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的学术成就_孔子的故事

子夏的学术成就_孔子的故事

（一）子夏的生平和思想特色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魏人，少孔子四十四岁，与子张、子游和曾子一起，是孔子后进弟子中的杰出者。子夏出身贫贱，孔子云其“甚短于财”，为何东学于鲁，却无可考稽。据于《论语》，子夏还做过鲁国莒父之宰，这可能是入孔门前之所为，这表明他起初对政治尚有一定的兴趣，只是入孔门之后，此时的孔子专以教育为主，以至于后期弟子大多选择了学术之路。当然，也可能是子夏终于不喜从仕，主动选择了这条路。孔子卒时，子夏年仅二十九岁，孔子生前以文学称之，《论语》中又多载子夏之宏论，可见其在孔门时亦颇好学，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孔子的去世使这位外乡弟子失却了梁柱，加之与其他弟子的思想分歧，所以《弟子传》云：“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晚年生活的进一步的具体情形，则不可详悉了。

在学问上，子夏算是弟子中的最平和者。孔门之中，先进弟子的学立足于“行”的功夫，这与后进弟子纯学问的倾向是大有区别的。而在后进弟子中，子张立意创新，曾子偏重于自律式的反思，子游则醉心于浪漫的政治实用，唯有子夏，循规蹈矩，力图在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如数继承孔子的学问，这就不免流露出一些保守的倾向。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8]把学和问突出了出来。具体来讲，子夏之学有两方面，一是日常实践之学，一是经籍之学。关于第一方面，子夏强调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19]又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20]子夏对于学的这种灵活定义，颇受后人之非议，以为是辞气之间，抑扬太过，有废学之倾向。其实，孔子也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21]孔子之所以强调学的实践的一面，主要是针对某些弟子偏于内参式的形而上学的学问之道而发的。孔学虽不是完全的实用主义，但却以实践为其归趣。子夏深明于此，所以主张向实际生活的归拢，反对死读书与玄思式的学问，所反对的主要对象是曾子。“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22]道出了二子的不同。从此原则出发，子夏进一步指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23]这就说明，学不仅有内向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它外向的一面，“致其道”才是学的目的。子夏又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4]所阐述的，也是学以致道之意，但在此，子夏也强调了学对仕的制约以及仕对学的依赖。学有益于仕，但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从仕。

（二）子夏与儒家经籍(www.guayunfan.com)子夏与儒家经典著作的关系亦是儒学史和经学史上的公案。司马迁首先触及孔子弟子传经的问题，并在讲到孔子弟子商瞿时，断言他是传《易》之人，并从他开始一直述说出到汉代的传经线索，这显然是无法让人相信的。儒家经典的流传，固然与孔门的重视有关，但若肯定某位弟子专传某经，则显然是把汉人的作风强加于孔门。另一方面，司马迁生于汉代，要考证那时的传经线索自然容易，也较可信，但若因此便从孔门等找源头，则明显有些牵强。

有趣的是，照汉儒的说法，大多数典籍的流传，似乎都与子夏有关。仔细想来，汉儒的说法虽不可全信，但这种倾向的发生也不是毫无原因的。子夏之学的第二方面正是读书，确切掌握经典的含义，《论语》曾载子夏与孔子讨论《诗》的故事，又《吕氏春秋•察传》云：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日：“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日：“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日“晋师己亥涉河”也。

这说明子夏对经典的掌握是多方面的。《世家》讲到孔子作《春秋》时日：“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亦可见汉儒对子夏的“文学”之地位的肯定。总之，虽说子夏并不一定是某些典籍的自觉的首任传经师，但他对经典的重视，在研究经典方面的成就，不仅丰富了“学”的意义，而且为儒家经典的传世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三）子夏与同门的分歧

孔子卒后不久，后进弟子间就为学问题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论争，这是儒学史上首次学术争鸣和学术高潮。争论各方的主要言论载于今存之《论语•子张》一篇中：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日：“子夏云何？”对日：“子夏日：‘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日：“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游日：“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伺‘？”子夏闻之日：“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日：“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子夏与子张的不同是明显的，子张的宏大气势与子夏的稳扎稳打基本是两种路数。在交友上，子张只讲大贤与不贤两类人，而子夏则还注意到中游，孔子也讲“勿友不如己者”，这是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可以看出，子夏谨守孔子之教，但在具体论述中却缺乏孔子的那样的练达。孔子批评子夏“商也不及”，又警告他勿为小人儒，针对的就是他的那种看问题的片面性。至于子游，虽与子夏同以文学而名，但他的重点是礼乐制度，比起子夏的文物典章来，自然更灵活更接近生活实际。所以，同是为学，子游认为却有本末之分。子夏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25]显然，子游所说的“洒扫应对”确实是子夏之门的基本功课，只是子游并不注重这种功课的重要性。孔门这四位弟子间的不同，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一条线上的四个无法重合的点，子张和子夏分居两端，子游和曾子居中，曾子接近子夏，而子游则又在子张与曾子之间，所以，总的来看，子游与曾子亦不能赞同子张，都认为他的激进倾向偏离了仁之道。

值得强调的是，子张等三人对子夏的批评亦不全因于门户之见，因为子夏之学确有其内在的不足。《史记•儒林传》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但是，田段二人后来却归于道家，吴起成为著名的法家人物，禽滑厘则成了墨家之钜子。子夏弟子的此种发展。一方面说明儒家学说无法在讲究实用的三晋扎下根来，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子夏之学的不足。注意日常事物的功夫而轻视向高层次的提拔，很容易失去原初的方向。至于荀子所抨击的子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歉然而终日不语”，[26]则更将子夏之学的流弊暴露无遗。

（四）樊迟对学的疑惑

孔子弟子中有司马牛和樊迟两位弟子，在现存《论语》中与子夏有过多次交流，且都是以请教的态度出现的。司马耕字子牛，是由宋国迁来的鲁人，司马迁说司马牛多言而噪，显见亦是性格外向之人，在与孔子的交流中，孔子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劝导，问仁则答曰：“仁者其言也讱”，闸君子则曰：“君子不忧不惧”，完全针对司马牛的缺点而言。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鲁人。前文讲樊迟曾参与哀公十一年的齐鲁之战，与冉求同事季氏，乃是一勇武之人，与子路相比，孔子在世时樊迟尚在年轻，所以在各方面更欠成熟，其中最引注目的是学稼学圃之问：樊迟请学稼，子日：“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日：“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日：“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7]

樊迟之所以有学稼之问，可能有多种用意，但最主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质朴之心，看到在一个人人都有具体事务可做的社会里，孔子门下的这一伙人却整天在理论上花费功夫。所以，他以为与其这样白白度日，还不如去学稼学圃，庶几可以自食其力。然而，樊迟却并不知孔子的高明之处。孔子认为社会上有上下两种人，用现代术语讲，上是负责社会管理，下则负责完成具体事务。全社会的人固然不能全为上，但亦不可全为下。孔子的这种原初的社会分工思想在当时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可以说是首创的，因为直到孟子的时代，尚有像许行这样的农家人物，主张所有人都通过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去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孔子的这种分工思想的另一重大意义，是标志着专事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所以，孔子及其弟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第一批专业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