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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廷克的《印度教育决议案》

时间:2022-04-0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本廷克的《印度教育决议案》每当提起英属印度殖民时期的教育政策,人们脑海中立刻就会想到麦考利的《印度教育备忘录》,该备忘录谴责东方的学识,无视印度的传统和文化。麦考利对克莱武和黑斯廷斯的评价已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所修正,但是《备忘录》仍然被普遍认为是英属印度教育政策的里程碑。东印度公司理事会支持这一观点。

本廷克的《印度教育决议案》

每当提起英属印度殖民时期的教育政策,人们脑海中立刻就会想到麦考利的《印度教育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该备忘录谴责东方的学识(Oriental learning),无视印度的传统和文化。麦考利对克莱武和黑斯廷斯的评价已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所修正,但是《备忘录》仍然被普遍认为是英属印度教育政策的里程碑。至于对《备忘录》的评价,英国学者和印度学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备忘录》形成的背景。

催生麦考利《备忘录》的背景是对1813年特许状法案条文合理解释的争议。在上一节,我们提到了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案第四十三条款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收入中拨出十万卢比用于复兴印度的文学和语言。该条款本身自规定之日起就存有争议,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am Wilberforce)(其关于印度事务顾问是查尔斯•格兰特)福音派(Evangelicalism)和主张不干涉印度习俗的“东方学派”之间的争议,始于1793年的特许状讨论。因此,1813法案条款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1823年1月,英属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离任,十万卢比并未被拨付。继任的代理总督约翰•亚当(John Adam)上任伊始,采取的第一个积极措施是成立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General 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来管理用于教育目的这笔款项,并下令先支付从1821年以来两年未曾拨付的教育欠款。

公共教育委员会是一个半官方的实体,主要负责印度的教育改革,这样印度“乡土”(native)教育在孟加拉被提上官方地位。随之,“英语学派”和“东方学派”的争论也波及委员会内部。

公共教育委员会由十名成员组成:福音派教徒哈灵顿(J. H. Harington)是一名佛教专家、最高理事会(Supreme Council)成员、贸易局(Board of Trade)主席,被任命为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威尔逊(Wilson)是第一秘书,但他不是该委员会的资深会员。公共教育委员会的目的:采取某些措施(或权宜之计),考虑更好地指导印度人民,把有用知识(包括欧洲的科学和艺术)引进到印度,提高印度人民的道德品质。但是什么是所谓“有用的”知识?传播有用知识的最好语言媒介是什么?麦肯齐认为,英语最终应当作为公共事务语言,后来约翰•密尔强烈反对这一建议。麦肯齐主张,印度殖民政府集中力量支持受过教育的和有影响力的印度人,目的是提供未来的教师和翻译者。到了那个时候,西方的文化知识将从印度上流社会或有教养的阶级,通过他们的榜样力量,逐步传播到印度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麦肯齐指出,这意味着东方印度的学问与欧洲科学的联系,逐步地引进后者,没有任何擅自取代前者的企图,这还意味着支持财政自助的现有机构。这是通过有学问的印度精英向下过滤(filtration)政策的早期表达,这一政策在19世纪30年代得到密尔的热烈拥护。这一政策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容易引起印度人的警觉。[1]代总督约翰•亚当指示该委员要特别注意,确保在新印度学院和加尔各答宗教学校里学生的学习,将来要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有用。为了鼓励印度人在新成立的学院学习,亚当希望委员会审查究竟哪些公共机构和就业岗位可以提供给印度人。[2](www.guayunfan.com)公共教育委员会继续按照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案》的精神开展工作。新的印度教的和伊斯兰的学院被建立,当然也成立了一些英语学校。这个时候,西方的科学、医学和工程学也被引进到印度。但是新的阻力又出现了。1824年2月18日,东印度公司理事会发往印度一封指导函件,严厉批评公共教育委员会单纯为了教授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建立印度和伊斯兰教育机构的行为,委员会的这种行为是轻狂的、恶作剧式的。[3]因为这个指导函件的捉笔人是詹姆斯•密尔,所以函件认为确定“有用”学问和最合适语言媒介的原则是功利原则。收到这个措辞严厉的函件后,公共教育委员会只得更加强调英语和欧洲科学与文学的教育,幸运的是,阿拉伯语和梵语文学的研究仍得以继续。

