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国本之争事件_晚明廷争及东林党难

时间:2018-07-04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59 次

万历国本之争事件_晚明廷争及东林党难

明神宗拒立太子引发廷争

明(都北京,位于今北京市区)朝中后期的皇帝多是早立太子,且新立太子多为幼儿:明英宗时年二岁,明宪宗时年二岁,明孝宗时年五岁,明武宗时年二岁,明神宗时年六岁。皇帝同大臣议立太子,优先从皇后生的嫡子中依年序确定,如皇后不生,再从宫妃所生皇子中按年序考虑。这一原则被君臣视为“成宪”。明神宗朱翊钧皇后王氏不生孩子。宫女王氏为明神宗生下长子朱常洛,之后,淑嫔(后妃名号)郑氏生下皇子朱常洵。按照立长为嗣的惯例,明神宗应将庶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可他偏爱郑淑嫔,意欲将朱常洵立为太子而又难以启齿,索性闭口不谈立太子之事。对此,朝廷大臣深为不安,多次上书谏诤,这一事件史称“争国本”。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第一宰相)申时行建议将朱常洛立为太子。明神宗推说常洛体弱,等二三年再说。

万历十八年(1590年),吏部尚书(朝廷主管官吏任免的部门长官)宋槊、礼部尚书(朝廷主管礼仪、教育的部门长官)于慎行率群臣联名上书请立太子。明神宗十分厌恶,下令扣发宋槊等人的薪俸,为此申时行称病不再上朝。明神宗只好采用缓兵之计,答应明年立太子,但又威胁群臣“无复奏扰”。第二年,明神宗依然没有册立太子,申时行辞职退休。(www.guayunfan.com)

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天,礼科都给事中(朝廷主管礼仪、教育部门监察主官)李献可上书称皇长子已经十一岁,请求对他施行儒学教育。此后,给事中(侍从皇帝、接收奏书、协助处理监察事务)孟养浩上书请立太子。明神宗极为不快,下令打孟养浩一百大板,并将孟养浩、李献可撤职。首辅王家屏极为忧愤,称病不上朝,请求退休。宋神宗大为恼火,指责王家屏“希名托疾”,要挟皇帝,将他罢官。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春天,首辅王锡爵极力奏请立太子,明神宗以皇后有可能生子加以推辞。王锡爵辞职回乡。五月,明神宗诏令众臣“无拘资品”推举大臣。吏部文选郎中(吏部内设机构长官)顾宪成同吏部尚书陈有年商量,推举王家屏等人。明神宗大为气愤,指斥他们不应当擅自提名王家屏,下令将顾宪成撤职为民。之后,陈有年辞职回乡。

顾宪成复兴东林书院

顾宪成罢官回到其故乡无锡(位于今江苏省无锡市)后,潜心研究儒学。顾宪成之弟礼部主事(礼部文秘官)顾允成亦因“争国本”被贬为光州(治所位于今河南省光山县)判官(主管粮运,缉捕等)而辞职回乡。顾宪成意欲办学。常州(治所位于今江苏省常州市)知府(行政长官)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出资赞助。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兄弟将宋代学者杨时当年在无锡兴建的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邀请辞官归里的同乡文友高攀龙以及罢官回其故乡武进(位于今江苏省武进市)的钱一本、薛敷教等人,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学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

顾宪成认为,有识之士退出官场后还应当关心国事。他为东林书院撰写一副门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讲学之余,“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明·黄宗羲《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白寿彝等主编《文史英华·东林学案》)。罢官闲居的原吏部尚书孙丕扬、原吏科给事中邹元标、原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等人也常来东林书院讲学。某些在职官员仰慕他们的风范,“多遥相应和”。一些被贬退的官员和失意文人“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由此,东林书院名声大震,同时也招致某些人的忌恨。

