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发展

时间:2018-06-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97 次

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以来游侠的发展,虽然有着与战国、两汉不尽相同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东汉后期,特别是和帝、安帝以后,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势力膨胀,沉重的赋役,还有连年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使得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失去土地和生存手段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虽朝廷屡颁诏令,有时还以赐爵为诱,仍不能使之著籍郡县。

又由于自章帝以来,外戚持权,紧接着是外戚和宦官轮流当政,各自利用手中权利擅行不法,党羽遍及各州郡,致使朝纲混乱,政治日趋昏暗。如灵帝时十常侍掌权,开西邸公开卖官鬻利,不同等级的官开价各有等差,许多豪强地主因此得以入仕。为了捞回买官的钱,他们变本加厉,搜刮地方,吏治由此日不可为。与此相伴随的是,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日趋严重。桓帝时,流民达数十万户,到灵帝后期就更多了。广大的流民人群当实在无以为生时,不免铤而走险,继张伯路、章和、张婴等领导流民暴动后,终于酿成了黄巾大起义。

流民,就其性质而言,与被统治者强制迁置的“徙民”不同,与不属于国家编户,因触犯刑法而迁徙的“流人”也不同,他的成分相当复杂,虽以农民为主体,但也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流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间强悍有力者,有的就变而为游侠,有的干脆沦为强盗,这是当时布衣匹夫之侠的重要来源之一。

随着东汉政权的日益腐朽,黄巾起义的最终被镇压,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州郡大僚和豪强地主逐渐羽翼丰满,他们以所拥有的地盘和武装为资本,开始不受中央政府的约束。尽管汉廷改刺史为州牧,以宗室列卿充任地方官的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中央权力的流失仍未能挽回,各州郡牧守的分裂趋向日益明显。他们跨州连郡,眼睛直盯着庙堂神器和传国玉玺。而所谓的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既度其势之广狭,又量其德之厚薄,指望投靠英主,建一番功业,其情形与战国时期竟十分相似,至少当时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如袁术就曾对袁绍说:“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惟强者兼之耳。”[43]正如战国时多见游侠的活动一样,在这批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的乱世英雄,以及活动于他们周围的人身上,可以找到游侠的影子,他们是所谓公族豪侠的来源。

布衣匹夫之侠的具体活动史未详载,但上述公族豪侠的活动却可一一寻绎。如与皇甫嵩一起镇压颍川、南阳等地黄巾军,后累迁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的朱9性素刚正,少时就有侠风,“好义轻财,乡闾敬之”[44]。河内太守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45]。董卓性情粗猛,曾游羌中,尽与当地豪帅相交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来拜望,他即杀了耕牛与共宴乐,豪帅们感其盛情,偷了各种家畜千余头相赠,由此以健侠闻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游侠。以后他领兵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即汉献帝;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又放纵军士在城中烧杀劫掠,奸淫妇女,谓之“搜牢”;趁何后下葬,开灵帝陵,悉取所藏珍宝,后命吕布将汉皇帝陵挖开,公卿以下冢墓也无一幸免。他还好用虐刑滥罚,人稍有得罪,睚眦必死。曾在郿地筑建“万岁坞”,高厚均达七丈,内中积谷可用三十年,黄金三万斤,白银九万斤,自谓“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仍是一副健侠的作派[46]。

再看袁绍,为人壮健有力,“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47]。他还爱养士人,倾心折节相待,故士无贵贱,争赴其庭,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中常侍赵忠因以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范晔就此总结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48]可见蓄养死士,交结游侠,对他成就事业大有助益。袁绍的从弟,“四世公辅”,同是名家子弟的袁术也差不多,“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49]。郑泰为官宦子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豪杰,有田四百亩,而食常不足”[50],行事也近游侠。

