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简介资料_司马光退著《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简介资料_司马光退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都开封，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陕州夏县（位于今山西省夏县）人。七岁那年，他出门听人讲解《左氏春秋》，回家后讲给家人听。从此，他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书。他精通诸子百家之说，崇尚儒学，不信佛教和道教，认为其言荒诞，杜绝在著述中引用。

北宋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被授予奉礼郎（虚职文官），接着出任苏州（治所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市）判官（相当于行政副长官）。后来，他在地方和朝廷多处任职。

宋英宗在位期间（1063年—1067年），司马光由知谏院（主管议论朝政得失）改任龙图阁直学士（皇帝侍从顾问）。他有感于历代史书卷帙浩繁，皇帝无法通览，编撰《通志》八卷，进献宋英宗。宋英宗看后十分高兴，下令设置专门机构继续编写《通志》。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升任翰林兼侍读学士（负责草拟重要诏书兼皇帝学术顾问）。宋神宗对《通志》一书极为重视，将其改名为《资治通鉴》，并为该书写了序。(www.guayunfan.com)

直抒己见，与王安石交锋

熙宁元年（1068年）十一月，宋神宗因“国用不足”召集学士议论对策。司马光建议：“节省国用开支，从大臣开始做起。”翰林学士王安石则认为：“国家财力不足，是因为没有任用善于理财的人。只要善于理财，不增加民众的税赋照样能使国家财力充足。”司马光反驳说：“哪有这个道理？每年民众创造的财富是一定的，分配给民众和国家的比例也是一定的，国家得的多，民众必然就得的少。如果想从民众那里夺取财富，危害性比增加税赋还要严重！”宋神宗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接受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建议，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让他主持变法。不久，王安石推行青苗法[1]，试行免役法[2]。新法推行后，“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许多大臣为之不满，对新法提出批评意见。司马光亦多次上书宋神宗，陈述新法的危害，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他又几次给王安石写信，加以劝阻。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在给王安石（字介甫）的信中说：“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而知其故乎？”“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夫侵官[3]，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4]。光被旨为批答。”“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仇正伟等主编《唐宋十大家书信全集》司马光书信集，下同）

王安石收到司马光该信后，回信答复说：“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仇正伟等主编《唐宋十大家书信全集》王安石书信集）

之后，宋神宗想重用司马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劝阻说：“司马光所说的尽是妨碍朝政的言论，所交的尽是祸乱朝政的官员。现在如果重用司马光，等于是给反对新法的人树立一面红色的旗帜。”

宋神宗只好改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最高军事机关副长官）。司马光坚持不肯接受，上书辞谢说：“陛下想重用我，可能是考虑我直率，不随波逐流，所持意见对朝廷有所补益。如果只是授予禄位使我荣耀，而不听取我的意见，这等于是把神圣的职位授给不称职的人了。我如果只是以禄位为荣耀，而不能解除民众的苦难，也等于是窃据官位而谋取私利。”“陛下如果能不再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即使不重用我，也如同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赐。”宋神宗派人对司马光说：“枢密使的职务是管理兵事，官职各有分工，对其他事就不应当再说三道四了。”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接受任命，目前还是皇上的侍从官，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说的。”

退离朝廷，悉心主编《资治通鉴》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司马光见宋神宗和王安石拒不采纳他的意见，毅然请求辞去翰林学士职务，去地方任职。宋神宗任命司马光知（行政长官）永兴军（治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当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朝廷任命司马光为判西京（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御史台（名誉监察长官），将宋英宗当年设置的编书局迁至洛阳，让司马光主持编修历史。从此，司马光“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与宋次道书》），闭口不再谈论时政。

宋神宗对编撰《资治通鉴》一书十分关切，数次过问进展情况，下令调拨二千四百卷旧史作为资料，又授权司马光“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刘道原十国纪年序》，冯涛等主编《千古传世美文》，王德保等编注《宋代卷》上）。司马光得以挑选一批著名的历史学者共同撰著。

和川（治所位于今山西省安泽县北）县令刘恕（字道原），“笃好史学”，“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刘恕传》）。司马光将他召入编书局，“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司马光知道亳州（治所位于今安徽省亳州市）知州（行政长官）宋敏求（字次道）家中藏书丰富，派刘恕去他家收集史料。刘恕谢绝宋敏求酒宴招待，“独闭阁昼书夜读且抄”，以致眼睛过度疲劳发炎红肿。后来，刘恕因中风右手、脚瘫痪，“痛苦备至”，躺在床上仍坚持修史，终因劳累过度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刘道原十国纪年序》）

