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群雄割据_风云起群雄战不休

时间:2017-03-26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367 次

三国群雄割据_风云起群雄战不休

公元192年,对于袁绍公孙瓒来说,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人生拐点。因为在这一年的正月,由于二人长久以来的积怨和利益冲突,爆发了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北方的军事和政治格局,也一步步影响到了袁绍和公孙瓒的个人命运

而在当时的中国,类似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冲突还有很多,它们都是各个军事集团相互摩擦、冲突之后的必然结果。一时间,无论是在关中、关东还是中原和江东,都出现了万马嘶鸣、群雄并起的局面,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你争我斗,征战不休。这些争斗之中的获胜者,势力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方霸主,而另外一些被消灭和吞并的势力,则如同过眼云烟,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浪花一朵。

谁是这个时代乱局的转瞬即逝的点缀?谁又成为这个乱世之中最后的枭雄?

李郭之争

倒行逆施的董卓,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可谓是咎由自取。那么董卓被杀之后,是不是天下就太平了呢?答案不但是否定的,而且可以说是恰恰相反。在董卓被诛之后,整个国家不但没有安定下来,形势反而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时刻,东汉的皇帝刘协可谓刚出虎穴,又入狼口,再一次成为权臣手中的傀儡。看来,这位倒霉的皇帝从当初被董卓扶上王位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

那么,董卓死后,掌控刘协的是谁呢?没错,是王允和吕布

董卓死后,王允和吕布就把持了朝政。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而另一边的吕布呢?也跟王允没什么两样,到处夸耀自己诛杀董卓的功绩,越来越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甚至连王允也不放在眼里。而在王允看来,吕布不过是一员武将,说白了就是徒有匹夫之勇,他能懂什么政治和权谋啊?因而,王允根本就不愿意吕布干预朝政,久而久之,二人之间发生矛盾便成了在所难免的事。

诛杀董卓之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董卓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可继而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里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还不如任命皇甫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傕和郭汜。李郭二人都很害怕王允,他们想遣散所率的军队,自己逃回家乡,以求保全自身。讨武校尉贾诩听说之后劝说道:“如果你们放弃军队,孤身逃命,只需一个亭长就可以把你们捉到,不如齐心合力,攻打长安,为董卓报仇。事情成功,可以拥戴皇帝匡正天下;如不成功,再逃也不迟。”

于是,李郭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他们在沿途招兵买马,抵达长安时,军队已达十余万。他们与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等会合,向长安发动进攻。当时的东汉官兵,完全不堪一击,没过多久,李傕、郭汜的部队便攻陷了长安。

与此同时,王允、吕布在城内坚守。然而只坚持到第八天,吕布的部下便发生了叛变,开城门直接将李傕、郭汜的军队迎入了城,吕布抵挡不住,带领数百名骑兵突围逃走。

在吕布出逃的关口,他还没忘招呼一下自己的“老朋友”王允,让他随自己一同逃走,而王允则断然拒绝,他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望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献帝逃到宣平城楼。李傕、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做什么?”李傕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王允听到他们这样说,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悲壮地走下了城楼,来到李傕、郭汜面前。李傕、郭汜也毫不手软,当即命令手下将王允就地处决了。

王允被杀害之后,李傕、郭汜等便控制了汉献帝。李傕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郭汜任后将军,樊稠任右将军。他们都和三公一样开府,设置僚属。他们三人与原来的三公合称六府,都参与官吏的推荐和选举。李傕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争相提拔自己的亲信为官,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大发脾气。朝廷只好按照李傕第一、郭汜次之、樊稠再次的顺序任用他们推荐的人选。三公所推荐的却没有任用的机会。李傕、郭汜、樊稠互相猜忌,各存异志,都想独揽大权,他们经常夸耀自己的功勋,贬低别人。他们之间几次都将发生武力冲突,只是被人劝阻,才表面平息,但矛盾最终还是爆发了。

公元195年春,李傕借与樊稠商议军情之机,暗地派人将樊稠杀死。其后,李傕、郭汜又闹翻,各自率兵攻打对方。尽管献帝派侍中、尚书去调解他们的矛盾,但还是无济于事。三月,李傕派兵包围皇宫,将献帝劫持到自己军营中,郭汜那边则将朝廷大臣扣压。一连几个月,双方不停地攻打,死者数以万计。不久,镇东将军张济从陕县来到长安,调解李傕与郭汜的矛盾,并迎献帝前往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经过反复调解,李傕与郭汜终于同意讲和,并相互交换女儿做人质。