在一片混战中杀出,渐成气候并最后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孙坚孙权,也都有游侠气质和任侠的经历。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51],又“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52]。一直到掌握权力后仍不改故性,为人佻荡而无威重,选士的标准因此也十分宽大。当时,品鉴之风盛行天下,循名责实成为时人共识,但他以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取进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之偏短,庸可废乎”[53],又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54],这种通达的见识不能不说得益于他早年任侠放荡的经历。再看刘备,年少有大志,喜怒不形于色,不乐读书,却喜狗马、音乐和漂亮衣服,又“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这“年少”无非是一批浮猾无赖之徒。由于他的行为任侠放纵,得到中山大商人张世平和苏双的器重,两人贩马得资千金,常送以钱财,他则用这些钱财“合徒众”[55]。吴孙坚“性阔达,好奇节”[56],曾任盐渎、盱眙、下邳丞,“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57]子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但也“好侠养士”[58],并因此知名,至少是一个性喜任侠之人。

围绕在他们三人周围的,也有一大批豪纵放任的游侠。如拥兵十万,欲待时纵横,后与曹操交好的陈留太守张邈,就以侠气闻名天下,振穷救急,倾家无爱,由此士多归之[59]。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为人也任侠有志节[60]。臧霸父亲为县狱掾,据法不听太守要其行私杀人的号令而被收监,“霸年十八,将客数十人径于费西山中要夺之,送者莫敢动,因与父俱亡命东海,由是以勇壮闻”[61],也是一个任侠的豪士。《魏略勇侠传》还载有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四人事,宾硕为汉末人,因其事与后三人相类,人又接魏,故被编入,其他三人都是魏时著名的游侠。如杨阿若名丰,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鲍出也是自小就为游侠,兴平年间,三辅地区治安很差,盗贼出没无穷,尝掳掠其母,其弟胆小不敢追讨,独他攘臂结衽,追出数里地,击倒十数人,救出母亲以及同时为贼所执的邻人。

蜀有徐庶,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为人报仇,用白粉涂面,披发而走,被吏捕获,问以姓字,闭口不言,衙吏没法,只好将其绑在木柱上,欲行分尸之刑,但他仍只字不吐,后为同党解救[62]。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63],也是游侠一类的人物,所谓“死士”,也大多是一些无名的乡曲布衣之侠。吴人鲁肃家富于财,性好施与,见天下将乱,遂不治家事,标卖田地,大散财货以赈穷困。尝多为奇计,招聚少年,供给衣食,往来射猎于南山间,暗地里训练其讲武习兵。后雄杰并起,中州纷乱,他听说江东沃野万里,便带着部属去了那里,以观时变。州郡的追骑赶来,他晓以大义,见来者不听,便自植一盾,引弓射之,箭竟洞贯盾牌,追骑惧他勇顽,只得折还。以后又“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俨然是一侠魁[64]。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65],又曾“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以后投奔黄祖,不为所重,便“招怀亡客并义从者,得数百人”归吴[66],也是一地道的游侠。此外,尚有凌统“轻侠有胆气”[67],斯从“轻侠为奸”[68],可见其风之炽烈。

汉末三国时人好为游侠,乃至放荡无行,除有当时动荡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外,还与在这种政治形势作用下,儒学的进一步衰微有很大关系。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的礼义规范日渐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普遍道德原则,这种原则只教人服从,不容人怀疑,严重地桎梏了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汉代选择官吏实行察举制,士人由丞相、列侯、刺史推荐,经过“孝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课目的考核便可为官。察举制度的推行,刺激了人物品鉴之风的兴起。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乃至获取功名,士人特别注意修身持性,因“贤良方正”而激浊扬清指点朝政者有之,因“孝弟力田”而敦励名节以至于陷于苦节者有之。至东汉,中央高级官吏在社会名流中识拔,而不一定要在其他官职中选调,这更吸引士人为求清誉而重视名节,并在东汉末年两次党调之祸中达到高潮,凡可赖以得名的,必有人全力赴之,其消极后果是造成社会上矫饰之风的盛行,以至出现为亲守孝过制,实并不恪守古礼的荒唐事。据《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任青州太安太守时,“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所讥刺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并且,当日那些声誉清令名闻朝野的礼法之士,实际上也多是一些矫情虚饰的伪君子。

