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简介资料_经亨颐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时间:2017-03-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136 次

经亨颐简介资料_经亨颐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浙江上虞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00年,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被通缉避居中国澳门。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物理科。1908年归国后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首任教务长,此后历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及浙江省教育会会长。1920年因“一师风潮”离职赴浙江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任校长。曾任中山大学代校长、国民政府执行委员、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38年病逝于上海。

“抗世违俗,卓然自立”的“经毒头”

经亨颐的一生,横跨两个时代,从清末到民国。其间,社会在剧烈变革,新旧思想在剧烈交锋,现实考验着每一个人。在很多人沉沦的潮流中,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的经亨颐却始终保持着抗世违俗、卓然自立的个性,丝毫未被逆流左右过。

经亨颐隶书五言对联

经亨颐从少年时代就离开家乡上虞,跟随伯父经元善到上海,身处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的窗口,使他开阔了视野。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中,他也开始接受了维新思想,并协助当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伯父经元善为康有为变法积极筹款。戊戌变法失败后,经亨颐遭到查办而逃亡中国澳门,1903年,他留学日本,选择了东京速成师范就读,后又入东京高等师范物理科学习,其间,他十分关注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尤其赞赏日本教育家及川平治所提出的“动的教育学说”。www.guayunfan.com

经过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洗礼,经亨颐更加感觉到中国教育的落后,改革旧教育的紧迫感,使他在1908年不惜中断学业,回国应聘任当时刚筹建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潜心致力教务擘画工作。按照当时的规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只要赴学部做一次例行的考试,即可授予举人或进士。经亨颐却偏不这样做,“以示志不在功名”,(姜丹书《我所知道的经亨颐》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期)他的声望由此日高。

辛亥革命以后,两级师范学堂改名为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夏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先生首任校长,同时兼任省教育会会长,这并不是他爱权位,而是勇于承担责任。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精神,专心发展教育。针对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纷争,他始终保持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

他既拒绝与地方军阀拉帮结派、同流合污,更反对皖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对皖系骨干杨善德的督浙,他冷眼静观。当他在上海得悉浙江有人拉他作为欢迎杨善德的代表时,非常恼火,在当时日记中,他写道:“晨起阅报,见浙人有欢迎杨督军数列,而另一方面又有公民大会之发起,目余名亦其列,被控,可恨!”他断然拒绝出面欢迎杨善德,明确表示了他对军阀的厌恶和不合作态度。

杨善德60大寿时,铺张穷极奢华,并且当局还规定文武贺官必须着宝蓝亮纱长袍、玄色亮纱马褂,虽然是夏天,但也忌着白色服装。那些趋炎附势之流,当然是遵命。但经亨颐却故意在杨善德的寿期以前,面向全体学生做了一次反奢侈和个人专制的演讲。在杨善德的寿辰那天,他独穿一件白色夏布长衫,也不加马褂,前去祝寿。这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叛逆”行为,“青年们对经亨颐抗世违俗的光辉性格,印象相当深刻”。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个性,经亨颐在当时有“经毒头”的绰号。

浙一师在他的主持下,也可以说:“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

在20多年的教育实践生涯中,经亨颐始终把追求独立的教育、追求教育人员独立的人格作为一项不容置疑的内容。他反对教育行政部门任意改校长“聘任制”为“委任制”的做法,使校长的自主权没有被剥夺,为他的教育改革创造了条件,对他主持的教育会,他也表明了鲜明的态度。他通过向社会募捐在杭州平海桥西建成教育会所,使教育会事业得以顺利开展。同时,也通过这一手段与官厅始终保持着教育会的相对独立性。

“一师风潮”后,经亨颐受排挤被迫从浙江一师离职,但是他的教育热情并未减弱,他在上虞参与创办了私立春晖中学,在任春晖中学校长及以后兼任宁波省立四中校长期间,他继续不顾旧势力反对,实行新教育。

经亨颐画作

1931年左右,经亨颐到南京,当局一度想让他担任教育部长,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任何人不得干预教育部长之职权”。否则不干。其追求教育之决心及刚毅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经亨颐这样一种个性,甚至也体现在他的书画作品上,从传世的《经颐渊金石诗书画合集》来看,他的书法作品遒劲有力,画作多以松竹菊梅等清隽之品为题材,“大气磅礴,笔力超拔”。

“专心教育、与时俱进”的改革家

1908年之时,尽管清政府已废除科举制度,但是仍坚持各级学堂要“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整个教育界仍弥漫着陈腐的封建气息,经亨颐从接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开始,就对制度逐步进行了改革。在课堂上,压缩“修身经学”教学时数,重视对学生进行西方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政学时事的教学,将数学、化学博物、外国语正式列入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在新招学生中作甄别考试,按不同程度分别编入预科、本科,以便利教学。为了解决当时艺术等科师资问题,他又筹办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

苏俄十月革命后,进步的思想传入我国,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激荡,面对滚滚而来的进步新思潮,经亨颐认为:“知其势力之伟,故不宜为顽强之抗抵而当与顺应,知其功用之大,故不宜为淡漠之恝置而当加以欢迎!”表明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五四前夕,他将原来的《教育周报》改为《钱江潮》,不断发表进步文章,使其成为倡导新文化的工具,在第一期上,他发表了《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一文,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方针,酝酿进行改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教育家,毅然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的爱国运动,5月12日杭州各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这一天日记中写道:“9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3000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3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他的这一行动,给了学生极大的鼓舞,但也招来了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反动当局甚至扬言要撤他的职。但经亨颐不以为然,依然为支持学生运动而奔波,在5月27日的日记写道:“余所处地位,新旧交攻,众矢之的,收放则可,而志不能夺!”6月12日,当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杭州后,他高兴地欢呼:“民治精神可贺,可贺!”

