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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文化_以燕京大学和弘道女中为例

时间:2022-05-1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宗教与文化_以燕京大学和弘道女中为例_司徒雷登的故事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学的第一种语言是中国话,所以他对汉语有着偏爱,尤其对文言文更是喜爱,这可能与他在杭州传教时读过儒家经典著作有关。司徒雷登的这种中西文化宗教观可以在1930年6 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的评语中看出: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

宗教与文化_以燕京大学和弘道女中为例_司徒雷登的故事

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学的第一种语言是中国话,所以他对汉语有着偏爱(虽然他从未用中文写过文章),尤其对文言文更是喜爱,这可能与他在杭州传教时读过儒家经典著作有关。他说:

我说我欣赏文言文,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极其精练、优美、富于表现力的文学体裁,它能够表达精确的思想,文思敏锐,寓意深邃,其本身就为最高的文学技巧提供了材料。……对我们外国人来讲,我认为问题不在文言文本身,难就难在它充满了典故。不了解所用典故的原意,就无法领会文章本身。

除了汉语文学作品外,司徒雷登也读了一些著名的中国思想家的著述,“这些书足以使我对这样一种被保存下来的成熟的文化及其伦理道德和精神理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司徒雷登推崇孔子“仁”的概念,认为“仁”与基督教“爱”的内涵十分相似。他说:“孔子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发展了一套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孔子使中国人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对道德理想的爱好和不断追求是中国人的特点。这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但又是影响其传播的主要障碍,还是解释基督教征服中国必要性的重要原因。”在《论语》中,司徒雷登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与孔子相比,司徒雷登似乎更喜欢另一位儒家的思想家——孟子。他认为,“四书”中最可钦佩的是其中的《孟子》,孟子是代表先进社会学说的,这种学说“闪耀着民主的精神”。他赞成孟子所谓的人民可以反抗“天命已尽”的暴君。他理解的孟子是主张民治、民有、民享的,即使政治不是民治,那也应是民有和民享。而另一位明儒王阳明则是“集施政者、教师和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对于墨子,司徒雷登将其“兼爱”“非攻”学说与西方基督教教义作了比较,认为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www.guayunfan.com)司徒雷登的结论是:所谓“儒教”,则“不可以谓教,盖其作用,是政治的,非宗教的”。

作为基督教徒,司徒雷登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基督教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并最终取胜的时代。而现代科技发明、国际贸易、福音传播和基督精神的改造,是一个理想国家的特征。而耐人寻味的是,他认为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就是基督教世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用儒家的学理去诠释基督教的精神,似乎是司徒雷登的一个发明。

司徒雷登认为,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虽属两源,但可互相包容,并走向世界主义。他十分理解和赞赏中国文化中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因为它可以纠正西方文明的缺陷。

司徒雷登在称赞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对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和伊斯兰教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佛教教祖释迦牟尼的“救世”说,其本质是一种“逃避”。它不仅没有强调人们现世的主观奋斗,而且忽视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根本不同。因此,佛教是“道邪而不正,旨杂而不纯”,这也导致了佛教在世界上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对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司徒雷登认为:“至于穆罕默德者,尚力不尚德,其教与势并进,自必与势并退。”也就是说,伊斯兰教依靠武力而非靠道德宣扬其信仰,而随着近代穆斯林世界物质力量的衰弱,伊斯兰教也随之衰弱。

当然,司徒雷登的这种批评是以他作为基督教忠实信徒为出发点的。其实,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对基督教的“原罪说”“三位一体”“神秘主义”等也有非议。

由于司徒雷登对中华文化十分敬佩,他甚至认为是中华文化铸造了他的性格。“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必须发展成为中国的宗教,也就是要“本色化”以后才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而“本色化”的运作,则一方面要西方传教士要研习中华文化,洞识中国国情;另一方面要支持培养中国自己的宗教领袖,最终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

此外,对于基督教信仰,司徒雷登觉得它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非对上帝在形式上的崇拜。而传教士的使命就是使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存在和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非使人成为基督教徒。

司徒雷登的这种中西文化宗教观可以在1930年6 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的评语中看出:

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他出生在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从小就受到它那种富于人情世故的知识文化的熏陶。他后来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继续深造。返回中国后,他在远东的基督教教育运动中获得了广泛公认的领导地位。他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交往,正在有效地帮助那个年轻的共和国解决其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司徒雷登的这种中西文化和宗教观,深深地影响着他,在人格上他是一位君子,彬彬有礼,生活很有规律。晨起,阅读当日中英文报纸,这些报纸都是他自费订阅的,一般情况下,上午9时用早餐,下午1时用午餐,晚上7时用晚餐,由于在中国杭州生活多年,司徒雷登喜食杭州知味观的馄饨。在美国驻华大使任上,若有人打电话至大使官邸,司徒雷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文:“您好!这里是美国大使公馆。”在大使公馆邸内,除了他自己和两位打字员是西方人,其余清一色的都是华人。当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与蒋介石晤面时,在场充当翻译的往往是司徒雷登,因为他对中文认识深刻,连古汉语“云”“子曰”等都了如指掌。

司徒雷登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

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在教育方面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创建了一大批教会学校,从小学、中学至大学,还有独立的学院。从客观上讲,这些教会学校的开办,对提升中国青少年的视野和素养是有帮助的,也培养出了一批各个专业的人才。

王治心认为,基督教在华办教育可分为三个时期:1900年前为草创时期;1900—1922年为发展时期;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以后为革新时期。

1900年以后,教会学校中的高等学校陆续在中国各省开设,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所,兹以创办时间先后为序,分述如下:

东吴大学,设在苏州,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开办,由苏州博习书院、上海和苏州的中西书院合并而成,1901年建校。

圣约翰大学,设在上海,美国圣公会开办,由上海培雅书院和度恩学堂合并组建,原称约翰书院,1905年建校。

之江大学,设在杭州,美国南北长老会建立,由杭州育英义塾扩充而成,1910年建校。

华中大学,设在武昌,由美国圣公会、雅礼会等教会所办文华大学、雅礼大学、博文书院的大学部合并而成,1910年建校。

华西大学,设在成都,又称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建校。

金陵大学,设在南京,美国基督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建立,并由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1911年建校。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设在福州,美国卫理公会建立,1914年建校。

湘雅医学院,设在长沙,原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美国雅礼会建立,1914年建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在南京,原称金陵女子大学,美国卫理公会等创办,1915年建校。

沪江大学,设在上海,初名浸会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开设,1915年建校。

岭南大学,设在广州,初为格致书院,又改称岭南学堂,1916年建校。

燕京大学,设于北京,由协和大学、汇文大学等校合并而成,美国卫理公会、公理会等建,1916年建校。

协和大学,设在福州,后改名协和文理学院,1918年建校。

齐鲁大学,设在济南,由美国北长老会、浸礼会合办,1931年建校。

上述大学均为基督教新教所办,另有天主教所办三所,即1925年创办的北京(北平)辅仁大学、1903年创办的上海震旦大学和1922年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而基督教新教中,又以美国教会为主,美国教会对在华办教育投注了很大的热情。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在会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又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至是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和在华办各类教育事业,其影响十分深远。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延绵千年的科举制度,于是兴学、办学成了教育界首要之事。进入民国,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呈现出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一为国立(含省立、市立),一为私立,一为教会所办。多元的办学模式也带来了多元的教学方法,各个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基本上实行的是董事会下的教授治校制,学校为数极少的行政资源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是各类学校达成共识的基本办学理论,也是司徒雷登办学能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有了这上述的“三项基本原则”,经过司徒雷登等人多年的努力,燕京大学在上述教会学校中,虽为后来者,但在软硬件上却是名列前茅的。

司徒雷登于1919年初接任这所新设学校的校长,经过他与同人们的不懈努力,20世纪30年代,学校已成为中国最享盛名的教会大学,而司徒雷登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教育家,被誉为“燕京大学之父”。

那么,今天我们看来,燕京大学所取得的成果有哪些呢?它的成果对今天又有哪些启示呢?笔者以为,它大体体现在下述的几个方面。

一、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校园——燕园。司徒雷登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建筑形式来建筑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校内水塔的外形是一座十三层的中国式宝塔,这也许是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修复了旧花园的景色,此外,我们还自己种植了草木,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了奇碑异石,又在景色宜人处修建了亭阁。纪念哈利·鲁斯博士的湖心岛后来也成了这些景色之一,那是由他的儿子享利·鲁斯倡议的。另一处景色是那音色清亮的古刹大钟,这铜钟现仍在校园里鸣响报时。后来,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以致我们自己也逐渐相信了:它肯定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想。至少就某一方面而言,现实变得比我的梦想更美好了。

