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丝努力，都是对命运的反击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每一丝努力，都是对命运的反击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除了死亡，已没有任何事可以打倒顾准。然而死神却一点一点地在逼近。

长期的肉体折磨和劣质香烟带来的损害使他患上了肺癌。顾准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浑身乏力。

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拼搏着，在紧张的写作中，不断对自己笔下一泻千里的文字发出会心的微笑。

要知道，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时期，顾准压根没有写作的权利。他用生命抒写的这些文字，既无发表出版的可能，也无法在大范围内传播，只能指望它们“藏之名山，传诸后世”。

但更大的可能是：今天写完，明天就被销毁。(www.guayunfan.com)如果真理是太阳，顾准就是夸父。这种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的纯粹追求，是那些以著书立说为人生目标的文人墨客、名士鸿儒难以企及的境界。

顾准不是陈寅恪，也不是巴金。他无法从理念到理念，而不掺入感情。

曾经，他是最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而当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成为专制主义的根源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自我告别是痛苦的，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其惨痛煎熬无异于撕下自己的皮肉。多少人在这过程中蜕变、沉沦、发疯、毁灭，只有顾准迈过了门槛，靠的是推导和批判，靠的是实事求是地重估一切价值。于是，他为那个迷乱的时代留下了最掷地有声的回响。

癌症逐渐侵蚀顾准的气管，胁迫他的心脏。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的淋巴网，大肆吞噬他的白细胞。

顾准虽不清楚病因，却也深知病势不轻。为了争分夺秒，他每天一大早便揣着几个冷馒头和一个喝水用的旧酱菜瓶去往北京图书馆。

天色阴霾，紫禁城北边的城墙下，隔着一条灰蒙蒙的护城河，顾准的身影渺小而又坚强。

一切都像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早年在上海做实习生时的情景：甩开膀子，徒步去爱多亚路上班。意气风发，充满希望。

古雅的北图人迹罕至，寂寞萧条。管理员似乎也厌倦了这无聊的工作，动不动就打瞌睡。

静穆的阅览室内，顾准静静地研读着，思考着。没有人关心他破旧的借书卡上“顾准”两个字背后的含义，昔日的荣光与恶名早已湮没无闻，他就像书架上的尘埃一般，即使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来搭理。

只有真理，透过发黄的纸页在召唤他。

哲学是神学的敌人，它向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宣战，并郑重地告诉你，只有自性之光才是永久的神。

因此，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正如顾准所说：“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每天，他都在闭馆时最后一个出来，并逐渐感到体力不支。返回学部的路并不远，他却需要在中途休息一下，钻进弓弦胡同的林里夫家吃些茶点，再往回走。

林里夫多次询问他的病情，顾准总是乐观道：“我相信可以死在操纵‘文革’的人之后！”

因为持续的咯血和低烧，顾准虚弱不堪。他不得不去医院输血输液，并强制自己戒烟。

张纯音非常担心，劝他多休息，顾准却总是笑道：“老毛病了，不碍事。”

怕张纯音不信，又转移话题道：“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只待用文字写出来啦。你就等着看吧！”

张纯音兴奋道：“我等着看，看你即将到来的大丰收！”

转瞬到了1974年9月。九月意味着丰收，却也是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季节。正如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所说，“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顾准的晚期肺癌全面爆发了。

可怕的大吐血让他再次坐到了医院的门诊室。

医生应付差事地拍了个片子，仍言支气管扩张。顾准说了一堆好话，恳求深入检查，医生不耐烦地训斥他啰唆。

无奈之下，顾准只好自己去买止血的特效药云南白药。谁知，这种热性药剂反倒加重了病情，使他极度虚弱。

已然命若琴弦，依旧痴心不改。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从布拉德莱的《逻辑原理》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不知疲倦地写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物我两忘……

十月十六日，顾准彻底卧床不起。

在给陈敏之的信中他写道：“咳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我自己无奔走力量……”

张纯音、骆耕漠、林里夫、吴敬琏、赵人伟等闻讯一一赶来照料。他们坐在顾准沾满血迹的床头，悲哀地望着这个被医院拒之门外的重病患者，忧心忡忡。

十一月初，顾准已严重到每天卧床吐血三百毫升（一罐可乐）的地步。在众人的强烈呼吁下，驻经济所的军宣队终于出面把顾准送到了反帝医院（协和医院）。

但因是右派，仍住不进病房，只能睡在走廊上临时观察。医生们浮皮潦草的态度，说白了就是等他自生自灭。

骆耕漠见顾准躺在混乱嘈杂的过道上生不如死，心急如焚。年逾六旬的他拄着拐棍，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

情急之下，他想到原淮海区战友杨纯（1917—2005），此时正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一番陈说，正直善良的杨纯爽快地答应了。

她打了个招呼，反帝医院破例收下了“反革命分子”顾准，还把他和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安排在同一间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