所有这些,都暴露了封建礼法和名教的虚伪,儒家的道德理想由此也因这种虚伪名教的衰败而日渐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所谓物极必反,本来,人们以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作为一切言行的准则,乃或自己的终极向往和精神寄托,此刻最不能笼系人心的恰恰就是它了。所以带着今是而昨非的截绝心理,当然,还有深层次的对儒学被败坏的痛惜,他们任性放情,纷纷干起一件件大悖人伦常情的异事。“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修业,功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合,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69]其最著者,如大儒马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70]。戴良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71]

除上述所举的种种怪异行为外,任侠也是时人放荡的一种表现,至少是假儒学衰微与世人放荡,它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允许并接受。前及董卓、曹操乃或汉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世家子弟袁绍、袁术等人,好呼朋引类,游荡无度,接养宾客,谋取权位,包括上述戴良“好洽施,尚侠气”[72],正是脱略礼教束缚后一系列任张私欲行为的集中表现。这是就儒学衰微对士人的影响而言。

倘就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又有一番不同了。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反映恐怕首先不是做出前此葛洪所说的怪异之举,也不可能是像戴良那样,以机智的对答,表示对名教的不满。他们通常是通过放松对自己日常行为的约束,且主要是法律约束,来表示不尊奉这种道德信仰,或干脆就此不再有信仰。逞强好勇之辈,多弃温良恭俭而强蛮任性;豪暴悍顽之徒,则进而置官府法令如罔闻,胆大包天,横行妄为。其中不乏有人起而为游侠,并挟游侠之名擅作威福,鱼肉乡里。所以荀悦和班固都将传统礼制的荡失,作为游侠云起的一大原因。并且,游侠的行为在当时大多未遭到社会的抵制,相反还受到乡里的倾心,有豪强地主与之交通,市井少年为之效力,如前及鲁肃过居巢就周瑜,不但有轻侠相随,老弱也愿同往,投江东时携有男女三百余人,显然这与他们观念里少了传统礼义的束缚有一定的关系。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继续动荡不安,刚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司马氏政权,不久就被随即到来的种种社会矛盾搞得岌岌可危,问题的根本还是土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武帝司马炎即颁布户调式,以占田制替代曹魏时期的屯田制,以期通过丁男丁女规定的田亩,运用田租、户调等手段,加强对百姓的控制,防止其脱籍逃亡。这一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国家户数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回升。但由于承曹魏以来的积势,西晋贵族的势力十分强大,他们肆意侵占民田,致占田制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故到晋惠帝时,已出现“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的情况[73]。与此相联系,豪强地主横行不法,“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74]。加以自武帝以来,为了监督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朝廷大封宗室为王,允许其自置军队,所有费用取诸民间,所以当时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生活空前的艰苦。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百姓总能得到一些实惠。但西晋不同,“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官众事殷,复除渨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75]。且自咸宁以来,天灾频繁,水旱交替,间有蝗灾。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梁两州大旱,瘟疫流行,关中饥民遍地,惠帝不得已,下诏“骨肉相卖不禁”。与此同时,北方五胡扰乱渐启,中原一带经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千里无烟,盗贼公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汉末发生过的流民问题,至此又变得突出起来,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地域范围之大,裹挟人口之多,涉及阶层之广,延续时间之长,都达到空前的程度。随西晋政权寿终正寝,公元317年,在南北地主支持下,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但举贤不出世家,用法不及权贵,加以北方士族大姓过江后与江东世家大族不时发生冲突,社会矛盾仍很尖锐。王敦叛乱,苏峻举兵,几次火并,把原本富庶的江南弄得贫弱不堪。北伐是谈不上了,人民的流离失所则继续朝恶化的方向发展。东晋政权虽曾设置侨州郡予以安置,但自土断制实施后,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化,许多人不得不沦为豪族大姓的奴客。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东晋政权不久后也就灭亡了。

两晋社会矛盾尖锐,流民问题十分突出。流民迁徙时动遇劫掠,或为盗贼所杀,以至“流尸满河,白骨蔽野”[76]。在饥寒交迫生机绝无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起来,酿成轰轰烈烈的流民暴动高潮,不但青冀并豫等地有,荆湘一带也有。在暴动的流民中,可以看到游侠活动的踪迹,这可以说是两晋时期布衣之侠的一个活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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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各地流民起义示意图