东林书院介入朝政纷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顾宪成致信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宰相)叶向高,指责有的辅政大臣遇事模棱两可、忠奸是非不分。之后,朝廷起任顾宪成为南京(明故都,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光禄少卿(主管皇宫膳食事务副长官,南京此职为名誉职务),顾宪成辞而未受。此间,顾宪成与总督漕运(主管各地征粮运往京都)、凤阳(治所位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巡抚(行政长官)李三才交往密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工部主事(朝廷主管百工建造部门文秘官)邵辅忠弹劾李三才结党,工科给事中(朝廷主管百工建造部门监察官)马从龙等人为李三才辩解,双方争论激烈。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称李三才廉洁勤政,有古代儒士的遗风。

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三才被免官。给事中朱一桂、御史(最高监察机关官员)徐兆魁上书弹劾顾宪成,称其“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又称吏部尚书孙丕扬、御史汤兆京等人“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

光禄丞(管理宫廷膳食等事务)吴炯上书为顾宪成讲公道话,认为他写信为李三才说情固然不合适,但不应因此受到诬陷,更不能使天下讲学的人以此为戒以致绝口不提孔孟之道,从而使国家正气受到损害。

明神宗对朱一桂、徐兆魁和吴炯的奏书均搁置不问。

万历四十年(1612年),顾宪成因病去世,由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高攀龙等人坚持在讲授儒学的同时评论时政。朝廷围绕东林书院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不休,愈演愈烈。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御史刘廷元弹劾光禄寺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等事务副长官)于玉立“依附东林,风波翻覆。”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奏称:“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倡于顾宪成。”影射叶向高支持顾宪成。叶向高上书加以反驳。第二年,叶向高获准退休,李三才被革除官籍。

魏忠贤乱政受到正直官员抵制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太子(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立)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也去世。明光宗长子时年十六岁的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明熹宗之母王才人已去世。明熹宗将其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任命曾为其母管理膳食并侍奉他玩耍的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代皇帝批阅奏书)兼管东厂(负责侍卫、侦缉、刑狱的机构)。魏忠贤勾结大学士沈螫,排斥辅政大学士刘一燝和吏部尚书周嘉谟,控制朝政,周、刘二人先后被迫退休。

天启三年(1623年),兵部尚书(朝廷主管军事的部门长官)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刘之凤和汪泗论等人先后上书,对魏忠贤在后宫操练宦官提出异议。明熹宗对他们的忠谏听不进去。由此,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刑科给事中(朝廷主管刑狱部门监察官)傅櫆勾结魏忠贤外甥傅应星上书奏告佥都御史(相当最高监察机关副长官)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与中书(抄写诏书的官员)汪文言结党。汪文言被捕入狱。左光斗、魏大中上书申辩。叶向高时已复任大学士,声称汪文言是他推荐任用的,为此请求辞职。不久,汪文言获释,被革职为民。

六月,左副都御史(最高监察机关副长官)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称其“亲乱贼而仇忠义”,专擅朝政,请求给他治罪。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之后,魏大中等人亦上书弹劾魏忠贤不法。接着,左光斗拟好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死罪的奏书,未及上奏被魏忠贤党羽获悉。魏忠贤随即假传明熹宗诏令,以“无人臣礼”的罪名下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罢官。

工部郎中(工部内设机构长官)万燝弹劾魏忠贤乱政,被魏忠贤党羽活活打死。叶向高深为未能救下万燝而惭愧,愤然辞职回乡。

此前,高攀龙已受明熹宗之召任左都御史(最高监察机关长官)。当初,御史崔呈秀依附李三才欲与东林学士为伍,东林学士以其贪赃拒而未纳。此时,高攀龙揭发崔呈秀贪污罪状。吏部尚书赵南星建议将崔呈秀流放边疆服苦役,明熹宗下令先将他革职待处理。崔呈秀闻讯连夜叩拜魏忠贤,请求做他养子,称高攀龙、赵南星是东林党,“挟私排陷”。魏忠贤正想寻找打手回击朝廷百官对他的攻击,对崔呈秀“恨相见晚,遂用为腹心”。不久,明熹宗下令将高攀龙、赵南星罢官,复任崔呈秀为御史。高攀龙罢官后重返东林书院。