随着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成立,一些相当棘手的教育问题出现。第一,试图向印度人民提供基础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人口太多,只能把有限的经费用于高等教育而不是初级教育。东印度公司理事会支持这一观点。第二,如何把学生留在学校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一旦印度人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简单账目的基础知识,由于需要谋生,他们就会离开学校。但是,这些印度人可以从事的职位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岗位需要受过更高等级的西方教育。第三,印度教师在社会中不被尊重。第四,学校教学资料的匮乏,比如最基本的教科书都很少。第五,东印度公司普遍认为,印度教育改革必须采取渐进方式,以免惊扰印度人,应避免造成政府企图干预他们宗教信仰的误会。所有人都同意,“优越”的西方知识的传播,既能改变印度人的性格又可启发印度人的头脑,这也是西式教育的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移植”(Engraftment)是未来印度教育的发展方向。多数人认为大部分的教学应该使用印度当地语言,对于更聪明的学生可以使用英语向他们教授知识;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应教授梵语和阿拉伯语。[4]

公共教育委员会成立初期,由于尊重东方文化的人士在委员会中占大多数,因而,“东方的文化学识受到鼓励和得到复兴”[5]。但与此同时,委员会并未忽视西方文化的传播。在所有的东方型学院中,如加尔各答宗教学校、加尔各答梵语学院、贝拿勒斯梵语学院等等,从19世纪20年代起都先后增设了英语班。但公共教育委员会当时还是不愿建立纯粹的英语学院。大约到了19世纪30年代,随着一些年轻人进入委员会,鼓励东方教育的倾向开始受到挑战。两派力量渐渐变得势均力敌,以致难以决定究竟是鼓励东方教育还是推广英语教育。这些新加入的年轻的委员认为,印度旧的学识纯粹是迷信,政府对其支持等于把钱往火坑里扔。而年长的委员,主要的杰出的东方学者像威尔逊(H. Wilson)、普林赛普(Prinsep)则认为,印度的学识和西方的文化都应同时得到印度殖民政府的鼓励。“东方学派”承认并欢迎对英语教学的需求,而且也认为西方科学优越于东方的文化;但是他们不太认可西方文学优越于东方文学的观点。“英语学派”则相信印度人需要西方文化,并预测,西方教育将迅速瓦解整个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体制。在他们看来,英语是开启西方文明之门的咒语。[6]

“东方学派”和“英语学派”两派的争议逐渐升温,这时,加尔各答阿拉伯语学院把英语作为必修科目,终于使印度教育的争议在1834年达到高潮。普林赛普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来反对这个措施。有趣的是,此时两派在委员会中的人数是相等的。

在此紧要关头,1834年7月,在英国享有很高文学与政治声誉的麦考利被派往印度,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还是印度最高理事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India)成员。抵达印度后,麦考利前往尼尔吉瑞山(Nilgiri Hills)的乌塔卡蒙德(Ootacamund,著名的高山旅游胜地)。在那里,麦考利和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一起住了几个月。在这段日子里,两人建立了友谊,这对以后麦考利印度教育思想的实施非常有利。

通常,麦考利被认为是最著名的“西化派”(westernizer)。他是辉格党政治家、散文家、诗人、历史学家,以作品《英国史》闻名,成为辉格党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父曾任塞拉利昂总督,是热心的慈善家和虔诚的新教徒。麦考利于1818年进入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律,1830年进入英国议会,1832年支持议会改革,被认为是演说家时代的主要人物。不久任政府监督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统治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后兼任该委员会的秘书。麦考利对英国文明的优越性非常自信。在他看来,印度人民并非低等民族,但印度的文化是低劣的。就像希腊“文明化”了罗马,罗马“文明化”了英国一样,现在英国作为进步链条上的一环,必须将文明的好处带给印度。[7]

