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简介资料_曹聚仁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时间:2017-03-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1025 次

曹聚仁简介资料_曹聚仁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人(出生地蒋畈村现划属兰溪)。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先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20世纪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

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报刊新闻工作。1950年到中国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1956年后,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是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中国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1972年病逝于中国澳门。

一师曹聚仁

一、我爱我师

曹聚仁的性情比较耿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他对待老师也是如此。对不同的老师情感表达有所不同,其中很有意趣。如他在一师读书期间,对朱自清先生和夏丏尊先生的感觉就不同,对我们做教师和学生的都有启迪。

提起朱自清先生,其《背影》《荷塘月色》《春》等经典名篇,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甚至会脱口背出某些片段。曹聚仁和朱自清先生的交往,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朱自清先生仅仅比曹聚仁年长两岁。朱自清先生出生于1898年,而曹聚仁出生于1900年。曹聚仁1916进浙江一师,1921年毕业。

1920年,朱自清先生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到浙江一师任教,这时他刚从北大毕业。未经教学实践,初次上课自然会有很多不适。据曹聚仁回忆“……朱自清先生上了讲堂,情绪总是紧张得很,一头写,一头流汗,那么喘不过气的样子。他看我们的反应,那么漠然的,心里便失望得很。他只教了一个月,便决然要辞职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接到朱自清的信,知道他有去意,一面写信劝阻,一面写信给“一师”校长姜伯韩。

信上说:“假使如朱自清先生这样的教师,还不能孚众望,一师学生的知识水准,一定很差。”姜校长把信给曹聚仁看了,曹聚仁当时任学生自治会的主席,颇得姜校长的信任。曹聚仁看过信,答应姜校长去劝留朱自清先生。曹聚仁找到朱自清先生,说:“朱老师,我们使您失望了,很抱歉。”曹聚仁向朱自清先生说明来意,朱自清知道曹聚仁已知晓他的“去意”,面对比自己小两岁的学生,有些出乎意料和不自然。

但耿直的曹聚仁直截了当地告诉朱自清先生:“老师,恕我斗胆直言,教书是一种艺术,这和学问的广博与否没有多少关系。我们是尊敬朱老师的,请您还是留下来不要着急,慢慢会适应的。”看到曹聚仁如此诚恳,朱自清先生也不好再说什么。接下来,曹聚仁陪着朱自清先生去看同事们的教学方案,又陪着朱先生去看了毕业班同学在“一师附小”与特约小学的实习课。朱自清看到实习学生的良好表现,大为赞叹,终于打消去意。他也和曹聚仁成了知契朋友。

以后,朱自清先生改变了以往我讲你听的教学方法,课堂上让学生自由发言,互相讨论,师生感情越来越好,一年后,朱自清先生的影响逐渐增大,被学生看作新潮人物,学生们也确认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有诗人气质的小品散文家,成为学生的“文艺导师”。应该说,曹聚仁这样对待老师,在当时不仅弥足珍贵,即使在2017-02-18 也足为楷模。

夏丏尊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民国初的十年中,一直在“一师”教书。他和李叔同先生在一师时,被称为“爸爸的教育”和“妈妈的教育”。李叔同先生对待学生像慈父,被学生称为“我们的先生”。而夏丏尊先生自告奋勇当舍监(有点像今日的辅导员或宿舍管理员),严格管理学生,被学生称为“夏木瓜”“阎王”等。曹聚仁也很“讨厌”夏丏尊先生。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曾写道:“夏丏尊师是我们的舍监,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阎王,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为什么呢?原来曹聚仁与夏丏尊先生有“不共戴天”的小私仇。