如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二月,东莱人王弥率流民起兵造反,据史籍记载,这王弥就是游侠,他家世二千石出身,后败落。为人有才干,博涉书记,经常在京师一带行侠。隐士董仲道称其“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其实他也根本不愿做什么士大夫。所以很早就从刘伯根造反,刘死后聚徒海渚,遇败亡入长广山为群盗,人称“飞豹”[77],张宾进称其为“人杰”[78]。当他揭竿而起,由河东、平阳等地迁来颍川、南阳的有数万家,都烧了城邑杀了长吏起来响应。以后他攻入京师,发掘坟墓,焚烧宫庙,干的都是游侠常干的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九月,新丰人王如发动流民举兵反于宛,庞=、严嶷、侯脱等人纷起响应,这王如也是游侠一类的人物。当时朝廷有诏让流人还乡,他嫌关中战后荒残,不愿回去,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解送他们的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的军队起事,没多久便得众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

如前所说,流民虽以农民为主体,但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两晋时,上自百官公卿,下至普通民户,皆有沦为流民的。如怀帝时,“百官流亡者十八九”[79],其中“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80]。大族豪强就更多,如流入巴蜀的流民中,就有“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等[81]。他们也结成流民组织,名义上附晋,实际上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苏峻、郗鉴、祖逖等人就是这种组织的统帅。

史称祖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及京师变乱,与宗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弱疾病,自己步行,药物衣食也与人分享,由此为宗人敬重,推为行主。宾客义徒多“暴桀勇士”。他对这些人十分照顾,遇如子弟。时扬土大饥,这些人多为盗窃之事,又掠劫富室,但每当为官府捕获,他总设法解救,时人对这种作法颇不以为然,但他浑不在意[82]。那些“暴桀勇士”,《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晋阳秋》又称作“桀黠勇士”,显然是游侠一类的人物。苏峻当永嘉之乱,百姓流亡之时,纠合数千家结垒自保,成为一时豪杰屯聚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他“自负其众,潜有异志,抚纳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83],也是任侠之辈。

当然,两晋为游侠的远不止上述两类人。如裴秀为世家子弟,好学有风操,毋丘俭称他“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后官至司空,但为人却“豪侠有气节”。侄子裴宪“少而颖悟,好交轻侠”[84],也是任侠之士。牵秀出身官宦,博辩有文才,后惠帝西幸长安,他为尚书,为人“任气”,“性豪侠”[85]。周嵩系武帝时安东将军周浚之子,“狷直果侠,每以才气陵物”,贬损朝士[86]。戴若思祖为吴左将军,父为太守,他则“少好游侠,不拘操行”[87]。

有一件事,颇可见出当日官僚游侠合而为一,以及游侠具有社会感召力的事实。名士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贾后的亲戚,每挟宫中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并且好管闲事,令王衍十分头疼,多次更正无用,但以“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相戒,郭氏才稍知收敛。这李阳原来是当时有名的游侠,与王衍同乡,人称“京师大侠”。据裴启《语林》记载:“李阳,大侠,士庶无不倾心,为幽州刺史,当之职,盛暑,一日诣数百家别,宾客常填门”,有的竟被挤死在桌下,可见受人爱戴的程度。郭氏是妇道人家,不大出门,却听到过他的名头,所以一当丈夫说此行必不为李阳所许,只得罢手。此外,张琚据有陇东,“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一事[88],也可见出此期游侠虽不如两汉享有很高社会声誉,但仍不乏实力的事实。

两晋时期宗室交通游侠,是当时游侠势力活跃且活动频繁的又一证明。如汝南王司马亮之子、宣帝之孙司马宗,在明帝时为左卫将军,“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咸和初,因蓄意谋反,为御史中丞弹劾,朝廷派右卫将军赵胤去抓捕,他竟以武力相抗拒[89]。淮南忠壮王司马允性沉毅,见赵王司马伦有谋篡之心,遂密养死士,潜谋诛之,后被伦收去兵权,转官太尉。其所领兵将“皆淮南奇才剑客”,即多游侠一类的人物[90]。此外,还有济南惠王司马遂的曾孙司马勋,便习弓马,能左右开弓,勇力闻名天下,曾与雍州诸豪帅即游侠首领相交通[91]。

