能力的培养。”[15]

“实践出真知”，谢希德把从事教学实践得到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努力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办教育。她一贯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以教学为主，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传授知识与培养智能相结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系统牢固地掌握知识；精选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和“量力而行”的原则，使教学要求与难度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相结合，等等。这些理论，都是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和教学原则，基本上反映了教育过程的客观规律。其核心是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基础与专业、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际、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

谢希德认为，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不少学生在一进大学就定了专业方向，对于本专业的课程深入钻研，而对同系其他专业的课程却毫无兴趣。实际上，由于专业的划分是人为的，仅仅钻研一门课程，往往会影响到他在毕业后对工作的适应。现在，不少学校实行学年学分制，出现了一些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可喜现象，但是由于学生的必修课程比较多，还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很多有经验的老师提出，学自然科学的人要懂得一些人文科学，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对于我们的近代史一无所知，就不可能深刻体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同样，学人文科学，例如新闻、哲学等的同学，也都要有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于外语人才，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起码的翻译任务就很难完成。谢希德认为我们不提倡培养所谓的“通才”，但是实践证明知识面过窄的所谓“专才”，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的需要。因此在大学的学习中，必须特别注意掌握好深度与广度的关系。

此外，对于如何克服学生中“高分低能”的缺点，谢希德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解决问题。高校大多数毕业生成绩很好，但也有不足之处，普遍存在着“高分低能”的缺点。她主张在校的文科生，要自觉利用社会调查的机会，学会分析调查材料，提出自己的观点，为社会服务。理工科学生，必须主动适应实验室或工厂对自己的要求，高年级的学生还可以提早接受科研小课题，写作小论文。至于使用计算机，则应是每个青年学生应掌握的本领。谢希德还结合过去的经验教训谈到，在“文革”期间，把“开门办学”和“结合典型产品教学”等当作唯一的途径，忽视了课堂教学内容涉及物质、反应、材料等，是非常片面的。我们现在不能走另一极端，还应该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多到实践中去，走出校门到工厂和农村中去，把学习搞得更生动活泼[16]。

如果说大学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轮船，那么校长就是轮船上的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和速度。谢希德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舵手，掌握着正确办学方向，并为其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 不断改革创新，建立新的学院和学科

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后，重点大学特别是多科性的重点大学，在开展科学研究方面，更具有队伍和学术交流优势。1978年1月，一个综合性物理学研究机构—现代物理研究所，由教育部批准成立。该所设表面物理、真空物理、低能核物理、半导体物理、激光物理、理论物理六个研究室。同年10月，又增设了低温超导、固体光学两个研究室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中试基地，谢希德任所长，华中一、杨福家、倪光炯任副所长。在所长和副所长的领导和众多教师的努力下，现代物理研究所的离子束分析（质子感生X射线和离子束背散射）、超高真空出现电势谱（APS）、硅的表面吸附和点缺陷吸除、相干反斯特克斯喇曼光谱（CARS）、氮分子激光器、6000线微点管、量子统计理论等方面，有些成果具有国内最高水平，在国际上也属于先进水平。新型完整静电四极场，则是我国首次获得中、美、日三国发明专利的成果。

作为著名大学的一校之长，谢希德并没有让自己埋没在具体事务中，而是注重考虑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方向，逐步深化教育改革。她深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致使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不适用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往往尚未完全付诸实践，便老化了；已经形成的一些技术由于新材料、新程序、新产品的出现，而很快被淘汰。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她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改革建议和看法，并付诸实施。

事实上，根据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趋势，整个世界将由工业社会逐步过渡到信息社会。在未来信息社会里，社会财富的增加主要不是通过体力劳动，而是依靠知识、智能的充分开发。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注重的是过去，在工业社会注重的是现在，那么在信息社会注重的却是将来。谢希德认为，“四个现代化”对人的需求，除了需要能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以及能解决当前工程技术问题的人才之外，还需要一种人才，即能站在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之间的研究与开发人才。

与美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W.Kohn教授合影 左起：倪光炯、钱国新、杨福家、孙鑫、W.Kohn教授、陆栋、谢希德、W.Kohn教授夫人、周世勋、华宏鸣（1982年）

早在谢希德担任副校长时，她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和领导班子的其他同志一起，进行了初步讨论和规划。经过几年的努力，复旦大学打破了综合大学只有文理科的格局，相继成立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几个学院，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然而，改革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困难之后，展现在面前的才是一幅幅崭新的蓝图。

谢希德支持成立的复旦大学技术科学学院，聚集了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应用力学、光源科学、材料科学等一批新兴的学科，在培养基础扎实、富有开拓创造精神的优质硕士、博士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多年来，学院师生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甚至还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

管理学院原院长郑绍濂生前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谢希德老师是在1952年秋天的课堂上。那时她刚从美国回到中国，受聘于复旦大学，为数学系和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开设了“理论力学”这门课，我有幸成为她回国后的首批学生之一。几十年间，虽然有阳光明媚的春天，也有严寒阴冷的冬天，但谢先生开阔的胸怀，始终如一的爱国热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以及她开放民主的办学思想，给复旦师生的成长、复旦大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上，她在担任校长期间，对管理学院的支持，对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7]。

