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相逢未嫁时_萧红传

恨不相逢未嫁时_萧红传

卢沟桥事变后，张秀珂决定参加革命。他带着一封萧军写的介绍信去了陕北，自此一别，直到萧红去世，姐弟俩始终无缘再聚。

刚到西安时，秀珂与萧红、萧军还常有书信往来，然而一个月后，他跟随八路军部队渡河东下，从此便失去了姐姐和姐夫的音信。

1936年8月15日，二萧的故友金剑啸在东北英勇就义，年仅26岁。在金剑啸的一周年祭日即将到来时，流亡在上海的东北作家纷纷撰文悼念，萧红亦写下情真意切的诗篇《一粒泥土》。

为了纪念革命英烈金剑啸，朋友们合力出版了剑啸生前留下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并将悼念的诗文收录在书的附录中。(www.guayunfan.com)沪战爆发后，流落上海的日本左翼青年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夹在交战两国之间，处境极其危险。萧红与鹿地夫妇曾通过鲁迅介绍认识，此后因翻译书稿的关系，日渐熟悉起来，她与池田幸子更是尤其要好的闺中女友。“八一三”事变的前夜，池田前来投奔萧红，第二天，鹿地也来到萧红和萧军的家中。为了朋友的安危，萧红冒着极大的风险掩护他们，给了他们最急需的帮助。

许广平回忆道：

战争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重，两国人的界限也一天天更分明，谣言我寓里是容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迫使我不得不把鹿地先生们送到旅舍。他们寸步不敢移动，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两先生，尤以萧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

为此，许广平在文中热烈地称赞萧红：

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开战以来，一方面上海的许多刊物被迫停刊，另一方面应时的抗战报刊也纷纷诞生。茅盾、巴金等人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文学》、《文丛》、《中流》和《译文》等刊物合并，创办了《呐喊》周刊，后又改名为《烽火》。此时，胡风也有创办刊物的想法。1937年8月底，他召集了一批左翼文人共同商议办刊事宜，在这样一个小型聚会上，萧红结识了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端木蕻良。

1937年9月11日，由胡风主编的抗战刊物正式创刊，在萧红的建议下，刊名定为《七月》，每周出一期，大家义务投稿，暂无报酬。三周过后，由于战局日益紧张，《七月》的作者纷纷离开上海，商业联系和邮路也受到阻碍，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决定把《七月》转移到武汉继续经营。

1937年10月，萧红和萧军紧随胡风之后来到江城武汉。下船时，两人偶然结识了诗人蒋锡金。当时，各地难民的不断涌入致使武汉的住房局势紧张，在锡金的热情邀请下，二萧便暂住在锡金所租的寓所——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

平日里，锡金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一整天都不在家，二萧因而有了独立的房间可以互不相扰地从事文学创作。萧红对锡金的生活也百般照顾，他在家里时，便主动为他做饭洗衣。

在胡风和二萧到武汉以前，聂绀弩、罗烽、白朗等人已先期抵达，做了一些办刊的准备工作。于是，10月16日，在胡风的主持下，《七月》在武汉复刊，因条件所限，由每周一期改为每半月一期。由于《七月》正值鲁迅先生逝世周年之际复刊，故复刊后首期是鲁迅先生的纪念专辑。

萧红先后在《七月》上发表作品十篇，并参加了两次由胡风组织的《七月》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文艺创作的看法，给聚集在《七月》周围的作家同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0月下旬，端木蕻良在胡风和萧军的邀请下也抵达武汉，为了和这些有着共同志趣的朋友在一起，端木拒绝了亲戚家好意的邀请和优越的条件，来到小金龙巷与锡金、二萧一起生活。四人同吃同住，关系随和而融洽。

不久，漫画家梁白波来武汉做抗日宣传，因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也搬进了锡金小金龙巷的寓所。这样一来，只有让端木和二萧在里间挤一张大床，梁白波和锡金在外间分床而睡。

这段日子里，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三位东北青年作家常常在一起讨论创作，时而针锋相对，萧军依旧对自己喜欢的作品狂妄自大，不屑于接受萧红的意见，而端木蕻良却对萧红的作品大加称赞，在争吵中往往声援萧红的思想和主张。

