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国本之争事件_晚明廷争及东林党难

万历国本之争事件_晚明廷争及东林党难

明神宗拒立太子引发廷争

明（都北京，位于今北京市区）朝中后期的皇帝多是早立太子，且新立太子多为幼儿：明英宗时年二岁，明宪宗时年二岁，明孝宗时年五岁，明武宗时年二岁，明神宗时年六岁。皇帝同大臣议立太子，优先从皇后生的嫡子中依年序确定，如皇后不生，再从宫妃所生皇子中按年序考虑。这一原则被君臣视为“成宪”。明神宗朱翊钧皇后王氏不生孩子。宫女王氏为明神宗生下长子朱常洛，之后，淑嫔（后妃名号）郑氏生下皇子朱常洵。按照立长为嗣的惯例，明神宗应将庶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可他偏爱郑淑嫔，意欲将朱常洵立为太子而又难以启齿，索性闭口不谈立太子之事。对此，朝廷大臣深为不安，多次上书谏诤，这一事件史称“争国本”。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第一宰相）申时行建议将朱常洛立为太子。明神宗推说常洛体弱，等二三年再说。

万历十八年（1590年），吏部尚书（朝廷主管官吏任免的部门长官）宋槊、礼部尚书（朝廷主管礼仪、教育的部门长官）于慎行率群臣联名上书请立太子。明神宗十分厌恶，下令扣发宋槊等人的薪俸，为此申时行称病不再上朝。明神宗只好采用缓兵之计，答应明年立太子，但又威胁群臣“无复奏扰”。第二年，明神宗依然没有册立太子，申时行辞职退休。(www.guayunfan.com)

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天，礼科都给事中（朝廷主管礼仪、教育部门监察主官）李献可上书称皇长子已经十一岁，请求对他施行儒学教育。此后，给事中（侍从皇帝、接收奏书、协助处理监察事务）孟养浩上书请立太子。明神宗极为不快，下令打孟养浩一百大板，并将孟养浩、李献可撤职。首辅王家屏极为忧愤，称病不上朝，请求退休。宋神宗大为恼火，指责王家屏“希名托疾”，要挟皇帝，将他罢官。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春天，首辅王锡爵极力奏请立太子，明神宗以皇后有可能生子加以推辞。王锡爵辞职回乡。五月，明神宗诏令众臣“无拘资品”推举大臣。吏部文选郎中（吏部内设机构长官）顾宪成同吏部尚书陈有年商量，推举王家屏等人。明神宗大为气愤，指斥他们不应当擅自提名王家屏，下令将顾宪成撤职为民。之后，陈有年辞职回乡。

顾宪成复兴东林书院

顾宪成罢官回到其故乡无锡（位于今江苏省无锡市）后，潜心研究儒学。顾宪成之弟礼部主事（礼部文秘官）顾允成亦因“争国本”被贬为光州（治所位于今河南省光山县）判官（主管粮运，缉捕等）而辞职回乡。顾宪成意欲办学。常州（治所位于今江苏省常州市）知府（行政长官）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出资赞助。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兄弟将宋代学者杨时当年在无锡兴建的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邀请辞官归里的同乡文友高攀龙以及罢官回其故乡武进（位于今江苏省武进市）的钱一本、薛敷教等人，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学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

顾宪成认为，有识之士退出官场后还应当关心国事。他为东林书院撰写一副门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讲学之余，“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明·黄宗羲《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白寿彝等主编《文史英华·东林学案》）。罢官闲居的原吏部尚书孙丕扬、原吏科给事中邹元标、原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等人也常来东林书院讲学。某些在职官员仰慕他们的风范，“多遥相应和”。一些被贬退的官员和失意文人“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由此，东林书院名声大震，同时也招致某些人的忌恨。