在迎接五四新思潮的同时,经亨颐的思想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洗礼,他曾说:“五四运动凑巧为我做十周年的纪念(在一师任职),使我大觉悟、大忏悔。”“这几月的进步,至少抵得上二十年。”在一年一度的祭孔大会前夕,经亨颐不顾社会舆论的指责,借口到山西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毅然提前离开杭州,做出了当时很多人认为的“大逆不道”行为。

五四以后,经亨颐更是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在浙江一师大刀阔斧进行了教育民主改革。

首先,实行职员专任。当时的教师往往同时兼好几个学校的课,这样,做教员的至多对教课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他以为这是一种流弊,易形成校长之专权,不利于学校的民主决策,难以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1919年秋季,他聘了专职教员16人,每星期开例会一次,共商学校大事。

其次,支持学生自治,以推行民主管理精神,培养学生自治能力。他把学校事务分为学校行政和学生自治两部分,规定学生自治制度由学生自行议定,学校不予干涉。经过充分酝酿和筹备,1919年11月16日,一师学生自治会正式宣布成立,以后各地学校相继仿效。

再次,改革国文教授。经亨颐认为师范学校不是“国故”专政,“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是误了人生”,更无益于教育的普及,而且“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因此国文课应改为国语课,教授白话文,所用教材除了由国语老师自编外,更多节选《新青年》《每周评论》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注重了文章的思想性。

最后,试行学科制。原来的学年制规定,学生一门课考试不及格,就留级,其他课程也要重读一年,经先生以为这种制度是“轻视青年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于是提出了试行学科制的设想,其办法是:以每一学科为单位,规定各课程的学分数,该课程学分数又分若干年修毕,修完各科学分后毕业。

为了保证教育改革的实施,他大胆聘用思想进步的教师,如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丏尊等,这四人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在校内广泛传播新文化,推进了学校教改实施。

浙江一师实行教育改革后,校风大为改观,学术氛围浓厚,学生思想活跃,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出现了一些学生自发组织的团体,如浙江新潮社、书报贩卖部、劳动团等,在经亨颐与新派教员的倡导下,学生中掀起了阅读《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和追求新思想的热潮,一师一时成为浙江新文化中心,成为东南各省青年向往所在。

一师的民主教育改革,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但也受到政府当局与各种旧势力的非议和中伤,他们视一师为“洪水猛兽”,把经亨颐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非去之而后快,经亨颐曾对学生谈过自己当时的困难处境:“你们称我为‘母亲’一语,实在当不起,你们用这句话表示无限感情,我就用这句话来比方,声诉我的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但即使如此,他毫不畏惧,依然我行我素。省教育厅先是逼他辞职,他当着教育厅厅长夏敬观的面理直气壮地回答:“自辞则可,受讽而辞则不可,如以我为不合,请撤职可也。”

继而,省教育厅又下令要经亨颐开除进步学生施存统,辞退提倡新文化的陈望道等四位老师,又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教育厅慑于他在浙江教育界的威望,不敢明目张胆撤职,只得乘学校放寒假、学生离校之机,以调经任省视学为名,罢了他校长之职,反动当局演出的“倒经”丑剧,激起了广大师生极大义愤,他们为“挽经”掀起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得到海内外舆论界的普遍支持,迫使教育部派人前来调停,调停的结果是改派有维新思想的姜瑜担任校长,维持经亨颐开创的改革措施。

经亨颐被免去一师校长之职后,拒不赴任有名无实的“省视学”之职,离开了杭州,回到家乡上虞。

“官职可夺,其志难夺。”先生创新教育的志向并未受挫,他把自己在上虞的住处命名为“长松山房”,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为木当作松,霜寒不改容。我爱太白句,居亦曰长松。”足见其不畏霜雪的凛然正气,他有感于公立学校办学完全受制于官僚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因而亲自到上海劝请上虞富商陈春澜资助20万元,在环境安静、风光秀丽的白马湖畔建立了私立春晖中学,请了一师的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朱光潜等人为教师,在春晖中学继续贯彻一师的革新精神。

在近20年的教育实践中,经亨颐热情宣传进步的教育思想,切实贯彻蔡元培制定的国民教育方针,并以一师、春晖中学、宁波省立四中为基地,大胆地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管理上变专制为民主,制度上变机械为灵活,内容上变腐朽为清新,一洗封建教育之旧习,使学校充满自由民主的气氛,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在浙江以至全国中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亨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活动家,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先后撰写了《全浙教育私议》《春晖中学计划书》《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今后学校训育之研究》《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等文章,竭力提倡动的教育和人格教育,以其卓著的功绩在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霜寒不改容”的进取

一师、四中两次改革、两次受挫的事实,使经亨颐认识到在反动政府控制下,“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教育不可能不受政治干预而独立,所以他毅然放下自己热爱的事业投身于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经亨颐画作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当时,他与廖仲恺、陈树人齐名,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与宋庆龄、何香凝等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积极参加营救,掩护廖承志等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的活动,也正是此时,精于书法和雕刻的他操起了画笔,开始作松、竹、菊图,并与何香凝、陈树人、柳亚子、黄宾虹、于右任、张大千、潘天寿等组成“寒之友社”,寄豪情于艺术。

九一八事变后,经亨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5年,曾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孙科等人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说:“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率先响应,影响巨大。”1937年,经先生还和宋庆龄等14人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重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内容的提案。

“七七”事变后,经先生忧愤成疾,一年后的9月15日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62岁。

生逢乱世的经亨颐,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反动新旧官僚的统治,始终保持着抗世违俗、卓然自立的个性,出淤泥而不染,勇于接受进步思想,顺应历史潮流,走完了他的一生,“论定盖棺离乱日,寒松终不负初衷”,经先生是无愧于他的一生、无愧于那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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