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游侠成风_两汉游侠的奋盛

时间:2018-06-05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276 次

汉朝游侠成风_两汉游侠的奋盛

汉代游侠队伍扩大,且较之其崛起之初,有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

汉初,承战国以来任侠风气,加以强秦暴亡,各种势力交攻纷争,社会变动依然剧烈,这造致一时游侠纷起并作。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2]。得一使重百余斤铁锥的力士为客,趁秦始皇东游经博浪沙,与之共出狙击,误中副车不果。秦始皇大怒,遍索天下,他只得改名换姓,匿居下邳。不过,在那里他仍不改故性,好为任侠。有项伯杀人来投,他竟能将之容留下来。

阳武地主陈平,破产求学,家在穷荒陋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3]所谓长者,无非是一些富豪任侠之士。大梁人张耳从前为信陵君门客,后亡命外黄,得当地富人女为妻,用其嫁资致千里客,高祖刘邦早年就曾从其游,为客数月[4]。陈余父事张耳,两人意气相投,为刎颈交。曾为秦通缉,亡命于陈,在那儿他们广交豪杰之士,“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5],这“俊桀”也即任侠之士。

至若彭越索性盘踞野泽之中,渔猎游嬉,招来一批徒众,干起盗贼的勾当[6]。与他一样,英布因犯法被输骊山,骊山罪犯服役者有数十万人,他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后率其亡命江中为盗[7]。还有季布、季心兄弟,并为任侠,前者“有名于楚”;后者能使“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曾杀人亡命,躲入袁盎家[8]。上述诸人无疑是一群任侠的豪士,或者就是游侠。

即使到了刘邦为汉天子后,这批人仍依原先的习惯行事,专任意气,并不以君臣之礼为意。如齐贵族田儋及从弟田荣、田横,“皆豪、宗强,能得人”[9],就是一些喜欢交结人心的豪侠之士。特别是田横,曾拥兵对抗汉楚两家,并烹刘邦的说客郦生。待刘邦登基为汉天子,他为避报复,带着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知他可用,强招来朝。他耻于昔日与刘邦俱南面称孤,今沦为虏,北向事人,且郦生之弟也在朝中,与之并肩事人,不免有愧可心,所以便在赴京途中自杀了。陪他来的两个随从奉他遗命,带着首级来见。刘邦见后很是感慨,命手下以王者之礼安葬,随即封两随从为都尉,谁知这两人葬了主人后,穿通墓冢旁孔,相继自杀。刘邦闻听后大为惊讶,知田横门客皆为可用的贤才,急忙派人入海相召,但余下五百人听说主人已死,竟集体自杀了,可谓是侠义的一群。

赵相贯高原为张耳门客,“生平为气”,“能立然诺”,是一好尚气任侠的人物。因不满刘邦傲慢,劝赵王张敖别作良谋:“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为张敖斥退后,仍思寻机除去刘邦。汉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路过赵地,贯高便与一些人欲加谋害,后事泄被捕,赵王自然不能幸免。这被捕的十多个人争相自刭,惟独贯高为开脱主上无罪,虽被刑法,坚忍不死。

刘邦见硬逼不行,暗中派人好言相问,得知赵王确实不反,就将其赦免,又见贯高是一壮士,一并赦免了他。当贯高知主上已无罪开释,十分欣慰,慨然言道:“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而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说完自绝而死。依贯高的生平行事来判断,他这番话显非出于对刘邦感恩戴德,并惭愧至于无地自容,他是不愿接受这种由上而下的恩赐,特别是这种恩赐来自一个他并不敬重和服气的皇帝。贯高的死,连同他忠于故主,敢于任事,并不惜为此身死的精神,在当时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此之时,名闻天下”。谋杀君主而使人心向慕如此,也可见汉初游侠之风是何等的炽烈[10]。