东林书院介入朝政纷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顾宪成致信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宰相）叶向高，指责有的辅政大臣遇事模棱两可、忠奸是非不分。之后，朝廷起任顾宪成为南京（明故都，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光禄少卿（主管皇宫膳食事务副长官，南京此职为名誉职务），顾宪成辞而未受。此间，顾宪成与总督漕运（主管各地征粮运往京都）、凤阳（治所位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巡抚（行政长官）李三才交往密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工部主事（朝廷主管百工建造部门文秘官）邵辅忠弹劾李三才结党，工科给事中（朝廷主管百工建造部门监察官）马从龙等人为李三才辩解，双方争论激烈。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称李三才廉洁勤政，有古代儒士的遗风。

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三才被免官。给事中朱一桂、御史（最高监察机关官员）徐兆魁上书弹劾顾宪成，称其“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又称吏部尚书孙丕扬、御史汤兆京等人“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

光禄丞（管理宫廷膳食等事务）吴炯上书为顾宪成讲公道话，认为他写信为李三才说情固然不合适，但不应因此受到诬陷，更不能使天下讲学的人以此为戒以致绝口不提孔孟之道，从而使国家正气受到损害。

明神宗对朱一桂、徐兆魁和吴炯的奏书均搁置不问。

万历四十年（1612年），顾宪成因病去世，由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高攀龙等人坚持在讲授儒学的同时评论时政。朝廷围绕东林书院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不休，愈演愈烈。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御史刘廷元弹劾光禄寺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等事务副长官）于玉立“依附东林，风波翻覆。”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奏称：“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倡于顾宪成。”影射叶向高支持顾宪成。叶向高上书加以反驳。第二年，叶向高获准退休，李三才被革除官籍。

魏忠贤乱政受到正直官员抵制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太子（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立）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也去世。明光宗长子时年十六岁的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明熹宗之母王才人已去世。明熹宗将其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任命曾为其母管理膳食并侍奉他玩耍的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代皇帝批阅奏书）兼管东厂（负责侍卫、侦缉、刑狱的机构）。魏忠贤勾结大学士沈螫，排斥辅政大学士刘一燝和吏部尚书周嘉谟，控制朝政，周、刘二人先后被迫退休。

天启三年（1623年），兵部尚书（朝廷主管军事的部门长官）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刘之凤和汪泗论等人先后上书，对魏忠贤在后宫操练宦官提出异议。明熹宗对他们的忠谏听不进去。由此，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刑科给事中（朝廷主管刑狱部门监察官）傅櫆勾结魏忠贤外甥傅应星上书奏告佥都御史（相当最高监察机关副长官）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与中书（抄写诏书的官员）汪文言结党。汪文言被捕入狱。左光斗、魏大中上书申辩。叶向高时已复任大学士，声称汪文言是他推荐任用的，为此请求辞职。不久，汪文言获释，被革职为民。

六月，左副都御史（最高监察机关副长官）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称其“亲乱贼而仇忠义”，专擅朝政，请求给他治罪。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之后，魏大中等人亦上书弹劾魏忠贤不法。接着，左光斗拟好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死罪的奏书，未及上奏被魏忠贤党羽获悉。魏忠贤随即假传明熹宗诏令，以“无人臣礼”的罪名下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罢官。

工部郎中（工部内设机构长官）万燝弹劾魏忠贤乱政，被魏忠贤党羽活活打死。叶向高深为未能救下万燝而惭愧，愤然辞职回乡。

此前，高攀龙已受明熹宗之召任左都御史（最高监察机关长官）。当初，御史崔呈秀依附李三才欲与东林学士为伍，东林学士以其贪赃拒而未纳。此时，高攀龙揭发崔呈秀贪污罪状。吏部尚书赵南星建议将崔呈秀流放边疆服苦役，明熹宗下令先将他革职待处理。崔呈秀闻讯连夜叩拜魏忠贤，请求做他养子，称高攀龙、赵南星是东林党，“挟私排陷”。魏忠贤正想寻找打手回击朝廷百官对他的攻击，对崔呈秀“恨相见晚，遂用为腹心”。不久，明熹宗下令将高攀龙、赵南星罢官，复任崔呈秀为御史。高攀龙罢官后重返东林书院。