当两晋政权迭代之时,北方十六国各贵族割据政权也如走马灯似地更换,历经百余年,其间也可见到游侠的活动。如成汉李庠“性在任侠,好济人之难,州党争附之。与六郡流人逃难梁益,道路有饥病者,庠常营护隐恤,振施穷乏,大收众心”[92]。北燕冯跋的三个弟弟皆好游侠,不修行业,特别是长弟冯素弗,为人雄杰不群,慷慨有大志。与汉代游侠一样,不修小节,不以产业经怀,唯以交结时豪为务,“任侠放荡,……当时侠士莫不归之”[93]。前秦苻洪好赈施贫困,性雄果而有谋略,骁勇善骑射,当永嘉之乱起,“散千金,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说(石)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94],也是一位具有侠烈之风的豪士。

东晋末年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以北方世族大姓为统治基础的中央政权。在北方世族力量被削弱的同时,是以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将领的崛起,随着他们相继受禅称帝,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历史迭相展开。在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的更迭过程中,游侠的活动仍是比较频繁的。宋武帝刘裕在谋兴大业之初,颇注意“收集才力之士”,其中就有游侠。

如臧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年未及二十,就被用为世子中军行参军,以后又以“轻薄无检”为文帝所知,徙为给事中[95]。萧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高祖一见,便以国器许之”,为宣威将军、彭城太守[96],两人都是好任侠的豪杰。另有薛广,“为宗豪”,同姓三千家,高祖初定关、河,即以为上党太守,其子“颇结轻侠”,两个孙子“亡命梁、雍二州之间”,曾率亡命数千人袭郡,执太守,可称三代游侠[97]。

他如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符“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为刘裕立下过无数汗马功劳,临朐一战,单骑敌数千之众,死时年仅三十三岁,他“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98]。孝武帝刘骏时为左卫将军的宗悫,年轻时也任侠好义,兄新婚当晚,新妇被强人劫持,他才十四岁,挺身拒贼。“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叔父)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99]。前废帝时,何皇后之弟、宁朔将军何迈“素豪侠,好聚敛士,出入游,从者塞路”[100],“以贵戚居显宦,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县界,去京师三十里。迈每游履,辄结驷连骑,武士成群”[101]。说上述诸人是侠该不为过。

南齐时,如平西将军、光禄大夫刘怀珍为北州旧姓,门附殷积,曾上书求门生千人充宿卫,又“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士人怨之”[102],是一个交通游侠的任侠之士。梁武帝时的邓元起,为人“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103]。简文帝时的裴之横“好宾游,重气侠,不事生产”,家人见其纵诞,乃为狭被蔬食相激励,他大有感慨,立志“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后与僮属数百人经营田产致富,简文帝为太子时,闻其事,即委以官职,后领兵破武陵王军于硖石,班师后升任吴兴太守,特作百幅大被,以成初志[104]。

陈朝时,江南豪强争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盗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无不结交游侠,以为势助。如熊昙朗世为豫章郡大姓,为人“跅弛不羁,有膂力”。侯景之乱起,开始注意收聚游侠,盘踞丰城县,一时桀黠劫盗多附之。绍泰二年(公元556年),以南川豪帅,依例被任为游骑将军[105]。临川人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侯景之乱后,据有临川之地,筑城招郡中豪族自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以功加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因罪亡命东兴,东兴及邻近数县都有其故人,朝廷根本抓他不到。不久又散入临川山谷,山谷之民皆受过他的恩惠,当初是他聚众御贼,“轻财好施,凡所周赡,毫厘必钧”,虽“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德之,至是并共藏匿,虽加诛戮,无肯言者”[106]。