至于刘邦本人“善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11],“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12]。“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13],也有游侠的气质。他能赦免大侠朱家所藏匿的宿敌季布,固然由其豁达大度的性格使然,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朱家这种侠行的欣赏,对季布身上所具有的游侠品格的认同和默许。以后鉴于名田制松动后,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六国强族势力有所膨胀的严峻现实,他感到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是对政权稳定的威胁,所以采用娄敬的建议,开始注意予以裁抑。

具体做法是“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14],以强本弱末。这些六国强族后人中多游侠,豪杰名家为侠者就更多。《史记·高祖本纪》没有记载这次迁徙活动的收效,但因其时国家“禁网疏阔,未之匡改”[15],故成效实际上并不大。《汉书·地理志》称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但迁徙地“五方杀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可见游侠远未被翦灭,任侠仍是颇为风行的社会习尚。

西汉时期,游侠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平民,虽不致贫困,但既无恒产恒业,也不为官,所谓闾巷布衣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更有如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游侠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如郑当时虽好读黄老,但同时又“以任侠自喜”。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16]。此外,尚有王林卿以邛成太后外家为游侠,交通轻侠,势倾京师,罢侍中之职后,家中宾客愈盛,纯然是一副游侠的作派。有的人如王温舒、朱云、雎孟,少好任侠,斗鸡走狗,乃或椎埋为奸,借客报仇,无所不为,成年后才折节自励,并入仕为官。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从西汉后期开始,游侠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节后多为高官,即现时即刻正任气作威的游侠,也可位达官,爵列侯。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文景以来纳粟买爵办法的推行,特别是武帝将其扩大化,规定凡入羊谷奴婢,皆可授官增秩,大者封卿大夫侯,小者为郎吏,从而使豪强地主、郡国豪桀入仕机会大大增加有关,同时也反映了随汉代政权的稳定,游侠日渐远离战国时期乃或汉前期游侠生存的特定社会土壤,成为统治者争取、拉拢和利用对象的事实。

西汉时期的游侠大都活动在城市,特别是当时经济、政治的中心长安和洛阳。自战国以来,随奴隶社会井田制度的彻底终结,昔日奴隶主贵族与土地的关系日渐疏离,不得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历秦而至汉,他们在城市中经营有成,已拥有了相当的基础。自由民则本来就居住在城市,其间多有为侠者,连交合众,跨骛于大街小巷。郭解、剧孟主要在洛阳活动,而朱安世则出没于京师,故称“京师大侠”。长安的游侠,分居东西南北各道,据《汉书·游侠传》的记载,“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3)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子夏”[17]。他们有的不事产业,游荡无度;有的则在市井中从事各种职业,从《游侠传》所载“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可知,在许多手工业或商业行当中,都有游侠的活动。

游侠寄迹城市,无非是因这里经济发达,可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来源。譬如可以常与富商大贾相往还,当日郭解徙往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在这些“诸公”或自远方赶来送丧者中,就多这类人物。他们主动出钱,目的在借重游侠势力展开商业活动。乃或郭、剧已经为他们经商提供了许多方便,所以在其缓急之际,出来送钱以为回报。《史记·货殖列传》曾言当时大商人“连车骑游诸侯,交守相”,他们既可以游说诸侯、守相作为靠山,自然也会交结游侠以充壮声势,特别是当他们要行违法之事,牟取暴利时,游侠显然要比守相之类管用。

与此相联系,游侠盘踞城市,还因为城市百业兴旺,人口流动性大,人员构成复杂,游闲分子、轻猾无赖必多,且必无赖得充分。这些市井无赖和浮猾少年,正可以作为基本力量,成为他们可靠而忠实的帮手。如郭解的追随者即如此,郭解好干藏亡匿死之事,“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也就是说,他们会主动来接这些人归家供养,以减轻郭解的负担。甚至他们还会替他强出头,去杀他的冤家或对他不甚恭敬的人,并且不让他知道。此外,作为一郡一县乃或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还为他们提供了结识各方豪杰,交通各级官吏的机会,这也是他们要寄居于此的一大原因。

