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从政辉煌_孔子的故事

短暂的从政辉煌_孔子的故事

（一）二次从政

季氏家臣阳虎的篡权之乱到鲁定公九年（前五〇一年）六月算是结束了。这个事件给了三桓极大的震动。可能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许为平息国人对这次内乱的不满情绪，三桓不得不任用当时声望很高的孔子。而这次任用，至少在形式上是做鲁国之臣，事鲁定公，至此，孔子结束了十几年的等待。这一年，孔子正是五十一岁上下。《世家》载云：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司马迁言“四方皆则之”，大有汉儒的夸张手笔之嫌，但他叙述的从政历程大抵还是可信的。(www.guayunfan.com)从定公九年到定公十二年孔子再次离开鲁国，孔子的从政时间尚不足四年。在这几年中，根据现存资料，孔子确实有过出色的政绩。

（二）夹谷之会

孔子从政后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定公十年（前五〇〇年）的夹谷之会。事情的缘由是，自定公即位以来，晋国的势力日渐衰微，所以，以前依附于晋的一些中小国家，如郑、卫、宋等，纷纷脱离晋投向楚、齐，而鲁国则是晋的最后盟国。为此，齐鲁之间已屡次发生冲突。最后，因为晋国收留了阳虎，鲁、齐才正式修好，并决定于定公十年之春两君在夹谷会盟。这种外交上的事务，因为目的是双方和好，所以并没有武力对抗的必要，但对弱国来说，见机行事的外交才能和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仍是至关重要的。从前，这种场合一般是由三桓以公卿的身份相礼。这次，鲁君决定由孔子相礼（即作为助手）。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的才能和影响，另一方也可能是因为刚刚经过阳虎之乱的三桓没有颜面出现在诸侯面前。《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也说明此时的季氏急需有一位贤士来收拾残局。

《左传•定公十年》云：“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齐人大抵知道了孔子要相盟，而齐景公与孔子多有交谈，亦知道孔子的才能和为人，特别是他坚持原则的精神。所以，齐人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包括计划让所谓的“蛮夷”之人——莱人劫持鲁定公。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孔子的准备亦不逊于对方。他不仅在莱人出现在盟会上时下令“士兵之！”作好了军事上的应对，而且亦有理节上的优势。孔子对齐景公说：

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详，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

孔子的这番据理之争，把他的博学、正义感和外交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使齐景公在众目睽睽的情形下不得不让步，让莱兵退去。《左传》没有记载盟会的详细过程，只是着力描述了孔子的这一出色表现。莱兵退后，齐景公仍有意刁难鲁定公，先是在盟书的条款上做文章，后又在盟会之后提出要享鲁定公，但都遭到了孔子有理有节的抗争，还使鲁国得到实利，即孔子以盟书中一项条款作交换，收回了阳虎出逃齐国时带过去的“郓、■、龟阴之田”。[1]

（三）日常政务

夹谷之会的成功，为孔子在鲁国政坛上赢得了暂时的稳固地位。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从容地做了一些以自己的理想主义政治思想为基础的政务，虽未能彻底改变鲁国的政治局面，但对他自己及弟子们的思想和行为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定公元年》载云：“秋七月癸巳，葬鲁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因昭公死在国外，又与季平子不睦。所以，尸体运回后，季平子有意把他葬在墓道南，而鲁先公则在墓道北。孔子“沟而合诸墓”的做法，就是在昭公墓外为沟，扩大墓域，使之与诸先公合为一域，来纠正臣贬君的错误。我们不知季桓子等对此有何反应，但足见孔子的用意是要实现他的“正名”原则——无论如何，君毕竟是君，特别是对僭臣而言。

另外，《孟子•万章》载云：“孔子之仕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猎较”是一种民间祭祀活动，不甚合于周礼，但由于它在民间极有影响，所以孔子并没有强行取缔，而是先参与其中，然后再说服其修正其中的祭器和献祭之物，从而达到既不违民愿，又使这种活动走上正轨的效果。这是孔子顾及社会下层的例子。当然，其总的目的还在于使社会达到有序状态。

这期间，孔子还常常受到鲁定公的召见，并与定公讨论治国之道。《孟子•万章下》云：“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可见孔子当时的从政热情。孔子严格按照他认定的传统的君臣准则行事，也想借此来影响一下季氏等僭臣。今存《论语》中与定公的问答，大抵均发生在这一时期。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日：“一言而丧帮，有诸？”孔子对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日：‘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3]

定公所问，显然关切的是加强邦君的权力和对臣下的约束，而孔子却作了针对性的强硬回答。孔子可能是想到了鲁国的先君，比如昭公，在与臣下季平子的冲突中就没有贯彻“君使臣以礼”的原则。而三桓自专权以来当然也从未尽过“臣事君以忠”的义务。定公自然深感上世君主的结局之惨，而自己面对的季桓依然擅权如旧，所以急于得到一个兴邦的秘诀。孔子的回答看上去很简单，甚至有些令人失望，但实际上已指明当时君臣关系上的关键。毋庸置疑，孔子的观点还是他的德政的原则——倘君臣均能恪守本分，必然是国之大治，这与他评论晋铸刑鼎的思想是一致的，并再次指出人的问题依然是那个时代政治问题的关键。

