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简介资料_曹聚仁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曹聚仁简介资料_曹聚仁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人（出生地蒋畈村现划属兰溪）。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先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20世纪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

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报刊新闻工作。1950年到中国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1956年后，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是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中国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1972年病逝于中国澳门。

一师曹聚仁

一、我爱我师

曹聚仁的性情比较耿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他对待老师也是如此。对不同的老师情感表达有所不同，其中很有意趣。如他在一师读书期间，对朱自清先生和夏丏尊先生的感觉就不同，对我们做教师和学生的都有启迪。

提起朱自清先生，其《背影》《荷塘月色》《春》等经典名篇，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甚至会脱口背出某些片段。曹聚仁和朱自清先生的交往，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朱自清先生仅仅比曹聚仁年长两岁。朱自清先生出生于1898年，而曹聚仁出生于1900年。曹聚仁1916进浙江一师，1921年毕业。

1920年，朱自清先生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到浙江一师任教，这时他刚从北大毕业。未经教学实践，初次上课自然会有很多不适。据曹聚仁回忆“……朱自清先生上了讲堂，情绪总是紧张得很，一头写，一头流汗，那么喘不过气的样子。他看我们的反应，那么漠然的，心里便失望得很。他只教了一个月，便决然要辞职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接到朱自清的信，知道他有去意，一面写信劝阻，一面写信给“一师”校长姜伯韩。

信上说：“假使如朱自清先生这样的教师，还不能孚众望，一师学生的知识水准，一定很差。”姜校长把信给曹聚仁看了，曹聚仁当时任学生自治会的主席，颇得姜校长的信任。曹聚仁看过信，答应姜校长去劝留朱自清先生。曹聚仁找到朱自清先生，说：“朱老师，我们使您失望了，很抱歉。”曹聚仁向朱自清先生说明来意，朱自清知道曹聚仁已知晓他的“去意”，面对比自己小两岁的学生，有些出乎意料和不自然。

但耿直的曹聚仁直截了当地告诉朱自清先生：“老师，恕我斗胆直言，教书是一种艺术，这和学问的广博与否没有多少关系。我们是尊敬朱老师的，请您还是留下来不要着急，慢慢会适应的。”看到曹聚仁如此诚恳，朱自清先生也不好再说什么。接下来，曹聚仁陪着朱自清先生去看同事们的教学方案，又陪着朱先生去看了毕业班同学在“一师附小”与特约小学的实习课。朱自清看到实习学生的良好表现，大为赞叹，终于打消去意。他也和曹聚仁成了知契朋友。

以后，朱自清先生改变了以往我讲你听的教学方法，课堂上让学生自由发言，互相讨论，师生感情越来越好，一年后，朱自清先生的影响逐渐增大，被学生看作新潮人物，学生们也确认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有诗人气质的小品散文家，成为学生的“文艺导师”。应该说，曹聚仁这样对待老师，在当时不仅弥足珍贵，即使在2017-02-18 也足为楷模。

夏丏尊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民国初的十年中，一直在“一师”教书。他和李叔同先生在一师时，被称为“爸爸的教育”和“妈妈的教育”。李叔同先生对待学生像慈父，被学生称为“我们的先生”。而夏丏尊先生自告奋勇当舍监（有点像今日的辅导员或宿舍管理员），严格管理学生，被学生称为“夏木瓜”“阎王”等。曹聚仁也很“讨厌”夏丏尊先生。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曾写道：“夏丏尊师是我们的舍监，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阎王，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为什么呢？原来曹聚仁与夏丏尊先生有“不共戴天”的小私仇。

因为曹聚仁从乡间到杭州读书，实在穷苦得很，好不容易才积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洋纸本小字《水浒传》，在自修室看那闲书，夏师一把抓了去没收了（大家一定想不到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导师的夏丏尊先生，当年也会没收学生的《水浒》《三国》）。这份仇视夏师的心理，直到“留经”运动（挽留经亨颐校长）结尾，曹聚仁代表学生自治会挽留夏丏尊等四位老师时，和夏师亲密接触后，才知道夏师的为人，“不带一点急功近利的意味”，他所处的职位，所做的事务，都是尽职的。知晓了夏师是有深度的文士，彼此才建立了亲密的新友谊。直到曹聚仁自己做了中学的部主任和前进中学的校长，才知道“舍监”“训育主任”之类的职位，真是很难使学生满意。