西汉的游侠还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之间似有互不相犯的成约。如某次雒阳地方有纠纷发生,邑中十多个“贤豪”出来居间调停,仍未使双方当事人停止相互仇攻,于是有人请来郭解出面解劝,纷争很快平息了。事后,郭解对仇家说:“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于是连夜离去,惟恐别人知晓。行前还不忘叮嘱:“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如此克己韬晦,一方面固然反映郭解刻意作伪,“自喜为侠益甚”,另一方面确也反映了游侠对所订成约的恪守。

而就一个地区而言,游侠们通常是以一个著名侠魁为中心,进行集团活动。战国时期,游侠或有投效王公之门进行集团活动的,但以单独行动居多,至此皆好结成党助,以作惠作威。一个显著的证明是,当时游侠中的著名人物如郭解、3章、陈遵、原涉等,虽不像战国四公子那样挟王公之势,而仅是一介布衣,但大多有客,这些客对主人有服从并代为出力的义务,有时还必须为主人去杀人,故当中不乏刺客。原涉门下之客即如此,王游公说他“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另一方面,主人对他们也有照拂供养的责任,如原涉“宾客多犯法,罪过数上闻,王莽数收系欲杀,辄复赦出之”,其间,肯定有他凭关系,居中活动在起作用。

游侠还有一个集团行动方式,便是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实行同族相保,利益均沾。如景帝时济南%氏宗人有三百余家[18],新丰杜建也有“宗族宾客”[19],这种聚族集居的社会组织形式,似奴隶制井田制度宗族、村社的遗余。由于游侠好依此进行集团活动,故司马迁班固作史,也常将他们视为一体予以论列,所谓“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即指此而言。

西汉著名的游侠当数朱家、郭解、剧孟、3章、楼护、陈遵、原涉诸人。朱家藏亡匿死,从不张扬。赈济别人,从贫贱者开始,自己则家无余财,衣食住行都十分简单。并且,他做好事并不希望人酬谢,在当日很得人们的称颂,以至楚地游侠田仲“父事之,自以为行弗及”。郭解年轻时多干违法之事,成年后折节为俭。也喜好“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常常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尝出门遇人叉腿斜视,门客欲杀之,他不同意,谓同住一个里巷,竟不被敬重,是自己德行不修所致,不干人事,其刻意自励如此。故当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声争交欢”。当获罪出亡,也有籍少公犯险助其出关,以后又甘为自杀,使官府无法得知其行踪。

剧孟的名声也很大,景帝时,吴楚七国谋反,条侯周亚夫任太尉,乘传车到河南找到他,大喜过望,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时天下骚动,人们竟有“得剧孟若得一敌国”的说法。此外,他也好赈穷济困,死时家中余产不足十金。宋司马光以为:“剧孟一游侠之士耳,亚夫得之,何足为轻重。盖其徒欲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20]其实,说得剧孟若得一敌国自属夸张之辞,但指其“何足为轻重”,则似于当日游侠势力之大并未真正了解。

原涉是成帝时的闾里侠魁,祖上即为豪桀,武帝时被自阳翟徙至茂陵。他初为谷口令,因季父被人所杀,主动去官,欲行报复。后谷口诸豪代为将仇人杀了,他不能脱尽干系,只得亡命他乡,遇大赦才回到原地,“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这里所谓“诸豪”和“为气节者”,显然皆是游侠。在赈施穷困赴人之急方面,他几乎可与朱家媲美,由于这方面费用过大,致使自己的生活反而十分窘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以至无钱修先人墓。由于名声很大,在王莽执政及垮台后都能得到时人的敬重,王莽的属官赖他苟活,反王莽的各路豪杰也愿与他结纳。当然,由于他毕竟是闾巷布衣之侠,且性格中又不免有隐忍好杀的成分,手下宾客更是多行不义之事,所以与郭解一样,结局是颇悲惨的。

