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兄弟？_司徒雷登与蒋介石_司徒雷登的故事

基督徒兄弟？_司徒雷登与蒋介石_司徒雷登的故事

司徒雷登以浙江为籍贯，以杭州为出生地。在主持燕京大学校务期间，他经常参加学校里的浙江同乡会活动，燕京大学的吴雷川、刘廷芳、赵紫宸等都是浙江人（有的还是杭州人），司徒雷登与他们常以乡党相称，这一点对解读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以字行，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出生的这一年，司徒雷登已11岁，随父母返美休假，兄弟四人穿着中国的服装表演中国人的吃饭方式。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辛亥首义后回国，协助陈其美组织江浙方面的举义活动，并参加讨袁之役，是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中坚分子。后以“陈炯明事件”中的表现受孙中山赏识，任护法军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孙以“安危他日终需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联赠蒋勉之。黄埔军官学校在广州创立，蒋介石任校长。平定商团、讨伐陈炯明、平定刘杨、东征，都是蒋之所为。嗣后，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北伐战争。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一度下野，与宋美龄订婚，皈依基督教。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春，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开始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改北京为北平。10月，司徒雷登在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陪同下来到南京，住在他们两人共同的好朋友孔祥熙家中。

孔祥熙幼时即信仰基督教，是中国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教的人。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同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4年春，孔祥熙与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蔼龄结婚。1915年，孙中山与宋蔼龄的大妹宋庆龄（之前接替宋蔼玲成为孙的秘书）结婚，孔、孙遂成连襟。1927 年12月，蒋介石又与宋蔼龄的小妹宋美龄结婚，孔、蒋又成连襟。孔祥熙长于理财，历任财政厅长、财政部长、实业部长、工商部长等职，并于1929年10月担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www.guayunfan.com)1928年10月10日，在孔祥熙的引见之下，司徒雷登第一次与蒋介石见了面。这一天恰好是中华民国17周年国庆节，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宣誓就职的日子。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称国民政府开始实行训政。

由此可以推断，司徒雷登极有可能是参加了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及新任各委员的宣誓仪式后与蒋介石会面的。这也可以印证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由于是初次见面，司徒雷登与蒋之间只是彼此寒暄了一番，并未做更深的交谈。”

在南京期间，司徒雷登在孔祥熙的介绍下，还会见了新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以及大学院院长蒋梦麟等国民政府要员。

对于这次南京之行，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刚建立不久，我访问了南京，结识了新政府的领导人。当我通过孔祥熙博士第一次见到蒋时，他那好支配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也会见了新政府的大多数要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是热切地希望实现孙逸仙的理想，这使我想起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与蒋介石密切的接触。

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同样是基督教徒。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国民党主政的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中国在国家统一和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于是他“对委员长和他那位能干的夫人不由地产生了崇敬心理”。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司徒雷登称张杨之举是“愚蠢和不当的”。12月25日，蒋介石获得释放，司徒雷登说：“我当时和中国人同样感到欢欣鼓舞。”

1937年5月15日，司徒雷登在北平出版的《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蒋介石之评说》的文章，该文后被他摘要收入到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据我所知，报章杂志中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十年前为止的那段期间内对于严厉应付政敌的描述，也许都是事实。如果是的话，这是对于他的更大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变化都往好的方面转变。自从一九二六———九二七年他一身系国家之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注视他的事业，因为我对于中国的命运深感关切，而且也熟悉一般军阀的特性，他们在过去二十年来，彼此之间争权夺利，丝毫不顾民主原则或人民的利益。这些人承继了做官发财的做官理论，没有皇帝的赏爵，或旧日的儒林传统来约束他们的贪污以及不负责任的统治。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新领袖们会不会只是再染上中国官场古老的恶习呢？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如此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另有许多人多多少少利用情势以达到其本身的利益，这些也是极明显的事。研究蒋先生的性格便应以这种情势为背景。对于他的批评有许多无疑是中国像他那种地位的人必然会遭遇到的。他们说他意图成为一个独裁者，说他积聚了一笔财产，大部已变成美国证券，以策安全；说他已与日本缔结秘密协定，或者至少是过分热衷权位，而不愿冒丧失权位的危险，去抵抗来自那一方面的侵略；说他具有中世纪的脑筋，没有办法改变。

