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 简介资料_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马叙伦 简介资料_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马叙伦（1885—1970），字夷初，号石翁，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民主革命家。他在1908年至1922年期间，曾数次在杭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员、校长（1921—1922），还担任过浙江教育厅的厅长。是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为奠定社会主义教育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艰难求学

1885年4月，马叙伦出生在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他十岁丧父，母亲靠刺绣供他念书，他不负慈母期望，学习勤奋。戊戌变法后，杭州有了新式学堂，马叙伦进入著名的“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读书。开始时他对从未接触过的数学、英文等课程感到困难，但他发愤追赶，不到半年，就在考试中连得了7个第一，连升两班，一年后就升为特班生。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当时学堂特设了师范生班和预备生班，马叙伦被选为师范生。师范生是最优秀的学生，除了本身的学习外，还要担任预备生的教师，指导这些小同学的学习。

后来，由于不满学校压制民主、随意开除学生，马叙伦等人代表大家写呈文向当局控告学校，同时许多学生还离校以示抗议。校方见事态扩大，就用分化手段使部分学生回校上课，马叙伦等坚持斗争的学生被开除学籍。从此，追求真理、求知若渴的青年马叙伦失去了在校读书的机会，愤然走上了社会。

教书与革命

1902年，年仅17岁的马叙伦为赡养母亲弟妹，来到上海担任《选报》的编辑，不久就担任了《新世界学报》的主编。当时的上海是各种思潮集中角逐的场所，马叙伦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而办报又使他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除了接触革命党人、维新派人物之外，他还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时常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讨论国事，受到了许多教益。后来，他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等人写文章，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希望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到反清反帝的武器。

马叙伦主编的《新世界学报》封面

此后，马叙伦在杭州、江山、诸暨等地做了两年教员，继续传播反清革命思想。

1906年下半年，他应邀至广州两广师范馆和方言学堂教书。方言学堂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同盟会会员，他与学生不仅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也有共同的革命思想。

1908年，马叙伦回到杭州，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并兼任《浙江日报》社论主笔等职。他除了教学和写稿，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当时杭州的秘密革命组织常在西湖边的白云庵、彭公祠和三潭印月等处集会，讨论革命的思想和实际斗争问题，马叙伦都积极参加。1910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的南社。南社是以江南知识分子、知名人士为基础，以文学为阵地的进步团体。

1911年夏，马叙伦专程赴日本会见章太炎，商讨革命策略，经章太炎先生的介绍而加入了同盟会。回杭州后，马叙伦立即投入了江浙两省民众掀起的爱国护路运动。武昌起义后，他与汤寿潜、陈介石等人在杭州共同发起组织民团活动，准备响应起义。他还与汤尔和、楼守光三人分别担任城区巡防、联络驻军等职务。

可是辛亥革命的所谓胜利犹如昙花一现，马叙伦眼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影笼罩着北京城，心中极为愤慨和悲痛，再也不能埋首教学和研究。马叙伦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做了许多工作：马先生的学生廖容当时在总统府任职，经过他做工作，廖容回广东召集旧部，参加护国军，踏上了讨袁的征途；章太炎由于公开反对帝制，被袁世凯监禁，章以绝食相抗。马叙伦为营救章太炎做了许多努力，同时还设法去监禁处看望，劝章太炎进食，保存斗争的本钱。

1915年冬天，在袁世凯称帝之前，马叙伦辞去北大和北医专的两处教职以示抗议，时人称他为“挂冠教授”，北京、上海的报纸对此事都作了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邀请马叙伦回北大任文科教授。马先生支持蔡元培的改革，成为教员革命新营垒内的中坚力量。五四运动爆发时，马叙伦被推选为北大教职员会书记、主席，以后又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书记、主席。他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写文章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他慰问被捕学生并参加对当局的谈判。在运动高潮时，马先生在北大文学院的教员休息室昼夜工作，当时北大对外的宣言、声明、抗议书等文字，大都出自马叙伦的手笔。他还机智地营救过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

1920年一个傍晚，马叙伦偶然获悉军阀当局要逮捕陈独秀，情况紧急，陈独秀住得较远，如果直接去报信恐怕来不及，马叙伦焦急万分，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位北大的进步教授住得离陈独秀很近，而且住处有电话，就让这位教授立即通知陈独秀离开。当夜，反动军警出动抓人却扑了个空，陈独秀已经离京脱险了。

五四运动后，马叙伦受北京教育界的信任和推举，领导了颇有影响的“索薪运动”。在游行请愿时，走在队伍前列的马先生头部受伤，再加上积劳成疾，头痛失眠加剧，只得回杭州休养。

1931年马叙伦第4次到北大任教，“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痛感祖国山河破碎，常以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的事迹激励学生。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北大教授的聚餐会上发言说：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国共两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936年后，马先生先后当选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主席、华北民众救国联合国主席，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针对部分师生的思想提出了“教书不忘革命、读书不忘救国”的主张，对促进师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起了积极作用。他还亲自两度入川，策动四川军阀刘湘加入反蒋阵线，促其抗日。

1937年8月，马叙伦迁居上海法租界，不久上海沦陷，他蓄须隐居，更名邹华荪（意即中华民族的子孙）。马叙伦的旧友汤尔和当了敌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特意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上海，请马先生担任北大校长，马先生勃然作色，严词拒绝：“现在国难深重，我岂能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请回复汤总长，我是绝对不去的。但愿汤总长珍惜前程，保持晚节。我不写回信了。”“不写回信”乃是决绝的表示。

