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简介资料_陈望道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时间:2017-03-11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3720 次

陈望道简介资料_陈望道生平介绍_传奇故事

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时为“四大金刚”之一。主持制订《国文教授法大纲》,推动国语改革。1920年“一师风潮”期间在家乡分水塘完成《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并于当年6月加入陈独秀、俞秀松、施存统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后历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创办《太白》杂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在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科学和民主的艰辛历程中,最早用中文全文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陈望道。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7个发起人中,也有陈望道。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陈望道为中国的新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执教生涯

陈望道,原名参一,别名雪帆、晓风,笔名陈佛突、陈雪帆等;1890年出生于浙江义乌,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

早在1907年,17岁的陈望道即随长者在乡间办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他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他几进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委员、校长。

1919年,在一师,陈望道崭露头角,为倡导白话文开展了积极的努力和勇敢的斗争。一师是他倡导新文化的第一个舞台、第一个战场。

经亨颐校长的领导下,史称“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丏尊从改革教材入手,实施了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语文教改。他们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选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作为新教材。在此期间,四人紧密配合,制订了《国文教授法大纲》,选辑了新教材。陈望道参与合编或独编的有《国语法》《注音字母教育法》《新式标点的用法》等教学用书,白话文运动在一师轰轰烈烈、蔚然成风。1919年11月,陈望道在《教育潮》第5期上发表了《新式标点用法》,1920年《学艺》一卷4期上再次发表了《华文点标论第二·点标之类别》,积极提倡新式标点,为推动学校的国语改革,推动白话文运动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他们的语文改革也受到了旧势力的阻挠。浙江省教育厅长指责他们“所选国文讲义,全用白话,弃文言而不授,此乃与师范学校教授国文之要旨未尽符合。而此四人,已系不学无术之辈,所选教材,类杂凑合,未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将使全校师生堕入魔障”,要将此四人解职,接着,教育厅又下令禁止陈望道等指导下的一师学生刊物《浙江新潮》的出版。www.guayunfan.com

在长达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陈望道致力于语文教改。他主张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教育,认为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有其局限性,竭力主张语文教学方法应具有科学性,反对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观念。他的学生倪海曙在《回忆望道先生》中说:“先生讲课,不但概括性强,而且条理清楚。他说话跟他写文章一样,没有多余和重复的话,但是简练朴实的语文中,含蓄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发人深省。听他一次课,总可以思索几天,很有味道。”

陈望道给学生看文稿,极其认真负责,很像是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大夫看病。他谈文章的优缺点,说修改的理由都一律称之为“商量”。他把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所记欧阳修的那句“练习作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作为准则,从不轻易地给别人的文章下结论,也不草率地拿出自己的作品。他的文章写好后总要存放一个时期,反复细看,反复“商量”,反复修改才拿出来,慎重至极。

1920年“一师风潮”后,陈望道被迫离开一师。1931年,他因为保护左派学生而被列入暗害名单,不得已离开了复旦大学。1933年7月到安徽大学任教“文艺理论”,不到半年又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辞职。1940年秋,他为避免汪伪汉奸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从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这时,他和地下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支持和帮助进步学生,积极营救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青年。他还亲自募捐筹款兴建了一座“新闻馆”。“新闻馆”坐落在复旦校园的西北角,成为全校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心。当年陈望道曾与几位进步教授一起邀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北碚北温泉与师生见面。

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回上海,积极配合和支持地下党工作,尽力保护革命师生。面对反动派的不断恐吓威胁,他从不屈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负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工作,团结和组织广大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革命运动,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暗害的黑名单。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

1972年,他以82岁的高龄担任了复旦大学的主要领导,尽管患有多种疾病,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开展工作。根据周总理关于高校科研机构不能随便撤销的指示,他积极恢复了复旦大学的语文研究室。1973年为复旦大学团委、学生会举办的书法展览会题了笔力苍劲的四个大字:“又红又专”,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厚望。

传播真理

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修习文学、哲学,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修习法律,191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得到法学学士学位。留日期间,他就关心政治,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了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苏俄十月革命发生后,他又与日本进步青年河上肇、山川均等一起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课余时间,他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919年底,他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专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4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

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之后,我便没有动摇过。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又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本《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在1920年上半年,一师的部分学生中就流传着《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书影

鲁迅先生对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也倍加赞赏。1920年6月22日,陈望道写信给鲁迅,并将他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寄赠给鲁迅。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赞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他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他还说:“我看望道这个人比那批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这里的“过激主义”就是指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为了答谢陈望道的赠书,鲁迅还把自己编的《域外小说集》一册回赠给陈望道。