司马光为编著《资治通鉴》更是呕心沥血。元丰五年（1082年），他突然病倒，不能说话。身体好转后，他没有畏难退缩，继续坚持编著《资治通鉴》。后来，他在给宋神宗的奏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资治通鉴》附司马光《进书表》）

元丰七年（1084年），由司马光精心组织、其助手全力配合，“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司马光《进书表》），经过长达十九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编成辉煌历史巨著《资治通鉴》[5]。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是希望宋朝皇帝以史为鉴，创盛世之治。他在给宋神宗的《进书表》中写道：“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有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不参政务，依然忧患国事

《资治通鉴》写成后，宋神宗加授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皇帝授予资深大臣名誉顾问）。司马光仍居住洛阳，不参与朝政。

司马光自称迂叟，将其书房命名为“读书堂”，藏书超过五千卷。他在《独乐园记》一文中记述道：“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他自称“薄陋鄙野”为世所弃，故将其园“命之曰独乐园”。司马光的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称“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有感于“近岁风俗，尤多侈靡”，告诫其儿子司马康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训俭示康》，《千古传世美文》宋代卷上）

司马光离开朝廷虽然未曾参与政事，但并非不再关心国事。在《次韵谢杜祁公借观五老图》一诗中，司马光抒发了忧国忧民的胸怀：“白发忧民虽种种，丹心许国尚桓桓。”（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诗纪事》卷十四）他在给其友人翰林学士范镇（字景仁）的信中写道：“诚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谋大，触罪皆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于国家而死，死之荣也。”他希望范镇将他的心意“因进见之际，为明主开陈”，“无使孤远之臣徒怀愤嘿嘿，而无所告语也”（《与范景仁书》）。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后，司马光给新任宰相吴充写信说：“国家自行新法以来，中外恟恟，人无愚智，咸知其非。”“今府库之实，耗费贻竭；仓廪之储，仅支数月。民间赀产，朝不谋夕，而用度日广，掊敛日急。”“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苟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相公读书从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时。苟志无所屈、道无所失，其合则利泽施于四海，其不合则令名高于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终如此。亦可以为无负矣。”（《与吴相书》）

元丰七年（1084年），魏州（治所位于今河北省大名县西北）民众怀念被宋神宗称为“忠臣”的已故河北安抚使韩琦，为他建立祠堂，请司马光为之作记。司马光在记中称韩琦“爱民如爱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闵其劳，忘己之劳”。“临大节处危疑，苟利国家，知无不为”（《北京韩魏公祠堂记》，《千古传世美文》宋代卷上）。他赞扬韩琦的高风亮节，同时也是激励自己。

司马光在洛阳共居住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的品格堪称真正的宰相，乡间老农尊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儿童亦都知道他的名字。

入朝为相，全面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皇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宋神宗之母）临朝听政。司马光赴京都开封吊丧。他走在街上，民众奔走相告，纷纷迎上来想看看他，以致他的乘马不能通行。有人当面向他请求说：“相公不要再回洛阳了，留下辅佐天子吧，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司马光深为惶恐不安，匆忙离京返回洛阳。

不久，太皇太后高氏派人向司马光征询当务之急应当先抓什么。司马光回答说：“广开言路。”之后，司马光被召任为门下侍郎（副宰相）。

天下官民希望宋哲宗即位能给朝政带来转机，盼望朝廷废除新法，翘首拭目以待。有人认为哲宗即位三年之内不能改变父皇的政令。对此，司马光提出异议，指出：“新法危害天下，应当如同灭火、如同抢救落水的人一样急迫，必须立即加以废除；太皇太后听政废除新法，是母改子政，而不是子改父政。”维护新法的舆论为之平息。接着，太皇太后将维护新法的骨干人物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机关长官）章惇等人贬到地方任职。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太皇太后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司马光以天下为己任，严禁亲属仗恃他的权位谋私。他在《与侄帖》中写道：“光素无才能，加以衰老，久在沈散，绝望显荣。一朝升擢，出人意表，举朝之人悉非旧识，逆见忌嫉者何可胜数？而独以愚直之性处于其间，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是以受命以来，有惧而无喜。汝辈当识此意，倍须谦恭推让，伏弱于人，不可恃赖我声势，作不公不法，搅扰官方，侵凌小民。”

四月，王安石在江宁（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去世。司马光闻讯致书宰相吕公著（字晦叔）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与吕晦叔简》二）