还有东阳留异,世为郡中大姓,为人雄豪,好聚恶少。侯景之乱时,曾招聚士卒。乱平后,仍纠合乡闾强蛮无赖,保据岩阻险要之地,横行妄为。由于手下人多,州郡官府毫无办法,总是避让三分[107]。陈王朝对这些地方豪强兼游侠之人,利用闲散的社会势力,进行独立于中央朝廷的活动是深恶痛绝的,所以熊、周等人虽先为朝廷拉拢、利用,最终都依次被文帝消灭。

与南朝相对,北方经十六国之乱带来的民族融合,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统一。但正如十六国时期一样,北魏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北方地主拥有庞大的田庄和坞壁,强占民田,扩充荫户;世代相袭的士族郡姓则借优越的身份谋取私利,欲壑难填。所以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孝文帝改革吏治,推行均田、三长制,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政策,一时政治稍见气色。但至孝明帝以降,又趋腐败,兰陇、山东、河北各地百姓不断起事,北魏很快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两者经过短暂的对峙后,以北周灭齐,并最终向隋政府过渡而告结束。在这一过程中,关陇豪强的私家武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士族势力则被削弱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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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画像砖上的佃客、部曲形象

由于终北朝之时,政治昏暗,战争不断,豪暴贪婪无度,人民失去恒产,整个社会充满着纷扰离散的不安定因素,秦汉以来趁乱崛起的游侠得以被时人认同,并继续得到发展。

当时的游侠多为乡里豪强,世代郡姓。如北魏孝明帝时,有高树生“性通达,重节义,交结英雄,不事生产”,好“尚气侠”,不乐仕进[108]。裴庆孙“性倜傥,重然诺,……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故当正光末,汾州等地豪强自立为王,聚众造反,朝廷命其募人围剿,“招卒乡豪”,顷得战士数千人[109]。李显甫以“豪侠知名”,曾集诸李几十家于殷州西山,开凿鱼川,“为家宗主”[110]。其子李元忠“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111],不仅承父衣钵,还大有汉游侠之风。至于像李业兴“爱好墳籍,鸠集不已,手自补给,躬加题帖,……诸儒服其渊博”,“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是被列入《儒林传》的人物,居然也是“性豪侠,重意气,人有急难,委之归命,便能容匿”,可见当时侠风的盛行。

北齐文宣帝时,尉景“性温厚,颇有侠气”[112],不知这两者是如何在他身上统一起来的。同时张保洛“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颇为北土所知”[113],受其祖影响,自小率健,善弓马,也颇好侠。高乾父高翼“豪侠有风神”,他传乃父家风,“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在魏时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魏孝庄帝时解职归乡,仍“招纳骁勇,以射猎自娱”[114],投齐高祖高欢后,因反复两端被赐死,年仅三十七,可知所谓“长而修改”是一句空话。其弟高昂“幼稚时,便有壮气,长而倜傥,胆力过人”。高翼尽管自己为游侠,却指望儿子读书求学,但他“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115]。不屑以研经为务,而好劫掠,自是游侠本色。

但是立志在取富贵于天下,这与战国游侠已有区别,而与汉以后游侠兼为豪强、官僚之风一脉相承。由高昂的“以豪侠立名”,在当日还曾招来一大批追随者,“为之羽翼者,呼延族、刘贵珍、刘长狄、东方老、刘士荣、成五、韩愿生、刘桃捧;随其建义者,李希光、刘叔宗、刘孟和,并仕宦显达”。如刘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东方老“少粗犷无赖,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可见大多也是游侠一类的人物。与高翼父子相类似的还有卢文伟父子。卢为北州冠族,“性轻财,爱宾客,善于抚接”,“分散家财,拯救贫乏,莫不人人感悦”,是一位慷慨任侠之士。子卢怀道、卢宗道或受其影响,“性轻率”,“重任侠”[116]。他如敬显9“英侠有节操,交结豪杰”[117]。平鉴“少聪明,颇有志力,受学于徐遵明,不为章句,虽崇儒业,而有豪侠气”[118]。金祚“性骁雄,尚气任侠”[119],显然皆是游侠一群。此外,宋游遂、李愍、李景遗也大多如此。