这些以及其他论断经常在流传，常常还附以更具体的指责。此外还有许多真正的疑惧或者只是缺乏信心。这些都是不足为异的。令人感觉意外的还是他那日益增长的声望。他在国民政府中连续不断地担任一个或两个最高级的重要职务的事实，可以他的政治才能来加以说明。

可是他的受人敬重主要还在道德方面。这种现象更具启示作用，因为其他任何人民在所受训练方面，都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注意他们的统治者的道德，也没有任何人民会在这方面产生更现实的失望心情。去年十月底蒋先生的五十寿辰，全国各地人民自动热烈庆祝，这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西安蒙难时，几乎举世忧虑，他的脱险消息引起了狂烈的欢欣与喜慰。

这种情形并不能以一个成功的人物的吸引力或优雅风度来作解释。他甚至在和他极接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不善于作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所必具的温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仍极适合美国人的胃口，必要时也可以很率直或者非常坦白。大体说来，人民对于他崇敬之心日增一事，必须从其他方面去找解释。与各形各色的人周旋的非常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能力、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以及精明的行政首长的品性，并使他在该党的谋划中，居于极自然的杰出地位。可是人民对于他的崇敬态度，实不止于对于居他那种高位或者是极尽其职者的尊敬而已。人民认识他的纯正爱国的目标以及唯国家利益是务的一贯态度之后，对于他的不信任与怀疑心理似乎已逐渐消散。反过来说，人们怀疑他的动机，反对他的权力，不喜欢他甚至嫌恶他的心理，实由于对于他的爱国及高尚品性缺乏信心之故。

假定蒋先生值得目前在其这样大多数的本国人民以及许多有资格的外国观察者身上所得到的尊崇，那么形成他的性格的，是些什么力量呢？最早的也许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孙先生与这位天赋极高的青年信徒之间的密切关系。蒋先生似乎是真心接受他的导师的革命理论以及这项理论所带来的各项要求。他并且得到他的夫人宋美龄女士的贤妻的很大助力，自从缔婚以来，她对于他的日益远大的眼光以及日益深厚的道德基础实有极大的贡献力。他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其种类之繁复以及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也许在提醒一种谨严的责任感方面有不少的助力。国家危难期间的急迫性可能更加强了这一责任感。每一个致力于改善中国境况的人都觉得现有情况是可以改善的，他的努力所得到的反应必已引起他对于工作的兴趣，这项兴趣并随阅历之增广而增长。

蒋先生信奉基督教差不多已有十年，他虽然极谨慎，却能履行这一信仰的原则与实践，因为他对于这项信仰，已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最初对于基督教所知并不太多，但在公务繁冗与为国事焦劳之中，他仍找出时间来从事个人的宗教修养，并且养成一种习惯，他已以此事为取得指导、灵感与精神力量的泉源。作者本人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不能不相信恪遵教义与倚赖这一信仰为精神的凭藉，对于性格确具潜移默化的作用。蒋先生本人在其有关西安事变的经历的公开言论中，认为他从耶稣的教义与榜样中所学到的东西，对于他目前的态度与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由此而言，如认为宗教的因果律对他会发生影响，似乎是合理的事。

作者在这里无妨再说几句话作为本文结束。作者与蒋先生的个人间接触，使作者在各阶段中对于他的观感完全无异于中国人民在上述同一阶段中对于他的观感，卒而对于他的爱国心之显明诚挚与他私生活之绝对清白，具有无容置疑的信心；对于他的钦仰则越来越含有爱的成分。中国在其更生与重建的最紧要关头期间，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有品格有才干的人来积极领导全国，实在是极幸运的事。这一点是清楚无疑的。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徒雷登的主动示好，使“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也日见友善，以至逐步发展到相当亲密的程度”。

1934年，受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燕京大学出现财政赤字，司徒雷登倡议发起“百万基金运动”。 司徒雷登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曾经谈及此事，蒋介石当即决定让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总社（励志社主要是一个接待国内外军政人员的机构，其总干事黄仁霖是美国留学生，基督教徒）就燕京大学办学宗旨与教育制度诸问题发表演讲。

这次演讲会可谓是盛况空前，除蒋介石本人因临时有事未到外，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等在内的国民政府各院部及海陆空三军将领等共200余人出席。司徒雷登在会上用中文所作的长篇讲演，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直接产生的效果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自是开始每年拨给燕京大学7.5万元经费，政府各机关部门也争相聘用燕京大学毕业生。

基督教这根纽带将司徒雷登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以致有一种说法认为：“司徒雷登把蒋介石视作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最好范例，并引以为荣。”

