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文化贡献_孔子的故事

孔子的文化贡献_孔子的故事

（一）教育家和学者

随着一生政治追求的失败，孔子不得不把全部精力转移到文化事业上来。虽然他还不放弃对政治的关切，但关心的方式却改变了，不是参政，而是论政。这种论政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毫无忌讳地抨击时弊，指点政治得失；另一个则是传达或传递古来所谓盛世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而传递的直接对象就是他后期的一些弟子。晚年的孔子，终于成了职业的教育家和学者。随后几千年，失意的政治家大多走了这条路。

作为学人的孔子与儒家世传的经典是分不开的（这种关联始于十五志学），特别是与所谓的“五经”的关系，更是千古聚讼之大事。孔子与某部经典的具体而确实的内在关系，《论语》及《左传》等书并未言及，而率先确指这种关系的是力图确立儒家道统的孟子，然后是以儒者自居的司马迁。不过，从学术史或历史发展之实际来看，这种形式的确指并未起到有些人所认定的那种好作用。

孔子对待他那个时代的古代文化的总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而历代把孔子与某些经典的产生或再生联系起的那些人往往对孔子的这一自述注意不足、漠视有余，或作其它的解释。其实，在孔子看来，至少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要想在实际政治中达到古来圣王的水准，尚流存的典籍文物、礼乐制度已足够从政者效法了。而那些所谓的新的制竹刑、铸刑鼎以及新颁政等，每每是僭古的，是不合理的。在此种混乱情势下，假如自己非要去“作”，尽管可以不同于僭越者的言论，尽管可以达到阐发圣贤之微义的程度，但又怎能臻至滴水不漏或不致让任何人产生误解呢？(www.guayunfan.com)孔子认为“辞，达而已矣”，[8]难道是古典中有不“达”之处吗？不是的。所以孔子只“述”而不“作”，以保证古典之原旨的最大程度的确实性。但是，到了孟子的时代，孟子认为天下不归杨则归墨，自称不得不辩，其实远没有孔子豁达。显然，要论天下之乱，孔子之时并不比孟子好多少。孔子不用制造经典与自己的关系来为自己增添力量，这也许才是他真正的过人之处。而孟子的不得不辩则引起无数公案。

（二）孔子与“五经”

孟子断定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春秋》问世后乱臣贼子的出现势头并未见衰。同时，说孔子作《春秋》，亦缺乏有力的证据。果真如孟子所言，如此之大事，孔子弟子竟无一人提及，良可怪也。根据当时的情形看，《春秋》作为鲁史，不过是孔子与弟子们探讨历史上政治得失是非的“教科书”中的一册而已；尽管之中有所谓“笔法”之实，但这并不能证明只有孔子一人才能掌握。

《世家》又言孔子晚年喜欢研讨《易》，以至于“韦编三绝”。孔子本人也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9]这不仅说明孔子自认为五十岁以后有过政治上的过失，更说明晚年的孔子确实在读《易》上有不凡的收获。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0]则是司马迁明显的演义，既不合于孔子对典籍的一向的态度，也不合于“十翼”的实际。孔子晚年喜《易》，想必这时期的弟子也会从中受益，若其中果有以《易》为终身钻研者，亦在情理之中。确定无疑的是，孔子不会是《易》的作者。

“五经”之中孔子可能与《诗》的关系要密切一些。《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言及《诗》，并与许多弟子进行过讨论。有些弟子，如曾子、子贡，亦曾以《诗》言理。孔子对《诗》的重视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可能与那时政界对它的注重有关。人们每在政治对话中引用《诗》来阐明自己的看法，通晓《诗》，既是从政之必备，又是政界的时尚。《国语》曾记载孔子的一位先人正考父是《诗.商颂》的作者。孔子对《诗》早有兴趣，并且日渐精通。《诗》在当时是能吟唱的，《论语》载有孔子耐心向人学歌的故事，想必说的是孔子向民间人士收集《诗》之佚文佚曲的事情。至于对《诗》的看法，《论语•八佾》载孔子语云：“《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载孔子对鲁大师乐的话道：“乐其可知也；始作，如翕也，从之，纯如也，瞰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泰伯》则又载孔子语道：“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早在他三十几岁时，就对三桓僭用《雍》曲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到了晚年，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1]显然也成了《诗》的权威。因此，司马迁又演绎出孔子删选《诗》的结论。事实上，孔子在世之时，他也许不能确知《诗》共有多少篇。他只说《诗》三百，思无邪。这三百篇，可能仅是以前更多的篇数的残留，亦或间有当代人的创作和收集。《诗》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有残有全，有断有续，完全是在与孔子不相干的历史流传中形成的。假如孔子真有将“三千”删为“三百”的功绩，弟子们是不会一言不发的。三百《诗》中，孔子可能更喜欢其中的一些，但这明显与删节无关。况且，在那个礼乐崩坏的年代，也许一篇佚《诗》都很难得，又怎能想象热爱传统文化的孔子还要去作大量的删除工作呢？

至于《礼》，现存的《周礼》和《礼记》很可能成于汉人之手，创作之中或有上古文献作参考，也可能是一些散失的文献的集辑。孔子屡称周公之典，显见那时周公之典尚在。要让他撇开自己崇尚的周公之典而自“作”什么“礼”，的确不符合孔子的行为准则。孔子自幼习礼知礼，但那都是已有之礼。他并不想做个僭臣，因为制礼并非他的责任，他也没有这种权力——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还有《书》，至少在《论语》中子张就当面和孔子谈论过《书》的内容，可见孔子在世时已有成书，非孔子所作。后来虽有《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但也很难与孔子联系上。

总而言之，“五经”都与孔门有关。如果说因为孔子的重视、倡导和研究，以及孔子弟子的传递而使某些经典更有名气、更易于流传于后世的话，那只可以说是“五经”本身的内容和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使它们占据了儒学史和经学史的显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