曹聚仁回忆说：“夏师原是一师的前四金刚之一，我在一师读书时期，对夏师并没有多大印象，为了他做了我们的舍监，无端端没收了我的《水浒传》，多少还带点恶感……”学生对夏先生往往有误解，大家又都怕他，只有另找一对象来出气。同学中，有人跟夏师极相似，曹聚仁和同学们就指着和尚骂秃驴，一切怨气都往同学身上发泄。曹聚仁在一师时，只在二年级时，上过夏师的《中等国文典》课，因国文典枯燥无味，而夏师又是舍监，更感觉干枯。这种情绪化，正符合当时学生的性情。我们当今的大学生也会如此，讨厌一个老师，连他的课都不想听。

曹聚仁这种“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在他对待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态度中也有所反映。一方面，作为李叔同的学生，他十分敬重李叔同，曹聚仁写过多篇回忆李叔同的文章，他写道：“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曹聚仁以李叔同的三首歌（《落花》《月》《晚钟》）作比，分析了李叔同皈依、出家的心路历程。

另一方面，曹聚仁对李叔同敬重中怀有委婉的不满。曹聚仁对佛教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还时常有拒绝抵触的情绪。当然他始终不敢对李叔同的信佛有任何不敬之词。

像曹聚仁这样“恨师”而后“爱师”，也是一种楷模。既要懂得“恨”也要学会“爱”，而不是当今，有的大学生因为老师的严格管理，在教师评教时，就给老师打低分，报复老师。曹聚仁对朱自清师的“留”与“助”，对夏丏尊师的“恨”与“爱”，都是那么鲜明、那么真挚。www.guayunfan.com

二、重情重义

民初那几年，浙江一师的艺术氛围非常浓厚，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成为学生的明灯，许多年轻的艺术天才，都被培养出来了。其中，丰子恺、刘质平最负盛名，而曹聚仁认为，同学叶天底（在校时，名叶天瑞）却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曹聚仁的第一颗私章就是叶天底刻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3期上就曾刊登叶天瑞的篆刻作品《崇文之玺》《校友长寿》，校长经亨颐先生和夏丏尊先生都善于治印，刊登他的作品，亦可见叶天底的篆刻水平。

也许有人会问，叶天底何许人也。现在上网百度一下，就知道。百科名片介绍：叶天底，1898年生，浙江上虞人，富有艺术才华，善绘画，能篆刻，尤其爱好西洋画，是李叔同的得意门生。1916年底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一师风潮”中积极参与“留经”运动，是斗争的骨干。与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等交往频繁，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被反动武装逮捕，1928年年仅30岁英勇就义。

叶天底篆刻

当时报纸上有关叶天底的报道

曹聚仁对叶天底的印象非常深刻，感情也非常真挚深厚。曹聚仁文章中曾回忆起一件小事：“有一天，我借了他的印泥一用，一不小心，印盒掉在地上碎了，他很慷慨，就把那盒印泥送给了我。我这乡下人，真不知艺术轻重：西泠印社的印泥，上品比黄金还要贵些呢！”同学叶天底的大度，让曹聚仁备感安慰。曹聚仁对同学叶天底也是非常敬佩的。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怀疑一切旧

时代的学问，蔑视封建社会的思想，却也希望着完成学业，取得那一纸毕业证书。叶天底却在毕业那一学期先离开学校。曹聚仁对他轻视“毕业证书”的做法，如是写道：“他敝屣文凭，翩然引去”，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挞。1928年秋天，曹聚仁在文澜阁工作，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浙东暴动总司令叶天底已于今晨四时在陆军监狱执行”时，“我悲从中来，不禁号泣”。第二天清晨，惘然地走到钱塘门外，徘徊久之。回到文澜阁，找出叶天底当年替他刻的印和那盒印泥，一同包了，埋在了西泠印社的一角。多年后，曹聚仁重游故地，再访西泠印社，看见那青苔朦胧，印冢依然，感叹同学叶天底舍身的革命大业已完成，可以瞑目了。