与上述四人不同,3章供职于京兆尹门下,是为吏。不过他的名声也是传得很远的,以至京兆尹带他上朝,侍中诸侯贵人都向他作揖行礼,无一人与京兆尹接言。他与权臣中书令石显交好,并依这层关系,时常有贵客上门。到了成帝朝,石显因专权免归故里,留下价值数百万的财物相赠,他坚辞不受。门客问其故,答以“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财物,此为石氏之祸,3氏反当以为福邪!”在他这里,石显在朝中的作为对与不对与他无关,但石显以达贵附交,于他有恩,是不能辜负的。

楼护出身医家,少学经传,为京兆尹数年,官比3章大,与权贵的关系也比3章更密切。当时外戚王氏势力膨胀,他被奉为上宾。以后几起几落,复为广汉太守。元始年间,王莽专政。莽长子王宇与妻兄吕宽为了迫其归政,用血涂王府大门以为恫吓。事发,王莽怒杀王宇,侥幸逃脱的吕宽知楼护是父亲的朋友,赶来投奔。楼护由朝廷下令被捕的诏书中探知详情,立刻将吕抓了起来,由此进封为息乡侯,位列九卿。后免官为庶人,仕宦所得财货,都被他分送干净。他还曾奉养一孤老吕公终身,并流涕以责妻子,认为她不该嫌弃老人。

对于楼护的为人,宋人张耒曾提出过激烈的批评,认为楼护“平生龌龊守常,无可称”,吕宽得罪王莽,因其父故,穷急来投,此时正是他体现豪侠之节的关口,按理他应斩了来抓人的使者,脱吕宽于死,然后自己逃亡隐匿起来,或者就是以身任之,敢做敢当,不怨不悔,如此才称得上是侠,可他竟将吕宽抓去送交王莽,可见是一“苟偷畏懦,闾里屠败人耳”,断不能与朱家、郭解相比。

朱郭两人行为“虽不合大义,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后己,故可取也”。相比之下,他流涕责妻之举只是两人的“粪土之余”[21],微小到不值一说。张氏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这里要说的是,楼护所以这么做,是因他本是朝廷命吏,且于王氏大有渊源,为故交,在政治上有密切联系的缘故,与任侠已非一事。由此一端,正透出西汉后期游侠向大地主大官僚靠拢,并最终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消息。

陈遵与楼护一样,也是一位大游侠兼大官僚,人称“关西大侠”[22]。他为人放荡好交结,常以饮酒废事。以后因击贼有功,封嘉威侯,得列侯近臣贵戚器重,郡国豪桀至京师都会前去造访。时列侯中有一人与他同姓同字,每当聚会,下人通报“陈孟公至”,坐中客人莫不震动,知道此陈孟公非他,才各自安下心来,由此人称“陈惊坐”。以后免官家居,仍有许多人来拜访,车骑满门,酒肉相属,一如往常。较之朱家、郭解等人的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他似乎是一无顾忌,肆意任情,不愿假重令名一类的人物,由他的生平行迹,又隐隐透出汉以后游侠在仗义行侠的同时,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能力日渐低落的消息。

除上述几位著名的游侠外,见诸《史》、《汉》的尚有称名江淮的王孟、称名关东的戴遵。此外,朱云、朱博也都有侠名。而景帝后,代诸白,梁韩毋辟,阳翟薛况,陕韩孺,武帝时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儿长卿,东阳陈君孺,以及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佗羽公子,南道赵调之徒,纷纷涌起,他们或“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或“盗跖而居民间”,作风不尽相同。至哀、平年间,更是“郡国处处有豪桀”,几乎不胜枚举。其中闻名州郡的大侠则有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有的还是父子两代为侠,如大侠漕中叔的儿子漕少游,以侠闻世,声名不减乃父。王莽统治时期,游侠依然很多,时任上谷太守的耿况心喜此道至于以“侠游”为字,可见其风之烈,历久不衰。