袁绍崛起

就在李傕和郭汜互相攻打的时候,东方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袁绍实力的不断增强。

前面已经提过,当初袁绍在洛阳的时候,曾经与董卓因为另立新帝的事情闹翻了脸,于是一路逃奔到了冀州。后来,袁绍成为讨伐董卓的“关东同盟军”的盟主,享有颇高的威望。但自从董卓迁都长安之后,关东同盟军便开始逐渐自我瓦解,最终解体。各路军阀之间你争我斗,相互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袁绍被夹裹在这场混乱的争斗之中,越来越意识到拥有自己的武装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他把目光锁定在了冀州。

当时的冀州牧是韩馥,他在关东同盟军讨伐董卓的时候,负责粮草的供应。这个人嫉妒心很重,他看到各地的军事力量都非常推崇袁绍,纷纷投奔而来,心中便非常之妒忌,于是便暗地里减少对袁绍的粮草供应,想借此离散他的军队。这一点显然瞒不过袁绍的眼睛,心中对韩馥自然非常不满,早就有想取而代之的打算,只是迟迟没有找到机会。

恰好在那个当口,韩馥的部将麹义叛变,韩馥率兵讨伐,结果被麹义打败,狼狈不堪地退了回去。袁绍于是决定与麹义联合去攻打韩馥。但是就算在这个时候,袁绍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从韩馥手中拿下冀州,一时间还有些犹豫不决。这时,谋士逢纪给袁绍出了个主意,他建议袁绍秘密与公孙瓒联络,让公孙瓒去攻打冀州,韩馥肯定会惊慌失措,这个时候,派个有口才的人去“忽悠”韩馥,让他认清局势,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在这种情况之下,韩馥必然会将冀州拱手让出。袁绍非常赞赏逢纪的计谋,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在公元191年七月,袁绍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从韩馥手中夺走了冀州。

袁绍夺取冀州之后,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公孙瓒。他觉得自己完全被袁绍耍了,这个人也太没情义了,让自己去攻打冀州,震慑韩馥,结果反倒被袁绍独吞了冀州,这事儿放到谁那里肯定都咽不下胸中那口气。于是,公孙瓒一怒之下,决定出兵讨伐袁绍。他率军驻扎在盘河(今山东乐陵东南),上书朝廷,罗列袁绍罪状,然后向袁绍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冀州境内的许多县城都开始背叛袁绍,响应公孙瓒,这让袁绍感到非常恐慌,于是便想要缓和与公孙瓒之间的矛盾。他把自己的渤海太守的印绶授予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希望他能够做个“中间人”,调解一下自己与公孙瓒之间的过节。可是,令袁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公孙范到任之后,也背叛了袁绍,带领渤海郡的军队协助公孙瓒攻打袁绍,这对袁绍来说真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处境雪上加霜。现在,摆在袁绍面前的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只有与公孙瓒正面交锋,决一死战,才能在近乎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取得立足之地和暂时的喘息。

于是,在公元192年的正月,袁绍与公孙瓒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南二十里处展开了激战。公孙瓒部下有三万人马,锐不可当。袁绍命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在两侧埋伏了一千名弓箭手,公孙瓒见麹义兵少,便产生了轻敌思想,他命令骑兵突袭,麹义的士兵以盾牌掩护身体,坚守不动,等双方相距只有十几步时,麹义一声令下,军队发起反击,埋伏在两侧的弓箭手也一齐发箭,呼喊声震天动地。公孙瓒的军队一下子被冲垮了,大败而逃。他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被杀,一千余人战死。麹义率领军队追到界桥,公孙瓒集结军队反扑,又被打败。麹义紧追不舍,一直杀到公孙瓒的大营前,拔掉了营门大旗。公孙瓒率军仓皇溃逃。

公孙瓒没在冀州获得地盘,反被重创,便向幽州发展势力。公元193年十月,他杀了原幽州牧刘虞,占领了幽州。当时,幽州流传着一首童谣:“燕南垂,起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认为这是指易城(今河北雄县西北),于是他把易城作为大本营,在这里修建堡垒和楼观。公孙瓒依仗军事力量,不体恤百姓,心胸狭窄,为人记过忘善,陷害名士,压抑贤才,甚至连多看他一眼的小事,也要进行报复。幽州被他搞得一团混乱,可谓民不聊生。

公元195年,被公孙瓒杀害的幽州牧刘虞的从事渔阳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率幽州兵马想为刘虞报仇,因燕国(今北京大兴)阎柔素有恩义,他们便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阎柔招集鲜卑、乌丸等兵马,共得汉兵、胡兵数万人,与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河(今朝白河)之北,大败公孙瓒军,斩杀邹丹。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的人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随鲜于辅迎接刘虞之子刘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共十万攻打公孙瓒,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人。这时,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也纷纷起兵征讨公孙瓒。公孙瓒屡战屡败,士气大减,只好退回易城坚守不出。

