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简介资料_关于刘禹锡的故事

时间:2019-11-20  栏目:名人故事  

刘禹锡简介资料_关于刘禹锡的故事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先后与柳宗元,白居易并称“刘柳”,“刘白”,名震中唐诗坛数十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刘禹锡出身于一个以儒学传家的官徐家庭,古文经典,无所不精,擅写五、七言诗,风格清新豪丽,所写文章才情横滥,文笔优美二二十一岁中进士,次年试博学宏辞科,成绩优异被任命为太子校书.二十八岁时入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掌管文书,深受杜佑称赏、三十一岁时随杜佑入朝,升任监察御史。

805年,顺宗重用王叔文、王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进行政洽改革,前后历时一百四十六天,史称“永贞革新”。他们贬斥贪官,罢去扰民的“宫市”,革除“进奉”等弊政。并筹划削夺宦官的兵权。由于宦官先发制人,逼顺宗禅位给宪,宗,贬杀王叔文,刘禹锡等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www.guayunfan.com

刘禹锡被贬到荒远的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做了无足轻重的司马。刘禹锡因革新失败而被贬至此,风俗既异,又举目无亲,连个谈心的人也没有,但他并不因此而沮丧.他除了继续以诗文自娱,陶冶性情之外,还和当时百姓一起参与祭神闹会,学习民歌风格,为他们谱写歌辞,教他们传唱,在一系列打击之下,刘禹锡身处逆境而能泰然如故,可见其心胸之宽广坦荡,性格之坚强不屈。

刘禹锡在朗州度过了十个春秋,先后写了《百舌吟》、《聚虫文谣》、《登司马错故城》、《壮士行》等近二百篇诗文,其中有不少是具有浓烈政治倾向的佳作.他的《桃深行》诗和他亲笔题写的“桃源佳致”被当地人勒石立碑,至今犹存。

元和十年(815年),四十四岁的刘禹锡被召回长安。朝廷想起用他和柳宗元等人。刘禹锡看到,永贞革新失败以后,那些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布满朝廷,而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当时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玄都观看桃花一样。于是,以人们争赴玄都观看桃衣为题材,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以讽刺当朝权贵及其追随者,诗云:

萦陌红尘拂面来,玄都观里桃千树。

无人不道看花回,尽是刘朗去后载。

由于刘禹锡诗名甚高,所以士大夫争相传抄。引起了权负的极大不满。因此他回京只有一个月,就又被贬到更加荒远的连州(今广东省连县)任刺史去了。官是升了,但政治环境并未改善,此后的十三年间,他虽是几尽调任,但尽为远州刺史。在这段时期里,他先后写下了《摘田歌》《浪淘沙词》等著名诗篇,并将亡友柳宗元的作品搜集整理,编为《柳河东集》四十五卷。洛尽了朋友之谊。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刹史任上奉召回京。途中恰巧与因病复职回朝的白居易在扬州相遇。在酒席间白居易即席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对刘禹锡先后被贬二十三年的遭遇深表同情。最后两句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在同情之中又包含着赞美。刘禹锡读罢白诗,也产生了无限感慨,于是接过白诗话头’,挥毫写了《酬乐夭扬州初逢席上见蹭》这首名作: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诗中虽有贬滴归来恍若隔世的概叹,但更多的是表现了对世事变迁,仕宦升沉漠然置之的豁达襟怀和振作起来重新投入生活的坚韧意志。

回到长安以后,久经磨练而始终不屈的刘禹锡,不可能忘却他二次遭贬的往事。于是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游玄都观,以更加锋利的笔调写下了充满挑战色彩的绝句名篇《再游玄都观》:

百庙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令又来。

并在诗前特意加一小序,说明他写此绝句的原委,有意重提旧事,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本来,经裴度推荐,朝廷想用他为知制浩,掌管诏令的起草,可是权贵们听说了他写的诗序,大为恼火,便又改任为礼部郎中,集贤股学士,让他坐冷板凳去了。

大和五年(831年),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政声颇佳,与先后任过该州刺史的白居易、韦应物被人共称为“三贤”。以后又历任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直到六十五岁,才因患足疾,被召回京城,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又加授检校礼部尚书。会昌二年(842年)病逝,时年七十一岁。白居易将他的诗文加以整理,编为‘刘宾客集》。

刘禹锡为人正直,在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主张以法治国,限制豪强势力。在文学上反对浮华而尚实用,主张文学作品必须反映现实,他的诗注意向民歌学习,从民歌中吸取养料,虽为文人诗却质朴自然,刚健清新,所以在唐代和后都有重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不仅是一位名冠一时的诗豪,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和思想家.他的哲学著作《天论》有力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和“天人感应”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