对于游侠以齐民而作惠作威,养私名以夺朝廷官府之誉的危害性,西汉统治者是有认识的。如前所说,早在汉初,高祖采取娄敬的建议,将其与豪猾大姓一起予以迁徙和监督。只因被秦任张刑法致天下赫衣盈路二世而亡的教训束缚了手脚,在诸侯建制、管束以及基本法律的完备健全方面多有漏洞,所以社会上违法之事仍然公行。游侠有背公死党,私捍文网的一面,还有赈人穷困,解人厄难的侠行,尚称不得是纯然的为非作歹,自然更不可能受到全面的裁抑。

到文景之时,情况有了改变。虽然朝廷感于天下初定,仍执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但对破坏法制的社会势力已开始着手进行打击。郭解的父亲因好任侠,被文帝下令诛死。济南%氏、陈周庸素以豪闻,景帝得知后,让郅都尽诛其属。不过,这些打击还是未收到明显的效果,不久又有游侠“纷纷复出”,到武帝时,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武帝继承高祖的做法,采用主父偃建议,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三次徙豪桀巨猾以实京师。

同时,鉴于吴楚七国之乱,诸侯王各聚豪杰、宾客谋反的教训,对大臣广招宾客竞逐于京师的行为开始予以抑制,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4都是因此招他反感的。故当时大将军卫青虽“有气敢任”,却十分收敛自己的行为。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属下苏建曾对卫青说:“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卫青不以为然,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

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当时,公卿养客而不遭猜忌打击的,大概只有一个公孙弘。公孙弘为相封侯后,曾“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所以得此厚遇,只因为他以六七十岁的老布衣,受主上知遇,每内示鲁钝以投武帝所好,不像窦、田以贵戚之族睥睨两宫,私议朝政;卫青以椒房之亲,握兵数十万罢了。再说他所进用的宾客不过是一些书生,所谓经生掌故之流,如与太常博士所议者而已,而非桀骜不驯的豪杰或游侠。

可以说,武帝这种对权臣私养宾客的裁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冲着豪杰和游侠而来的。不仅如此,他还对当时著名的游侠直接进行镇压。郭解年长折节为俭,因兄子及追随者替他杀仇家事被捕,当主事官吏查明此事非他所为,事前也不知情,凡所杀人皆以前所为,已遇赦不当论,并上奏朝廷诉他无罪,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就出来反对,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公孙弘是一个靠读《春秋》得贵,在武帝尊儒活动中平步青云的人物,如前所说,以望风希旨阿谀奉承为能事,他认为郭解只不过是一普通百姓,竟能行官府之职,甚或官府所不能行之事,以至人人景仰,倘若天下人皆希望由这样的人代自己行是非之权,并甘愿替他卖命,将置朝廷和国家法令于何地?此所谓“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这样的判断显然很合武帝的胃口,故准其奏,“遂族郭解”。

此外,京师大侠朱安世也是由他诏捕的。对于那些尚未有明显劣迹的游侠,则嘱各级官吏严密监视,如天汉二年(前99年),他就给关都尉下过“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的诏令[23]。

宣帝虽“好游侠,斗鸡走马”,但由此“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24],也很注意打击游侠势力。时涿郡人毕野白等人废公法,行狡乱,大姓西高氏、东高氏为游侠,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不敢问,宾客挟主人之势,放纵为盗贼,事有失风即避入主家,吏不敢入追,民间因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说,天长日久,当地人非张弓拔刀,不敢随便外出。宣帝任严延年为涿郡太守,“遣吏分考两高,究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怒,道不拾遗”。又新丰人杜建为京兆掾,素豪侠,门下宾客挟其势乱法,为京兆尹赵广汉所执,收案法办。当收案之初,中贵人豪长者纷纷为其说情,他一概不予理会,“会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师称之”。

后迁颍川太守,颍川豪桀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好结朋党,他用离间之计,使其各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为之大改。郡中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法,为盗贼,前任太守束手无策,他到任数月,即诛两家首恶,使一郡震栗。另有东海太守尹翁归,将当地大侠许仲孙处死。先前许扰乱吏治,官府总拿不出对付的办法,每次抓归,总被他恃势变诈解脱。自尹翁归这番打击,郡中其他豪猾游侠开始收敛自己的行为,再不敢随意犯禁。上述之事,皆发生在宣帝朝,应该说直接反映了宣帝本人的意志。