被打怕了的公孙瓒,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在易城周围挖了十多道又宽又深的战壕,又在战壕内堆筑高达五六丈的土丘,丘上又筑有营垒。堑壕中央的土丘最高,达十余丈,公孙瓒自居其中,以铁为门,斥去左右,令男人七岁以上不得进入,只与妻妾住在里面,文书、报告都用绳子吊上城楼。公孙瓒还命令一批妇女练习大嗓门,使声音能传数百步,以便向其他城楼传达命令。就这样,公孙瓒在高高的城楼上,把“坚守不出”这四个字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但这样真的能够一劳永逸吗?显然不是。公孙瓒这样极端的举动,让他的威信尽失,既没有亲信,也疏远了宾客,他的谋臣猛将都渐渐离他而去。从这一点上来说,此时已经为他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再说那边的袁绍,面对公孙瓒“固若金汤”的防御,袁绍一时还真没有办法。他多次出兵攻打公孙瓒,都没能攻克。到最后,袁绍索性给公孙瓒写信,想与他抛弃前嫌,再度联合。公孙瓒对此完全不予理睬,反而加强防备,更加确信自己的防守战术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袁绍得知公孙瓒的态度之后,大为恼怒,立即向易城增派兵马,大举进攻公孙瓒。随着袁绍攻势的加强,只是一味防御的公孙瓒渐渐支持不住了。他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将领求援,并准备亲自率领部队出城应战。

公元199年春天,黑山军首领张燕与公孙续率领十万军队,分三路向易城赶来,援救公孙瓒。公孙瓒派使者前去接应,并给公孙续带去一封密信,让他率五千精兵到城北低洼地埋伏,以点火为号,公孙瓒带兵出城,前后夹击袁绍的围城部队。哪知送信人被袁绍的军队抓住,搜出了这封信。袁绍便来了个将计就计,按期点火。公孙瓒以为援军已到,急忙率军出城,结果进入袁绍伏兵的包围圈。经过一场恶战,公孙瓒大败,退回城中。袁绍抓住时机,命令军队挖掘地道,一直挖到公孙瓒住的城楼下面,然后用木柱支撑,又将木柱点燃,大火一下子将城楼烧塌。公孙瓒陷入绝境,万般无奈,将自己的姊妹、妻子缢死,然后引火自焚。于是,袁绍又占领了幽州,成为北方势力最大的军事集团。

群雄并立

说完袁绍,还要提一下他的弟弟袁术。这兄弟二人原先在讨伐董卓的时候还一条心,后来相互之间摩擦不断,矛盾激化,逐渐走向了对立。袁术在董卓专权时,避祸逃离洛阳到达南阳。他的部将孙坚杀了南阳太守张咨,率军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与袁术会合。从此南阳成为袁术的根据地。

袁术刚到南阳时,南阳有户口数百万,但他骄奢淫逸,征赋无度,百姓痛苦不堪,纷纷外逃。后来,他与袁绍的矛盾逐渐加深,兄弟二人各自拉拢党羽,互相图谋。常言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袁术与荆州牧刘表不和,便勾结公孙瓒,而袁绍与公孙瓒可是死对头,于是袁绍便与袁术的对头刘表联合。当时,地方势力大多依附袁绍。袁术愤恨地说:“这些小人不跟随我却跟随我们家的败类,不会有好下场!”他还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不是我们袁氏的子孙!”袁绍从别人口中听到袁术的话后勃然大怒,发誓要好好“修理”一下他这位弟弟。兄弟二人的矛盾此时可谓达到了又一个顶点。

公元193年正月,袁术进军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向北方发展势力,遭到袁绍与曹操的联合抗击。袁术大败,带领余众退至九江(今安徽凤阳南),扬州刺史陈瑀率兵抵御,不许袁术入境。袁术退守阴陵(今安徽凤阳西南),集结军队又向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陈瑀大为恐惧,逃到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于是袁术占领了寿春。随后,袁术自称扬州刺史,成为割据淮南的军事集团。

除了袁绍、袁术兄弟之外,在这一时期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还有很多,比如辽东的公孙度,徐州的陶谦,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焉,以及江东的孙坚、孙策

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导致整个中华大地战乱不已,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拿袁绍与公孙瓒来说,为了争夺荆州,两个阵营连续作战两年之久,军队疲惫不堪,粮食吃光了,就到处抢掠百姓,以致田地里连青草都难以见到。公元196年,献帝东还洛阳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全是被烧毁的宫殿,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凡是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要自己去采摘野菜充饥,有的官员直接就饿死了。官员尚且如此,可以想象老百姓的生活有多么凄惨。很多人都背井离乡,向别处迁移,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战争难民”。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所带来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