三、勤工俭学

曹聚仁家并不富裕。当时曹家有50亩水田，父亲曹梦岐开办育才小学，当校长兼教员却是尽义务，每年多少还要补贴一点给学校，才能支撑下来。曹聚仁的哥哥曹聚德在金华第七师范读书，全部公费，家中只提供往返路费。曹聚仁进一师，虽然基本上免费，但一年要交18元的半费伙食（“半膳费”）。

从家乡去杭州，单程需3元车船费，两种费用一年需要24元左右，加上日常零用，每年曹父为筹措这些钱，得卖掉30担谷，等于10亩田的收成。因此，家里只能给曹聚仁每月1元的零用钱，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1元钱够什么用呢？还得理发洗衣。穿着方面，和一师大多数学生一样，一色的布校服，一顶布帽子，成了一师学生的“商标”。

别人都穿皮鞋，曹聚仁只穿母亲亲手制作的布鞋，下雨就穿“钉靴”，和乡民没什么两样。他为了摆脱窘境，就想写点稿子赚点稿费。恰好，好友查猛济在杭州《之江日报》做编辑。查猛济是刘毓盘的弟子，又和单不庵师（单不庵师钟爱曹聚仁，有如父子情深）带点亲。查猛济虽不是一师学生，但与曹聚仁来往密切，曹聚仁就想替他们的副刊写点稿子。

查猛济告诉曹聚仁：“除非写旧诗词，否则是拿不到稿费的。诗词稿费也可怜得很，你还是写点新闻吧！起码三四角钱一条，好的还有一块钱——分甲、乙、丙、丁四等。”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整日在“象牙塔”中的曹聚仁，几乎与世隔绝（一师校规十分严厉，学生一律住在学校中，假日得有假条，请了假，才可以到街上去，下午八时前必须回校），如何去找新闻呢？曹聚仁便突发奇想，和兰溪的《兰江日报》取得了联络，答应给他们写杭州通讯，不取稿酬，送《兰江日报》一份即可。

曹聚仁就从那份《兰江日报》上找寻金华地区的地方新闻资料，添油加醋，重新写过，投稿给《之江日报》，居然刊载出来，还有了稿费。有几回居然得了一元一条的高酬。这样每月就有四五元的收入作零用，解决了自己的经济困境，也为日后当新闻记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当时曹聚仁只有15岁。当时学生是奉令不许做报馆访员的，好在曹聚仁写的都是钱塘江上游的地方新闻，和学校当局井水不犯河水，没被学校训斥过，包括严厉的夏丏尊师。用当今的话可以说算是曹聚仁在一师时的勤工俭学。

四、爱国情怀

曹聚仁考进一师，如他自己所说“这件事，对于我的一生，关系实在太大，想不到我进的乃是一个造反派的学校，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注定了他走出校门，将来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而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命运。

五四运动狂潮席卷全国，也冲开了杭州贡院前的大门，一师学生便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和革命的主流结合起来了。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卖国丧权，北京各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杭城各校举行了游行。曹聚仁所在那一班被分配到杭州拱宸桥地区（日本人经营拱宸桥租界），曹聚仁做了一件“胆大妄为”的事，带领同学们涌入那些姑娘拉人的茶楼去“抵制日货”“打倒日本鬼子”。曹聚仁生平第一次在茶楼妓院林立的拱宸桥畔，四方桌上公开发表演讲。下面的茶客们窃窃私语，都说学生是吃了老虎胆的人。这是他作为一师学子的一次爱国实际行动。