正直之士被指称为东林党惨遭迫害

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大理丞(最高审判机关官员)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魏忠贤随即下令重新逮捕汪文言,严加审讯,胁迫他诬告杨涟等人收受原辽东(治所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经略(军事长官)熊廷弼的贿赂。当初,熊廷弼因抗击清[1]军战败入狱,论罪要被处死。熊廷弼曾要汪文言帮他向朝廷大臣行贿,以求从轻处治,之后又反悔,没有让汪文言替他行贿。魏忠贤未能收到熊廷弼的贿赂大为恼恨。汪文言被毒打致死拒绝诬告。锦衣卫指挥(主管侍卫、缉捕、刑狱)许显纯同魏忠贤计议,只有认定杨涟等人收受熊廷弼贿赂,才好给他们治罪。于是,许显纯指使人伪造杨涟等人供词,诬称杨涟贪赃二万、左光斗贪赃二万、魏大中贪赃三千。

七月,魏忠贤下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逮捕入狱。狱吏对杨涟等人严刑拷打,打得他们皮开肉绽,血肉淋漓。杨涟等人宁死不屈。

八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先后被害死在狱中,熊廷弼被押往闹市斩首。当月,明熹宗采纳御史张讷的提议,下令毁坏东林书院及全国各地的书院。东林书院被夷为平地,“片瓦寸椽不存”,院内树木也被砍伐一空。(参阅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东林书院》)

九月,礼部郎中顾大章被诬接受熊廷弼贿赂,不屈而死。当年冬天,赵南星被流放代州(位于今山西省代县)迫害致死。

十一月,崔呈秀升任工部右侍郎(工部副长官)。崔呈秀与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等人向魏忠贤献《天鉴录》,把叶向高、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列为东林党;把徐大化、崔呈秀、李鲁生等人列为“真心为国、不附东林”的忠臣。接着,崔呈秀等人又编造《同志录》、《点将录》,“凡海内君子,不论有无干涉,一切指为东林党人”(黄宗羲《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共列出东林党人一百多名。

天启六年(1626年),御史周宗建因弹劾魏忠贤与客氏乱政被捕入狱,受迫害致死。左谕德(辅导规谏太子)缪昌期因为杨涟草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奏书被捕入狱,许显纯令人将其害死。

织造中官(主管纺织的宦官)李实诬告苏州等十府巡抚(代表朝廷临时巡事)周起元贪赃、吏部文选员外郎(吏部内设机构副长官)周顺昌为之窝赃。去年,魏大中被捕时,周顺昌正在其故乡吴县(治所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休假。周顺昌为魏大中饯行,将其女儿许配给魏大中之孙,并当众辱骂魏忠贤。魏忠贤为之忌恨在心。接到李实的诬告后,魏忠贤下令将周起元和周顺昌逮捕。周顺昌、周起元随即被害死在狱中。

崔呈秀在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书中,故意把高攀龙的名字放在其中。由此,高攀龙被传令逮捕。那天早晨,高攀龙拜谒宋代大儒杨龟山(即杨时)祠堂后,同弟子在后园池边饮酒。有人走过来出示逮捕他的公文。高攀龙淡然一笑,对身旁的弟子说:“我早已做好准备,视死如归,今天,我要归去了!”他转身进屋和夫人道别,仪态和平时一样从容。之后,他提笔留言,穿戴好衣帽,投自家水池自尽。

御史李应昇曾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六件事,魏忠贤下令将其逮捕入狱,拷打致死。临终前,李应昇给其儿子遗诗一首:“白云渺渺迷归梦,春草凄凄泣路歧。寄与儿曹焚笔砚,好将犁犊听黄鹂。”

之后,御史黄尊素也因弹劾魏忠贤而被捕入狱、毒打致死。临终之前,黄尊素在狱中赋诗一首:“正气常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十年世事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麟凤途穹悲此际,燕莺声集值今秋。钱塘有浪胥门泪,谁取忠魂泣属镂。”(上海辞书出版社《正气诗歌辞典》)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去世,其弟朱由检继位,史称庄烈帝(崇祯帝)。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乱政祸国受到弹劾。崇祯帝下令将魏忠贤、崔呈秀等人罢官。魏忠贤、崔呈秀相继畏罪自杀。

