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弟子在孔门中的地位_孔子的故事

政事弟子在孔门中的地位_孔子的故事

（一）子路、子贡和冉求的性格特点及政治表现

孔子一向认为弟子们应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只要大的方向不谬，完全可以作个人的选择。同时，孔子一生为政治奔波，这方面也需要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子。孔子六十岁前的先进弟子亦以事功为要，所以，孔门中曾涌现出许多政治人物，其中尤以子路、子贡和冉求最为出色。子路和冉求是孔子心日中的政事弟子，子贡虽在“言语”之科，但他在外交上也很有才能。

子路名仲由，亦日季路，卞人，少孔子九岁。子贡姓端沐，名赐，字子贡，亦日子赣，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冉求字子有，鲁人，少孔子二十五岁。[24]《苟子•大略》日：“子赣、季路，故鄙人也。”大抵是出生贫寒人家。至于冉求，“少也贱，多鄙事，故艺”，此可证明冉求的出身并不在社会上层，至多是破落人家，以至于多才多艺。

令人感兴趣的是三位从政弟子颇具特色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性格与他们的政治风格、政治成就的联系。(www.guayunfan.com)子路是孔门中有名的勇武之人，孔子谓“自吾有由，恶言不入于耳”，可见子路的威名确实不同寻常。孔子评沦他的性格是“由也喭”，“由也兼人”，[25]喭是刚猛之意，兼人即不礼让于人。因此，子路的日常行为也是直来直去，毫无委婉可言。《论语‘公冶长》云：“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他的扎实的行为，虽有过分拘泥之嫌，但其中透露出的憨直性格，亦足以使一般人为之怵惕了。子路一生坚持自己的性格特点，这表现在他与孔子的问答之中。比如，他曾有君子是否“尚勇”之问，[26]与孔子讨论“强”的问题，[27]孔子的回答，并不一概地否认勇和强的价值，而是强调用义和中来调节勇力的方向和力度。

子贡的性格特点可以说与子路正好相反，他出身商贾之家，虽有他自矜的一面，但其性格的趋势却是谨慎之中不乏机智。以上两方面的特点，使子贡成为一个颇为关心自己的个人形象的弟子。他很关心其他弟子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比如他问“师与商也孰贤”，[28]又直问孔子“赐也亦有恶乎？”[29]对于子贡喜欢议论人之短长的特点，有时孔子亦提出批评：“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30]还劝诫他“子所不欲，勿施于人。”[31]孔子之所以有如此婉转的批评，是因为子贡与子路不同。子路有过在于无知，子贡有过则在于多知。子贡向孔子请教，总喜欢就某一问题先摆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听孔子的看法。他有一次问孔子：“君子之所以贵至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少而珉之多邪？”[32]我们且不说子贡的见解是否有错，但就他的问法而言，便知这不可能是子路之所为。

从现存材料中我们未看到孔子对冉求性格的评论，但从他的政治表现及孔子“求也艺”的说法中，可知冉求既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又有执著的政治追求，坚韧之中又不乞灵活善变，是典型的政治实干家的性格。《论语•子路》云：

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矣。”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

这是孔子赴卫国，冉求为孔子驾车时师生二人之间的一番对答。从这一问一答中，既看不出子路的面目，也寻不见子贡的影子。因为子路不会一路追问，而子贡则很可能先有一番见地。

以上三位弟子不同的性格特点，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亦有相应的表现。孔子认为此三人均具从政的素质，子路果敢，子贡通达，冉求多艺，可惜的是，孔子从政时，只有岁数较大的子路得以辅助，不然的话，孔子的仕途可能更要丰富多彩一些的。

三位弟子都有过“问政”、“问大臣”和“问事君”之问。子路关心事君，孔子回答：“勿欺也而犯之”，[33]正符合子路的性格，他虽认为子路具备了为臣之数，同时却又肯定他是“弑父与君，亦不从也”。[34]可见孔子相信子路是勇而不乱的。子贡自恃辩才，更关心如何成就“士”的事业，孔子亦顺其特点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35]鼓励他发挥自己的外交才能。对冉求，孔子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36]冉求后来果然为季氏聚敛。