燕京大学大小各异的八十八座美丽的校园建筑,吸引众多的学子,也吸引众多的名教授投于它的门下。

二、有一个经过实践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学计划。司徒雷登认为:

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

这里,所谓“中国化”与“国际化”设想的构思,对于燕京大学成为中国一流大学而言,是有前瞻性的。其中的内涵包括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起用和善待中国教师、组建哈佛燕京学社等等,如此才能使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燕京大学站住了脚跟,并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罗义贤的专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在其结语章中,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范式作了概括:(1)一元性包容多元性的思想范式;(2)兼长并举的文化范式;(3)规则结合情感的变革与管理范式;(4)注重衍示效应的行为范式。

梅贻琦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然,对燕京大学而言,经过司徒雷登及其同人们的努力,这里不仅有漂亮的极具中西文化内涵的校舍,而且有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毕业生。

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中提供了部分各具才学的中外学者专家型的燕大教授名单:刘廷芳、洪业、陆志韦、陈在新、赵紫宸、徐淑希、徐宝谦、许仕廉、周学章、黄子通、冯友兰、张星、李荣芳、吴文藻、雷洁琼、胡经甫、李汝祺、陈垣、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容庚、顾颉刚、张友渔、张东荪、顾随、郑振铎、钱穆、沈尹默、吴宓、俞平伯、朱自清、张尔田、邓之诚、萧公权、董璠、谢冰心、许地山、马鉴、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王钟翰、赵承信、孟昭英、刘承钊、严景耀、郑林庄、林耀华、侯仁之、陈观胜、高厚德、博晨光、韦尔巽(Stanley D. Wilson)、窦维廉(W. Adolph)、博爱理(Alice Middleton Boring)、吴路义(Louis E. Wolferz)、费宾贵臣(Alice B. Frame)、桑美德(Margaret B. Speer)、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夏仁德(Randolph Clothier Sailer)、林迈可、班维廉(W. Band)、范天祥(Bliss Mitchell Wiant)、谢迪克(Harold Shadick)、柯安喜(A. Cochran)、赖朴吾(Ralph Lapwood)、斯诺(Edgar Snow)、鸟居龙藏、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

在中外名师中,现以籍贯杭州的吴雷川先生来试作分析。

吴雷川(1869或1870—1944)为清末翰林(戊戌科,1898年,榜名吴震春),他是司徒雷登聘请来担任副校长(兼国文系教授)的,后来成为依照民国政府《私立学校规程》而担任燕大华人校长的第一人。

司徒雷登没有看错人,吴雷川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燕京大学向中国教育部申请登记,使之成为第一所在中国教育部注册的教会学校。他说:“政治不良,教育就不好办,且不能办。学制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办学校,初不在于学制如何,因为教育的优良与否,全在乎办教育的人。人而赤胆忠心,以教育为使命,看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事事出于至诚亲爱之心,则教育没有办不好的……”

吴雷川是翰林,尊崇孔孟儒学,却在中年之后信奉基督教,一般人对此不能理解,但他自己坦然处之。他的理解是:“我以为上帝就是和真理、大自然 、最高原则相等的一种名称。所谓上帝,能治理管辖我们,就如同说:人类必须与大自然相适应,不能与真理或最高的原则相违反。至于祈祷,我以为就是默想真理,和儒家的存养省察,同是一样修养的功夫。”

司徒雷登和吴雷川,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博士,一个中国翰林,共同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和谐相处,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燕京研究院编辑的《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二辑,发表了从1919年至1951年入燕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443人的传略。他们中间主要有傅泾波、熊佛西、瞿世英、张鸿钧、凌叔华、李安宅、徐英、焦菊隐、房兆楹、杜联、李霁野、白寿彝、萧乾、褚圣麟、费孝通、瞿同祖、叶笃义、袁家骝、顾廷龙、龚普生、赵宗复、陈翰伯、陈梦家、赵萝蕤、黄华、张鄂联、龚澎、韩素音、王钟翰、王世襄、张芝联、吴青、戴文赛、何炳棣、黄宗江、周汝昌、吴小如、凌青、唐振常、周南、资中筠、林孟熹、叶祖孚、齐宗华、洪君彦等。