对于刚刚上任的麦考利来说,对于两派的争议,他的态度至关重要。表面上,他采取了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尽管他本人是英语教育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英语学派”强调把英语的价值作为新学识的指南,而且印度人民普遍需要它,反对梵语和阿拉伯语文学的迷信和荒谬。东印度公司理事会秘书和“东方学派”的主要人物普林赛普代表了东方主义者的立场,他承认欧洲文化知识的优越,但同时坚持认为印度文化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印度的哲学。应当说普林赛普的这个看法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西方人对于印度文化的鄙视是基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无知,以及对一切非英语文化的敌意和偏见。普林赛普希望:英印殖民政府应当支持印度学术研究的复兴,这是他们的承诺,体现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中;对于传播西方“有用”文化知识的语言媒介,最好是英语和阿拉伯语、梵语并存;加强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具体可体现在翻译双方的典籍,加深英国和印度对彼此的了解。[8]应当说,双方主要的依据都是1813年公司特许状法案,因为该条款明文规定:鼓励东方的学识是印度政府的法定义务。

1835年1月,双方再向总督会议求助,两派的争议到了最终需要分胜负的时刻。麦考利终于表达了他自己真正的立场。1835年2月2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教育备忘录》,陈述了他对印度教育问题的看法。

麦考利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了1813年特许状第四十三条款中的几个关键词。例如,他认为,“文学”一词既可指阿拉伯语文学和梵语文学,也可指英语文学;“印度本地的学者”既可指梵语学家和穆斯林法律专家,也可包括精通密尔顿的诗词、洛克的形而上学、牛顿物理学的印度学者。关于采用何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麦考利采取了功利主义者分析问题的方法,即“哪种语言最值得学习”。这样,麦考利就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详细论证了必须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的必要性。他实际上提出了印度殖民政府后来采取的“渗透方案”(filtration scheme),即印度殖民政府支持高等教育,只向印度上层阶级传授英语,然后通过这些人使英语教育的形式和知识向下“渗透”到普通民众中去。其实,这个观点早在福音派格兰特那里就被提出过了。在《印度教育备忘录》中,麦考利竭力贬低东方文化的价值,认为英语优于印度的古典语言。他承认自己对梵文和阿拉伯文一无所知,但还是狡辩说,他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个东方的专家能否认:一个好的欧洲图书馆中一书架著作的价值就可媲美全部印度和阿拉伯本土文学。[9]正所谓,无知者无畏,这句俗语用在麦考利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印度教育备忘录》力主突破1813年英国议会法令的限制,在印度大力推行英语教育,创立西方式的全印教育制度。作为法学委员会主席,麦考利还草拟过一部刑事法典,后成为印度刑法的基础。[10]与早期驻印高级殖民官员们不同,麦考利用西方的语言文化逐步改造印度社会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认为,既然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教育全体印度普通民众,那么“目前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我们和被我们统治的千百万印度人民之间造就一个中间阶级,他们是印度的血统和肤色,但其品位、观点、道德和智力却是英国式的”,再通过这些印度人用印度自己的语言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播给最广大的印度普通民众。[11]

约翰•罗塞利指出,《印度教育备忘录》歪曲了“东方学派”和“英语学派”的立场。[12]无疑,《备忘录》的直接影响是加剧了两派之间的争议,引起了“东方学派”的误解,普林赛普感到很委屈,因为,“东方学派”更多是看到传统印度学识中的价值,可以对其进行改造,因此认为欧洲文学和思想应嫁接到印度学识之上,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13]但尽管如此,他和麦考利私人之间的交往却是活跃和频繁的。麦考利希望早日说服本廷克总督执行他的新政策,支持“英语学派”的观点。1834年,本廷克写信给麦考利说:“我们统治的最大问题是,经常干涉长期建立起来的印度社会的当地体制,以及引进我们自己的幻想和计划。”本廷克还谈到英语取代所有印度当地语言的问题。他认为,虽然这种取代是非常可取的,但这将是一个权力的滥用和完全不可能的、不能容忍的行为。他接着指出,印度教育的改革和进步需要时间。本廷克还批评了福音派传教士往往无视他们自己的不容忍。1835年,在一份关于印度教育的备忘录中,本廷克说,他认为这很可能是政府干预教育,干预许多其他印度当地教育机构,英国人如此经常有害地插手,可能弊大于利。这些观点听起来完全不像本廷克不久前明确表示的同意麦考利的备忘录。[14]