崇祯元年(1628年),翰林院编修(编史官员)倪元璐上书称:“东林则亦天子之才薮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标,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此之谓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则不可。”“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臣所谓正气未伸也。”崇祯帝没有接收他的奏书。接着,倪元璐再次上书,驳斥御史杨维垣攻击其奏书偏激,更为明确地指出:“东林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外,如顾宪成、赵南星、冯从吾、陈大受、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学、真骨力、真气节、真清操、真吏治,岂有所矫激假借而然?”崇祯帝认为倪元璐说得有道理。

东林党难余波

当初,魏忠贤派人去苏州逮捕周顺昌时,激起当地几万民众强烈义愤。执行逮捕令的狱吏当场被打死一人,打伤数人。事后,魏忠贤下令处死带头拒捕的平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魏忠贤畏罪自杀后,人们捣毁苏州官府为他建造的生祠,在其废基上修建颜佩韦等五人墓。

崇祯二年(1629年)[2],太仓(位于今江苏省太仓市)名士张溥与其同乡同学张采邀集同郡名士复兴古学,将他们的社团取名为“复社”。张溥追怀颜佩韦等五人,以“复社”的名义撰写《五人墓碑记》。

在《五人墓碑记》中,张溥写道:“五人当刑也,意气扬扬。”“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他在这篇碑记中表明:“予与同社诸君子。”“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冯涛等主编《千古传世美文》,杜晓勤等编注《元明卷》)此后,《五人墓碑记》以鞭笞奸邪、弘扬正气广为人们传诵,复社由此亦声名远扬。

崇祯四年(1631年),张溥赴京应试,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朝廷实习官员)。不久,他以“葬亲”请假回乡,不再外出做官,专心结社讲学。四方名士纷纷投到张溥门下,加入复社,致使复社的名声震动朝廷。一些复社文人自称继承东林党人的遗风,引起执政大官的憎恶。

当初,张溥的同乡、监生(享有朝廷主办太学学籍的书生)陆文声与张采关系不好,请求加入复社没有被批准。后来,陆文声上书朝廷,诬告张溥、张采领头“倡复社,乱天下”。大学士温体仁随即下令有关部门对复社立案调查。提学御史(派往地方巡视学政的最高监察机关官员)倪元珙、兵备参议(派往地方参议军事的文官)冯元飏、太仓知州(行政长官)周仲连等人上书奏称“复社无可罪”,三人均被罢免职务。崇祯帝下令对复社案严加审查。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溥因病去世,复社案仍未了结。刑部侍郎(刑部副长官)蔡奕琛因事入狱,他不知道张溥已死,上书诬告张溥“遥握朝柄”、张采“结党乱政”,称他之所以犯罪是由张溥引起的。崇祯帝竟下令要张溥、张采就蔡奕琛的指控作出交代。

张采此前已离开复社,时任临川(治所位于今江西省临川市)知州。他上书奏称:“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励,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崇祯帝看了张采奏书后方知张溥并无罪过。

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一次宴会上,崇祯帝询问张溥、张采的为人,大学士周延儒答称二张为“读书好秀才”。于是,崇祯帝下令撤销复社一案。

《明史》卷二百十七《王家屏传》

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

卷二百二十四《陈有年传》、《孙丕扬传》

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传》

卷二百四十三《赵南星传》、《高攀龙传》

卷二百四十四《杨涟传》、《左光斗传》

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卷二百八十八《张溥传》

卷三百五《魏忠贤传》

卷三百六《崔呈秀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东林党议》

卷六十七《争国本》

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

【简评】

《明史》作者张廷玉认为:“宪成诸人,清节姱修,为士林标准”。“名高速谤,气盛招尤,物议横生,党祸继作,乃至众射之的,咸指东林。”(《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明代学者黄宗羲(黄尊素之子)认为:“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注释】

[1]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国号大金,定都赫图阿拉(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史称后金。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朝灭亡,清定都北京(位于今北京市区)。

[2]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复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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