由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管理学科曾一度中断。1977年，当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大会上提出要加强管理人才培养后，复旦大学当即决定恢复管理教育，并尝试筹建管理科学系。可管理学科在设立之初，曾因它的实用性和交叉性受到非议，有人甚至怀疑它的存在价值。谢希德任校长后，科学预见到这一学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她的主张下，力排众议将管理学科与文科、理科、技术学科列为学校建设的学科。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定位，才有复旦管理学科的今天。

1985年，在各系各专业的基础上，学校决定成立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谢希德大胆对这两个学院实行“放权”政策，授权院长行使某些本来属于校长的权限。授权表现之一是学院可单独与外国大学的管理学院签订交流与合作协议，而只需报告学校备案即可，这在当时的高校中是极少的。正因为有了这些授权，管理学院在改革开放上能够大展身手，改变传统的一些做法，从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管理学院成立后不久，谢希德就带领几位副校长与处长，亲临学院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当场拍板帮助学院解决了留用助教、计算机房等具体问题。解决的问题难度虽不大，但一桩桩事情深深印在该院师生员工心中，因为这是昭示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学院发展的信号，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学院依靠多学科综合优势，发挥高校思想库功能，积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并开展对横跨经济、社会、自然等学科的一些重大课题研究，有的课题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有的出版物被中央列为全国经济管理干部必读书目。

在教育改革中，谢希德注重把理论运用于实际，让教学研究紧跟时代步伐，关心经济学院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一年时间，学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高水平论文三百多篇，其中十二篇论文荣获上海市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紧接着，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也于1986年4月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人们看到，凭借复旦大学的多学科优势，生命科学学院的成立，将对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在多年领导深化教育改革实践的同时，谢希德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教育思想涉及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学研究、学风校风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学校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提高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学习决定，推进高校教育改革》、《坚持教育改革，创造两个文明，把复旦办成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从严治校，建设良好的校风学风》，等等。

（六） 减少“近亲繁殖”，倡导人才流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谢希德注意到我国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近亲繁殖”。她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为了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和学生的成才，要尽快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

谢希德认为，纵然本系科的专家、教授水平很高，传业有方，但个人的学识毕竟有限，长期在这种半封闭系统内工作，容易造成孤陋寡闻，头脑闭塞，思想凝固化。而且，这样的组织形式，容易形成论资排辈和家长作风，滋长排外和本位主义，不利于发扬科学民主和开展协作交流，对于出重大成果，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都是有妨碍的。以前，我国常常喜欢用几代同堂的词汇来形容科学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种提法对于宣传老一辈科学家培养人才，代代相传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应重视不同学派的人才交流，使学术思想更加活跃。近几年来，我们高等学校在打破这种半封闭局面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派骨干教师去国外进修，当访问学者，请外校、外国学者来讲学，合作搞研究，等等。但这种交流还很不充分。特别是留本校毕业生当助教的做法未根本改变，家族式的半封闭状态就不能破除。在有些单位里，非本校毕业生被看作不是嫡系，合不拢，门户之见还非常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视条件成熟情况，逐步取消专职助教制，把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科研单位去，助教由研究生兼任，讲师从工厂、科研单位择优聘任。研究生正是精力最充沛阶段，一面学习，一面做辅导工作，有利于加深基础，提高水平。毕业生不留校做终身教师，打破“铁饭碗”，更有利于人才流通，对毕业生来说，通过流动开阔眼界，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尽快提高自己。对学校来说，则可以吸收各种学派的优秀教师，活跃学术思想，提高整个师资队伍的水平。

“这种做法在美国高等院校已普遍实行。但我们要做到还有种种阻力。由于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各校都不舍得把最优秀的学生输送出去。岂不知这样做，看似惜才，实际上却是坑才。当代的国外杰出人才，很少固定在一个大学或研究所工作的。美国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定，经历过五所大学，三家公司和海军研究所，研究横跨电工、数学、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军事工程等多种领域，在贝尔实验室与两人合作发明晶体管，在伊利诺伊大学与另两人合作，提出超导微观理论。著名科学家海森堡，学生时代就开始活动于国内外科学界之间，在当代第一流大师们的不同指导下成熟很快，24岁创立量子力学，26岁担任教授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事实证明，通过流动，吸取各国科学界、各个学派的经验，对于人才的培养成长有重要作用。真正爱惜得意门生，就应该让他们毕业后远离母校，闯出新天地，才能有所建树，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当然，打破‘近亲繁殖’的队伍结构，不等于不需要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的继承性。在研究生中留少量师资，聘任在校外做出成就的本校毕业生，同时有计划地吸收大量国内外学者，共同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既能发挥传统特色，又能吸收各方的优点长处，这样的队伍结构，对于发展教育、科学事业，肯定能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谢希德的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就是现在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硕士培养还存在很大的“英雄要问出处”问题。许多导师喜欢给学生贴上个三六九等标签，喜欢招收本校的学生，在竞争上人为地设置障碍，其实就是近亲繁殖的重要体现。此外，她还在许多重要会议上阐述了有关教育改革的一系列的论点，譬如1988年6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地把竞争机制引入高等学校的文章。