端木的认可和欣赏，让萧红觉得感动，亦觉得温暖。在端木的眼睛里，她看到的不是居高临下的救赎或指示，而是一个知心朋友的赞许——平等、热情而友善。萧红似乎意识到，有些东西，是萧军永远不可能给她的，但却是她极度渴望和需要的。

搬离小金龙巷以后，萧红亦时常来看望端木，有时是和《七月》同人或萧军一起来，有时则是自己一个人来，帮端木收拾屋子。兴致好的时候，两人一起出去找一家江边的小馆子，临窗而坐，共进晚餐。萧红越来越发现，自己和端木有太多的共同话题，而不论他们的看法是否一致，端木都会耐心地倾听她的诉说。她恍惚想起，萧军似乎许久没有这样听她说话了，或许，他从来就不屑于知道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一天，萧红独自来到小金龙巷，适逢端木不在家。她一个人坐在端木的房间里，看着那张曾是三人合睡的大床，不知为何，萧军和端木的形象竟交替浮现在她的眼前，一时间，她的心绪乱了。她相信自己爱的依然是、始终是萧军，可是，她也不愿回避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他的尊重、倾听、善解人意，让她体味到了一种久违的快乐。她久久理不清思绪，见桌上铺着毛边纸，便提起笔胡写乱画起来，不想无意间写下的竟是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后一句还反复写了好几遍。

端木回到家时，萧红已经离开了。看到萧红留下的凌乱墨迹，端木心中自是感慨万千。她的话似在警醒他，他的理智也在告诉他，面对一个有夫之妇，必须压下心头的爱慕之情。可是，想要彻底埋葬一段萌发的爱，却又谈何容易呢？

萧红与端木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让萧军亦有所察觉。一次，《七月》同人在小金龙巷聚会时，萧军故意提笔挥毫，练字赋诗，一边写还一边高声念道：“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胡风听见萧军的话中隐有怒意，连忙打断了他。

1938年1月，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招聘师资的消息传到了武汉。除了蒋锡金要编辑《战斗》，胡风要留守《七月》外，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都愿意去“民大”任教，为抗战出力。原本，晚几天“民大”会安排客车来接，但《七月》同人抗日热情高涨，不愿再等，于1月27日和一些报名前去的学生一道，乘坐铁皮货车离开了武汉。临行前，《七月》给每个人发了60元钱，聊作稿酬，以壮行色。2月6日，经过10天的颠簸，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临汾。

在火车上，萧红认识了诗人田间，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田间出生于1916年，比萧红小5岁，两人常常彼此以姐弟相称。

刚刚草创的“民大”，除了设有一个校址，挂了一块牌子外，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学生却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来，整个临汾县城成了一所大学，萧红这些从武汉招聘来的作家以及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中。副校长李公朴发表致学生们的公开信，号召大家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管理学校。萧红等人担任“文艺指导员”，虽还未接到具体的安排，但已担负起文艺指导的使命，与学生一起谈创作、谈时局，激发学生救国的斗志。

不久，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亦从潼关来到临汾，与从武汉来的作家挤住在一起。萧红与丁玲，这两位彼此闻名而素未谋面的著名女作家，就这样相逢在这个抗战前线的晋南小城。两人虽然性格不同，经历各异，却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亦为现代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萧红去世后，丁玲曾在回忆文中感叹：

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言下之意，萧红正是这样一位与她惺惺相惜的女友。

在临汾期间，萧红与聂绀弩亦有了更多的接触。两人曾在1934年12月鲁迅先生的宴会上认识，而后又先后从上海撤退到武汉，一起为《七月》撰稿，又一起应邀来到“民大”。此时，两人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朝夕相处，相聊甚欢，建立起了亲厚的兄妹之情。

聂绀弩赞赏萧红的才华，他对萧红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好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1]前后，决不会到和毕全贞[2]靠近的。”

萧红却笑着回答：“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聂绀弩问：“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真不熟悉，里面的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所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能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聂绀弩又说：“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萧红笑了一声：“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么？”