大潮来临，逆流涌动。浙江省议会对一师进行全面攻击，连累到校长经亨颐，把经亨颐视作洪水猛兽，列举四大罪状：废孔，非孝，公妻，共产。根据议员们所列举的罪状，浙江省当局撤了经校长的职务。因曹聚仁在全校国文会考中得了第一名，学生们公推他写学生自治会宣言进行批驳。

宣言指明“公妻”是希腊哲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主张，柏拉图所说的“公妻”是男女婚姻由国家决定。他讽刺议员们普通的常识都缺乏，用他们自己的肮脏想法污蔑经校长，既无耻又可怜。说到“共产”，他以《礼记·礼运篇》为证，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这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我们所要的共产社会，正合乎孔子的主张。这篇嬉笑怒骂的宣言，刊登在沪杭各大报纸上，把反动派驳得体无完肤。锋芒初露，曹聚仁崭露头角。后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之一（另一人为范尧生）。曹聚仁在“一师”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匹夫自有兴亡责，收拾乾坤在一肩”的职责。

报人作家曹聚仁

一、救亡图存办《涛声》

1931年是曹聚仁落脚上海的第10年，这年他32岁。这年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统治者在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上加紧进行“围剿”。在文化方面，他们禁止出版进步报刊，封闭进步书店，颁布旨在扼杀进步文化的出版法，通缉作家，并将柔石等革命作家逮捕、拘禁甚至秘密处死……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作家无不感到愤恨、苦闷和彷徨，就想自己创办刊物。正如曹聚仁所说的，几个朋友“想写点文章叫喊一番”，这时正好上海群众书局的主人方东亮到暨南大学找曹聚仁，请他编套新文艺选集。曹聚仁等向他提议，结合作选集广告与新书宣传，办一份刊物。1931年8月一种叫《涛声》的刊物就问世了。一开始《涛声》并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也不给什么主义做宣传。

办了一段时期后，曹聚仁等才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信念：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涛声》有一句影响巨大引起当时读者共鸣的话语：“脱下长衫，莫做奴才”，体现出曹聚仁的爱国激情和救亡的焦虑，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警醒和告诫。《涛声》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如周木斋、杨霁云、曹礼吾、石不烂等，鲁迅先生就曾以笔名罗抚为《涛声》供稿，鲁迅先生曾说：“我是喜欢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

但《涛声》出到第42期时就在“一·二八”的炮火中被迫停刊。1932年复刊，但终因“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鲁迅语）”而被国民党以“袒护左翼，诽谤中央”为由叫停。曹聚仁并没有因为《涛声》的停刊而消沉，他仍然昂扬地战斗着。此后，曹聚仁与徐懋庸合办《芒种》半月刊。《芒种》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中较有影响的刊物。

二、主持《正气日报》

1940年，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的蒋经国，在得知曹聚仁先生定居赣州后，“三顾茅庐”请曹聚仁出山，主持《新赣南报》，后创刊时改名《正气日报》。曹聚仁因有20世纪30年代主办《涛声》周刊的经验，又一直与文化、新闻出版界人士交友，如何办报早已驾轻就熟。但曹聚仁还是谦虚地与蒋经国约定“其实聚仁也不一定能办好，既蒙青睐，我可以负责半年。半年后待报纸有起色我就退出”。上任伊始，就建议蒋经国将《新赣南报》更名为《正气日报》：“我以为报纸虽在赣南，但不能局限于赣南，应面向全国。因此要有一个有气魄的报名。”

此言正合蒋经国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心理。曹聚仁大刀阔斧采取一系列的办报措施，如他把原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熟悉印刷业务的徐锡高请来当厂长，更新设备提高印刷质量。请来一些能力强的编辑、记者，又请来知名的作家、学者撰稿。陈望道、李四光、竺可桢等都曾在《正气日报》上发表过作品。他还开办了新闻、图书馆人员培训班，招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报纸培养新生力量。这些措施很快就见到了效应。