在谢希德看来，虽然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量逐年增加，但高校毕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却步履艰难，供需严重脱节。我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应该引起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深思。几年间，虽然在校园内部建立了竞争制度，如实行奖学金制度、“学制浮动制”等，鼓励学生相互竞争，但向社会敞开的门还不够大，适应社会需要的有效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因此，诸如校内专业设置不合理，专业面过窄，理论脱离实际，培养规格单一等问题，都使得学生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毕业分配时的统包统配，又严重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变目前不合理的问题，就必然要改革传统的包办式指令性计划毕业生分配制度，引进竞争机制，建立毕业生可以选择职业、用人单位可以择优录用的“双优”选择制度。而所有这些，正体现了我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轨迹，而且当前高校教学也还没有超出她认识的范围[20]。

在劳务市场的有机调节下，高校的专门人才培养可以与社会需要协调一致，更好地发挥其人才培养、流通等的导向作用。只有通过激烈的角逐、竞争，高校才能发现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弱点，从而积极、主动地调整内部教育结构、布局，包括学科配置、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管理制度，并把教学质量评估与之结合起来。引进竞争机制后，也一定会使学生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使学生了解社会实际需要，引导他们正确选择学习内容、方法以及职业，由过去的知识面过窄，转变为向知识的博采广摘方面发展，更好地接受社会发展的挑战。

此外，谢希德还在其他场合提出许多有创建性的意见。譬如她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日益明显的时候，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要求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一点。因此，学生既要热爱本专业，又不要被本专业所束缚。以前一些大学生进校，专业思想不巩固，她去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安心学习专业。后来遇到这类事，她总是“唱反调”，鼓励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知识的同时选学别的专业。将来毕业后，如果考硕士研究生，就可以考自己向往的专业，因此把基础搞得宽一点大有益处。

（七） 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拔尖人才成长

教师的授课方法对学生影响很大，启发式教学是学生们最乐于接受的。关于课堂学习、自学以及其他学习方式，谢希德认为大学阶段的学习方法必须有一个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主要体现在自学能力的提高。目前在高校课堂内，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满堂灌”的现象，参考书也比较少。但是作为学生，决不能满足于上课记笔记、考完就“忘笔记”的被动状态，必须提倡自己去阅读必要的参考书。大学生的学习固然需要教师指导，但不能过分依赖，还应该提倡同学间的讨论甚至友好的“争论”，彼此学习，相互促进。自学的途径很多，知识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

在读书的方法上，教师应在平时上课时给予指导，提倡处理好深度（精读）与广度（泛读）的关系。从各人的实际状况和学习的要求出发，对于某些书需要精读，甚至要求逐字逐句地去理解，不懂的地方务必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通过深入分析与思考来掌握内容；而对于另一些书则浏览可也。如果处处钻牛角尖，会把本可做到“乐在其中”的读书生活弄得枯燥无味，紧张万分。

此外，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校园内举行的“学术报告会”，有些报告不一定能全部听懂，但如果常去参加，便会有所收获。当然，为了使学生们能学得活一些，学得广一些，除去学生们自己的努力外，谢希德也建议学校要进行教育改革，使课堂教授的分量不要过重，教学计划安排不能过死，这样，学生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要鼓励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促使教师知识更新更宽更深。谢希德指出，现代学科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有的专业与学科越来越窄，而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学又不断打破原来各系、各学科的历史界限，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综合体，让各系不同学科专家相互配合，共同来完成某些大型的科研课题。复旦大学利用校内有利条件，广泛举办讲座、报告会、讨论班、培训班等，开展自由探讨问题，使众多的教师得以提高水平。经济学是复旦的老学科，过去经济系的教师知识面较窄，现代化的手段较少。为了改造老学科，适应学科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学校先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了世界经济系、管理科学系以及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来还建立经济学院，创办经济研究中心。由于各学科高度交叉、迅速融合，并通过国内外的学术讨论和交流，复旦的经济学科充满了新的活力。

1982年，已在计算机并行处理方面颇有建树的朱传琪，获得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作学术研究的机会。按规定，访问学者在国外工作满两年就应回国，但朱传琪参与了历时七年的美国计算机领域重大项目—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从申请经费到研制完成的全过程。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研制人，朱传琪当时有些“舍不得”马上回国，希望能在美国多留两年。

1984年，正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之初，循规蹈矩做事也许不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但对工作的开拓创新以及取得更大的成就，实在存在很大的弊病。考虑到计算机专业的重要性、所获的难得机遇以及对有培养前途的人才的更多关心，当时已经是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再三考虑，觉得思想应该解放一点，于是同意了朱传琪的要求。

尽管从并行处理计算机研究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来说，伊利诺伊大学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与朱传琪共同研究的库克教授，也为他办好了留美的一切手续，可项目一结束，朱传琪便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他对热情挽留的美国人说，“祖国也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更不愿意辜负谢校长的信任。”1988年，朱传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复旦校园，凭借自己扎实的知识和突出的工作能力，在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获得了“上海市科技精英”的光荣称号。

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沈丁立，自1983年至1989年，他有幸师从谢希德和张开明两位教授攻读研究生，得到了导师的亲传。在她的慈祥而严格的教育下，沈丁立就读研究生期间已经完成多项课题的研究，发表多篇论文于国内外学术期刊。在回顾自己取得的学术成就时，对导师的尊敬、爱戴之情溢于言表，“谢先生极其认真地指导我写的每一篇论文，修改的笔迹遍及文章每一页。我从事理科学习，本以为自己已经被训练得严谨不苟，但看到谢先生的一圈一点，就会感到十分羞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谢先生在她的博士生专业课程上，对她亲自指导的学生采取特殊规定—若考试分数仅为‘及格’要作不及格处理—这是中外闻所未闻的要求。作为谢希德教授的学生，能够受到这样严格要求的训练，实在是一种幸福，终身受益无穷。”