1835年3月7日,本廷克勋爵颁布了密尔坚决反对的《印度教育决议案》。该决议明确宣布:英国政府的伟大目标应该是,在印度人中间,推广欧洲文学和科学的传播(而不是通过支持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印度传统东方文化);所有为教育目的之拨款将被最好的只用于英语教育;今后通过英语媒介,向印度当地人传授英国的文学科学知识。不过,本廷克并没有完全采纳麦考利的所有建议。为了安抚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本廷克表示,如果印度人想要现有的梵文或伊斯兰学院继续办下去的话,那么这些学院将不会被取消。本廷克还承诺,政府现有的津贴补助将会切实兑现。[15]这使得“东方学派”难以找到批评他的理由。在这里,本廷克被迫妥协,他或许是担心,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旦获悉麦考利提出取消他们宗教学院的建议后,这些印度人不定会有什么样的过激行为。六年前在一封致公共教育委员会与东印度公司理事会以回应德里委员会建议的信中,即英语应该是唯一的教学媒介,孟加拉政府表示改革将视他们有责任珍视印度当地学识的情况而定。本廷克希望看到英语作为公共事务语言,但是还不准备实行突然的教育政策变化。[16]

本廷克的新教育政策,其特点主要有:第一,高等教育的内容是西方文学和科学,任何可用的资金只应用于该目标。印度的古典学识,在本廷克决议中被描述为学问的一个分支,在自然的历程中将被更多有益的研究所取代。但是,如果印度人想要学习自己的文化,那么政府不会再出钱予以资助,而是费用自理。但是,为了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本廷克还是有所妥协的,比如,对于以前建立的梵文学院和阿拉伯语学校,印度殖民政府还是给予资金支持,新教育决议所要强调的是以后不会再拨款开办新的此类梵文或阿拉伯语学校。第二,西方文学和科学通过英语媒介被教授,因为印度古典语言[17]距离普通印度百姓太遥远,而印度方言(vernacular)又过于粗糙,难以充当西方新知识的传播手段。第三,为方便行政管理,英语代替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和法庭记录语言。第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的知识“渗透”(percolate)原则获得通过,也就是说,印度殖民政府将鼓励高等教育,而不是初级教育。事实上,以后的强制推行英语教育的政策,表明渗透理论(infiltration theory)被完全抛弃。本廷克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英文知识和西方意义上的“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从上层社会渗透到下层阶级,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体制逐步被纯粹理性(pure reason)的力量所削弱或瓦解。[18]

这个政策的巨大影响是:首先,印度文明是没有价值的和不成熟的,只能被西方文明所取代。印度现有制度和观念作为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受到“尊重”。这与东印度公司早年通常认为印度文化有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大相径庭,更无法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大多数思想家对印度文化的崇敬之情相比。其次,英语的使用不仅排除了印度古典的语言,也把广大印度普通民众使用的方言排除在外。本廷克教育决议案背后的动机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考量,有麦考利的推动,但更多是当时社会大背景,尤其是英国人对印度文化的态度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

本廷克的决议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巨大争议。如上所述,“东方学派”代表人物普林赛普认为,该决议是对印度人民的侮辱和有意激怒冒犯,它包含着一个敌对声明,即反对一切不是英语的东西,这预示着一种危险。[20]英国政府对于本廷克教育政策的直接态度是坚决反对。具体措施之一是英国政府在1836年4月14日的公函中谴责了本廷克的教育决议。[21]在这个函件中,英国政府严厉禁止没有事先知会英国国内政府的任何进一步改革政策。三年后,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的《德里备忘录》(Delhi Minute),以及六年后英国国内政府的答复,重新对本廷克的激进政策进行了修正,下文将详细讨论这方面的情况。