从具体的政治表现上看，孔子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与？”[37]根据一方讼辞就可定案，这是子路以自己的耿直之性去衡量他人的表现之一。在孔子流亡生活的后期，卫君任命子路去做蒲地的大夫，据说此地颇多壮士，难于治理。子路了解壮士们的脾性，因人施政，终于服众。数年之后孔子路过时，称赞了子路的政绩。后来子路又去卫都做卫大夫孔悝的家宰，最后死于一次内乱之中。子路战死时的情形最能体现他的性格。当时，子路本可以避开此祸，但他以为“利其禄，必救其患”，孤身入险，且在临终之时还要“结缨”，以为“君子死，冠不免”，充分体现出他的耿直、勇武的气质。[38]

在孔子弟子当中，子贡的政治志向是相当高远的，《论语•雍也》云：

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用孔子的话来讲，子贡的追求目标是要达到圣的境界，这在弟子中亦是十分少见的。根据现存材料，子贡的从政经历不甚明了，只是据于《世家》，“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鲁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39]其中的诸多细节，司马迁可能行文之间多有夸张，但子贡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使令于君前”却是无可置疑的。子贡又敢于大胆发表议论，如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40]《论语》中亦有子夏、曾子、颜回等独立发表的见解，但却无人能比得上子贡的大胆和立论高远。虽然是举例言理，却极少有人敢涉为纣辩护之嫌。子贡一生的言行，完全符合他机智、自傲的性格。显然，与冉求相比，子贡性格不适于长期从政。孔子去世后，子贡经商致富，可谓找到了一条适合他脾性的道路。

（二）冉求的政治成就及其与孔学的分歧

在孔门从政弟子当中，冉求的政治天赋要高于其他弟子，他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又恰逢良好的政治时机，所以成为从政弟子中的最高成就者。孔子认为“求也艺”，《弟子传》又云“千宝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这是讲他的理财之能。哀公十一年（前四八四年）鲁在清地的对齐之战中，冉求又显露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孔子去世前他是季氏之宰，季氏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有他的参与。孔子一生追求从政，但在鲁国却始终不见任用，原因就是季氏的反对，但季氏却任用了许多位孔子弟子，这些弟子中最受季氏看重的是冉求，而冉求亦能贯彻季氏的意志。单从这一侧面来看，我们便会觉察到冉求的政治主张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有分歧的。

事实上，冉求的从政与孔子亦大有关系。据《世家》，哀公三年（前四九二年）季桓子卒时，曾嘱咐其嗣康子召回孔子，后来，康子恐不能用之以终，才决定任用冉求。此时的冉求三十岁左右，此之前他是否有过从政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孔子说“求也艺”，正是讲给季康子的，可能那时的康子尚未主政，但由于耳闻过孔子的赞誉，所以才选中了冉求。

前文曾引用过“子适卫，冉有仆”，可见起初冉求还是相当忠诚于孔子的。在随孔子流亡的几年中，想必也从孔子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也许那时他也思考过孔子之所以与季氏发生政治冲突的原因，所以，当他仕于季氏之后，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便完全不同于孔子了。冉求后来力劝季康子召回孔子，不过是师生情分的表现，并不表示他要接受孔子的政治指导。但孔子可是一本正经地与冉求的悖逆行为展开了强硬的斗争。对师徒二人的这方面的分歧，《论语》等书载之颇多。大概是孔子流亡结束，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季氏僭礼旅于泰山之事。孔子问冉求能否劝止，冉求的回答是“不能”，[41]这使孔子慨叹良多。此事要让孔子当年遇上，是一定会去设法制止的，即使果真不能阻止，孔子也会愤然辞职。但冉求以为，季氏的旅泰山，与他的去留有何关系？如果为此而离去，许多该做的事反倒做不成了。这也许是师徒二人最大的不同。孔子的政治原则是明朗而坚定的，其中并不含有让步。但冉求并没有书生般的原则，他具有政治家的务实头脑，他不会因为季氏的僭礼而想到整个天下如何，也并不认为自己可以肩负起天下的责任。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师生的政治矛盾肯定还会加深。后来季氏又要伐颛臾，孔子认为颛臾虽在名义不属鲁国，但实际上也算是社稷之臣，不该去讨伐。然而，站在季氏立场上的冉求却为季氏辩护，孔子愤然斥道“焉用彼相”，批评他没有尽到为相的责任。