其中,傅泾波(1900—1988)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与司徒雷登“情同父子”。他的一生是和司徒雷登相伴的历史。熊佛西(1900—1965)是著名的戏剧家,剧本赛金花》可说是他的成名之作,1949年后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张鸿钧(1901—1972)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被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与社会福利事业。凌叔华(1900 —1990)为著名文学家兼艺术家,陈西滢之妻。李安宅(1900—1985)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是开创中国藏学研究先河的学者。徐英(1902—1994)是国民党元老、清末翰林徐谦的女儿,曾任燕京大学校友会秘书、燕京大学美国校友会秘书,为中美两国交流作出了贡献。焦菊隐(1905—1975)是著名戏剧导演、教育家,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话剧《蔡文姬》《关汉卿》等均为其执导。房兆楹(1908—1985)与杜联(1902—1994)是一对伉俪,编译了《清代中国名人辞典》和《明代中国名人大辞典》,为西方人研究明清两代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由此双双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一时传为佳话。陈梦家(1911—1966)与赵萝蕤(1912—1998)又是一对伉俪。陈梦家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还是“新月派”著名的诗人;赵萝蕤是浙江杭州人,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长女,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瞿同祖(1910—2008),是晚清军机大臣瞿鸿机之孙,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妻赵曾玖、从弟瞿强立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瞿同祖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有影响的学术著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袁家骝(1912—2003)是袁世凯的孙子,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妻吴健雄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顾廷龙(1904—1998)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他主持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中国古籍目录史上的经典之作。张芝联(1918 —2008)是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前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之子,为中国世界史专家,是中国第一部《法国通史》的主编。资中筠出身名门,是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说,在古今中西间进行探索,代表作有《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林孟熹(1928—2006)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晚年所撰《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被认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资料价值。

司徒雷登所设想的极为有效的办学方针,使燕京大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跃而入中国的著名高校之列,它与国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比较也毫不逊色。它有着优美的校园,也有着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吸引出身名门的青年来报考燕京大学,如前述的瞿同祖、瞿强立、袁家骝等,其他还有卞白眉之子、颜惠庆之子、孙传芳之子、张学良之弟等人均在此校毕业。

名门世家子弟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之中,若以学术成果而论,则以1946年即居住海外的旅美著名地质学古生物学家、卞白眉之子卞美年(1908—2002)为佼佼者。他与贾兰坡、胡承志是亲眼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三位研究人员,是北京周口店遗址研究最辉煌时期的主要研究者,也是云南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他提出的“白沙井组”“元谋组”的地质认识,迄今为国际地质学界所公认;他对爬行类动物化石的研究极为深入,在世界上首先发现了卞氏兽属(Bienotherium);他还通晓甲骨文,所撰《河南安阳遗龟》一书,是后人研究龟卜的来源之一。

鉴于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的贡献,1946年6月21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令》,对其进行褒奖:

行政院呈,据教育部呈为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国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创办之燕京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之一。历年以来,成材甚众。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文化教育机关尽陷敌手。司徒博士独任艰危,力维弦诵,不使中辍。直至太平洋军兴,身系囹圄而后已,临危不惧,守白不缁,其行谊殊难多觏等情。据此,查司徒博士热心教育,忠贞不贰,亮节高风,足资楷式,应予明令褒奖,用彰有德。此令。

此令最早发表在1946年6月24日出版的《燕大双周刊》第15期(《庆祝特刊》)上。

这期的《燕大双周刊》还刊登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贺寿文字:“陶铸群伦。”

1949年以前, 中国的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大体上分作三种类型:公立学校(包括国立、省立、市立等)、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后二者的区分实际上并不明显,在国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思想的主导下,一般教会学校也是私立的,并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立案,如燕京大学就是如此。

在当时中国教会学校中,有一所大学和两所中学与司徒雷登有关,大学是他创建的燕京大学,中学其中之一是他母亲创办、自己又担任过教职的杭州弘道女中。

杭州弘道女中的英文名称叫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译成中文是“杭州联合(或协和)女子中学”,而“弘道”是它另一个具有基督教性质的译名。叫得多了,人们往往对“弘道女中”的名称耳熟能详,而对其真正的名称“联合女中”或“协和女学”反而知之甚少了。

弘道女中最初由美国三个基督教团体创办,1912年合并成为协和女学,1928年移交给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大会和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会两个中国团体接办,更名为私立弘道女中,分高中、初中、附属小学和幼稚园。1952年,弘道女中被取消。