北周从最高统治者起,一直到一般平民,大多好游侠。如北周开国皇帝,太祖宇文泰之父,德皇帝宇文肱即“任侠有气干”,太祖受其影响,从小“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120]。太祖之兄莒庄公宇文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善将士,帐下多骁勇,至于功战,莫有当其锋者,是以克获常冠诸军”[121]。臣下如孝闵帝时官拜少师,进位柱国的侯莫陈顺“豪侠,有志度”[122]。权景宣“聪悟,有气侠,宗党皆叹异之”,因此被太祖擢升为行台郎中,天和年间,官至荆州刺史,晋爵千金郡公[123]。陈忻“骁勇,有气侠……同类咸敬惮之”,孝闵帝时官至熊州刺史,封许昌公[124]。武帝时,梁士彦好任侠,读兵书,帝服其勇,将其自扶风郡守升为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125]。杨@“豪侠有志气”,以义烈闻名天下,后官至邵州刺史,迁少师[126]。韦祐则世为州郡大姓,好游侠,所与交游无非轻猾亡命之徒,“人有急难投之者,多保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127],后被太祖授大都督衔。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他们依然以不同的身份或方式,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的还是十分主要的领域。因由东汉末年以来整个社会的极度动荡,以及几乎被这种动荡冲毁的儒学权威的迭落,还有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化,政权的频繁更迭,政策的朝令夕改,官吏无恒主,吏治日趋昏暗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无序化,还有只知崇尚权势强力,不复问仁德所在或人心向背的特定氛围,都使游侠得以在汉代中后期遭受数次打击后,再度活跃起来。

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大量存在,还与此期豪强地主与世代郡姓势力的膨胀有关。特别是南北朝,其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但统治基础始终是上述两种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财可以赈穷周急,收拢人心;在政治上则基本主宰了王朝的权力分配和政策走向。如此入朝为大僚,居家为豪富,作为州郡大姓,世代豪强,广占荫户,私植家兵、部曲,收养宾客、死士,当丧乱之际,便藉以保身或谋图大事,这其中就多有轻险亡命之人和豪侠之士。前及汉末袁绍、孙坚等人,都曾赖其力以成霸业。祖逖、苏峻等均为地方世家豪强,他们收蓄的门客或部勒的私兵,也多游侠。

南北朝时期,由君王至百官,以郡州著姓和豪强地主身份为侠或招侠的,如前面所列举的屡见不鲜,游侠与王公贵族、豪族大姓关系在此期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其招致的结果是,游侠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流失了,游侠的人群特征日趋散漫化和社会化,或可直接称之为一般化。他们仗义行侠,或散财扶厄,或冒死救急,固然仍施于一般社会成员,就像汉游侠一样,“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但在许多时候,如果为人客,则须以替主人效力为首务,而不大可能有精力将侠义推及一般民众,甚或对民众还构成侵扰和危害,如曹魏时荆州旧族刘节门下的游侠“出为盗贼,入乱吏治”,已无侠行可言;如果本身是豪族大姓,是养客者,便会赖仗义行侠,招亡纳死来树立声誉,扩充势力,进而谋取大名,建不世奇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倘若要比较此期为侠者在保持游侠基本人群特征的同时,与前此游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多为义而任侠,为君臣之义,友朋之义,为名节,为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两汉游侠是为做游侠而任侠,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含蓄亲厚温良泛爱之举。此期游侠则更多了为功利而任侠的色彩。尽管这其间存在着相互交杂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那种为义行侠,为做好游侠而任侠的人仍有;而在先秦两汉,也不乏为功利而任侠之辈,特别是汉中后期以来,这样的游侠时可见到。但就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而言,不能不承认,这种功利追求占据了此期大多数为侠者的心,而由独特人格特征及行为方式构成的游侠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淡化了。

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在范晔以下的历代史家看来,自东汉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为其单独立传了。由此在正史中,后人多能看到一个直臣烈士或一个反贼的传记,而再难见有一个个血肉兼备声色毕具的豪侠之士。但是游侠始终存在,他们的活动还是那么的频繁和活跃,他们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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