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哀公十一年（前四八四年），季氏要推行新的田赋制度，加重田税，让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去了三次，孔子才对冉求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42]孔子认为，季氏用田赋，并不是富足国家的做法，因为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富足。季氏想使自己致富，贪欲无厌，这正不符合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则。而冉求并非不知孔子的观点，但他宁可背弃老师，也不愿忤逆季氏。田赋在第二年实行了，冉求与孔子的分歧无疑也加深了。结果是：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43]

弟子们是否真的去鸣鼓而攻之，史书无载，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冉求与孔学的分歧，已超出了门户之内的争议了。冉求的政治表现，构成了对孔子政治思想的否定。冉求不赞成孔子的政治原则，在他的心目中，孔子奉为神圣的周礼并非不可侵犯，孔子的理想主义政治观无疑应降落到实地上来，而这些都是孔子所无法忍受的。这样一来，即使日常的小事，二人也要有一番分辩。《论语•子路》载：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晚年的孔子，对于冉求这样的老资格的先进弟子，显然已无法像从前那样地进行管教，想必心中已有无限悲凉。

（三）三位弟子对“学”的轻视

“学”在孔门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学，自然有学知识的一面，但孔门中的要义是学做人，尽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子贡、冉求和子路这三位弟子，不仅有政事弟子的共同身份，而且对学都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好学之徒，而且对学缺乏诚恳的态度，轻视学的地位，这在孔门之中也是不多见的。

相对来讲，三人之中子贡更留意一些学的问题，他问过“为仁”、“君子”和“友”等方面的问题，其主旨不外乎从政和处人两方面。而子贡的所谓处人与孔子的学做人又不相同，主要关切的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韩诗外传》载子贡谓孔子语云：“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罢，倦于学问，不能复进，请一休焉。”[44]而冉求的想法则是：“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45]他们实质上是不悦孔子之道某一方面，特别是政治之道，所以几乎提出了相同的借口，要求孔子放松对他们的学的要求。孔子不知能否明白他们的最终理由，但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他们以这种借口站稳脚跟。对子贡，孔子正告他，在学问上，因为关乎一生的做人，所以，合棺之时才有休止。对冉求，孔子则明白地批评他是划地为牢，故意不求上进。本来，孔门的学问并非完全是知识的灌输，所以，即使是学才颜回，亦有“欲罢”的阶段，但颜回是欲罢而不能，这使孔子相信，只要有做仁人的理想，在学问之道上是不该有倦怠的想法的。子贡、冉求的想法，只能证明他们想在政冶思想上脱离孔学的约束。

子路轻视学问的表现与子贡、冉求有所不同。孔子反对子路让子羔做费宰之事，大抵孔子以为子羔学问之道尚欠精熟，费邑又是难治之地，所以批评子路“贼夫人之子”。子路争辩道：“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好，然后为学？”[46]显然，子路的疑问并不是深思熟虑的，他只是泛泛地认为从政者不必有多么高深的学问。孔子曾对子路言所谓“六言六蔽”，强调学的重要性，也是针对子路的上述态度而言的。

这三位弟子由于轻视学问之道，所以，在孔门之中又属缺仁乏礼之辈。子贡虽多问“仁”于孔子，但由于他倦于学问又欠缺身体力行，所以，仁到底是什么，他根本就无所知，《论语•宪问》曾载有子贡与孔子讨论管仲的一段对话。照子贡看来，管仲起先辅助公子纠，但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之后，管仲不仅没有守节从死，反而又去辅佐桓公，所以子贡以为管仲不是仁者。但孔子看重的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成就的业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许要沦为夷狄之人了，从这一角度看，那些匹夫匹妇的无原则的守节反而毫无价值了，显见子贡的见解有些片面，并未把握住仁的核心。他只看到了杀死公子纠的非仁，却未看到齐桓公的一匡天下之仁。余下的二子，《弟子传》云：

季康子问孔子日：“冉求仁乎？”日：“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日：“如求。”

讲到三子对礼的认识，《论语•八佾》云：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受其礼。”

显然，子贡对周礼并不怎样看重。冉求呢？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日：“与之釜。”请益，日：“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日：“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47]