此时，司马光已身患重病。他强支病体，不分昼夜处理政务。在短短几个月中，司马光将王安石推行的青苗、免役等新法一一废止。同事和友人见他日渐消瘦，劝他注意身体。他回答说：“人能活多大岁数，是命中注定的。”之后，他更以诸葛亮为榜样，决心为恢复先帝旧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京都民众闻讯自动罢市前往吊唁，“哭者如哭其私亲”。

司马光一生恪守忠信，为官正直，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他家无余财，其妻去世后，“卖田以葬”。他曾对人说：“我的德才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没有不可对人说的。”太皇太后高氏为司马光墓碑赐“忠清粹德”四个大字。

身后遭毁，历史自有公论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亲自执掌朝政。第二年，章惇被起任为宰相。章惇重新当政后全面恢复新法。权户部尚书（朝廷主管户籍财政的部门代理长官）蔡京当年担任知开封府（京都地区行政长官）时追随司马光，充当废除新法的急先锋。此时他投靠章惇，转而充当恢复新法的干将。章惇等人以“绍述”（继承）宋神宗新政的名义，将元祐年间参与废止新法的大臣全部贬职流放。对于已经去世的司马光等人，他们也不放过。他们给司马光栽上“诬谤先帝”的罪名，请求掘开他的坟墓砍棺暴尸。宋哲宗没有准许，章惇只好下令毁坏司马光的墓碑，追夺他的官位。蔡京的党羽薛昂等人居然请求销毁《资治通鉴》书版。太学博士（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教官）陈瓘以神宗亲自给《资治通鉴》命名写序，将薛昂等人的动议驳回。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宋哲宗之弟）起任蔡京为宰相。蔡京以维护新法等名义把司马光等三百零九名大臣列为“奸党”，在文德殿门外立“元祐奸党碑”，并下令各地官府亦立“奸党碑”，将司马光名字列为“奸党”第一名。后来，宋徽宗意识到这样做会加剧社会矛盾，下令各地将“奸党碑”销毁。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国（都会宁府，位于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军队大举南侵，蔡京被指控为祸国殃民的“六贼”之首。宋徽宗被迫退称太上皇，将皇位让给太子赵桓（宋徽宗长子）。赵桓即位（即宋钦宗）后，下令将蔡京等人撤职流放，解除对元祐党人的禁锢，司马光等人才得以彻底平冤昭雪。

此时，司马光所忧虑的“国病”已病入膏肓。第二年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开封。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将宋徽宗和宋钦宗等人劫持到北方。五月，康王赵构（宋徽宗第九子）继位，是为宋高宗。接着，宋高宗率群臣向南转移，退居临安（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史称南宋。金军占据淮河以北的土地。司马光若地下有知，亦当哭之无泪。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

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

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

卷二十三《钦宗本纪》

卷二十四《高宗本纪》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变法》

卷四十三《元祐更化》

卷四十六《绍述》

【简评】

《宋史》作者脱脱等人认为：“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

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一旦起而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开言路，进贤才。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之间，刬革略尽。海内之民，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与咨嗟叹息，欢欣鼓舞，甚若更生，一变而为嘉祐、治平[6]之治。君子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清代学者顾炎武认为：“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

毛泽东在谈到《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司马光晚年，还作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解析，毛泽东1975年同护士孟锦云的谈话）

【注释】

[1]该法规定：春天将官仓陈粮以二分利息贷给民户，秋后民户须将本息一并偿还。

[2]该法规定：由官府统一雇人服兵役劳役，民众按户出钱，称“免役钱”；官员之家、寡妇、单身男子、未成年男子、和尚尼姑等六类户须减半出钱，称“助役钱”；为防水旱灾害，各户须多交其应出钱的十分之二，称“免役宽剩钱”。

[3]此指增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推行变法的专门机构。熙宁三年五月，宋神宗下令撤销该机构，将其职权划归中书（宰相府）。

[4]河北安抚使（河北四路军政长官）韩琦上书奏称一些地方实施青苗法强行摊派，请求废止该法。宋神宗接受韩琦意见，准备停止施行青苗法。王安石听说后称病不出，请求辞职。宋神宗随即又改变态度。

[5]该书共294卷，386万字，以编年的形式，记述自战国时期魏韩赵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至五代末年即宋朝建立前一年（公元959年），计1362年间的重大史事，与《左传》编年纪事相接。

[6]嘉祐为宋仁宗年号，其起止时间为1056—1063年；治平为宋英宗年号，其起止时间为1064—10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