正直之士被指称为东林党惨遭迫害

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大理丞（最高审判机关官员）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魏忠贤随即下令重新逮捕汪文言，严加审讯，胁迫他诬告杨涟等人收受原辽东（治所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经略（军事长官）熊廷弼的贿赂。当初，熊廷弼因抗击清[1]军战败入狱，论罪要被处死。熊廷弼曾要汪文言帮他向朝廷大臣行贿，以求从轻处治，之后又反悔，没有让汪文言替他行贿。魏忠贤未能收到熊廷弼的贿赂大为恼恨。汪文言被毒打致死拒绝诬告。锦衣卫指挥（主管侍卫、缉捕、刑狱）许显纯同魏忠贤计议，只有认定杨涟等人收受熊廷弼贿赂，才好给他们治罪。于是，许显纯指使人伪造杨涟等人供词，诬称杨涟贪赃二万、左光斗贪赃二万、魏大中贪赃三千。

七月，魏忠贤下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逮捕入狱。狱吏对杨涟等人严刑拷打，打得他们皮开肉绽，血肉淋漓。杨涟等人宁死不屈。

八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先后被害死在狱中，熊廷弼被押往闹市斩首。当月，明熹宗采纳御史张讷的提议，下令毁坏东林书院及全国各地的书院。东林书院被夷为平地，“片瓦寸椽不存”，院内树木也被砍伐一空。（参阅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东林书院》）

九月，礼部郎中顾大章被诬接受熊廷弼贿赂，不屈而死。当年冬天，赵南星被流放代州（位于今山西省代县）迫害致死。

十一月，崔呈秀升任工部右侍郎（工部副长官）。崔呈秀与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等人向魏忠贤献《天鉴录》，把叶向高、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列为东林党；把徐大化、崔呈秀、李鲁生等人列为“真心为国、不附东林”的忠臣。接着，崔呈秀等人又编造《同志录》、《点将录》，“凡海内君子，不论有无干涉，一切指为东林党人”（黄宗羲《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共列出东林党人一百多名。

天启六年（1626年），御史周宗建因弹劾魏忠贤与客氏乱政被捕入狱，受迫害致死。左谕德（辅导规谏太子）缪昌期因为杨涟草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奏书被捕入狱，许显纯令人将其害死。

织造中官（主管纺织的宦官）李实诬告苏州等十府巡抚（代表朝廷临时巡事）周起元贪赃、吏部文选员外郎（吏部内设机构副长官）周顺昌为之窝赃。去年，魏大中被捕时，周顺昌正在其故乡吴县（治所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休假。周顺昌为魏大中饯行，将其女儿许配给魏大中之孙，并当众辱骂魏忠贤。魏忠贤为之忌恨在心。接到李实的诬告后，魏忠贤下令将周起元和周顺昌逮捕。周顺昌、周起元随即被害死在狱中。

崔呈秀在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书中，故意把高攀龙的名字放在其中。由此，高攀龙被传令逮捕。那天早晨，高攀龙拜谒宋代大儒杨龟山（即杨时）祠堂后，同弟子在后园池边饮酒。有人走过来出示逮捕他的公文。高攀龙淡然一笑，对身旁的弟子说：“我早已做好准备，视死如归，今天，我要归去了！”他转身进屋和夫人道别，仪态和平时一样从容。之后，他提笔留言，穿戴好衣帽，投自家水池自尽。

御史李应昇曾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六件事，魏忠贤下令将其逮捕入狱，拷打致死。临终前，李应昇给其儿子遗诗一首：“白云渺渺迷归梦，春草凄凄泣路歧。寄与儿曹焚笔砚，好将犁犊听黄鹂。”

之后，御史黄尊素也因弹劾魏忠贤而被捕入狱、毒打致死。临终之前，黄尊素在狱中赋诗一首：“正气常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十年世事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麟凤途穹悲此际，燕莺声集值今秋。钱塘有浪胥门泪，谁取忠魂泣属镂。”（上海辞书出版社《正气诗歌辞典》）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去世，其弟朱由检继位，史称庄烈帝（崇祯帝）。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乱政祸国受到弹劾。崇祯帝下令将魏忠贤、崔呈秀等人罢官。魏忠贤、崔呈秀相继畏罪自杀。