1949年以前的私立学校有很多特点,而其最显著者乃是胡适所言的“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即所谓的自由独立办学的传统。

弘道女中的教育理念主要包括: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教法、学法、做法要合一;师生共生活、共甘苦是最好的教育;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等等。

2004年8月,浙江某省报记者在上海采访了曾任弘道女中校长20多年的百岁老人周觉昧女士(1903 —2005)。周校长回忆她当年的治校理念有三:一是办学家庭化;一是导师制;一是倡导课外活动。

周觉昧是由弘道董事会决定任命为校长的。作为一校之长,她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各个学校的办学方针也抱着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因为教育是多元的,各个学校具有的独立办学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学校独立、教师治校、学生自治,是那个时代各级学校的基本理念。

弘道女中的校训是“诚爱勤朴”。周觉昧认为,勤学问,即养成自觉研究之风气;励品格,即养成独立自治之能力;练体魄,即养成进取奋斗之精神。而教育之意义,则在正人心。假如人人以此自勉,加以合作互爱,群策群力,蔚为风气,则小足以发展学校,大足以改造社会。

我们今天从周校长的话中可以体会到的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生学会怎样做人,而不是如何会考试。

学校办得好,影响也大,1932年是弘道女学合并20周年,各界各流纷纷为其题词祝贺。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题词是“誉满之江”,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题词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的题词是“乐育益闳”,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题“女子教育须注重陶冶健全之惠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程天放的题词是“昌明女学”,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题“女教昌明”,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题“女学渊府”,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题“际此国难,愿贵校本二十年光荣之历史,继续努力,以造成刻苦耐劳,牺牲为国之女界人材,为民族争生存。”

1932年也是“九一八”国难的第二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及热河沦陷,抗日救国,在学界中蔚然成风,弘道也不甘落后,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学生们这样的诗句:

河山拱手让倭夷,北望辽东动我疑。

廿万军人齐解甲,讵无抵抗一男儿?

堤边绿柳笑迎人,湖畔桃花春意新。

游旅不知亡国恨,弄船挟爱醉青春。

前首诗是一位高一学生所作,题为《暴日占东北有感》;后首诗是一位高二学生所作,题为《西湖之春》。

同样,在“九一八”大环境下,我们也看到了学生们所作的论说文,文章的题目有《青年应抱的观念》《中俄复交论》《增加邮资感言》《论尹奉吉掷炸》《自治说》《聘任本校同学为本校校长之我见》《国府迁都洛阳论》《中国的危机与青年的责任》《什么是贫穷》《人应明耻说》《“孝”的正解》《黄花岗纪念感言》等。这些论说的题目与我们所接受的所谓“教会学校的学生都是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只知拜上帝,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说法是多么不同。

1952年以后,北京燕京大学消失了,杭州弘道女中消失了。从此,教育自主权失去了,学校成了政府的附属物。今天,通过对应试教育种种弊端的反思,我们应该对当年的教会学校及其教育工作者作一个正确的评价。

在今北京大学的校园内,有燕园建筑群可以凭吊历史,而在杭州弘道女中的原址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内,也应该立一块碑,将玛丽·霍顿、司徒雷登、周觉昧等弘道女中教育家的名字镌刻其上。

弘道女中的历史,源自晚清女学之兴起,而这一点是与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西方基督教来华传教士有直接关系的。对此,周觉昧写道:

溯女学之兴,肇自教会。吾校并校之始,尚在前清同光年间,其时封建意识,深植人心,解放学说,视为诡奇。当此时也,欲兴办女学,其困难可知。乃有他邦人士,不顾舆情,不计成败,惨淡经营,稍具规模,使后人得有发扬光大之机会。此种奋斗创造精神,实足感百世而励来兹。

八十年来,虽机构有交替,人事有更动,然咸能本基督之精神,造优良之传统。而历来教师与主持各处职务者,亦皆能热诚诱导,苦心擘划,使吾人今日得优游于此者,皆前人甘棠之遗,吾人能勿遥慕而景仰之乎。

弘道女中创办以来,培养了大批人才,担任校长20余年的周觉昧本身就是1920年6月毕业的弘道第八届毕业生。其他如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夫人刘文端、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夫人姚金兰、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曹萱龄、浙江医科大学(今浙江大学医学院)校长郑树等都是弘道的毕业生。而通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人们认识了弘道1936年的毕业生,台湾著名作家琦君(潘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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