《正气日报》和东南一带的著名报纸《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并驾齐驱，由原来日销量三四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连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中共的领导人李富春都有订过《正气日报》，可见其影响不小。半年期满，曹聚仁本准备功成身退，哪知恰在那时，报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他去找蒋经国要求按原先的诺言告退，蒋经国不同意，他只得继续干下去，直到1943年离开赣州。

三、一脚文坛，一脚“报坛”

曹先生在杭州读书期间就开始为报纸投稿，虽然当时仅仅是写点新闻稿赚点生活费，但却为他今后成为知名的报人、作家奠定了基础。到了上海后，他就“一脚踏到文坛，一脚踏到报坛”。

1921年秋天（毕业当年）曹先生就为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副刊撰稿，将自己毕业当年到南京投考东南高师落第、又转到武汉投考武昌高师的一段经历写成了《失望的旅行》，在《觉悟》上连载。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30年中，教书、写稿、当记者，为《北晨》《觉悟》《学灯》《民国日报》《申报·自由谈》等刊物撰稿，文稿不下100万字。在上海活跃的时期，他是与鲁迅有着深交的一位作家。上海鲁迅纪念馆有曹聚仁的专库，可以看出他与鲁迅的亲密关系。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散文为主，《笔端》《文思》《文笔散策》《中国史学》都是那时的作品。

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大江南线》是他对淞沪抗战的战地采访记录，以后到徐州采访台儿庄大战，成为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

1950年至1956年，曹聚仁在相对宽松的中国香港埋头写作，成为他一辈子辛勤劳作的收获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曹聚仁出版的著作竟有20多种：《中国剪影》《到新文艺之路》《乱世哲学》《新事十论》《火网尘痕路》《中国近百年史话》《蒋经国论》《采访外记》《中国剪影》《酒店》《鱼龙集》《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新红学发微》《观变手记》《文坛五十年续集》《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山水·思想·人物》《中国文学概要》《鲁迅评传》《蒋畈六十年》等。这些论著达到了他学术的最高境界，足以让他成为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思想家。曹先生一生留下的著作在4000万字以上，说他是一位著名作家并不为过。

爱国人士曹聚仁

新中国成立后，因曹聚仁的丰富阅历和深厚的人脉关系，用曹聚仁的话说“国共两党中，只要榜上有名的人几乎都认识”，历史的际遇，受爱国心的驱使，曹聚仁充当起大陆与台湾之间沟通的“密使”。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曾先后6次从港澳返回内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也曾与在中国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畅谈”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事宜。

1957年曹聚仁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托，曾“遵命看了一些地方”。到江西庐山，参观河东路180号的美庐（宋美龄曾居住过的地方），曹聚仁拍摄了蒋介石的手迹摩崖石刻“美庐”二字、宋美龄绘制的风景油画、宋美龄用过的钢琴等等。到蒋氏父子的故乡奉化溪口探访。

曹聚仁带着一架120相机（大底片相机），对奉化溪口作了详细观察、拍照。曹聚仁专门拜谒蒋母墓园、毛氏墓地，并且拍了两卷胶片。看到蒋母和毛氏坟墓并没有什么损坏，政府也并不叫人民怎样仇视蒋氏的故居。这些都在曹聚仁先生给台北蒋氏的报告中提及，给蒋氏多少有些安慰。曹聚仁报告送出后不久，台北就有反应，在曹聚仁的记录里写道：7月23日下午接W兄电话：“G公嘱兄耐性，我即来港面谈”（“G公”指蒋经国，“W兄”即蒋经国的特派员王济慈）。但此后终因种种原因海峡两岸间的热线由热转冷并且一度中断，“国共第三次合作”也被无限期搁置。

曹聚仁终老港澳，1972年病逝于中国澳门。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的爱国情怀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曾说：“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他逝世后，周总理为曹聚仁盖棺论定，称曹是“爱国人士”，并亲自为其拟写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之墓。”周总理认为曹聚仁生前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而羁留港澳，未能回到内地，应将其骨灰送到他家乡浙江兰溪安葬，让他落叶归根。尽管还有着各种说法与传言，但曹聚仁“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作为我们杭州师范大学的知名校友是值得我们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