事实上，蒋介石在信仰基督教后，在信仰方面是非常虔诚的，每日按时做祷告，他也曾向司徒雷登谈过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

1927年蒋宋联姻的婚礼，就是在上海宋宅以基督教的方式进行的。

蒋介石日后发表的说词也可看出基督教教义对其思想的影响。他推动与提出的一些口号和措施，比如所谓“新生活运动”等，也无时无刻不存在基督教的影子，或者是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的产物。当他遇到困难甚至挫折时，也以读基督徒的心书《荒漠甘泉》而自励。蒋氏夫妇在南京中山陵园内建基督凯歌堂（私人教堂），“凯歌”两字即取自“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乐志上》：“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并亲笔题字：“耶稣降世一九四七年十月基督凯歌堂，蒋中正题。”1949年到台湾后，他又在台北市士林官邸侧建士林堂，同样，“士林”两字也有出典，语出《资治通鉴·汉纪》：“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将礼拜堂名取诸中国典故，这也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材料显示，蒋介石愈到晚年，基督教愈成为其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蒋死后其棺木中就放着一本《荒漠甘泉》。

2005年2月16日，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经过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协商，达成了把蒋介石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逐年对外开放的协议。

2006年3月，首批蒋介石日记对外开放。迄今，已开放了从1917年至1955年间的日记（至2009年将全部开放完毕）。海峡两岸学界对此都极为关注，称之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杨天石语）之文献，发出了“民国史应该重写”（台湾学者吕芳上语）的感叹，并力主两岸应摆脱“土匪史观”及“内战思维”，深入开展研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氏圈点、眉批的中文手抄本《圣经》也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从中得知，蒋信仰基督，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虽然早在1927年，宋母倪太夫人即要求他信仰基督，但直至1930年，倪太夫人临终前，为了安慰自己的岳母，他才决定皈依基督。通过三遍对《圣经》的研读，1931年，蒋氏终于受洗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1923年3月3日，司徒雷登的亲密朋友，燕京大学副校长哈利·鲁斯（Harry Luce，中文名路思义）的长子，时年25岁的亨利·鲁斯（Henry R.Luce）在美国纽约创办了一份名为“Time”的周刊，“Time”直译成中文是“时间”的意思，但最后却成了“时代”，从刊物所反映了各个历史年代的人物而言，这个意译确已体现了这本迄今仍存在的刊物的内涵。

《时代》问世以后，即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办刊方式，使它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群，而它的封面人物和年度人物，更成为一种其专有的品牌。

路思义（1868—1941）是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与司徒雷登一样，都是受“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感召来中国传教的。

在美国，长老会即加尔文宗，由加尔文创立于瑞士，其管理教会者称长老，由信徒们民主推选产生，所以，又称长老会。

路思义1897年偕新婚妻子到山东登州传教，次年，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鲁斯。

鲁斯在中国出生，并与司徒雷登一样，也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与许多传教士的后代们一样，他对中国的感情不言而喻。这就有了让中国人作《时代》封面和年度人物的设想。

蒋介石曾先后十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或年度人物。宋美龄也多次与蒋同时或自己单独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蒋介石第一次现身《时代》封面是1927年4月4日，这一年，蒋40岁，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总司令。从1926年7月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927年4月，东南半壁的江山已经底定，4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不同，它的旗帜是孙中山认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代》是这样描述这面旗帜的：

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的旗帜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

1931年10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成为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封面人物。

三十八天前的9月18日，日本军人在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东北与中国分离达十四年之久。

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

1932年5月7日，司徒雷登结束他为校务所需的第8次赴美后返华。在船上，他与鲁斯不期而遇，后者是和他的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前往中国的，这也是他自1912年离开中国返美20年后首次回出生地中国。

司徒雷登和鲁斯虽然在年龄上相差22岁，属于两代人，但两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都出生在中国，都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们在甲板上散步和交谈。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司徒雷登、鲁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北平，鲁斯曾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的胡适有过聚会和交往。而结识胡适，可能也是司徒雷登介绍的。

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

雪耻，指的是1928年5月蒋介石率兵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山东济南受辱，被迫绕道渡黄河北进，5月3日，交涉员蔡公时为日军残杀，是为“济南惨案”，自是以后，蒋每日日记，均特书“雪耻”二字。所谓“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