沈丁立是谢希德送出国深造的。他认为公派出国，就是一国的“使者”，要不辱“使”命。谈到这一点，他说：“谢先生从来不对学生说，你应该回国，但是她自身的经历就是对学生学成后归国的一种无言鼓励和鞭策。”1989年9月，沈丁立出国前与导师话别。谢希德郑重地说，“有些人言而无信，出国后就不回来了。我相信你能信守诺言。”沈丁立面对导师的嘱咐，也信誓旦旦地回答，“今天我在物理楼门前向您告别，明年此时此刻我会在这里向您报到”。后来，沈丁立放弃在美国拿“绿卡”的机会，如期学成回国了。当时，谢希德高兴地迎接他，还请他到家里吃饭。虽然吃的只是粗茶淡饭，但这是她对一个热爱祖国、信守诺言的学生的奖赏，因为没有比报效国家更为光荣和高尚的事情了！

（八） 关心爱护有加，让学生健康成长

谢希德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学生也乐于与这位待人诚恳的校长谈心里话。有学生建议在复旦大学成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协会”，以促进文理科学生之间的交流。她一听这个建议，连连称赞道，“这个建议很好，可以早日搞起来。”在她的支持和关心下，复旦大学学生科协没多久正式成立，会员一下子发展到两百多名。她在百忙之中，欣然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并对一些活动给予具体的指导。

为了加强校长和师生员工的交流，谢希德主持的校长信箱开办了。“校长信箱”来函由校长办公室专人负责转复、处理，并规定来信每封必须登记。转给有关部门的信件，一周内必须将处理意见回复校长，并告来信者。仅开设一个月，就收到六十多封来信。“为了校园的美丽，请采取措施保护、整修草坪”；“图书损坏严重，影响学校声誉，希望校长采取有力措施”……一封封来信，她都认真地批阅，对于来信提出的每个建议或问题，督促有关部门限期解决。

在担任繁重的校长职务以后，谢希德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无论是学习、思想还是生活上，只要学生有问题有疑惑，一旦反映到她那里就会得到圆满的答案，热心的关怀。毕竟，幼苗的成长离不开园丁的浇水施肥，修剪爱护。

那时，学校个别学生经不住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产生一些模糊观点，谢希德总忘不了抽空来到学生中间，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与他们交心恳谈。青年时代的谢希德曾在美国深造，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毅然放弃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回到祖国，投身于国家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文革”十年中，她无端遭受诬陷、迫害，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但她报国之心仍矢志不渝。针对这些情况，有的学生不禁提出疑问，“在当初为什么要急于回国？”她回答道，“只有祖国强盛，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上赢得地位，树立起伟大的形象；祖国的强盛是炎黄子孙的骄傲，每个中国人都应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贡献。”她的一言一行，像甘泉滋润学生的心田，激励着学生以校长为榜样，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联系在一起，找到学习工作的原动力。在一次与全校数百名学生谈心时，她再次提出，祖国的繁荣与强盛，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希望复旦的学生要为祖国争光，为复旦争光。

在谢希德的教育思想词典里，最关键的词汇就是“爱国”二字。她特别关注学生的思想健康，无论是本校还是外校大学生都一视同仁，从思想上给予满腔热情的指导。1980年3月，谢希德应邀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作了题为《与大学生谈谈心里话》的报告，她从以前收到的一封国外学生求职信谈起，联系自己1978年秋到联邦德国和法国、1979年两次到美国的感受，又结合自己二十多年前从美国归国的经历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现场的学生无不为之感动，掌声多次响起，她那清脆悦耳的演讲，余音绕梁而久久不绝。

演讲中提到的那位来信的华裔科学工作者，在美国从事应用数学研究工作好几年，已取得一定成绩。然而，叶落归根，他无比赤诚的游子之心，迫切要求归来为国家作贡献。“文革”期间，他曾要求到复旦工作，却没有任何的回音。一直到 “文革”后，1982年的2月，也就是演讲前的一个月，他终于收到苏步青校长的信，要他于当年9月新学期开始到校工作。谢希德在报告中说，“他为什么要回国？就是希望祖国强大，也希望在这过程中出一把力。二十八年前，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新中国诞生了，就像听到母亲对我们的召唤一样。母亲再穷，也不能不认自己的母亲，各种传言都动摇不了我们回国的信念……我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给年轻的一代，让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更快健康地成长。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怎样把剩下不多的时间尽快培养一些年轻的接班人。”她的报告真挚感人，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共青团上海市委还想请她给全市的青年团员作一次这样的报告。

谢希德关心爱护学生，学生也感受到校长慈母般的爱。有一回，她收到几位复旦大学附中女学生的信，反映几位大学本科生欺负她们。她阅后非常气愤，马上批转有关部门，结合进行校风整顿查处，并将此事在校内新闻机构披露。此事在学校中引起不少学生的警惕，几位附中学生后来还接到学校寄去的对事件的处理结果。