公西赤字子华，鲁人，少孔子四十二岁，[48]与子贡一样，大抵也是冉求仕鲁后在鲁从政的孔子弟子，无疑也是冉求的同道人否则，冉求也不会请他为其母请粟了。孔子曾断言：“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49]既然缺仁乏礼，当然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反对者。不过，有趣的是冉求回答孔子的一段话：“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50]明确表示自已对兴礼作乐之类不太在行，只有另请高明。

毫无疑问，子路对礼乐的认识也是相当肤浅的，《礼记•檀弓》云：

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日：“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日：“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

子路的不循礼，其根源不像子贡、冉求等是认为周礼对新的当权者有障碍，应该废除，而是很愿意守礼，但由于自己是武人，平时不太喜欢学，所以，一旦做起来，不是过之，就是不及。再联想到他的“结缨而死”，又不免使我们对他的食礼不化发出慨叹。

孔子曾给予过三子以适时适量的批评。对冉求的批评为“非吾徒也”的愤慨，证明了已无它话可言。对于子贡，《弟子传》即有云：“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又云：“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受孔子的批评自在情理之中。有一次子贡向孔子自诩道：“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孔子不客气地回答说：“赐也，非尔所及也。”[51]子贡的这种特点在从政上的表现，用孔子的话说是宗庙之器“瑚琏”，[52]这一方面是称许他的政治才能，但从“君子不器”的观点来看，子贡显然还算不上是君子。

对子路的批评，孔子是严厉之中暗含着关切和怜爱，从总的倾向上看，孔子认为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就是说，从内心讲，子路是积极上进的，不过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而达不到高层次而已。从此意义上讲，虽然子路也怀疑孔子的政治思想，[53]但与冉求等人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所以，将子路与子贡、冉求归为一派确有些偏重表面之嫌。孔子所谓的政事弟子，仅指那些在从政方面有突出成就者。但是，从孔子的从政经历中我们便可看出，凡能在政坛上长期站住脚的必是与他的政治理想相违背者。当然，孔子希望从政弟子忠于他们的上司，但更希望他们以理义为折中；政事弟子的成就和地位自然会给他增添光彩，但何尝不也是增添了沉重的忧虑呢？

（四）子贡对孔子声名的播扬

子贡虽称不上是孔门之中的好学之徒，但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于孔子生前身后维护并传播孔子之声名方面，却没有其他弟子能与之相匹。况且，像在孔子这样的新型教育中，师生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人关系。具体到子贡，尽管多受孔子批评，但他是“达”人，通达之人，不仅知道孔子的批评并无恶意，同时还以各种方式接近孔子，力图使自己有所长进。从孔子来讲，他原则上并不想改变任何人的性格，只是努力引导各种性格中的积极的方面。对于子贡，孔子批评他的巧辞利口，但却欣赏他的反应敏捷。他们二人在一次讨论《诗》之后，孔子称赞子贡是“告诸往而知来者”。[54]总之，子贡对孔子的学问和人格是极其崇敬的。他曾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55]流亡后期，孔子曾说：“予欲无言。”子贡马上诚恳地讲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56]可见其对孔子的景仰之情。但是，与颜回对孔子的崇敬相比，子贡并没有颜回的那种“夫子能，回何不能”的向孔子倾心学习的精神，而是像一个局外人，对孔子作一些赞颂而已，这一不足，与他倦于学的情绪也是相一致的。

孔子去世后，据说只有子贡在孔子墓旁服丧六年，足见其对孔子的无限热爱。事实上，因为孔子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去世后自会有种种褒贬的议论。《论语•子张》多载此种事实，比如叔孙武叔，曾用种种方式诋毁孔子，子贡正告他道：“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司马迁断言道：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之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57]

司马迁之意，是说子贡利用自己的政治才能和经济实力与各国君主分庭抗礼，这便直接和间接地布扬了孔子的名声。因为他毕竟是孔子弟子，且他本人亦以此为荣。

子贡没有、大抵也不可能有学术上的传人，有子端沐叔者，所承继的只是子贡生前累积的财富。世传子贡善货殖，孔子亦云：“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想见他是有经商的天赋。不过这已越出了孔门的范围，还是不去详述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