崇祯元年（1628年），翰林院编修（编史官员）倪元璐上书称：“东林则亦天子之才薮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标，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此之谓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则不可。”“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臣所谓正气未伸也。”崇祯帝没有接收他的奏书。接着，倪元璐再次上书，驳斥御史杨维垣攻击其奏书偏激，更为明确地指出：“东林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外，如顾宪成、赵南星、冯从吾、陈大受、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学、真骨力、真气节、真清操、真吏治，岂有所矫激假借而然？”崇祯帝认为倪元璐说得有道理。

东林党难余波

当初，魏忠贤派人去苏州逮捕周顺昌时，激起当地几万民众强烈义愤。执行逮捕令的狱吏当场被打死一人，打伤数人。事后，魏忠贤下令处死带头拒捕的平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魏忠贤畏罪自杀后，人们捣毁苏州官府为他建造的生祠，在其废基上修建颜佩韦等五人墓。

崇祯二年（1629年）[2]，太仓（位于今江苏省太仓市）名士张溥与其同乡同学张采邀集同郡名士复兴古学，将他们的社团取名为“复社”。张溥追怀颜佩韦等五人，以“复社”的名义撰写《五人墓碑记》。

在《五人墓碑记》中，张溥写道：“五人当刑也，意气扬扬。”“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他在这篇碑记中表明：“予与同社诸君子。”“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冯涛等主编《千古传世美文》，杜晓勤等编注《元明卷》）此后，《五人墓碑记》以鞭笞奸邪、弘扬正气广为人们传诵，复社由此亦声名远扬。

崇祯四年（1631年），张溥赴京应试，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朝廷实习官员）。不久，他以“葬亲”请假回乡，不再外出做官，专心结社讲学。四方名士纷纷投到张溥门下，加入复社，致使复社的名声震动朝廷。一些复社文人自称继承东林党人的遗风，引起执政大官的憎恶。

当初，张溥的同乡、监生（享有朝廷主办太学学籍的书生）陆文声与张采关系不好，请求加入复社没有被批准。后来，陆文声上书朝廷，诬告张溥、张采领头“倡复社，乱天下”。大学士温体仁随即下令有关部门对复社立案调查。提学御史（派往地方巡视学政的最高监察机关官员）倪元珙、兵备参议（派往地方参议军事的文官）冯元飏、太仓知州（行政长官）周仲连等人上书奏称“复社无可罪”，三人均被罢免职务。崇祯帝下令对复社案严加审查。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溥因病去世，复社案仍未了结。刑部侍郎（刑部副长官）蔡奕琛因事入狱，他不知道张溥已死，上书诬告张溥“遥握朝柄”、张采“结党乱政”，称他之所以犯罪是由张溥引起的。崇祯帝竟下令要张溥、张采就蔡奕琛的指控作出交代。

张采此前已离开复社，时任临川（治所位于今江西省临川市）知州。他上书奏称：“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励，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崇祯帝看了张采奏书后方知张溥并无罪过。

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一次宴会上，崇祯帝询问张溥、张采的为人，大学士周延儒答称二张为“读书好秀才”。于是，崇祯帝下令撤销复社一案。

《明史》卷二百十七《王家屏传》

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

卷二百二十四《陈有年传》、《孙丕扬传》

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传》

卷二百四十三《赵南星传》、《高攀龙传》

卷二百四十四《杨涟传》、《左光斗传》

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卷二百八十八《张溥传》

卷三百五《魏忠贤传》

卷三百六《崔呈秀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东林党议》

卷六十七《争国本》

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

【简评】

《明史》作者张廷玉认为：“宪成诸人，清节姱修，为士林标准”。“名高速谤，气盛招尤，物议横生，党祸继作，乃至众射之的，咸指东林。”（《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明代学者黄宗羲（黄尊素之子）认为：“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注释】

[1]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国号大金，定都赫图阿拉（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史称后金。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朝灭亡，清定都北京（位于今北京市区）。

[2]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复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