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简介_关于董仲舒的资料

董仲舒简介_关于董仲舒的资料

在一家私学讲堂上，学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其先生的教诲。但此时你若环顾四周，只能闻先生之声，无法目睹先生之人。因为大堂前悬挂着一幅宽大的帷慢，业已将先生与学生隔开。以此种奇特的教授方式，使许多跟随他从学多年的弟子，均未能有幸目睹过其尊容的人，即为汉代群儒之首、声名卓著的大学者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公元前179年出生于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一个田连吁陌、牛马成群、家有大量藏书的大地主家庭。自幼年起，董仲舒即以刻苦研读为乐，其专注的程度已达到“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的境地。青年时节，在博览先秦诸子著书的基础上，深究《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成为该领域中的著名学者。与此同时，广授门徒，“下帷讲诵”。时人称之为“汉代孔子”，后被汉景帝任用为博士。

中年时节，为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活动时期。此期之初正逢汉武帝刘彻继位，为寻求巩固王朝之策，命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以备咨询之际。在数百名被举荐者中，汉武帝就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国家政术和天人感应三个问题，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的单问。

在对应之中，董仲舒就他对天人感应、神权和君权的关系的理解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大建议。”因对策所产生的影响，随即被派往江都易王处为相。为政期间，因借火灾隐喻武帝之事，被免职。后于公元前125年又至胶西王刘端处为相，四年后，以有病为由，辞官居家。

辞官后，董仲舒继以埋头读书、著述，诸事不问。“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以修学著书为事”。但董仲舒作为长期活动在政坛上的思想家，居家之后仍十分关注朝廷大事。朝廷如有大议，也常遣专使访其家询之.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卒，葬于京师长安郊。汉武帝曾途经于此，特下马致意。于此，董仲舒的墓地又被喻为“下马陵”.董仲舒的一生著述甚多，后人将其遗文编辑成册，以《春秋繁露》为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作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在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方面所作的努力，不但对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继承了孔子“民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进而提出要建立一个“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优”的理想社会。以此为基点，他在政治、思想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他认为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不断巩固，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根本。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文化思想上的统一问题。这就是他积极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在他看来，这也是进行政治大一统的前提。

他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为使一统得以实现，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达到政施统一，法度明晰，民之所向。为使政治上的统一与思想上的统一能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他还借助神化的方式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大肆渲染。他认为，君主之所以应具有崇高的绝对权威，是因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于此，君主理所当然地应“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针对西汉中期“富者田连肝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现状的日益发展，他主张应从“限民名田”的方式来“塞兼并之路”。为调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矛盾，他提出应用“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促使百姓逐渐富足的方法，来调整日益激化的经济矛盾。在经济政策上，他认为应以薄赋税、省摇役、宽民力的方法，来消除秦以来官逼民反现状的再现。

在盐铁经营的所属问题上，他坚持主张盐铁归民的政策。直至生命将近之期，他还不断地上奏，向朝廷一再申明该项政策对维护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董仲舒的这些主张，尽管在当时无法变成现实，但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十分明显的。

董仲舒的“德政”思想

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不出二世即被迅速推翻的历史教训，董仲舒在孔孟德政的基础上，积极主张为政者应实施“德政”。为此，他从唯心主义人性论角度出发，根据“天意”创造出一套“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这就是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根据和由来。在董仲舒看来，这些都是由于天“贵阳而贱阴”、“亲阳而疏阴”的意志决定的。在君臣关系上，董仲舒认为，臣子必须要绝对顺从于君，并要把此作为臣子必须遵守的铁的法则。这种认识与先秦儒家认为君臣应是互相尊重看法相比，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倒退。

但对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要求来讲，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在父子关系上，董仲舒实际上实在利用现存的族权和血缘关系来为封建统治者服舒，只不过是把孔子孝佛的思想加以神化而已。在夫妻关系上，用夫为妻纲来剥夺女子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同样是从强化宗法制度的角度来为封建统治服务。

董仲舒在宣扬“三纲”的同时，还提出“五常之道”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防止社会动荡的“堤防”。他在回答汉武帝的对策时说:“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伤也。”

在对策中，他极力劝说汉武帝要用五常之道，对被统治者进行教化，以防止他们为追求利益艇而走险，危及王道的统治。为此，董仲舒的“五常之道”的实质为:”仁”就是要求君者爱民;“义”就是要求被统治者要自觉地安于被统治和奴役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又进一步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礼”就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必须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以“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智”就是要求人民的才能和智慧都要按统治阶级的要求进行发挥，因此，必须用“仁”对“智”加以控制。“信”，即要求被统治者对统治者要忠心事之。

后人对董仲舒的评价

纵观董仲舒的基本思想，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讲，其作用是双重的。从维护封建的统治关系、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上，其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这也就是历史上许多贤良之士对其大加赞赏的原因。如西汉司马迁，宋代的司马光、朱熹等人均对其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元代统治者也把他请人圣庙。但从历史进一步发展的角度讲，由于其神秘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对人们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制约性，以及“三纲五常”对历史进二步发展所产生的反动作用来看，其负面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