（四）弟子从政与堕三都

孔子二次仕鲁期间最重要的政事是堕三都，这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宏图能否描绘到底的关键。三都是三桓的采邑，它们分别是季孙的费，叔孙的郈和孟孙的成。当时，三都虽名属三桓，但实际上均为他们的邑宰所把持，成了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的根据地。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无论是三桓，还是鲁公，虽然明知这是对他们自身地位的威胁，却又无可奈何。

为堕三都，想必孔子是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的。其中之一是用人上的准备。孔子让有勇力的子路作季氏宰，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因为三都的军事力量都很雄厚。《论语•子路》又云冉雍也是季氏之宰，想必是与子路同事季氏，一武一文，也许还有控制季氏的打算。

那时，孔子虽然很有权力，且亲自安排某些弟子从政，但他重视的却是能力，而并不是要求所有弟子都从政，从而扩充自己的政治实力。《论语》云：

子使漆雕开仕。对日：“吾斯之未能信。”子说。[4]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日：“贼夫人之子。”[5]

另外，我们上章引述的闵子骞避官如避仇，也是一例。孔子此时从政时，漆雕开已三十多岁，子羔（高柴）二十余岁，闵损近三十，按说都是可以从政的，为什么孔子还赞成他们的不仕呢？他说过：“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6]虽然此时的鲁政不像他四十多岁时那么混乱，但这并不妨碍孔子对从政所持有的极其审慎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从政之事不仅关系从政者个人，亦且关系到他人的利益及天下的有道与无道。不适合的人，学而未成之人，无自信之人；还是不仕为佳。同理，如果具备了从政条件的话，孔子是坚决支持的。比如：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日：“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日：“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日：“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日：“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日：“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7]

孔子又称“雍也可使南面”。[8]可见弟子中有从政才能的人都得到了孔子的支持。还有原宪，此时做孔子家宰，也是孔子的政治助手。当时，子路、冉雍和原宪的从政，显然都与孔子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有人会问，孔子居下卿之位，焉有若大的用人之权？对此，也许更值得我们领会的是，在专制政治中，一个人权力的大小，并不时时都由他的官职来决定，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他的实权以及与君主和权臣的关系。孔子是在鲁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受命，定公和三桓不得不用孔子。所以，虽然职位不属最高层，但一时间的权力却是相当之大的。

总之，堕三都是孔子早有的打算，只不过是在他从政的第三年，鲁定公十二年（前四九八年），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之后，才付诸实施。

因为堕三都看上去是剪除三桓各自内部的权隆胜主的邑宰，所以，起初得到了三桓和鲁君的共同支持。先是叔孙氏堕郈（可能使用和平手段），紧接着季氏就要堕费，而公山不狃等却乘子路出兵于费之际，率兵袭击空虚的鲁都。在孔子的镇静指挥之下，国人击败了公山不狃的部队，公山不狃本人逃到齐国，堕费也取得了成功。在此情形下，孟孙采邑成的邑宰公敛处父却开始出来反对。他是击败阳虎时的功臣，骁勇善战，实力也较强。他的策略是劝阻孟孙。他说：“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并出主意道：“子伪不知，我将不坠”。[9]公敛处父及时效忠孟孙，又长言以劝，大抵三桓氏此时看出，堕三都的最终结局是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马上持观望态度。于是，同年“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10]这里只讲“公”围成，不言孔子、子路等，则此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已离开了鲁国，开始了第二次流亡生活，或者是孔子已不在其位，自然也无法谋其政了。

（五）被迫再次去鲁

三桓同意孔子从政的动机并不纯正。他们的目的是让孔子暂缓一下三桓的困境；一旦困境过去，如果孔子能表示按三桓之意行事，三桓可能还会同意他继续从政。但孔子从沟昭公墓到堕三都，不仅无视三桓的既定规章，而且大有削弱乃至消除三桓之势。三桓到后来肯定是明白了这一点，再加上孔子的影响日盛以及适时任用弟子等，更使三桓深感不安。但是，孔子的做法颇讲究策略性，至少在表面上使三桓无法怪罪孔子，所以，只好采取软逼手段。《孟子•告子下》云：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

《孟子》又说：“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既然此时已到了行不可的地步了，只好一去了之。而恰巧在此时，据《世家》所云，齐人又赠送鲁国一队女乐，原因是齐人惧怕孔子治下的鲁国会对齐国形成威胁。《论语•微子》仅言其事，未言其由：“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仅因为三日不朝就辞职而去，这似乎有些低估了孔子的忍耐力。三日不朝只是表面现象，更深的用意是让孔子明白季氏的对孔子从政做事的不满。借此也给了孔子一个体面的台阶，彼此（包括鲁定公）可以和平分手。此时，恐怕孔子也不想坚持下去，以致与三桓发生明朗化的冲突，不可收拾，甚至于危及鲁政。再说，孔子本来就是个敏感的理想主义者，他坚持“君君、臣臣”的原则，倘在三桓的作梗之下无法以臣之道事鲁君，那么，做这样的臣子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也预料到辞职后的鲁政还将会落入三桓及其陪臣之手，呆在鲁国恐怕一生都不可能再有任何政治作为了，还不如到别的国家去。于是，他决定再次出游，过流亡生活，并且一去就是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