与校长的接触、交往中，女大学生更愿意向她反映自己的苦闷和要求，譬如女学生分配工作难的问题。谢希德对此很重视，关照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要特别做好女学生的分配工作；同时要求女学生自强、自重、自爱，用优异成绩接受国家和用人单位的挑选。还有个别大学生因犯错误受到学校处分，学生和家长通过各种渠道来说情，但谢校长坚持原则，维护集体做出的决定。她常说，“学校的校规如不能坚决执行，这不但办不好大学，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所以我坚信，严是爱，真正的爱。”

由此，“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形成了一个可喜的校园教育风尚，在师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校长论坛”的第一讲，报告者就是谢希德。她在相辉堂面向近千名研究生和本科生，畅谈自己参加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感想，指出建设精神文明，是复旦大学师生员工的重要任务。她还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会，谈理想、前途、人生、成才等问题，并与同学们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学生和校长的心贴得更近了。

校长谢希德教授在办公

作为一校之长，平常行政工作缠身，而且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可谢希德依然对小事细节都不放过。有一次，她到基层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在返回办公室途中，她请两位副校长来到化学楼前，指着一段人行道说，“这里缺了一块水泥板，夜间学生上自修，不当心就会把脚扭伤。”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很快铺上所缺的水泥板。每当春节前后，她总要慰问后勤职工，感谢他们为学生的生活、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有一年，学校受到“甲肝”传染病的冲击，许多师生也先后染上疾病。谢希德非常挂念这件事，特地向校刊记者发表讲话，表示关心和慰问。她还特地告诫学生平时要多用肥皂洗手，以防病从口入，学生们特别感动。

谢希德不仅在校内关心学生，甚至在外开会期间，也念念不忘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支持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开展各项有益的活动。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八七级学生成立了党章学习小组，他们向在北京参加中共十三大会议的谢校长，发去了一份电报，表达了他们和党同心同德、振兴中华的迫切愿望。

电报说，“尊敬的谢校长，我们决定在‘十三大’召开，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里，成立党章学习小组。新一代的大学生，有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拥护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请相信，我们将和党同心同德，在学习、思考和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为“四化”建设贡献我们的青春。谨让我们代表管理学院87级全体同学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转达我们对‘十三大’的衷心祝贺。”10月30日，该小组收到谢校长从北京写来的亲笔信，她在信中勉励同学不要辜负党的期望，应该继往开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把自己培养和造就成对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

此外，一所著名的大学的校园，不仅要有凛然的正气、严谨的学风，还要具备活跃的气氛。上海高校中，复旦大学的气氛活泼是出名的。每到周五，许多学术讲座和兴趣小组的活动，便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展开，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阵阵的掌声不时传来。精彩的幻灯，高质量的录像，“奥斯卡”获奖电影，还有许多名人名家现场交流座谈，交响乐团和话剧团也时而光顾复旦，给学生们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话题。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亮着五颜六色灯光的周末乐园。它坐落在复旦校园学生宿舍区不起眼的一角，上面却有几个起眼的、被所有复旦人说上千百遍的字—学生活动中心；这几个字的下面，还有一个起眼的、也被复旦人念了千百遍的名字—谢希德。

（九） 教学科研结合，关注新教材动态

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谢希德担任校长后，由于白天校务缠身，只好把科学研究安排在晚上进行。可有限的几个钟头，总是显得那么不够用。一旦钻进去搞研究就出不来，不到深夜十二时，她是很少上床休息的，而疲劳使她很快进入梦乡而难于自醒。

就是这么一位大忙人，谢希德却仍然出现在表面物理研究室。在同事们的协助下，她为博士研究生当指导教师，为科研人员提供新的情报和资料，积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谢先生虽然当了校长，但自始至终站在科学研究的前哨。”凡是认识她的人无不钦佩她那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精神。

半导体表面电子态理论是当时国际上很活跃、很受重视的前沿研究方向，谢希德领导同事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该项成果研究了一系列元素在半导体表面上的吸附问题，得到许多与已有实验符合较好的结果，并对国外有些理论和实验结果的解释加以补充和修正，对实验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纳米微结构物性也是当时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课题，谢希德他们第一次从微观角度研究了纳米硅的振动特性与尺寸的关联，发现以前在唯像模型中常用的振动限制函数不合理。他们还提出了微观计算的喇曼频率与纳米硅尺寸的对应关系，从这个对应关系可以得出实验上很难测量的纳米硅尺寸。《应用物理快报》的审稿人对这项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优秀的工作，能解释和澄清纳米材料中的许多不清之处。

总之，他们的这些研究，帮助人们了解表面的几何结构，外来原子或分子吸附引起的各种电子态的变化，电荷的再分布，化学键合等许多基本原理，是半导体表面电子态的研究中的前沿，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水平。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机会往往光顾有准备的头脑。谢希德参加科学研究，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为研究所的同志收集新信息，提出新课题，并关注世界上科技发展的新动态。1987年3月16日至20日，美国物理学会举行春季讨论会，“高转变温度超导”的讨论安排在18日晚上7：30举行。可是那天下午5时起，就有许多科学家带着干粮，在会场外等候。进场时，一千二百人把大厅的位置坐满了，谢希德和其他一千位科学家一样，被挤在会场外面的过道上。幸好，在离现场转播电视屏很近的地方，她找到一把椅子坐下，能清楚地听到各国科学家的发言和报告。