因为曹聚仁从乡间到杭州读书,实在穷苦得很,好不容易才积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洋纸本小字《水浒传》,在自修室看那闲书,夏师一把抓了去没收了(大家一定想不到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导师的夏丏尊先生,当年也会没收学生的《水浒》《三国》)。这份仇视夏师的心理,直到“留经”运动(挽留经亨颐校长)结尾,曹聚仁代表学生自治会挽留夏丏尊等四位老师时,和夏师亲密接触后,才知道夏师的为人,“不带一点急功近利的意味”,他所处的职位,所做的事务,都是尽职的。知晓了夏师是有深度的文士,彼此才建立了亲密的新友谊。直到曹聚仁自己做了中学的部主任和前进中学的校长,才知道“舍监”“训育主任”之类的职位,真是很难使学生满意。

曹聚仁回忆说:“夏师原是一师的前四金刚之一,我在一师读书时期,对夏师并没有多大印象,为了他做了我们的舍监,无端端没收了我的《水浒传》,多少还带点恶感……”学生对夏先生往往有误解,大家又都怕他,只有另找一对象来出气。同学中,有人跟夏师极相似,曹聚仁和同学们就指着和尚骂秃驴,一切怨气都往同学身上发泄。曹聚仁在一师时,只在二年级时,上过夏师的《中等国文典》课,因国文典枯燥无味,而夏师又是舍监,更感觉干枯。这种情绪化,正符合当时学生的性情。我们当今的大学生也会如此,讨厌一个老师,连他的课都不想听。

曹聚仁这种“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在他对待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态度中也有所反映。一方面,作为李叔同的学生,他十分敬重李叔同,曹聚仁写过多篇回忆李叔同的文章,他写道:“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曹聚仁以李叔同的三首歌(《落花》《月》《晚钟》)作比,分析了李叔同皈依、出家的心路历程。

另一方面,曹聚仁对李叔同敬重中怀有委婉的不满。曹聚仁对佛教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还时常有拒绝抵触的情绪。当然他始终不敢对李叔同的信佛有任何不敬之词。

像曹聚仁这样“恨师”而后“爱师”,也是一种楷模。既要懂得“恨”也要学会“爱”,而不是当今,有的大学生因为老师的严格管理,在教师评教时,就给老师打低分,报复老师。曹聚仁对朱自清师的“留”与“助”,对夏丏尊师的“恨”与“爱”,都是那么鲜明、那么真挚。www.guayunfan.com

二、重情重义

民初那几年,浙江一师的艺术氛围非常浓厚,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成为学生的明灯,许多年轻的艺术天才,都被培养出来了。其中,丰子恺、刘质平最负盛名,而曹聚仁认为,同学叶天底(在校时,名叶天瑞)却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曹聚仁的第一颗私章就是叶天底刻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3期上就曾刊登叶天瑞的篆刻作品《崇文之玺》《校友长寿》,校长经亨颐先生和夏丏尊先生都善于治印,刊登他的作品,亦可见叶天底的篆刻水平。

也许有人会问,叶天底何许人也。现在上网百度一下,就知道。百科名片介绍:叶天底,1898年生,浙江上虞人,富有艺术才华,善绘画,能篆刻,尤其爱好西洋画,是李叔同的得意门生。1916年底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一师风潮”中积极参与“留经”运动,是斗争的骨干。与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等交往频繁,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被反动武装逮捕,1928年年仅30岁英勇就义。

叶天底篆刻

当时报纸上有关叶天底的报道

曹聚仁对叶天底的印象非常深刻,感情也非常真挚深厚。曹聚仁文章中曾回忆起一件小事:“有一天,我借了他的印泥一用,一不小心,印盒掉在地上碎了,他很慷慨,就把那盒印泥送给了我。我这乡下人,真不知艺术轻重:西泠印社的印泥,上品比黄金还要贵些呢!”同学叶天底的大度,让曹聚仁备感安慰。曹聚仁对同学叶天底也是非常敬佩的。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怀疑一切旧

时代的学问,蔑视封建社会的思想,却也希望着完成学业,取得那一纸毕业证书。叶天底却在毕业那一学期先离开学校。曹聚仁对他轻视“毕业证书”的做法,如是写道:“他敝屣文凭,翩然引去”,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挞。1928年秋天,曹聚仁在文澜阁工作,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浙东暴动总司令叶天底已于今晨四时在陆军监狱执行”时,“我悲从中来,不禁号泣”。第二天清晨,惘然地走到钱塘门外,徘徊久之。回到文澜阁,找出叶天底当年替他刻的印和那盒印泥,一同包了,埋在了西泠印社的一角。多年后,曹聚仁重游故地,再访西泠印社,看见那青苔朦胧,印冢依然,感叹同学叶天底舍身的革命大业已完成,可以瞑目了。

