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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鲁与不逾矩_孔子的故事

时间:2022-04-20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所幸的是,孔子归国前的冉求还未将与孔子的分歧放在首位。这两位弟子对孔子的归鲁无疑是起了作用的。所以,回国后的孔子,无论对季氏还是对冉求均无退让之心,自己认为的不合道义之事仍然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做出强硬的反应。这期间,孔子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接受鲁哀公及三桓的问政。可见,此时的孔子虽无缘从政,但他的政治观却依然如故,认为从政者的典范作用是政治的中心课题。无论如何,孔子的这一要求实现了。

归鲁与不逾矩_孔子的故事

(一)归鲁的诸种原因

十几年流亡生活的最后几年中,孔子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大不如从前,而随从的弟子,子路、子羔在卫从政,冉求被召回鲁做季康子家宰,余下的弟子大抵也没有几人赞同孔子再游历下去了,所以,《论语•公冶长》载云:

子在陈,日:“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很可能像宰予、子贡和子张之类的弟子,看到夫子身体很差,又常常流露出厌世之情,再加上各国任用他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所以,他们也表现出了不安的情绪,从而使孔子不得不认真考虑回国的决定。(www.guayunfan.com)另一方面,根据《世家》的说法,孔子六十岁时,季桓子去世,他在病中曾嘱咐其嗣季康子召孔子回国,以谢自己的不用孔子之过。回国时也许有这一原因。司马迁的这种说法不知有何根据,但从我们上述分析来看,恐怕当权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后悔对孔子的拒绝任用的。原因很简单,孔子讲“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权势们无疑也会接受这种看法的。冉求是回国了,并在鲁哀公十一年(前四八四年)的齐鲁之战中立了大功。[1]显然,季氏召用冉求并非完全因为他是孔子弟子,而是他有理财之能,或者还有与孔子在政治上的不同。所幸的是,孔子归国前的冉求还未将与孔子的分歧放在首位。齐鲁之战巩固了冉求的政治地位。战斗中还有孔子的另一位弟子樊迟,也表现出了果敢的精神。这两位弟子对孔子的归鲁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此时的孔子正在卫国逗留,并与卫国权臣孔文子有来往。孔子称孔文子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可能此人曾虚心请教过孔子。这一年,孔文子与卫大叔疾的矛盾激化,准备攻击大叔疾,并为此来听孔子的意见。孔子已有六十八岁的高龄,明知已无法从政,但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主张。他说:“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并决定离开此一是非之地,又对弟子们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孔文子自觉过分,竭力挽留,孔子“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3]季氏最终决定召回孔子,恐怕并不仅仅是照顾冉求的师生之谊。孔子流亡十几年,虽不见用,但他的学识、行教及节操等肯定是影响日盛。眼看他已是垂暮之人了,也许冉求曾对季氏讲,再不请他回到祖国,恐怕鲁国的执政者也会面上无光。召回孔子,不仅可以挽回面子,亦可利用孔子来安抚国内的旧臣,因为孔子毕竟是上两世的老臣了。

孔子去鲁时是“迟迟吾行也”,一片眷恋之情,此时的归鲁会不会是“速速吾行也”呢?我们不便定论。孔子并不是不明白季氏的用意,只是他大抵也有一些落叶归根之念吧。借着鲁人“以币召之”,体面地回来,算是不失双方表面上的和气。然而,内心深处却并不怀有丝毫的感激之情或欢愉之心。有危险时就逼他出走,认为他无害时又欢迎他回来,这使孔子在沮丧之余不免又有一些愤怒。所以,回国后的孔子,无论对季氏还是对冉求均无退让之心,自己认为的不合道义之事仍然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做出强硬的反应。

(二)从心所欲不逾矩

回鲁之后,年迈的孔子虽然无法得到任用,但因为他是前朝老臣,知书识礼,又有掌握大权的弟子,所以颇受国人的敬重。在政治上,不时以“顾问”的身份出现,积极表达自己的政见,但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不过是位无害的老学人,所以,听听亦是无妨。更多的时候,孔子只是参加一些无关政治决策的社会活动。

《左传•哀公十二年》载,昭公夫人孟子卒后,孔子曾去吊唁。当他拜访季氏时,季氏并不行丧礼,孔子依然行了来访者的丧礼,以此来讥讽季氏。因为正是季氏的上辈人物逼使鲁昭公客死他乡。对孔子的这番举动,季氏着实无可奈何,也许觉得孔子很可笑,但孔子却是认认真真的。

同年年末,鲁国发生了蝗虫灾害,季孙去请教孔子,孔子认为这是司历之过,未能及时预报和解释此事。也许孔子这是在讥讽季孙的用人之道。

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叔孙氏西狩获麟,以为不祥,孔子却不以为然,并取了过来。这明显是逆忤叔孙氏的做法。

这期间,孔子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接受鲁哀公及三桓的问政。《论语•为政》云:

哀公问日:“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可见,此时的孔子虽无缘从政,但他的政治观却依然如故,认为从政者的典范作用是政治的中心课题。这是他的可贵之处,又是他的可悲之处。同样,对于三桓,《论语•颜渊》载云: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对于三桓,孔子更是坚持“政者正也”的原则,要求他们起表率作用。因为他们是权臣,握有国柄,所以,要求民做到的,他们先得做到。其间的语气是相当强硬的,直指季康子的“欲”、“杀”等不善之举。孟武伯不关心亲人的疾病,所以,当他向孔子问孝时,孔子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4]也是毫不客气的。

孔子与鲁国当政者最著名的一次交锋发生在哀公十四年,是时孔子年七十一岁。

(齐)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日:“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日:“告夫三子。”孔子日:“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5]

从这件事我们看出,一方面孔子还在坚持他的“正名”原则,弑君者当讨。另一方面,从孔子的“不敢不告”来看,虽然明知三桓肯定不听己言,但他并不惧怕触怒三桓,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在与冉求为代表的季氏的几次冲突中,如旅泰山、伐颛臾及用新赋等的过程中,孔子亦表现出他一贯的原则:“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6]

孔子明确自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境界和最高境界。用后儒稍嫌阿谀的口气来讲,这是孔子自认为可以为世人立法的一种表述。从孔子归鲁后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确实达到了“从心所欲”的境地。这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已断绝了从政的念头,所以,哀公也罢,三桓也罢,孔子根本用不着小心翼翼地顺迎或避讳他们什么,一切均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去言。其次,孔子在外流亡期间,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亦绝口不向鲁国君臣主动提出回国要求,这无疑是坚持自己当初出走的合理性,也无疑是要求三桓向他认错。无论如何,孔子的这一要求实现了。他回到鲁国,以老臣的身份,“从大夫之后”,加上自己的学识、人格及弟子们的影响。料想三桓对他也无可奈何。当然,从三桓来讲,孔子也不过是位无害的老“教书匠”,让他随心所欲地去说教,不去惹他,姑妄听之,反而对自己的名声有益。

孔子自称“不逾矩”,这是因为孔子放弃从政,专心于行教和学问之道,思想更加练达,几臻化境。所以,他的言行本身就是规矩,自然也就不存在“逾矩”的问题了。

遗憾的是,假如我们细心体会孔子此语的蕴意,那“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断言,虽然是他奋斗一生的结晶,但其中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凉情调,依然能使我们想象到这位哲人心灵深处的遗憾。他的一生,受天命的鼓舞又受天命的摆布。当他讲到正名时,曾坚持“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的准则,而他本人虽然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但却并没有实践他的政治理想。他一心想做个政治家,但命运,或者说天命,却慢慢地把他推进了教育家和学者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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