谢希德（前排右三）参加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与参会中国学生合影

回国后，谢希德告诉记者，这次会议介绍的在较高温度下取得的超导材料，以及有关超导机制的解释，科学实验方面的突破性进展，都令自己兴奋不已。当屏幕上出现我国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作了历时12分钟的报告时，自己的心情尤为激动。在现场通过屏幕，她还看到了美国科学家巴特洛格（Bartlog）的最新实验结果。巴特洛格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像doughnut（多福饼）一样的、直径为一英寸的圆环，它是用超导材料制成的。其后又取出一根长长的宽带，也是用超导材料制成的，坐在前排的科学家还兴致勃勃地上前用手去触摸。他还显示一个超导做的宽带，这些研究成果博得了热烈的欢呼和雷鸣的掌声，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浓厚兴趣。

有一次，谢希德拿出一本美国最近出版的《商业周刊》，封面上就登载一种超导材料的样品。翻开里页，其中很多内容是关于超导研究的最新进展，并配有大幅照片。她边翻边指给记者看，双手高举宽带、蓄有大胡子的，是美国科学家巴特洛格，另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是美籍华裔科学家朱经武。谢希德说，那天的会议从晚上七点半开到翌晨三点，她订购了记录会场实况的录像带，用以作科学研究的资料。事实上，谢希德回国之后立即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报界披露，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同时，她还将自己购买的全套会议录像带提供研究人员观看，尽了一份科学家应有的责任。

一次访问美国归来后，谢希德在谈论观感时强调指出，“和美国比较，我国的科学技术是比较落后的，但这种落后特别表现在实验科学技术方面，而数学和理论物理学方面，我国和国外的差距还小一些。除了众所周知的美国计算机和程序控制自动化程度很高之外，在各类实验科学条件的提供上也是先进的。

“就大学的科研来看，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就拥有全国最大的核聚变研究装置，其实验经费是大学经费的十倍。而目前在国内由于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实验科技工作者要克服很大困难，才能取得比较优异的成果。因此，在宣传上除了对理论工作者的成就给予肯定之外，还要对实验科学工作者给予鼓励和支持，以免过多的人热衷于做理论工作，造成对“四个现代化”不利的倾向。可以说，“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实验科学的发展。”

谢希德出访回来后马上提出建议，选送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时应把主要比重放在实验科学方面，处理好组织国内科学仪器生产和进口外国仪器的关系。不过，到了90年代，她又认为有必要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包括理论和实验。当时，粉碎“四人帮”后招收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不可能派研究生。而后几年，她认为研究生培养既要立足于国内，但也可以让有条件的青年出国攻读研究生，以博采各国之所长。

谢希德一直在关注国外发展的最新情况，一直在主张因时因地制宜向国外学习，而她的主张往往高屋建瓴，独具慧眼。1996年，在给香港科技大学张立纲院长的一封信中，她依然表现出“向他们学习”的真诚和恳切。

1998年5月19日下午，谢希德在美国研究中心作了关于美国物理学会1998年“三月会议”的综述报告，介绍了美国物理学界在计算机凝聚态物理、高温超导等十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报告吸引了数百名师生。美国物理学会每年一度的“三月会议”，集中了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物理学研究人员代表。自1983年到1998年，谢希德参加了所有的“三月会议”，带回了大量关于物理学最新进展的信息，并每年都向师生作综述报告，对复旦大学的物理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1999年是美国物理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大庆，有十几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参加。谢希德虽然刚刚动完大手术，不顾众人的反对，报了名。但她终因染上了带状疱疹未能出席感到很遗憾。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迅评论说：“回顾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发展，现在能够给历史上留下比较深刻痕迹的，或者说复旦大学能够在国内跻身于领先地位，名列前茅的，我想谢希德先生所开拓的学科是国内公认，而且在国际上大家也认可的。谢先生是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和奠基人，不仅我们这样说，一些美国的著名学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华人崔琦也这么说：谢希德就是中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和开拓者，我想这是对她贡献的评价。她本人在科学上所作的贡献，可能深远影响几代人。”

从右起：张光寅（南开）王迅（复旦）陈辰嘉（北大）与谢希德（复旦）合影

国内外许多知名学者撰写文章，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表面物理学及有关课题文集》，祝贺谢希德教授七十大寿。

1998年10月，华人崔琦荣获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后到美国进修，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先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时有贡献，后至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至今。他苦心研究出新准粒子，形成量子流体，将半导体物理学运用于各科技方面，为量子物理学一大突破，对将来物理学研究工作创出一个新境域，是受到全球科学界各方面极为重视的发展。

崔琦在他写作的长诗《求知乐》中写道：

“费米遗言劝学生，当去实验非理论，世界物多量不尽，伟大匹匠如费米，尚自动手去搬铅，最重客观在量度。”

崔琦由此引申出，“今天最聪明、最能干的物理研究生常被理论吸引，但理论工作是难有成果；而世界上充满各种奇妙的现象给我们去用实验工具来探讨。知识分子不论中西，用纯思维来探讨自然界几千年，收获不大，现几百年，西方将科学放在实验基础，一切以客观实验数据为依归，而不以个人、专家的意见为真理的标准，如此才有最快的进展。实验看似很慢收效，但却是最快的。特别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落后文化，没有经过实验科学的洗脑，很容易便犯上毛病，在自己条件不具备下而选择了理论，而不去做实验。