成帝时,尽管皇帝本人怠于政事,但一班大臣仍卖力地继续着打击游侠的事业。永始、元延年间,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侠浩商等为报仇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无所顾忌,丞相、御史遣掾追逐召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将他们捉拿归案。其中,长安令尹赏出力最多,他得到朝廷“一切便宜从事”的授权,一到任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据《汉书·酷吏传》记载:

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吏,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壹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这些“轻薄少年恶子”及“无市籍商贩作务”,非仅是盗贼,还包括许多游侠,他通以行盗贼的罪名将一干人等尽数活埋,手段之残酷,令人惨不忍睹。

元帝时,因朝廷裁抑游侠,并原是游侠的人为官也遭到正统派人士的反对。如华阴守王嘉上封事举荐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元帝将此事下交公卿百官商议,当即遭太子少傅匡衡的反对,他认为:“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贡)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验,以明好恶。”元帝准从了他的建议,不但没有任用朱云,连王嘉也被判有罪。所谓朱云“素好勇,犯法亡命”,是指他四十岁以前好“通轻侠,借客报仇”,荐举这种人为官被认为是藏有“奸心”,可知当日朝廷对游侠的戒惕已到了什么程度。

东汉一代,并不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已没有游侠,也不像近人郎擎霄所说的,“驯致东汉,其风益甚”[25],但为侠者仍不少却是事实。光武帝刘秀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在行为上与游侠如出一辙。兄长伯升“好侠养士”,当宛人李通等以图谶向他游说,他想到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象已出,天下淆乱,遂与之定谋,买兵备弩,在宛地起事[26]。所谓“轻客”即轻侠,可见其发迹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重于游侠的力量的。此外,还有王侯为游侠的。如赵缪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交通豪猾”[27]。

吴汉“性强力”,王莽末因宾客犯法,亡命至渔阳,待路资用尽后以贩马为生,“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后归顺刘秀,为偏将军,赐号建策侯。刘秀即位,拜为大司马,更封为舞阳侯,每临险阵,屡建战功。刘秀尝对人说,手下诸将遇战阵不利,常会惶惧失度,“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28]以当年周亚夫称剧孟的话来称赞他,想必其人也大有豪侠气概。

以高官为游侠的就更多,如窦融早年为强弩将军司马,以军功封建武男,家在长安城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29]。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轻剽少年”,晚而改节,好儒学,习律令,以后官至洛阳令[30]。段5“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不过并没有化尽“刚猛”的故性,故以后度辽将军张奂仍攻击他“性轻果”[31],这“轻果”两字,是古人用来状说游侠性格时最常用的词语之一。他如太子太傅赵熹、长沙太守郅恽,早年也都放任为侠行。

至于一般闾巷布衣之侠就更不能胜数了,如第五种被人陷害,就是由一批无名侠客在押解道上将他救下的,由此一事可推见一般。正是在这种任侠的风气下,连“少好经书,家富给”,“恭俭,恶衣服”的祭遵,也会因“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作出一番侠行,起初里中人皆以为他柔弱,至此以后都开始惧怕他了[32]。

当然,相较于西汉,此期游侠的活跃程度是有所不及的。毕竟经过汉武帝以来崇儒术、兴礼制的专门导向,东汉社会特别是初中期,无论是法制还是吏治都日趋健全。再者,西汉时期,承战国游侠遗风的影响,强力轻死盛行,尚武精神普遍。汉高祖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所以对儒生多有轻视。朝中公卿原本或为衙吏卒史,或为马夫狗屠,以后随刘邦转战天下,也多为武力功臣。有鉴于秦始皇收销天下兵器以弱民,导致陈胜、吴广折木为兵,揭竿而起,君臣商定再不禁民间兵器。一直到武帝时,儒生虽得以种种方式进入中央朝廷,参与国家政治,但尚武之风仍未有消歇。当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时,吾丘寿王立即起来反对,以秦“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的事例以为反驳。书奏,武帝交公孙弘辩答,弘竟无以反驳[33]。