1940年3月，汪精卫的追随者陈公博到上海，陈原是北大的学生，他想请马叙伦出任伪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马叙伦断然拒绝说：“我是决不会出来帮日本人忙的，休要痴心妄想。”并且以国家民族大义劝陈公博停止卖国活动，不要与汪精卫同流合污。后来陈自己做了伪立法院院长兼任伪上海市市长，他几次托人向马叙伦致意，希望约期与马先生晤谈，还派人送钱送米。尽管马叙伦当时生计艰难，时有断炊之虞，但是马先生将钱物如数退回，与陈断绝来往，高风亮节令人敬仰。

1945年日军投降。但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调兵遣将，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马叙伦又积极地投入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他通过各种进步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大无畏的精神抨击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及发动内战的阴谋。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文化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希望成立比较永久性的团体，马叙伦和大家一起做了许多具体准备，并于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以马叙伦为首的14人被选为理事，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举起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旗帜。从此“民进”以一个政治组织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马叙伦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马叙伦为制止内战以及祖国的新生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1946年6月，由马叙伦领衔的上海著名人士164人，发表了致蒋介石、美国特使马歇尔及各民主党派要求和平的“呼吁书”，同年6月23日，上海各人民团体公推马叙伦为首的9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反动当局唆使暴徒把马叙伦、雷洁琼等代表打成重伤。当夜，周恩来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反动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翌晨两点，又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赶到医院探视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对马叙伦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不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致电马叙伦等人表示支持和慰问。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马叙伦一生曾担任过多年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他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三次担任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并代理过教育总长。他又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高教部部长。在旧时代黑暗的官场，马叙伦敢于独树一帜，激浊扬清；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1年，马叙伦任浙一师校长时，提倡民主办学，把北大“教授治校”的一套办法推行到一师，使一师迅速改观。经蔡元培、李大钊推荐，不久马叙伦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他决心激浊扬清，改革教育。按官场旧习，新官上任，僚属也要重新更动，上司还要交下一批推荐名单，叫你不敢不用。马叙伦却坚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原则，对各方推荐一概不予敷衍，不徇私情。连省长、督办也深知他的脾气，不敢交下一张条子。不久，浙江发生大风灾，省立30所中学和11所师范学校的校舍多半墙倒屋塌，马叙伦除了报请省议会解决外，还亲自带人到萧山、绍兴两县视察。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20年代，马叙伦数度在教育部任职，他认真解决各校困难，还做到了不欠薪。这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马先生特别爱护进步青年，注意掩护共产党人的活动。教育部一次得到一个密件，说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意识到“李寿常”就是“李守常”（即李大钊）的谐音，决然冒着风险拖延不办，并立即通知李大钊转移，使其脱险。但是他革新教育的理想，在军阀政权下只能成为泡影。1928年他又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次长，他事必躬亲，案无留牍，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大学学制的改革，还为保存和发掘我国的文化遗产做了许多努力。但是，马叙伦因为不愿迁就官场中的种种陋习，事事秉公办理，为新军阀所不容。1929年冬，他赋诗一首：“袍笏登场又一回，未酬素志鬓先衰。身无媚骨难谐俗，从此柴门不再开。”作为他在旧社会仕途的结束语，就此毅然辞官回乡。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党和人民选择了德高望重和卓有成就的老教育家马叙伦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副主任、第一任教育部部长。1952年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旧中国留下的是民穷财尽、百废待兴的局面，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重视培养和选拔各种人才，这就使教育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马叙伦这位爱国者和饱经忧患的老教育家，以强烈的事业心开始了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他参与了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大政方针的部署工作，他有计划地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制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总方针以及各种条例、方案、办法等法规性文件，使人民的教育事业从起步开始就方向明确、有章可循。他还主持了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一律收归中国自已办理的工作，支持创办了新型的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马叙伦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当他看到一份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报告后很是着急，他了解到学生的课外活动过多，负担过重，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期间，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此后毛主席又两次就学生的健康问题亲笔写信给马叙伦：“……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解决问题。”马叙伦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亲自组织教育部的同志们调查情况并提出具体措施：例如规定了学生的自习、睡眠、文体活动的时间表，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食堂的伙食、卫生等。这些措施在马先生的督促下在全国各级学校得以迅速贯彻，学生的健康状况也逐步有了改善。

马叙伦历来对师范教育非常重视。他在1951年就指出：“对于各级师资的培养与提高，是整个人民教育事业能否办好与能否发展的关键，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中心环节。”他还很关心小学教师的生活和政治待遇，认为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很繁重，生活很艰苦，必须努力设法改善他们的待遇。马叙伦殚精竭虑、不辞劳苦的工作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马叙伦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进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等数十个职务，他对国家大政方针积极发表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叙伦是政协筹备会第六组组长，主持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经过他们反复讨论确定的方案，最终都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并予以公布。www.guayunfan.com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就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个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竟与马先生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

马叙伦也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他在语言文字学、老庄哲学、诗词、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著作甚丰，他的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在我国文字学中有突出地位；他在金石甲骨文的研究中也做了空前的尝试；他精研老庄哲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是爱国诗人，诗作富有时代特色；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笔势劲逸，风神飘洒，被誉为“今世王绍宗”（王绍宗是唐代书法名家）。

1957年，马叙伦因长期用脑过度而卧床不起，党中央对他十分关怀，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要想尽办法进行抢救。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先生逝世。党和人民将永远缅怀这位曾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民主斗士和著名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