“做实验的人，据我自己观察，很多成熟后，便不到或少到实验室，不再用自己手去量，自己的眼去看，只靠学生，或博士后去做。于是对物体的运动缺乏第一时间的接触，少了最原始的资料，故此做实验关键是在自己动手，中国士大夫看轻动手的人，这是错误的。”

崔琦很重视物理学实验，他说：“科学的真理，特别是客观仪器度量出来的数据不是随时间而改变的。”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很重视实验，正如她所说的，那几年所做的实验，为她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表面物理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后数十年间，她一直关注实验的新进展。崔琦对谢希德教授的高度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十） 国际化办大学，支持学术交流

复旦大学从建校开始，就有着和世界广泛联系的优良传统。曾经有人在评论中国的大学时，复旦是最“崇洋媚外”的大学，虽然有点调侃之意，但从中反证了复旦的开放性。在这一点上，谢希德很好地坚持优良的传统，引领着复旦大学走在世界的前沿。

20世纪80年代，正是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时逢国家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还不太明朗，但她已经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复旦开放性交流合作的力度。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当许多人还缺乏改革开放意识的时候，她却本着“送师生出去，让知识回来”的宗旨，毫不犹豫地与国外进行积极联系，把复旦师生送到国外去深造，而她本人的留学生涯、知识背景及热心程度，都在帮助复旦走向世界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据海外许多学者反映，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才突然接触到许多复旦学者，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复旦因此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值得一提的是，谢希德每年都为考取出国攻读研究生的物理系学生写教授推荐信，初步估计也有百人以上。虽然这项工作总占用了她许多宝贵的午休时间，但她始终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培养人才的园丁，觉得自己应该关心青年的前途。“这个项目是李政道教授倡导的，第一批录取始于1980年，1989年已是第九批，复旦考取的学生有十七人。每年都为考取的学生写推荐信，虽然这要占用我不少时间，但看到他们每个人写的自我介绍，大多数是多才多艺的全面手，对我是一种乐趣。”

谢希德用这台苹果机为学生打印出国推荐信

有一次，有人受一位物理系学生之托，请谢先生为其写份出国求学推荐信。为省时省事，那位同学事先将信草拟好，不料却受到她重重地批评。因为她每次给学生写推荐信，都是亲笔写，从来不用别人代劳。这件看似细小的事，却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誉为典范。当时有些学校的教授为学生写推荐信并不认真，甚至敷衍了事，但她绝不允许自己或自己学校的老师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名教授曾经感叹，像谢希德这样开明的教授，学校中太少了。

从所写过介绍信的物理系一百多位学生的自我情况介绍中，谢希德发现了他们很有才能。由于教学改革的深入，老师们的辛勤辅导，这些年轻的学生成绩一年比一年好，她为此感到骄傲。同时也意识到，他们中有些人对祖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了解太少，理解不深，爱国情感淡薄。于是，她通过谈心等各种方式教育他们，希望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在身体、知识增长的同时思想要更快成熟起来。她希望他们无论在世界何方都是祖国的财富，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报效祖国的。后来，在她写过介绍信的学生中，许多人在学术上已相当有成就，又几乎在留学期满后都回到祖国，并成为学术界中坚、国家栋梁之才，最终没辜负她的期望。

谢希德喜欢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行，但也为自己被占用的时间太多感到苦恼。聊以自慰的是，这些时间并没有白花，友谊的种子正是在这无私的帮助和自然交谈气氛中播下的。1983年10月19日下午，复旦大学在数学楼举行授予茅诚司名誉博士学位，周振鹤、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学位仪式，作为校长的她出席并讲话指出，茅诚司先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和复旦大学也有过多次来往，给复旦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随后，谢希德亲自把鲜红的证书授予茅诚司博士，这是复旦第一位来自国外的名誉博士，从而翻开了学校授予国外名誉博士学位历史新的一页。在校长任职期间，她还接待过美国总统里根、巴西议长吉马良斯等国家领导人来访，授予一批著名学者、教授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顾问教授的称号。外事活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她为自己有机会能在国际这个大舞台搏击和遨游感到欣慰，只要一息尚存就会坚持下去。

1986年3月29日，复旦大学美国校友会在纽约举行成立大会，正在美国访问的谢希德校长出席大会并讲话。复旦大学校友、韩叙大使的夫人葛绮云也出席了成立大会。校友会会长章植先生，自1982年起，先后两次共捐款二十万美元，作为复旦学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的奖学金。这一切都是与她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当然，谢希德也是一个极讲原则的人，有着极为崇高的思想风格。她与国外朋友书信联系较多，但都按外事通信规定办理。她的出访和接待外宾频繁，但总是严格执行外事纪律。前些年，一位多年的老朋友送给她一台打字机，她看到研究所办公室还没有打字机，便送给大家使用。即使按规定可以将送给个人的食品归自己处理，她也要征求意见后再做决定。