很多学者认为,本廷克的《印度教育决议案》标志着‘英语学派’的最终胜利。情况果真如此吗?下面依据事实,做一历史分析。

实际上,“东方学派”和“英语学派”之间,激烈争论的背后,其实也存在很多相同点或者说共识。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殖民政府财力用于教育的拨款是有限的,因此不得不做出选择。“英语学派”和“东方学派”其实都认为应当在印度教育中培养一个小的精英团体,然后通过这些精英向下传给印度广大的普通百姓。东方学者和英语学者争议的分歧在于:哪些印度人有资格组成这样的精英团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英语被用来教育这些精英?“英语学派”希望看到仅仅通过英语语言媒介教育那些未来有可能成为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印度人。而东方学家则认为,通过印度传统的有学问的阶级,最有效地传播欧洲的知识。但是,如果欧洲的知识和语言被强加于他们,而不是嫁接或融入他们现有的印度学识之上,那么他们将疏远西方的文化。[22]由此可见,“东方学派”对于传播欧洲文化科学知识从来就没有异议,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或手段而已。

因此,关于两派谁是印度文化教育争议最后胜利者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方法草率得出结论。从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本廷克总督强制实施各项改革措施来看,似乎“英语学派”占了上风。但是,两个学派关于印度教育的争议,并不像后人,比如塞尔金夫妇(Gerald Sirkin and Natalie Robinson Sirkin)这样的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英语学派占主导地位。以后的事实可以说明一切:随后几年英语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被教授,主要是针对不断增长的印度人的需求,因为印度人需要用英语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去找到满意工作,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其次,虽然1837年印度殖民当局规定,英语代替波斯语成为官方公务语言,但波斯语作为印度法院的语言没有被完全根除,因为五年后印度殖民政府重新规定说,法院法令应当用英文书写,然后再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主要的萨德尔法官和当地执法者的法令,将使用印度当地语言书写。总之,英语只是用于司法程序的最终状态。由此可见,“东方学派”主张的重视印度当地语言的观点也部分得到了延续,这也说明了“东方学派”的事业并没有失败。[23]公平地讲,“英语学派”和“东方学派”之间的争议,一致性大于分歧性更多,联系性比变化性更多。

1838年麦考利返回英国,“东方学派”受伤的情感也有所被安抚,换句话说,他们的某些观点和主张重新得到实现。具体表现在1839年印度新总督奥克兰勋爵的《德里备忘录》及随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理事会1841年的印度教育公函,这两个文件都明确指出:政府资金分配给每个当地学院或研究东方学识的神学院;批准每年拨款六千卢比支持亚洲学会印刷东方典籍;提供给东方神学院研究的资金份额与他们的才能相称;当然,函件也赞同本廷克勋爵的决议,其中指出,英国政府的伟大目标是促进欧洲的科学和文学,并维持这个目标作为印度政府行为的一般原则。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一原则从未被密尔和东方学家拒绝。他们所争议的是方法和途径。关于什么是欧洲知识交流和传播的最有效方式,东印度公司理事会不做任何表态。函件希望公正审视“嫁接”欧洲知识于印度现存有学问阶级研究的实验,还强调了欧洲监督的重要性(这也是公共教育委员会一直试图做的)。东印度公司理事会还敦促孟加拉地方政府提供一切帮助,鼓励把西方文化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这些措施全是东方学家在他们反对本廷克《印度教育决议案》时所要求的。[24]综上,这两个官方指导文件都是妥协的折衷解决方案。由此可见,简单地说哪派是印度教育大辩论的胜利者或失败者是不妥当的,如果非要找出一个胜利者来,那么大英帝国是暂时的胜利者。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英式教育促成了印度人民的觉醒,最终导致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次大陆的结束,在下文,将会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18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当局又规定优先录用懂英语的公务员,从而使得印度的英语及近代教育大大发展。尽管印度建立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近代教育体制,是根据1854年的《伍德教育急件》提出的全面规划在19世纪50年代实现的[25],不过,麦考利的《印度教育备忘录》,改变了由福音派传教士在印度开办西方教育的状况,使英语教育和近代科学教育在印度具有了官方和非宗教的身份。[26]但是,珀西瓦尔•斯皮尔在《本廷克和印度教育》一书中坚决反对把麦考利作为印度现代教育体系的鼻祖。[27]

