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唐纵_司徒雷登的故事

徐永昌　唐纵_司徒雷登的故事

司徒雷登与阎锡山相交很早。1921年司徒雷登随美国伯顿教育考察团（Bouton Commission）访问山西时，就结识了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

后来，司徒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了阎锡山：

内战时期的另一位省长是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随伯顿教育委员会前往观光的时候。后来我曾去拜访过他几次，对他的能力和品格留有一般的印象。他开初想当“模范省长”，后来幻想破灭了。人民还没有作好改革的准备，加之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同样戏弄他。他宣布山西是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分治的。他一度反对过蒋介石，因而曾不得不逃往日本。嗣后，日本人采取笼络手段企图将他拉过去，可是没有成功。后来，他转而效忠于国民党的事业。1936年，他邀请我去山西帮助他打开该省工业发展的道路。正在拟定某些计划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上述译文来自北京版，在这里，司徒雷登对阎锡山的“能力和品格留有一般的印象”这句话，台北版却译为“对于他的能力和品格，印象颇深”。差距很大。笔者核对英文原版，发现“was impressed”应译作深刻印象，台北版的译文显然地比北京版要准确。兹将台北版原文照录在下面：(www.guayunfan.com)内战期间另一个省长是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我第一次遇见他，同波顿教育团来华考察事有关，以后又访问过他几次，对于他的能力和品格，印象颇深。他最初想当一名“模范省长”，但终于幻想破灭。那时老百姓还没有改革的准备。他本人也受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愚弄。他起初把山西省保持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实际上不久即告分离。他因为一度反对蒋介石将军而逃到日本，其后日本想拉拢他，可是没有成功。以后他忠实地拥护国民政府的目标。1936年，他请我到山西为该省工业发展的事协助他接洽一些事情。有的计划已经拟妥，但对日战争接着发生。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今属定襄）河边村人。清末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复，被山西省谘议局推为山西军政府大都督。民国建立后，阎锡山倡导“保境安民”，在治理山西方面作出了有实效的贡献，主要包括：（1）倡导“六政三事”，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六政”与种棉、造林、畜牧“三事”，经年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推广国民教育（即义务教育），“使学龄儿童已入学者，平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3）修筑同蒲铁路， “分段铺轨，分段运营”，“边修筑，边受益”。

1930年5月19日，阎锡山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时代》的评价是：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将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的王国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缺失，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一一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抗战爆发，阎锡山出面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自任会长，又以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晋、察、绥三省抗战。1949年6月担任行政院院长。《司徒雷登日记》记载了阎锡山在就职前与之的往来情况：

1949年2月17日，阎锡山到访，历时颇久。

1949年3月10日，阎锡山送来礼物。

1949年4月15日，阎锡山游说蒋氏失败。

1956年6月，司徒雷登八十寿诞。对于司徒雷登这位几被世人遗忘，仅有旅美燕京大学校友仍在华府为之举行庆祝会的老友，阎锡山书寿联一副：

宏扬教化，作育多士；

清操雅望，誉满中西。

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中，另有一件与阎锡山有关的就是阎氏著作《和平还是战争》的英译本，由Pan Chao-Mei所赠。

徐永昌（1887—1959），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曾为冯玉祥部下，参与发动“北京政变”，后投阎锡山，先后任绥远、河北、山西三省主席。抗战期间，指挥一战区军事，旋任军令部部长。他一生中最值得后人所书的是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在驻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与盟军代表共同参加了日军的受降典礼，扬了国威和军威。此后，徐永昌担任了母校陆军大学的校长、国防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1949年到台湾后晋陆军一级上将。

徐永昌自1916年即在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年，即开始写日记，甚少间断，时间从1916年1月1日至1959年6月12日，共43年又6个月。时人评其日记：“前人日记多是文学意味厚，徐先生的日记，则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可当资治通鉴读。”其1932年以前的日记，曾由杨学瀛为之整理，并在北平荣宝斋刻版，未印行而卢沟桥事件爆发，仅有硃印样本一部。而从1933年起的日记共371本，由其夫人李西铭以三年时间誊抄于专门印制的“求己斋日记”十行本上，凡124册，每册50页，共300万字，后经精简，仍有240万字。1991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以《徐永昌日记》之名影印出本，共12册，凡6094页。