谢希德一生中多次出国参加各种会议，或应邀作有关科学、教育、妇女等方面报告，足迹遍及美、英、日、法、比利时、瑞典、德国、意大利、波兰、泰国、前苏联、匈牙利、希腊、委内瑞拉等国和中国的香港地区及台湾地区，并在数个国际学术会议上任组织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或程序委员会成员。1981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大学发展项目中国专家组副组长；1982年任国际杂志《表面科学》（Surface Science）中国地区编委，《应用表面科学》（Applied Surface Science）编委，法国《电子显微技术和电子能谱》（Journal de Microscopie de Spectroscopie Electroniques）编委。许多美国科学家曾说过，谢希德是在美国人中知名度最高的三位中国人之一。

谢希德（前排左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从1981年起，谢希德先后获得多种国际荣誉称号，其中有美国史密斯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英国里兹大学、美国霍里约克山学院、日本关西大学、美国贝洛特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洋大学的荣誉工学博士学位；美国索福克大学、克里福兰州立大学、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美国北卡阿普拉契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等。她还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荣誉会员，1988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

接待里根总统

1984年4月30日下午，是复旦师生最难以忘怀的时刻。复旦相辉堂灯光灿烂、热闹非凡，七百多名师生等待着里根总统前来演讲。3点15分里根总统在朱穆之部长、汪道涵市长、谢希德校长等陪同下首先走进3108教室，外文系陆谷孙教授正在向一百多位同学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里根总统走上了讲台。他说，“我的大学生涯已经过去大约五十年了，五十年来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你们每一个人都站在一个伟大的起点上。中国人民有技巧，有才智，还有丰富的遗产。你们这些有机会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同学，将帮助你们的国家走向新的繁荣。”现场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后踊跃提问。演讲结束后，谢希德校长向里根总统赠送了由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下午4时15分，笑声和掌声欢送着总统离开教室。

1987年3月，她应美国纽约巴纳学院（Barnard College）的邀请，在该学院作题为《中国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中国大学教育的状况》的报告；后应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邀请，介绍复旦大学研究组对硅化物电子态的研究成果。

1988年秋，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CIEE）在法国南部的嘎那召开年会，谢希德应邀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改革开放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同年，她在美国史密斯学院向附近的5个学院介绍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1989年6月，谢希德以在美国的影响和知名度，到美国国会争取到数百万元美金的免税援助项目，并以此筹建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些过渡建筑和上海中美友谊医院的手术室和外宾病房。1995年，美国研究中心大楼一期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开始了它的历史使命和教研功能。谢希德在由美国研究中心成员编写的《曲折的历程》一书序言中写道，“美国研究中心这座新的建筑，是中美关系经过曲折道路的见证，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目前，它已成为许多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的讲坛，无数国际学术会议聚会的场所，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进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5年3月，谢希德临终前最为关切的美国研究中心大楼二期工程交付使用，中心大楼前的小花园内耸立着一座谢希德铜像；5月27日，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新建的报告厅被命名为“谢希德演讲厅”，并举行揭幕仪式。

1990年夏天，谢希德应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邀请，在东西方哲学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在国外，她还多次介绍过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教育。

谢希德与里根总统握手（中立者：汪道涵）

1991年1月，谢希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Racine，Wisconsin）约翰逊会议中心亚洲协会召开的会议上，作了题为《一个中国教育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的报告。同年12月，她还应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邀请，向该基金会董事长们介绍中国改革的前景。

1992年2月，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在上海市召开纪念《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二十周年大会，谢希德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

谢希德在向国外朋友、同行作中国报告时，除了学术内容之外，还有许多专题报告，如《中国妇女问题》、《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教育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平外交的成就》（特别是解决国界、边界问题）、《环境与人口政策》等等。除了参加学术会议之外，谢希德还是我国派往国外的工作人员、中美访问学者、留学生的知心朋友。

1998年6月30日，谢希德参加在上海图书馆为美国克林顿总统夫妇举办的座谈会。此时外人不知，谢希德马上就要住院手术了，癌症第四次侵入了她的肌体。

【注释】

[1]《发挥综合大学理科优势，加速技术科学的发展》，《文汇报》1982年6月4日。

[2]《崇高的使命，艰巨的任务》，《光明日报》1982年9月16日。

[3]《重视人才的层次结构》，《文汇报》1984年11月28日。

[4]《崇高的使命，艰巨的任务》，《光明日报》1982年9月16日。

[5]《崇高的使命，艰巨的任务》，《光明日报》1982年9月16日。

[6]《高校培养文科要有超前意识》，《文汇报》1992年2月18日。

[7]《开发浦东关键在开发人才》，《新民晚报》1992年8月9日。

[8]《重视人才的层次结构》，《文汇报》1984年11月28日。

[9]《重视人才的层次结构》，《文汇报》1984年11月28日。

[10]《从严治校，建设良好的校风学风》，《中国教育报》1987年11月19日。

[11]《从大学新生看中学阶段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人民教育》1989年第4 期。

[12]《师资培养工作是高等院校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研讨会论文集》，1985年10月。

[13]《面向现代化，培养高质量人才》，《高教战线》1986年第6期。

[14]《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把我校办成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复旦教育》1984年第1期。

[15]《面向现代化，培养高质量人才》，《高教战线》1986年第6期。

[16]《面向现代化，培养高质量人才》，《高教战线》1986年第6期。

[17]《谢希德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19]《尽快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文汇报》1980年10月6日。

[20]《正确地把竞争机制引入高等学校》，《上海高教研究》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