“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又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么？”

“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听到萧红的叛逆之词，聂绀弩笑道：“今天你可把鲁迅贬够了。可是你知道，他多喜欢你呀！”

萧红也笑着埋怨：“是你引起来的呀！”

谈起鲁迅，她很认真地说：“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依你说，鲁迅竟是两个鲁迅。”

“两个鲁迅算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百个，两百个鲁迅也不算多。”

聂绀弩问：“萧红，你说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么，你的《生死场》呢？”

“也是低沉的。”萧红答道，她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也不低沉！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

“你说得好极了。可惜把关键问题避掉了，因之，结论也就不正确了。”

“关键在哪里呢？”萧红问。

“你真没想到，你写的东西是鲁迅没有写过的，是他的作品所缺少的东西么？”

“那是什么呢？”

“那是群众，那是集体！对么？”

“你说吧！反正人人都喜欢听他所爱听的。”

聂绀弩笑着说：“人人都爱拍，我可不是拍你。”

萧红也笑道：“你是算命的张铁嘴，你就照直说吧！”

“你所写的那些人物，当他们是个体时，正如你所说，都是自然的奴隶。但当他们一成为集体时，由于他们的处境同别的条件，由量变到质变，便成为一个集体英雄了，人民英雄，民族英雄。用你的话说，就不是你所能悲悯的了。但他们由于个体的缺陷，也还只是初步的、自发的、带盲目性的集体英雄。这正是你写的、你所要写的，正为这才写的；你的人物，你的小说学，向你要求写成这样。而这是你最初所未想到的。它们把你带到一个你所未经历的境界，把作者、作品、人物都抬高了。”

“这听得真舒服！”

“你的作品，有集体的英雄，没有个体的英雄。《水浒》相反，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都是个体英雄，但一走进集体，就被集体湮没，寂寂无闻了。《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有许多是终生英雄，在集体里也很出色，可是就在集体当中，他也是个体英雄。没有使集体变为英雄。其实《三国》里的英雄都不算英雄。不过是精通武艺的常人或精通兵法的智士。关键在他们与人民无关，与反统治无关，或反而是反人民的，统治人民的。他们所争的是对人民的统治权，不过把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推上去千多年，而又被写得一表非俗罢了。法捷耶夫的《毁灭》不同，基本上是个人也是英雄，集体也是英雄，毁灭了更是英雄。但它缺少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比《生死场》还差一点。”

“你真说得动听。你还说你不拍！”

“且慢高兴，马上要说到缺点了。不是有人说，你的人物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么？我也同感。但这是对小说、对作品应有的要求。如果对作者说，我又不完全同意。写作的第一条守则：写你最熟悉的东西。你对你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究竟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你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中国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成功，不可知，一定要经过无数的不自觉的个体到成集体英雄。集体英雄又反转来使那些不自觉的个体变为自觉的个体英雄。不用说，你写的是这大事中的一件小事(大事是由无数小事汇集而成的)。但是你这作者是什么人？不过一个学生式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什么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以及还有别的，对于你说，都是十分自然的。”

萧红连忙掩着耳朵说：“我不听了。听得晕头转向的。”一面说一面就跑了。

在“民大”，萧红看到许多和弟弟张秀珂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他们快乐而活泼，一边工作，一边唱着歌。这里积极火热的生活景象深深感染了萧红。她听说秀珂正在洪洞前线，便托人转给他一封信，原本以为过几天就可以见到弟弟，孰料阴差阳错，秀珂并没有收到信，姐弟俩分明相距不远，却最终失之交臂。

就这样，他们在哈尔滨错过了，在东京错过了，在山西又再次错过了，这对先后叛逃出旧家庭的姐弟，永远地分开了。

由于日军的逼近，萧红此行在临汾总共只待了不到20天。在炮火烽烟中，在辗转颠簸的路途上，她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

2月24日，萧红一行随丁玲的“西战团”抵达运城，随后又向延安进发。

在途中，“西战团”接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命令，要去西安开展工作。于是，萧红等人亦随着“西战团”踏上了去西安的征程。

【注释】

[1]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后十名。

[2]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