三、勤工俭学

曹聚仁家并不富裕。当时曹家有50亩水田,父亲曹梦岐开办育才小学,当校长兼教员却是尽义务,每年多少还要补贴一点给学校,才能支撑下来。曹聚仁的哥哥曹聚德在金华第七师范读书,全部公费,家中只提供往返路费。曹聚仁进一师,虽然基本上免费,但一年要交18元的半费伙食(“半膳费”)。

从家乡去杭州,单程需3元车船费,两种费用一年需要24元左右,加上日常零用,每年曹父为筹措这些钱,得卖掉30担谷,等于10亩田的收成。因此,家里只能给曹聚仁每月1元的零用钱,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1元钱够什么用呢?还得理发洗衣。穿着方面,和一师大多数学生一样,一色的布校服,一顶布帽子,成了一师学生的“商标”。

别人都穿皮鞋,曹聚仁只穿母亲亲手制作的布鞋,下雨就穿“钉靴”,和乡民没什么两样。他为了摆脱窘境,就想写点稿子赚点稿费。恰好,好友查猛济在杭州《之江日报》做编辑。查猛济是刘毓盘的弟子,又和单不庵师(单不庵师钟爱曹聚仁,有如父子情深)带点亲。查猛济虽不是一师学生,但与曹聚仁来往密切,曹聚仁就想替他们的副刊写点稿子。

查猛济告诉曹聚仁:“除非写旧诗词,否则是拿不到稿费的。诗词稿费也可怜得很,你还是写点新闻吧!起码三四角钱一条,好的还有一块钱——分甲、乙、丙、丁四等。”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整日在“象牙塔”中的曹聚仁,几乎与世隔绝(一师校规十分严厉,学生一律住在学校中,假日得有假条,请了假,才可以到街上去,下午八时前必须回校),如何去找新闻呢?曹聚仁便突发奇想,和兰溪的《兰江日报》取得了联络,答应给他们写杭州通讯,不取稿酬,送《兰江日报》一份即可。

曹聚仁就从那份《兰江日报》上找寻金华地区的地方新闻资料,添油加醋,重新写过,投稿给《之江日报》,居然刊载出来,还有了稿费。有几回居然得了一元一条的高酬。这样每月就有四五元的收入作零用,解决了自己的经济困境,也为日后当新闻记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当时曹聚仁只有15岁。当时学生是奉令不许做报馆访员的,好在曹聚仁写的都是钱塘江上游的地方新闻,和学校当局井水不犯河水,没被学校训斥过,包括严厉的夏丏尊师。用当今的话可以说算是曹聚仁在一师时的勤工俭学。

四、爱国情怀

曹聚仁考进一师,如他自己所说“这件事,对于我的一生,关系实在太大,想不到我进的乃是一个造反派的学校,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注定了他走出校门,将来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而奋斗生命最后一刻的命运

五四运动狂潮席卷全国,也冲开了杭州贡院前的大门,一师学生便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和革命的主流结合起来了。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卖国丧权,北京各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杭城各校举行了游行。曹聚仁所在那一班被分配到杭州拱宸桥地区(日本人经营拱宸桥租界),曹聚仁做了一件“胆大妄为”的事,带领同学们涌入那些姑娘拉人的茶楼去“抵制日货”“打倒日本鬼子”。曹聚仁生平第一次在茶楼妓院林立的拱宸桥畔,四方桌上公开发表演讲。下面的茶客们窃窃私语,都说学生是吃了老虎胆的人。这是他作为一师学子的一次爱国实际行动。