在1919—1921年间,陈望道还翻译了《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劳动运动通论》《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劳工问题的由来》等文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1920年春,陈望道应陈独秀的邀请到上海编辑《新青年》,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成员之一。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后,陈望道负责编辑《新青年》,他坚持《新青年》杂志办刊的革命方针,并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战斗友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望道于1921年9月至次年5月担任了中共上海地委书记。1923—1929年间,他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任校长。在此期间,他参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实践,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活动方面,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投身社会

陈望道从来不是一个只会埋头教书或只有理论没有行动的人。早在浙江一师时,就因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而遭到当局的迫害。1920年到上海后,他参加了上海的工人运动。组织了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组织,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校。在20世纪30年代的反文化“围剿”中,他团结在鲁迅先生的周围,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发动了针对国民党“文言复兴运动”的“大众语运动”,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语文政策。

1934年,陈望道创办了《太白》半月刊,与林语堂所创办的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的《论语》《人世间》相抗衡,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取名太白意为提倡“白而又白”“比白话还要白”的大众语。另一方面,“太白”又有“启明星”的意思,寄寓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胜利曙光的含义。《太白》的“掂斤簸两”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几乎每期都有鲁迅的杂文。鲁迅曾表扬这个刊物说:“杂文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严重关头,陈望道敢于站出来组织新军配合主将作战甚为难得。

抗战期间,他积极提倡拉丁文新文字运动,发起和组织了“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等抗日和群众性文字改革组织。1939年11月,陈望道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负责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中国语文展览会”,1947年2月,他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校长,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三、四届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7年秋,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把修订旧《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学术界。总编舒新城先生逝世后,1961年春陈望道接任总编。为了提高编写质量,他提出分科主编负责制的建议,实行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自己不辞辛劳,经常到主要编写人集中办公的浦江饭店督阵,深入到各编写组了解情况,发现问题随时研究解决。经过4年的辛勤劳动,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陈望道为书名题字。未定稿的出版为进一步修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87年底重新搭班,仅以一年时间就修订好了《辞海》。

学术建树

陈望道为建立起现代中国语文的科学体系而辛勤劳动,他呕心沥血、刻苦钻研,同语文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复古主义、崇外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而初步建立了现代中国语文科学体系。

按照在一师定下的倡导白话反对文言的基调,1922年陈望道发表《作文法讲义》,科学地说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在当时的作文法著作中,独具特色。在20世纪20年代任教复旦大学期间,他开设修辞学理论,并编写讲义。1931年被迫离开复旦大学后,他专心研究修辞学,不断修订讲义。他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对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研究,于1932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修辞学发凡》出版后,茅盾第一个打电话向陈望道祝贺。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它以体系严谨、阐述清楚、例证确切、观点鲜明而著称。著作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古今各种修辞现象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同时也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保守复古的偏见,如以为文言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进行了批判,理论联系实际,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陈望道的学生倪海曙说,读了《修辞学发凡》,“至少知道‘修辞’不能简单理解为修饰文辞,‘不是什么挑些好看的字眼来做文章,而是说话和做文章要能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作为表达手段的语文材料,必须与表达对象的题旨情境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

1938年至1941年间,陈望道在语文学术界发动了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文法的研究》等十余篇论文,提出了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建设性意见:“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他把讨论的文章编辑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并于1943年在重庆印行,为汉语文法学史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史书。

1955年10月,陈望道率领上海代表团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修订《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决定大力推广普通话。会上决定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陈望道敏锐地发现这个定义不妥,有逻辑错误。他说“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就等于是北京话,也就没有什么普通话了,给普通话下定义,结果却是取消了普通话。中央听到他的意见后,由胡乔木亲自召集一些老专家召开紧急会议,并根据陈望道的意见将普通话定义改为现在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后来,又加上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陈望道在努力贯彻和实践党的语文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请陈望道等几位知名人士吃饭,陈望道和周谷城分坐在主席左右。席上毛泽东对陈望道说:“陈先生,我最近读了你的《修辞学发凡》,很好。听说你在研究文法,希望你研究下去。目前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这给了陈望道很大的鼓舞,他亲自主持筹建了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探索汉语文的组织规律,发表了《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漫谈〈马氏文通〉》等文章。1972年,他又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论文,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1977年,87岁高龄的陈望道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在国庆3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搜集编纂了《陈望道文集》共厚厚的四卷。1989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望道论语文教育》。

正如夏征农所说的:陈望道是“新文化运动的老战士。从五四运动到他逝世,他一直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行列,对发展我国新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望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不愧是中国新文化的拓荒者,一位为新文化贡献了一生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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