蒋在对日问题上，以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效法榜样，并对庄子的“欲取先予”之说十分欣赏，所以主张对日“忍耐”“忍辱”。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弱国。而日本虽是一个小国，却是一个强国。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方略就是“战必败，败必战，战必胜”。说到底就是持久战，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对蒋氏的对日谋略作了分析：（1）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2）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3）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4）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5）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杨天石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也是在1933年的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上了《时代》封面，这一次不是蒋氏一个人，也不是他和宋美龄两个人，而是和裕仁、溥仪、斯大林并列，体现了《时代》编辑的独具匠心。四人分别代表中、日、满、苏四方面，其中中日关系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而苏满关系却是歌舞升平，苏联不仅与“满洲国”建交，而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

当然，苏满关系也走入了尽头，随着苏日冲突的加剧，苏联的外交重心开始向国民政府倾斜。

同年11月9日，《时代》再一次将蒋介石列为《时代》封面人物。次日，中国发生了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获得了百灵庙大捷。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其后，蒋成了“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1938年1月3日，《时代》将蒋介石和宋美龄列入1937年度《时代》风云人物。

宋美龄确实是一位非凡的女性，1941年6月30日，她在照片又上了鲁斯旗下的《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而这期间，鲁斯偕夫人又一次来华访问，他访问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同时，也会见了周恩来。

材料显示，司徒雷登期间也在重庆，他正奔波于“中日和平”。他也会见了蒋介石，但此时的蒋对中日和谈已经没有兴趣，抗战到底，是他坚定的信念。

是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英、美、中、加、荷、澳、新、法等国联合战线形成。

1942年6月1日，《时代》将蒋介石推上了封面人物。而下一年的3月，《时代》又将宋美龄置于她一生之中最明亮的光环之中。

宋美龄是宋嘉树最小的女儿，留学美国卫尔斯利女子学院，是该院1917届的毕业生，也是基督教美以美教会（循道宗）的虔诚信徒。

美国左翼记者、《朱德传》的作者史沫特莱是这样认识她的：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这次，《时代》将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是因为她1943年的访美之行，从是年2月开始，宋美龄开始了6个星期的全美旅行讲演，行程包括华盛顿、纽约、马萨诸塞州的卫尔斯利、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时间从2月17日至4月4日。而其高潮是她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讲。宋美龄是第一位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平民，也是继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之后第二位对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

在对美国参议员及旁听的普通美国人发表的即席演说中，宋美龄说：

我相信不单是我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能说你们的口音，或者你们能了解他们的口音，那么他会告诉你，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土地上迴荡。这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锣，侵略者的丧钟。

她的演讲获得听众的数度起立致敬。

在众议院的演讲，宋美龄首先指出“击败希特勒比击败日本重要”的错误观念，认为“事实并不如此，而且也不符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利益”。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有权利为自己及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不能有憧憬，但必须认定和平在精神上不应是惩罚的，在家园上不应是省的、国家的，或者是洲际的，而必须是全球的，在行动上是人类主义的。

宋美龄的演讲结束了，一位众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她的第二次演讲，通过无线电波迅速向全美广播。

身为康涅狄格州选出的众议员，鲁斯也在座。

1945年9月3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的次日，蒋介石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10月，鲁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在重庆，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了面，经周恩来安排，鲁斯还重返了已为中共控制的胶东出生地。

1948年，是国共内战正兴的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败象已定，然鲁斯却又一次将他列为《时代》封面人物。

蒋介石最后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1955年，而这，可能也是鲁斯在1965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希望访问中国大陆被拒绝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鲁斯都有着西方传教士的背景，他们都热爱中国，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都无法进入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鲁斯十次将蒋介石推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与司徒雷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不会仅仅是巧合。

1946年7月，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进一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秉持宪政民主立场的司徒雷登最终与主张换汤不换药的党国体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请示电报中有了要蒋休息并将权力交给其他人的设想，而蒋介石也将他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来台北履新，而司徒雷登辞去驻华大使的报告也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1953年，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理事会决定在中国台湾台中市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原定的校名为燕京大学，却为台北执政当局否定，最后命名为东海大学。

友谊虽已不存，但政治家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到。蒋在交恶时也不失礼节。1956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八秩华诞，蒋介石由台北致电祝贺，电文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6月27日第一版。这一点，与蒋和史迪威交恶，然而史生日时，蒋仍致电贺寿并送蛋糕是一样的。而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之中，有一本英文版的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Soviet Russia in China），这又说明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