大潮来临,逆流涌动。浙江省议会对一师进行全面攻击,连累到校长经亨颐,把经亨颐视作洪水猛兽,列举四大罪状:废孔,非孝,公妻,共产。根据议员们所列举的罪状,浙江省当局撤了经校长的职务。因曹聚仁在全校国文会考中得了第一名,学生们公推他写学生自治会宣言进行批驳。

宣言指明“公妻”是希腊哲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主张,柏拉图所说的“公妻”是男女婚姻由国家决定。他讽刺议员们普通的常识都缺乏,用他们自己的肮脏想法污蔑经校长,既无耻又可怜。说到“共产”,他以《礼记·礼运篇》为证,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这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我们所要的共产社会,正合乎孔子的主张。这篇嬉笑怒骂的宣言,刊登在沪杭各大报纸上,把反动派驳得体无完肤。锋芒初露,曹聚仁崭露头角。后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之一(另一人为范尧生)。曹聚仁在“一师”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匹夫自有兴亡责,收拾乾坤在一肩”的职责。

报人作家曹聚仁

一、救亡图存办《涛声》

1931年是曹聚仁落脚上海的第10年,这年他32岁。这年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统治者在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上加紧进行“围剿”。在文化方面,他们禁止出版进步报刊,封闭进步书店,颁布旨在扼杀进步文化的出版法,通缉作家,并将柔石等革命作家逮捕、拘禁甚至秘密处死……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作家无不感到愤恨、苦闷和彷徨,就想自己创办刊物。正如曹聚仁所说的,几个朋友“想写点文章叫喊一番”,这时正好上海群众书局的主人方东亮到暨南大学找曹聚仁,请他编套新文艺选集。曹聚仁等向他提议,结合作选集广告与新书宣传,办一份刊物。1931年8月一种叫《涛声》的刊物就问世了。一开始《涛声》并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也不给什么主义做宣传。

办了一段时期后,曹聚仁等才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信念: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涛声》有一句影响巨大引起当时读者共鸣的话语:“脱下长衫,莫做奴才”,体现出曹聚仁的爱国激情和救亡的焦虑,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警醒和告诫。《涛声》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如周木斋、杨霁云、曹礼吾、石不烂等,鲁迅先生就曾以笔名罗抚为《涛声》供稿,鲁迅先生曾说:“我是喜欢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

但《涛声》出到第42期时就在“一·二八”的炮火中被迫停刊。1932年复刊,但终因“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鲁迅语)”而被国民党以“袒护左翼,诽谤中央”为由叫停。曹聚仁并没有因为《涛声》的停刊而消沉,他仍然昂扬地战斗着。此后,曹聚仁与徐懋庸合办《芒种》半月刊。《芒种》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中较有影响的刊物。

二、主持《正气日报》

1940年,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的蒋经国,在得知曹聚仁先生定居赣州后,“三顾茅庐”请曹聚仁出山,主持《新赣南报》,后创刊时改名《正气日报》。曹聚仁因有20世纪30年代主办《涛声》周刊的经验,又一直与文化、新闻出版界人士交友,如何办报早已驾轻就熟。但曹聚仁还是谦虚地与蒋经国约定“其实聚仁也不一定能办好,既蒙青睐,我可以负责半年。半年后待报纸有起色我就退出”。上任伊始,就建议蒋经国将《新赣南报》更名为《正气日报》:“我以为报纸虽在赣南,但不能局限于赣南,应面向全国。因此要有一个有气魄的报名。”

此言正合蒋经国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心理。曹聚仁大刀阔斧采取一系列的办报措施,如他把原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熟悉印刷业务的徐锡高请来当厂长,更新设备提高印刷质量。请来一些能力强的编辑、记者,又请来知名的作家、学者撰稿。陈望道、李四光、竺可桢等都曾在《正气日报》上发表过作品。他还开办了新闻、图书馆人员培训班,招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报纸培养新生力量。这些措施很快就见到了效应。