西方式近代教育在印度产生和确立的过程,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当然也是真实地)反映出半个多世纪里英国人对印度古老文化的态度。从最初小心翼翼地尊重保护到后来强力推行西方化改革,这一政策变化恰好伴随了英国议会和政府对印度事务控制力不断加强的历史过程。本廷克总督和麦考利是功利主义理想的实践者,在英国驻印殖民官员中,属于激进自由主义的代表。和许多同时代英国政界人物一样,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帝国意识和使命感,坚信英国的法律、语言和教育制度最适合印度人。在各自任期内,他们以文明开化者的身份和姿态面对南亚次大陆的臣民。他们的观念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英国语言文化的强烈自豪与优越,以及对印度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贬低与轻视。[28]麦考利的《印度教育备忘录》甚至宣称,印度的语言,“既不包含文学也不包含科学的信息,而且如此贫乏、粗糙,难以将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翻译过来”[29]。所以,只有英语才是最值得学习的语言。但无论是本廷克还是麦考利,两人都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公共舆论相符合。也就是说,英国人天定命运地承担着在印度充当“文明开化者”的角色,而且在道德上还充满了高尚感。

当然,殖民地印度科学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培养了为英国殖民者服务的印度阶层,又培养了殖民者的掘墓人。英国在印度大力推行西方教育,近代学校培养了大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把近代知识和资产阶级观念(功利主义、自由平等观念、个人主义等)带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为印度知识和观念上的变革准备了条件。[30]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文学和政治思想的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形成。英国统治者还进行了某些社会立法,如禁止溺婴、童婚,允许寡妇改嫁等,向封建宗法陋习挑战,并配合基督教伦理的宣传,以显示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优越性。而那些在英国人开办的教育机构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把西方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教给自己的同胞,并以此为武器,要求平等地位,结果断送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地位。的确,正是英国在印度所建立的现代教育机构,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培养了掘墓人,这一切都是英国殖民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31]

1836年,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谴责印度总督本廷克教育政策的一部分,约翰•密尔起草了一个教育函件,题为《乡土教育的新变化》(Recent Changes in Native Education),全面阐述了密尔本人的印度教育思想。

注释

[1]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4.

[2]Ibid.,p.155.

[3]H. Sharp.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I,1781—1839.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920,p.91.

[4]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3.

[5]A. Biswas and S. P. Agraw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India:A Historical Survey of Educational Documents before and after Independence . New Delhi: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1985,p.11.

[6]Percival Spear. Bentinck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38,6(1),p. 80.

[7]B. L. Blakeley & J. Collins(ed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 ,Vol. II. New York:McGraw-Hill,Inc.,1993,p.115.

[8]H. Sharp.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I,1781—1839.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920,p.126.

[9]K. A. Ballhatchet. The Home Government and Bentinck’s Educational Policy.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51,10(2),p.224.

[10]《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0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11]B. L. Blakeley & J. Collins(ed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 . Vol. II.New York:McGraw-Hill,Inc.,1993,p.118.

[12]J. Rosselli. Lord William Bentinck .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74.

[13]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49.

[14]Ibid.,pp.163-164.

[15]H. Sharp.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I,1781—1839.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920,pp.130-131.

[16]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3.

[17]19世纪印度的三种古典语言分别是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梵语和阿拉伯语主要用于宗教仪式;梵文更多承载了印度博大精深的哲学;波斯语则是上层阶级的官方和礼貌用语,颇似法语在中世纪英国的地位;而广大的印度普通百姓或低级种姓则是使用自己的方言。

[18]Percival Spear. Bentinck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38,6(1),p.96.

[19]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可参阅,Percival Spear. Bentinck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38,6(1)与K. A. Ballhatchet. The Home Government and Bentinck’s Educational Policy.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51,10(2).

[20]Percival Spear. Bentinck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38,6(1),p. 98.

[21]J. A. Richey(ed.).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 . Calcutta: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922,pp. 3-5.

[22]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7.

[23]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9.

[24]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9.

[25]1853年公司特许状再次展期时,英国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考察印度的公共教育,次年特别委员会提交报告,即著名的《伍德教育急件》,该报告成为建立英属印度公共教育制度与体系的基础。1857年,印度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分别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创立。

[26]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27]Percival Spear. Bentinck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38,6(1),pp.78-79.

[28]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29]B. L. Blakeley & J. Collins(ed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 ,Vol. II,New York:McGraw-Hill,Inc.,1993,p.115.

[30]郭家宏:《从旧帝国到新帝国:1783—1815年英帝国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5页。

[31]同上,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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