但到东汉,情形便不同了。虽然光武帝刘秀本人也颇任侠,他的天下也是由马上得来的,但他深知马上得天下,不等于就能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甚为重视“天子不与布衣同”的君臣大节,所以甫一即位,就着手进行一系列崇儒右文的政治改革。未及下车,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前因王莽之乱,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逃入深山,自此都抱负坟策,云集京城。他就此立了十四个五经博士,让他们各以家法传授。建武五年(公元29),又修太学。中元元年(公元56),再建三雍。同时,“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由于他偃武修文,崇尚儒学,故东汉初年,无论是朝廷纲纪还是士人风操,都出现了有别于西汉的新气象。正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言:“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会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守义之徒,盛于时矣。……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清人赵翼所谓“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34],也是在说这一点。

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左右下,游侠自未能像战国、西汉时那样,拥有广阔的活动余地。而且王公贵族也再不敢或不愿像西汉人那样,乐意与之往来。史载为刘秀“甚见亲信”的阴兴,虽是光烈皇后母弟,“为人有膂力”,“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35]。时有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称得上是“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的游侠,但如马援虽“爱之重之”,心底里对其仍有所保留。当得知两个兄子“通轻侠客”,即从千里之外的交趾前线写信告诫:“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36]“轻薄子”,即西汉人说的“轻险”、“轻薄无赖”,是游侠的末流或走卒,马援见兄子好击剑骑射,结交英豪,惟恐他们效仿游侠不成,堕入轻薄,所以再三叮嘱。第五種因得罪宦官单超,避迹民间数年。有徐州从事臧旻上书替他求情,认为“罪至微徙,非有大恶。……故种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显季布之会,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令种有持忠入地之恨”[37]。说辞十分恳切,但事过境迁,当年高祖刘邦可以赦活季布,并默许朱家的侠行,可至此时,这番说辞已再不能打动桓帝。由此一事,也可见游侠社会地位和影响的跌落。至于郭解的儿子郭梵、孙子郭伋,一任蜀郡太守,未见有侠行;一“少有志行”,光武时由尚书令出为渔阳太守,渔阳多寇贼奸猾及游侠之徒,他一上任即招怀山贼,令当地数百强人束手来降,又用强力抓捕豪猾游侠的首领依法处死,全无乃祖之风[38],也是可用以证明游侠之风荡失的显例。

东汉统治者偃武修文崇尚儒学的政策,自然不利于游侠的存在和任侠精神的发展,除此之外,统治者的戒惕和打击,也是此时游侠渐趋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光武子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后“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被废去封国。其狱历多年,党徒“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生死徙者以千数”[39],这里所谓“奸猾”、“豪桀”俱游侠之谓。刘英欲倚重这些人图谋大事,光武知道留这批人在世上终是祸根,不为此图,必为彼用,所以故意让他们彼此勾陷,一网除尽。再如济南王康也“不循法度,交通宾客”,曾招集州郡奸猾,送以缯帛,假图书谋行不轨,后被明帝削县论处,所结纳的那些“奸猾”想来也未能轻易逃脱[40]。此外,还有楼陶王悝,与“任侠剽轻”的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交通,被人密告,灵帝让人迫责之,使其畏罪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41],郑飒、董腾自然也只有伏罪受死的份。

在东汉两为太史令,后任河间相的张衡,曾撰文展示了他剿灭河间一地豪右游侠的真实情况:

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42]

不过,虽有朝廷对儒学的正面倡导,还有上述严厉的打击裁抑,游侠并未就此一蹶不振,当汉末君主庸弱军阀混战之际,他们又成批涌现,他们的影响也正如西汉游侠之于东汉一样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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