《正气日报》和东南一带的著名报纸《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并驾齐驱,由原来日销量三四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连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中共的领导人李富春都有订过《正气日报》,可见其影响不小。半年期满,曹聚仁本准备功成身退,哪知恰在那时,报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他去找蒋经国要求按原先的诺言告退,蒋经国不同意,他只得继续干下去,直到1943年离开赣州。

三、一脚文坛,一脚“报坛”

曹先生在杭州读书期间就开始为报纸投稿,虽然当时仅仅是写点新闻稿赚点生活费,但却为他今后成为知名的报人、作家奠定了基础。到了上海后,他就“一脚踏到文坛,一脚踏到报坛”。

1921年秋天(毕业当年)曹先生就为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副刊撰稿,将自己毕业当年到南京投考东南高师落第、又转到武汉投考武昌高师的一段经历写成了《失望的旅行》,在《觉悟》上连载。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30年中,教书、写稿、当记者,为《北晨》《觉悟》《学灯》《民国日报》《申报·自由谈》等刊物撰稿,文稿不下100万字。在上海活跃的时期,他是与鲁迅有着深交的一位作家。上海鲁迅纪念馆有曹聚仁的专库,可以看出他与鲁迅的亲密关系。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散文为主,《笔端》《文思》《文笔散策》《中国史学》都是那时的作品。

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大江南线》是他对淞沪抗战的战地采访记录,以后到徐州采访台儿庄大战,成为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

1950年至1956年,曹聚仁在相对宽松的中国香港埋头写作,成为他一辈子辛勤劳作的收获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曹聚仁出版的著作竟有20多种:《中国剪影》《到新文艺之路》《乱世哲学》《新事十论》《火网尘痕路》《中国近百年史话》《蒋经国论》《采访外记》《中国剪影》《酒店》《鱼龙集》《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新红学发微》《观变手记》《文坛五十年续集》《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山水·思想·人物》《中国文学概要》《鲁迅评传》《蒋畈六十年》等。这些论著达到了他学术的最高境界,足以让他成为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思想家。曹先生一生留下的著作在4000万字以上,说他是一位著名作家并不为过。

爱国人士曹聚仁

新中国成立后,因曹聚仁的丰富阅历和深厚的人脉关系,用曹聚仁的话说“国共两党中,只要榜上有名的人几乎都认识”,历史的际遇,受爱国心的驱使,曹聚仁充当起大陆与台湾之间沟通的“密使”。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曾先后6次从港澳返回内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也曾与在中国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畅谈”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事宜。

1957年曹聚仁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托,曾“遵命看了一些地方”。到江西庐山,参观河东路180号的美庐(宋美龄曾居住过的地方),曹聚仁拍摄了蒋介石的手迹摩崖石刻“美庐”二字、宋美龄绘制的风景油画、宋美龄用过的钢琴等等。到蒋氏父子的故乡奉化溪口探访。

曹聚仁带着一架120相机(大底片相机),对奉化溪口作了详细观察、拍照。曹聚仁专门拜谒蒋母墓园、毛氏墓地,并且拍了两卷胶片。看到蒋母和毛氏坟墓并没有什么损坏,政府也并不叫人民怎样仇视蒋氏的故居。这些都在曹聚仁先生给台北蒋氏的报告中提及,给蒋氏多少有些安慰。曹聚仁报告送出后不久,台北就有反应,在曹聚仁的记录里写道:7月23日下午接W兄电话:“G公嘱兄耐性,我即来港面谈”(“G公”指蒋经国,“W兄”即蒋经国的特派员王济慈)。但此后终因种种原因海峡两岸间的热线由热转冷并且一度中断,“国共第三次合作”也被无限期搁置。

曹聚仁终老港澳,1972年病逝于中国澳门。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的爱国情怀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曾说:“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他逝世后,周总理为曹聚仁盖棺论定,称曹是“爱国人士”,并亲自为其拟写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之墓。”周总理认为曹聚仁生前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而羁留港澳,未能回到内地,应将其骨灰送到他家乡浙江兰溪安葬,让他落叶归根。尽管还有着各种说法与传言,但曹聚仁“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作为我们杭州师范大学的知名校友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