徐永昌的日记，喜臧否人物与事物，如其在1933 年3月21日《日记》中论及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及其感言：

往者予以吴子玉（佩孚）为爽直之人，但民十一以后觉其已近于妄人。民十七予与蒋先生晤于保定北平间，觉其不仅爽直，且亦深沉，并曾与阎（锡山）先生一再谈之。今后如何，予甚希望其不似吴也。盖牺牲一个人才固不可，况关系国家之巨乎。

人之于冯（玉祥）也，民十三以前，觉其事事皆是，以后觉其事事皆非。曾见论人之求一学求一艺，必如中迷中魔，乃得有成。不意执政者亦然，亦必有魔力迷信附之，乃见功成名立。民十一以前之吴，正于民十三以前之冯同。

徐永昌是一员儒将，平时好文，亦喜交文士。李石曾、陈半丁等均是他很熟的朋友。

在司徒雷登收藏的中国书画作品中，有一幅徐永昌致赠的青绿山水松鹤图轴，尺寸较大（149厘米×80厘米，设色纸本），属于五尺中堂一类。

绘者吴穀祥（1848—1903），字秋农，号秋圃，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同治、光绪年间为小有名气的山水画家，除工山水外，亦擅长人物、花卉。早年游历京师，晚年客居沪上。有《吴穀祥杂画册》等著作。

这幅山水，以青山绿水为背景，近景则绘以青松和白鹤，上有吴穀祥题跋：“见康石舟有此图，壬辰闰六月，秋农吴穀祥。”壬辰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时年45岁，应为其画风成熟期之作。

徐永昌选了这幅绘有松鹤的青绿山水送给司徒雷登，本意是希望司徒雷登像松和鹤一样长寿，故于画上题：“司徒雷登大使鉴赏，徐永昌敬赠。”钤“徐永昌印”。惜未署年月，但从“大使”之称谓来看，似应在1946年至1952年间。

唐纵（1905—1981），字乃建，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创建于广州的黄埔军校）第六期。由于其性格“不轻言笑，不乐嬉戏”，所以毕业以后一直在军中从事情报工作。后在其同期学友戴笠的手下做过军统局帮办。抗战胜利以后，又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并兼国防部保安事务局局长，军阶陆军中将。

1946年7月，云南昆明发生“李闻案”，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对此事表示了关注。特别时马歇尔，他在与蒋介石会面时，“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而唐纵则是奉蒋介石命前往昆明主持破案的人物，他在7月16日至8月10日的私人日记中，对此案的侦破过程及方方面面人物的反映有较为概略的记载，从而为历史留下了一段较为真实的记录。

唐纵虽为军人出身，但对文事颇有兴趣。早年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并从事新文艺活动，所撰文字文理畅达。1949年后到台湾，对书画颇有兴致，每遇名家书画展览，必定前往观摹，亦能作一笔好行书。

唐纵何时与司徒雷登结识已不可考，但笔者以为，不会早于司徒雷登在南京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大使任上，司徒雷登结识了不少国民党的高官，比如社会部长谷正纲等。而对中国文化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恐亦是二人相交的原因。1948年3月12日，司徒雷登在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提到3月1日在北平成立中国社会和经济研究社的情况，说“该社由自由主义分子组成，他们普遍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报告特别指出，胡适准备推举包括唐纵在内的一些人推动该组织。另在《司徒雷登日记》1949年3月5日条也有一条“邀杭立武和唐纵同进午餐”的记载。

1956年的司徒雷登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退休老人，与1946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调停国共战争时相比，仿佛是两个人。唐纵当然知道此时蒋介石私下对司徒雷登的不满，但也知道蒋氏在公开场合仍电贺司徒雷登的八十寿诞，所以身为蒋的“学生”，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委员会第一组主任的他要以敦煌飞天图为司徒雷登祝寿。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饮誉中外，体现了位于中西文化交会点的人物形象特质。在这幅贺寿飞天图（73厘米×29.5厘米，设色纸本）中，唐纵亲书：“司徒雷登先生八秩华诞志庆，唐纵敬贺。”钤“乃建”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